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
转自知乎网友的回答
汤因比说中国文明将统一全球，你怎么看？
作者 星雨禾田
在微信输入“汤因比 中国文明”能搜到上千篇文章，标题大同小异，大都是说中国文明将统一全球，将照亮21世纪。
据网络：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中国在历史与未来的作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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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这么说，你怎么看？关于统一全球，我的见解与汤因比不同，当然，也仅仅是见解，都说集思广益，那么我的见解也许会得到你的错爱而纳入见解集作为参考之一。
在我看来，在强大外力下，全球才有统一的可能。比如外星人来了，那么全球可能在五年内统一为一国。否则，离心力与凝聚力相持，是不可能统一的。除非出现超级领袖，即使这样，也迟早会再分裂。
但是，不必因此悲伤，不能蛮硬统一，但还可以多样共存。
CDEFG这么多事物，如果合并成了事物B，则虽然存在了一个大事物B，但也同时损失了多个小事物。只要这些小事物不互相残杀，和平友好多样共存，则不仅这些小事物能继续存在，还能存在一个高一级别的事物A，它有着公民CDEFG。
因此，几百个国家未能统一为一个国家，这没啥好遗憾的，如果这几百个国家能和平友好多样共存而作为一个高一级别的“国上星河”的公民，不也是一种秩序吗？
诚然，如今的联合国，它还不算“国上星河”。
当然，这仅仅笔者的见解而已，作为一种见解，它也可以具体一些的。
一、国家属于人还是人属于国家？
在过去，儿子是属于父亲的，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但是现在，儿子与父亲是平等的。
在过去，人是属于国家的，忠君报国。但是现在，人作为公民有着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因此，国家或可以公司化，虽是超级垄断公司，但公民应该拥有股份。如果一个人从C国移民到D国，则相当于卖出对C国的股份，而买进对D国的股份，这种国籍股的买卖自由将造成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各国的股价因买进多而上涨，因卖出多而下跌，所以要好好经营了，要进出平衡，要留得住公民则国家升值。
而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选择国家。这样国家将特色化，要建个性的国家，特色的国家。而人呢？也将找到自己的类聚，能寻找最适于自己的国家，在和自己有着共同选择的人们一起生活，有多大的脚就有多大的鞋。
这种国籍股的买卖自由可以由少数国家先发起，相当于WTO，可以称为WCO（World citizenship Organization）。
这样，国家实际上变成了闰家，是真正开放的。一个国家里可能有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人。而一个民族的人也可能分散于各个国家。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他是华人，你可以猜测他的样子，而他如果说自己是中国人，则他的肤色就不确定了。
那时与国家相对的是民族，民族的人口虽分散但还可因民族文化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里的公民虽然其民族成份千百种之多，但国家因其领土其制度其模式其特色而成为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是自由竞争的，民族与民族也是自由竞争的，哲学与宗教里的流派也是自由竞争的。
国家或将成为一个服务性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特例。人是消费者，是国家的战略资源，但不是国家的奴隶。即使是政府官员也是自由的，卖的是专业，只是作为一份工作而已。当然，在全球几百个国家都需要树立自己的特色的时候，皇帝制也许也算一份特色哦。
二、“国上星河”怎么产生呢？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年轻，而他们不能再参加竞选时，其实经验、能力都比刚上任时已提高了不少。像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这样的60后领导人还有很多，但马上就要退休了。人的寿命却越来越长，他们要的不是退休而是升迁，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所以，这样的人才或聚在一起，成立一个俱乐部。起初类似于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罗马俱乐部。
这俱乐部提供参谋服务，不为个人参谋，不为企业参谋，只为国家参谋。那些小国，那些遇到了问题的国家，就可能购买这个俱乐部的服务。国家和制度是可以设计的，那些国家向俱乐部购买私人定制的设计。
这样俱乐部或可以做大，因为其成员来自于全球各国，更具有国际眼光，而且里面也有投票，类似于非盈利组织NGO。这俱乐部就是一个特别的服务性公司，服务对象是各个国家。是收费的，但也还可能得到个人或企业的捐助。
在国际法的立法更新方面，俱乐部可以做为参谋。也为一些国际会议做参谋，促进一些国际合作，斡旋一些国际冲突。
武力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还可能保留一定武力。而如果有一个组织能够提供解决冲突的服务，有完善而公正的国际法庭，同时有了国际武力来有效执法的时候，则各国只保留少量武力就够了。
当这个俱乐部做大，可以租地，可以招聘士兵组织国际武力，而成立世界和平组织WPO。加入这个组织的国家，则相当于选择该组织对国际冲突的调解服务，则把原本的军费开支，变成一种服务费，交给这个组织，养活这个组织。
这个世界和平组织，用国际武力对国际法执法。维持各国不发生武力冲突，在发生武力冲突时，能有效地制止冲突，能保障和促进让多数国际冲突在自己投了票的国际法，在自己交了服务费的国际法庭上解决。
当这个俱乐部能提供国际法的立法与司法服务时，能用武力保障国际法的时候，就可以称为“国上星河”了。有了立法和司法，或还需要一个象征性的行政部门，甚至为全球在可能存在的外星人面前选一个象征性的星球元首。这时“国上星河”就是以国家为公民的“国上国”了。
她在自愿地基础上慢慢形成，也属于服务性企业。
蛮硬统一打造的秩序不是稳定的，埋藏着分裂的隐患。建立在自愿、理性、个性基础上的国际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多样共存也是一种秩序。
目前的联合国有可能向“国上星河”发展吗？这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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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笔者的见解，与汤因比的见解不同之处在于对秩序的理解，笔者认为，多样共存或比全球一统是更好的秩序。生物是多样的，民族是多样的，商品是多样的，文化是多样的，人也是多样的，国家和文明难道不应是多样的吗？全球统一为一国未必是理想的，全球统一为一种文明也未必是理想的。
而多样性一旦出现就可能越来越多样，中华文明的地位其实将被稀释，历史上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额，在未来有可能占不到十分之一。汤因比说，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笔者认为这种产物这种新文化是可能出现的，但出现之后不过是诸文化并存的又一样而已。
② 汤因比 历史研究
汤因比(188—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③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哪个版本好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郭小凌、王晥 译
