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否认侵华历史
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不承认其侵略历史？
(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
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二)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三)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四)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Ⅱ 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原因及实质
1。不想对受害国赠偿战争损失。2。日本发动的战争在国际上带来了很大的名誉损失，为了名誉，日本不肯承认。3。日本一直想发展本国的军事，如果承认侵略，军队发展一定会国际限制。
Ⅲ 日本为什么不承认侵略历史
日本有神道教的信仰，神道教信仰天皇为现人神，历代战死的士兵武将都是神仙，靖国神社里祭祀的都是为日本民族献身，保卫日本武运长久的神仙。日本人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不承认侵华，大致上类似于中国人不会承认关羽夺了孙权的荆州，岳飞镇压杨幺起义，诸葛亮侵略曹魏，因为历代中国人都建造祠堂，祭拜他们是神灵，所以不允许亵渎神灵。神道教教义不同于基督教，基督教要人们反省罪恶，天堂永生，所以德国人承认侵略，为的是赎罪，日本人不承认侵略的。
第二点，侵华是污点，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说本国是侵略者的。
Ⅳ 二战后日本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史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日子，它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路线的彻底溃败，标志着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众多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仅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就给中国造成了3500万人的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不过，统计数字再精确也很难完整、全面地反映日本侵略给中国、给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全部损失。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罪行，和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黑色记录；比赛杀人的游戏、用活人作试验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强征“慰安妇”、“三光”政策……这些“野蛮人的行径”给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留下了无法愈合的记忆伤痕，并时刻提醒着我们珍视和平、远离战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政府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我们纪念“8·15”，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使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放眼世界，记录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安妮日记》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许多外国政要的到访地……曾经惨痛的战争记忆，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比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发展良机。但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却偏偏患上了历史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他们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践踏国际秩序，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
从抛出“侵略未定义”论，到挑战“村山谈话”；从身穿作战服登上编号“731”战机，到宣称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自豪；从悍然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到对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提出质疑；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否定历史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军国主义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忧心忡忡地说：“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开启了通往战争之路。”英国《金融时报》更发出警示：“又有一个国家宣告准备在必要时发动战争了。”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省思，开创光明美好的未来。然而，日本社会却在刻意回避“8·15”，在日本政府的正式称谓中，8月15日不是“战败日”，更不是“无条件投降日”，而是“追悼战殁者、祈念和平日”，故意模糊日本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战争应负的责任，试图以此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和摆脱罪恶的历史包袱。年复一年的“8·15”，日本领导人都不忘祈念“和平”，但同时不忘以各种方式上演“拜鬼招魂”闹剧。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忘记历史的人注定重蹈覆辙。每个日本人都应该重新追问一下自己，“8·15”究竟意味着什么？
70年过去了，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今日中国，从历史的伤痛中已经汲取奋进的力量；今日世界，和平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已不可阻挡。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Ⅳ 日本为什么死活不承认侵略历史
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不承认其侵略历史？
(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
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二)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三)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四)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
Ⅵ 二战后日本否认侵华史实,原因何在
大的地方日本是不至于否认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日军暴行方面进行否认。
一是因为美国的庇护，二是因为真正战犯天皇没有被惩处。三是和平宪法造成的逆反作用
一：美国本身就没有对日本做战争清算，战争审判也尽力为日本开脱，因为美国在战后把日本视为亚洲大本营，日本是美国击败的，所以日本只服美国，美国不追究，自然日本人民就没有反省的动力。
二：虽然日本政体是君主立宪，但在二战时和现在是有很大不同的，天皇仍然拥有最高权力，并且有权利罢免首相。所以天皇才是头号战犯，但美国为了促成日本投降，使得改变了原先要追究天皇责任的立场，改为不罢黜天皇。军官，士兵，都是听上级命令行事，最高的上级没被惩处，自然下面的人不会有反省意识。
三：日本战后被美国加上和平宪法，放弃军队，宣布永不再战，并且背上了战败国法令。所以日本的国家功能是不完整的，而日本又是一个经济大国，一个世界第二强的经济大国却不允许拥有军队，这使得日本民众心理非常矛盾，使得右翼的煽动会非常有效。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有强大的军队呢，这样日本民众就容易去怀念二战时的日本军队。
Ⅶ 日本为什么否认侵略历史
