歷史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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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三七開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歷史我們要古為今用，向學生介紹一個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其意可嘉。作者擔心的是，以我們急功近利的心態，可能不會把故事背後復雜的歷史文化現象釐清，而純粹把岳飛當成是一種歌頌「守將」的宣傳，把一個豐富的歷史事件表面化、蒼白化，結果弄到最後，岳飛到底是忠於什麼，誰也搞不清楚。 吳俊剛先生的宏文《不宜輕侮忠義之士》（刊10月23日《聯合早報·言論》版）中所說的「華文報方塊作者」，雖未指名道姓，卻是指區區在下無疑，這里先不打自招。 吳先生要教訓我的是，我們不應該以今天的眼光為忠義之士胡亂安上愚忠的罪名，並加以輕侮。說實在的，這樣的指責我擔當不起。讀者如果曾細讀小文《岳飛》，當可發現，那是莫須有的罪名。我只是想說明，在岳飛的故事中，包含著兩種「忠」的沖突。如果我們要把岳飛的故事拿來當教材，首先就應該釐清這個文化符號背後復雜的歷史文化現象，如此而已。本文旨在進一步闡明這個觀點。 但在進入正題之前，要先把一點想法交代清楚。我們今天大談岳飛是不是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民族英雄，其實是在20世紀民族主義大興後，「民族國家」(nation-state)被當成是人們無可爭議的效忠對象的觀念下的產物。事實上，當「民族」、「國家」的合理性被無限擴大，往往會成為暴力的根源，或者是某些人壓制另一些人的工具。這點，已有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闡述，但由於問題過於復雜，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這里只想說明，我不認為「愛國」就是一種不可質疑的高尚情操，最低限度，我們也該問：愛什麼樣的國？如何愛國？但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暫且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先假定愛國、愛民族是人類倫理道德的最高表現。 誰是黑臉誰是白臉不重要 我以為，我們今天看待歷史，可以有兩種態度，或者說，兩種層次。一是為學問而學問，要設法弄清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純粹就事論事，不含價值判斷，不以今非古。在這個層次上，誰是黑臉誰是白臉並不重要。比如在研究岳飛時，就不必管岳飛秦檜孰忠孰奸，主戰派和主和派，到底誰正義誰邪惡，這樣才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問題，提出引人深思的觀點。如有學者就指出，南宋主和主戰兩派的斗爭，可能隱含了南北兩地士紳階層的利益沖突。這當然是一家之言，我們可以選擇接不接受，但顯而易見，在這個層次上，善惡的問題是很次要的。 當然，不含價值判斷不表示就百分之百的客觀，任何歷史著作都是某個時代的產物，必然要回答那個時代所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僅需要把岳飛本人放到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中考慮，也要把所有關於岳飛的史料做如是處理。吳先生引岳飛的孫子岳珂記載岳飛言行的史料，而不考慮其中是否有對其祖的過份溢美之詞，顯然有違嚴謹的治學之道。 更何況，當吳先生說要把歷史人物放到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中，我還以為吳先生是要提醒我們對歷史人物應該有一「同情的了解」，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吳先生對待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卻和他自己標榜的態度背道而馳。左一句「奸臣」，右一句「內奸」，一味口誅筆伐，使人懷疑吳先生是否真能如斯客觀，真能如他自己所說，要注意歷史人物的時代局限，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 讓歷史人物到我們的時代 其實所謂時代的局限，是我們自己的，而不是古人的局限，因為我們要古人為我們所用，我們就只好把自己的價值觀套到古人頭上，這其實就是第二種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著眼於今天，要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就得讓歷史人物到我們的時代來和我們交流。我們今天談「逃兵」、「守將」，無端端扯上岳飛，正是在做這樣的事。在這個層次，就需要牽涉到價值判斷，以及以今天的標准評價歷史人物。我們常說，對歷史人物的思想言行，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實所謂精華糟粕，完全是我們自己下的定義，因為我們必須考慮，歷史人物的事跡，是不是能夠在今天為我們提供某種積極的意義。 劉子健教授關於岳飛的文章，同時兼顧到這兩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他首先討論岳飛的事件，試圖說明宋高宗是殺岳飛的主謀，秦檜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罪羔羊。他進一步說，岳飛之死，以及他後來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為在古代中國，「忠」主要是指忠君而不是忠於國家民族，岳飛的故事，正是這一類「忠」的典範。當然，劉教授用意不只是為學問而學問。他本人對中國古代的極權專制深惡痛絕，因此提醒現代人在宣揚「忠」的時候，要注意其中不符合現代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別讓它成為灌輸愚忠愚孝的工具。 對愚忠的批判完全一致 至於吳先生所極力推薦的鄧廣銘教授，據我了解，也同時兼顧到這兩種態度。他以大量的史料證明秦檜是主謀，同時岳飛也是一個敢於反對宋高宗意見的將領，所以絕不能算是愚忠，他最後放棄兵權，完全是為了大局著想。從純粹史學研究的角度看，劉鄧二位教授的結論南轅北轍，但如果從評價歷史人物的角度看，他們對於愚忠的批判則是完全一致的。不難想像，如果鄧教授經研究後發現，岳飛的確只對皇帝惟命是從，他才不會理會什麼時代局限，而是馬上對岳飛痛加針貶了。比如鄧教授就面對岳飛鎮壓「農民起義」這個棘手的問題。岳飛鎮壓楊幺等人的軍事活動，如果是在1949年以前，那是完全不存在問題的，可是在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裡，鄧教授就得特地挑出岳飛的這個「罪行」，說岳飛「欠人民血債」，是一個「負有罪咎的人」，所幸岳飛還有破金兵的事跡可以「將功贖罪」。所以鄧教授同樣是以他所處的時代的價值觀去評判岳飛，可是為什麼吳先生對鄧教授如此推崇，而對我輩要求檢視岳飛的故事，看看其中是否含有不適用於今天的，愚忠的成份，就說是一棍打死一個中華民族的英雄人物？ 我們要古為今用，要向學生介紹一個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其意可嘉。我所擔心的是，以我們急功近利的心態，我們會完全不以第一種態度去盡可能把故事背後復雜的歷史文化現象釐清，而是直接以第二種態度，純粹把岳飛當成是一種歌頌「守將」的宣傳，把一個豐富的歷史事件表面化、蒼白化，結果弄到最後，岳飛到底是忠於什麼，誰也搞不清楚。 走筆至此，想到小時候讀岳飛故事時的疑惑：為什麼岳飛要聽皇帝的話，不但自己白白犧牲，還失去收復北方的大好良機？岳飛是不是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忠，辜負了國家民族？ 當時的我會這么問，難道今天的學子就不會？我們要把岳飛的故事當成教材，不可能只告訴學生岳飛是如何威風凜凜大敗金兵，還得告訴他們，岳飛是怎麼死的。到時，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得面對岳飛到底是忠於什麼的問題，那我們是應該仔細向學生解釋兩種忠的不同，還是大喝一聲：「我說岳飛忠就是忠，你多問什麼？竟敢如此輕侮忠義之士，也不去照照鏡子！」
『叄』 歷史的情感為什麼只有哀傷
因為你看到的只有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