④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共有几本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专来最伟属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由于他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⑤ 找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 英文版
以前有卖过1卷版插图本。12卷全本似乎国内没有翻译的样子.
http://lib.verycd.com/2005/11/17/0000075320.html
有个1卷版pdf的Emule下载连接（需要下载p2p软件）
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据 魏良弢 文，这个翻译版本有一些小错误，参看我的“参考资料”link.
我个人在数年以前看过这个版本，觉得还是不错的。大约是缩略版的问题，有些论题没有展开。
另外 魏 文亦提到有这个版本：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关于这个版本的介绍是：
“《历史研究》多卷本原版，卷帙浩繁，非专业人员难以卒读，不便流传。当它第1至6卷出版后，索麦维尔即为之节录，得到汤因比的赞许，并为弁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及《历史研究》第7至10卷问世后，索麦维尔再为之节录，汤因比再次为写序，指出这个节本的好处：‘原著的某些勇敢的读者也可以使用节本来帮助他们回忆全书的一般论点和结构。……我认为索麦维尔先生的最精巧的作品乃是他的节本后面的关于全书十卷的摘要部分。’这个节本已由曹未风先生等翻译为汉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但我估计网上是不大可能有的，去图书馆看看吧……
可惜google print没有中文图书馆检索，不知道有没有类似服务？英文版由于版权问题，可能也很难在网上找到
参考资料：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58557&forumid=0
⑥ 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txt版本
我最近也想看看这本书，你找到了真正的这本书的txt么？
给发送至[email protected]
无比感激！
⑦ 为什么说世间已无汤因比，有人看过他12卷的《历史研究》吗
史学家汤因比虽然已经驾鹤西归，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个标题，来表我在重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次是新版的修订插图本——之后的感慨。 与斯宾格勒写作《西文的没落》的效果相同，欧洲史学家反思世界的历史，从而抛弃欧洲从中心论的思想在汤因比的这部著作中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必须抛弃自己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已为当今的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但似乎这场角斗并没有结束，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弗克的《白银资本》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的是好莱坞电影、麦当和互联网上99%以上的英语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关于西文话语霸权和文化样化的声音的此起彼伏。 汤因比虽然驾鹤西归（不知他是否如对池田大作表达的他的幻想那样，转世到了新疆），但汤因比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汤因比似乎终于接受了克罗，这似乎在本书早期的版本中并不明显。“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他对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如此深恶痛绝，以致表示“这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反应之一”。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们的历史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产生历史书的创作欲时，是出于“把一种当代经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关于某种恰成反差的历史境况的知相对照”的。 汤因比显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对兰克的批判和对卡尔观点的引述，他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审视都随着他本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而调整”，都表明他已认可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人们往往将其归入“思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征及规律，但在该书中，汤因比却把他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置于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基础上。其实，过去人们对历史哲学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因为汤因比的“宏观叙事”自问世以后便频遭批评，说其中充满事实错误，如一盘散沙，像大卸货等等，于是他在本书中讥笑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世界史纲》的批评，说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因此，他必然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历史思想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是绝对的。”他还及时地向我们出示了三幅图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题，刚果艺术家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兰艺术家表现的是一个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国人表的当然是类似送子观音那样的抱着乖乖宝贝的圣母玛利亚。 直到现在为止，许多骂汤因比的人并没有去读汤因比；许多人无法回答汤因比提出的问题，硬着头皮去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还认为只要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批判用就可以重现客观的历史过去（即兰克派的主张），而不知道没有思就没有历史学。其实，做出一部通史并不难，难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独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满足于做“事实”的巨人，理论（思想）的矮子。 汤因比留下的遗产远不止此。 我们曾经习惯于做走两个极端的历史学家：一个是为虚假的、狂热的、大规模的运动烘云托月——譬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法西斯史”——这日渐为人不齿，但还是有时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个是日渐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冷冰冰地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好像解剖医生面对着尸体，或者生物学家望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仿佛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殿堂，或者逃避现实。