这与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对日政策直接有关。尽管“远东法庭”宣判日本是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处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但美国出于遏制世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去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理和彻底铲除日本产生军国主义的社会相思想基础，反而释放了一大批甲级战犯，让他们充当美国反共战略的急先锋。
同时，日本国内的“皇权思想”根深蒂固，“日本是优秀民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思想的重要部分，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在美国的纵容下，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战犯和政客走上日本的政治舞台，有的成为国家领导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以及佐藤荣作。试想，这些人怎么会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呢？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以“皇权思想”为根基的国粹主义和“优秀民族”论更加泛滥，日本政客多次话中有话地自诩日本是优越民族，声称“日本的资金能主宰世界”，认为日本应当放下包袱，堂堂正正地作一个没有负罪感的“普通国家”。
现在，日本又走到历史的岔路口。日本正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并多次宣称“要为亚洲和世界多做贡献”。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希望日本能记取历史的教训，以和平国家的姿态在非军事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今年日本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对过去侵略战争表现出的错误认识以及一批美化侵略战争的顽固分子在日本政坛的出现，则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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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日本为什么不承认侵华历史呢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周年之际，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如何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如何以史为鉴，选择今后的道路，这是亚洲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但是，日本的所做所为却令亚洲入民失望。以部分国会议员为首的日本政客一再否认侵略战争，开脱其历史罪责。近年来，这些议员结成各种团体，以各种形式宣扬过去的战争是“为了自卫而迫不得已”，“要让后人知道，日本不是侵略国家”。8月10日，以众议员原田宪为首的“靖国关系三协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此书颠倒历史，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鸣冤叫屈。令人震惊的是，执笔者竞是12名大学教授。他们在有600名国会议员和学者出席的“出版纪念会”上说：“村山内阁承认‘侵略’是错误的”，“靖国神社的英灵不会安息”。日本政坛上这股美化侵略的势力能量很大，动辄掀风起浪，施加压力，其中主要成员岛村宜伸当上文相后，竟不顾国际舆论，公然在亚洲人民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关键时刻，发表否认战争的“狂言”，其讲话得到了奥野诚亮等一批右翼议员的同情和支持。现在，这股势力非但没有减弱，又有增强之势。一些未经历战争的年轻议员受其影响和熏染，对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糊涂，有人甚至说：“战争结束已经50年，日本也是受害者，所以没有必要再道歉。”
由于战后自民党政权始终拒绝在教科书中写入侵略的事实等原因，相当多的日本国民对战争认识十分模糊，许多战争遗族至今仍认为自己的亲属是“为国捐躯”、“为天皇而战”，而多数年轻人则抱着“过去的历史与我无关”的态度，。特别是今年日本一系列纪念活动更给日本国民种下了“日本才是战争受害者”的思想种子。所以，日本国民中对于过去那场侵略战争的负罪感和加害者意识已日趋淡薄。
诚然，正确认识战争的在日本也大有人在，但他们并不代表日本社会的主流。他们的活动往往只是民间自发的，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甚至还要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拒不承认其战争罪行，一再否认其侵略历史？
应该说，这与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对日政策直接有关。尽管“远东法庭”宣判日本是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处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但美国出于遏制世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去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理和彻底铲除日本产生军国主义的社会相思想基础，反而释放了一大批甲级战犯，让他们充当美国反共战略的急先锋。
同时，日本国内的“皇权思想”根深蒂固，“日本是优秀民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思想的重要部分，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在美国的纵容下，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战犯和政客走上日本的政治舞台，有的成为国家领导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以及佐藤荣作。试想，这些人怎么会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呢？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以“皇权思想”为根基的国粹主义和“优秀民族”论更加泛滥，日本政客多次话中有话地自诩日本是优越民族，声称“日本的资金能主宰世界”，认为日本应当放下包袱，堂堂正正地作一个没有负罪感的“普通国家”。
现在，日本又走到历史的岔路口。日本正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并多次宣称“要为亚洲和世界多做贡献”。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希望日本能记取历史的教训，以和平国家的姿态在非军事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今年日本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对过去侵略战争表现出的错误认识以及一批美化侵略战争的顽固分子在日本政坛的出现，则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Ⅸ 日本有哪些否认历史的事件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有民间团体将其称为“凶化书”(与“教科书”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纵观该教科书的内容，“凶化”可谓恰如其分。根据这次曝光的送
审本内容，其“凶化”程度变本加厉，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事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
教科书内容曝光之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韩国已经掀起了批判浪潮。至于送审本为何曝光，有一种说法是编撰会故意泄露出来的，因为送审教科书泄露是史无前例的，将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应，反而会扩大编撰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达到推广自己教科书的目的。而编撰会和一些右翼媒体则指责左翼人士和民间进步团体泄露了样本，是为了阻止该教科书获得审定通过。