但汤因比并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否与他对宗教的情感有关，但至少与他研究历史的“现实需要”目的有关——“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他把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珍爱”：“没有爱的火焰，人类社会团方面出现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为一体。”因此，他才去探讨一个又一个文明兴衰的过程及其动因，才去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长。也许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纪》一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表露得更为强烈，但这的确是史学家应有的终极关怀。 我们在“制造”新的一代史学家的时候，往往忽略这种情感教育，因为我们自己往往就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研究历史——我们是为一个饭碗、为无穷无尽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点，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还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我们虽然意识到，但却很难在教育实践中落实爱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个人摒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学子许多真实的（也许还有不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发现这没有用，他们要相反更讨厌历史，因为这里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现实。往往是在他们有了思想之后，才感到历史的厚重，回来重温历史（看看那些现在热衷于写历史的文学家）；或者是径直闹出一些历史笑话，譬如说中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是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云云。如果我们不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和人类情感、而是把记忆多少历史事实（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当作强化历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们的笑话还会继续闹下去。 世间已无汤因比，但汤因比的时代还在，他的思想遗产还在。
⑧ 谁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中文版和英文版
不好意思我没有！
⑨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普通人能看懂吗
历史研究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创刊。毛泽东为该刊提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直接领导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组建工作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历任主编有尹达、黎澍、庞朴、徐宗勉，现任主编是田居俭，副主编阮芳纪。1979年起为双月刊。
《历史研究》主要刊载史学界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史，史学著作评介并发表重要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及其研究、考证、介绍，设有读史札记和史坛信息等栏目。该刊提倡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倡实事求是、各抒己见，并就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编辑部与东欧、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许多优秀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介绍到国外。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
2、《历史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3《历史研究》的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定位与趋势分析：
《历史研究》，双月刊 ，逢15日出版，大16开本，每期192页，约30万字，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其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具体工作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该期刊的历史可谓悠久，它与1954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史学期刊。期刊的办刊指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
为了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几乎每一期中《历史研究》都邀请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对这个领域内百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未来的反战做出预测和展望。这些文章，可谓是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至于和时事的联系方面，在到一些重要的周年或者大事发生的时候，论文就会加倍加速的产生。例如：1997年设香港历史研究专题；1999年设澳门研究专题；01年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专题等。
而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和史学动态，在这个期刊中也有所关注，例如01年第四期的《走马楼吴简研究》，00年的《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等。
而从10多年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人口问题、对外关系和海外中国学的介绍等开始发热，生态史等领域也开始有所展开，这就可以看出史学研究的范围是不断地在扩展，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最后这本期刊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首先综合性压过了具体性，导致了专题研究不足；其次和国外的最新史学动态联系还不是太紧密，中国史部分比重过于庞大，导致世界史研究的领域所收录的文章所占比例过小；再次，虽然本期刊是史学界的最好刊物之一，但是论文学术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可以说有些低劣；最后关于一些史学界的禁区的研究几乎是没有收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