从新送审本的内容来看，该历史教科书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而且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教科书还一如既往地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而且将这种仇视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
对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举动，一些日本人往往说这是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这样的教科书，如果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显然表明日本政府对这种言论的赞成，也必然会引起受害国的抗议。
2001年版教科书审定时，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未改变美化侵略战争的本质。日本文部科学省如何制定审定意见，正式上市的版本将是一个如何的面目，人们正拭目以待。
教科书内容解读
提前曝光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抗日战争研究》(北京)执行主编、抗战史研究专家荣维木先生。以下是日本2001年版历史教科书(简称“2001版”)及2005年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送审本(简称“送审本”)中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描述以及荣维木先生对于相关史实的阐述。
掩盖灭亡中国图谋完全推卸战争责任
1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原因
2001版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
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荣维木：甲午战争源于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制定的大陆政策提出的利益线问题，将领土扩张的矛头直接对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在此政策思想指导下，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赔偿白银两亿两，割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同时出兵侵略朝鲜，试图一并吞并辽东半岛，但遭到俄德法国干涉，最后由清政府出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2 关于“二十一条”
2001版称：“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
送审本使用了“要求”一词，删掉了强迫性含义和英美抗议的内容，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荣维木：1915年，日本以武力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排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势力独霸中国。袁世凯为取得日本支持，基本答应了二十一条请求。
3 关于“九一八”事变
2001版说：“关东军炸死满洲军阀张作霖后，希望加强对满洲的控制，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
送审本变成了：“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删除了。
荣维木：1927年春，日本爆发了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急欲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日本意图进一步夺取中国东北，由此引发了“九一八”事变。
4 关于卢沟桥事变
2001版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
送审本强调：“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荣维木：事实上，丰台的日军为非法驻军，中国守军当然要卫护领土，在1937年7月7日之前，日本军队也曾开过枪；而且到目前也没有史实证明中国士兵首先开枪。
5 关于西安事变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送审本比2001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其中说：“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
荣维木：1936年12月，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实上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情况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初步建立。
对外侵略不称“侵略”极力强调日本损失
A 关于对外发动战争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惟一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B 关于南京大屠杀
2001版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文后又以稍小字体介绍：“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大折扣。
送审本将括号中那句话删除，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荣维木：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日军攻陷南京城，对南京市民犯下滔天罪行。“二战”后东京法庭已经认定日本的犯罪事实，当时说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事实上学者的研究是30万以上；后来，也有很多资料史证证明南京大屠杀日军的暴行。
C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等大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认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D 关于日本的战争损失
2001版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但是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
送审本不再提受害国的损失，而是单纯强调日本的损失，并且将日本的损失与“两大极权主义的牺牲者并列”，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对东京等多数城市进行不加区别地空袭，并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而且，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E 关于日本的战争罪行
2001版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干了坏事，也不过彼此彼此。
送审本仅仅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没有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
Ⅹ 为何日本不承认侵华历史
现在承认这历史的还算小数，同时，不承认的也是小数，真正的多数是不愿意面对这段历史。
从日本历史来看，他一直都是我国的附属国或朝拜国，深受我国文化影响，以我国为师。自从他明治维新后，他的国力才上来，他唯一能称道的就是那段侵略的 历史。日俄战争中，在中国国土上打败俄国。在日中战争中，占领了半个中国长达8年（东北和台湾就更久）。日美战争中，在珍珠港，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打沉。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国家，世界上又有几个呢！？
这本该是值得夸耀的历史，偏偏又是耻辱的侵略史。你叫日本人如何承认了？！既然不能承认，又无法否认，所以大多日本人选择逃避。
从一个家庭来讲。一个儿女或孙子，对父亲和祖父都是赞扬多的，绝对不会提父辈或祖父辈的不是的。可在日本，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就偏偏做下了，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例如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儿女，不说自己的（祖）父亲慈祥，而说自己的（祖）父亲奸淫掳掠打砸抢烧，试问哪个做儿女的会这样说？！可偏偏这些又是事实，在其他国家都有铁证，抵赖都抵赖不了。
所以他们不承认和承认的都是少数，真正多数的，是在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