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暑期衔接
一、传统文化归因论：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是不同社会主体参与、认可、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程度，包括政府部门举办职业教育的意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热情，职业教育管理者和职业学校的教师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其中，学生、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的集中体现，也是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基础，是衡量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晴雨表和试金石。今天，职业学校正在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无奈选择”，职业教育正在沦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为何对公众失去吸引力了呢？
有人认为，造成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原因包括社会主导价值观与民众心理的负面影响、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功能和角色弱化、以及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对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限制等因素。其中，传统职业观念和知识观念形成的文化惯性是时下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1]
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没有达到理想的应然状态，“首先是与我国伦理性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官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2]
也有人在分析了中职免费政策对农民教育投资偏好的影响后认为，免费政策的刺激作用只具有短期效应，难以转化为农户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内生性投资需求，因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是农户不喜欢职业教育的根本原因。该研究者断言“从学术史上来讲，几乎没有任何研究会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人们鄙视职业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据此认为，要在长期内促使农户形成一个稳定的对于中职教的投资偏好，需要利用正规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3]
还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文化对人们选择学校类型和职业类型构成了极强的思维定势，影响教育吸引力的提升。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原因的分析上，应当“深入到文化层面，培养合乎时代精神的职业教育新理念以及合乎国情的职业教育文化”。[4]
上述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或者“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视为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原因。这种研究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视角，笔者称之为传统文化归因论。在传统文化归因论看来，传统文化是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成因、决定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根本原因；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最根本的是进行观念的转变，文化的改造[①]。
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就这样成为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二、传统文化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决定因素吗
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对于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传统文化归因论找准原因了吗？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5]依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或者决定因素，甚至根本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归因论不能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曾经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下滑—稳步发展”的曲折过程，职业教育曾经是有吸引力的。在笔者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能上中专和技校还是很大的光荣。据统计，1990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即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所谓“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文化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去决定，当年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其次，传统文化归因论已被连年高烧不退的“艺考热”所证伪。本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美人迟暮，魅力不在，而同期的艺术教育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仅以南京艺术学院为例，2007年该校电影影视学院四个专业招生，报名人数达到7000多人，其中播音主持专业招生30人，有2000多人报名。考生人数如此急剧增加，甚至招办主任都始料未及。[6]在传统中国社会演员地位低贱，有所谓下九流和五子等说法。然而，近乎疯狂的“艺考热”背后，哪里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归因论得不到我国教育发展史的验证。
可见，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上，传统文化决定论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社会变迁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7]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情感与意愿、认可与接受，不是由所谓的文化意识、哲学观念所决定，只能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只能由物质性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上的传统文化归因论，套用朱学勤的说法，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三、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经济学透视
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指出，人们用有限的积蓄，甚至不惜举债筹款来支付教育费用，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将来获得金钱和非金钱的汇报。[8]公众对受教育水平的追逐和教育类型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不言而喻，教育在现阶段还不是纯粹的消费型商品，它是需要国家和个人投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教育的投入是有回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即包括经济收益也包括非经济的收益。教育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就是教育的效益。就个体而言，教育能够带来收益，受教育程度与其收益成正相关关系，这已被国内外诸多实证研究所证明。研究发现，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每一年正规教育使人的平均工资增加10%左右。[9]在中国，农民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所得工资收入也就越高。[10]在影响居民收入的十个因素中，教育的权重变化仅次于地区和职业因素，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上升。[11]社会经验观察也可以发现，接受教育是中国的低收入居民实现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最主要依赖方式。教育是抛开家庭背景实现人们就业理想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被相对平等利用的途径。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文凭，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然而，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效益现实，使人们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方面，中职学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中，高职院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没有个人成本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职业教育收益偏低，体现在：
（1）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工资收入低。教育部的抽样调查显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起薪有1/4不足1000元，有45%的学生处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24%的学生达到1500元至2000元，2000元以上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工业化程度最高最快的上海，80 %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2009年初次就业工资也只是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徘徊，与上海市同期1120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相差无几。[12]不仅如此，接受职高、中专教育的群体平均收入是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群体平均收入的79.76%，大大低于同层次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群体的平均收入。[13]
（2）就业质量低，权益得不到保障。技术工人身份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健康安全、人格尊严、休假、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政治参与、民主选举、话语等方面的权利和待遇，都和“干部”、“白领”存在明显差距，一旦成为技术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下难以体面劳动尊严生活。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到本田、现代等相关企业的“加薪门”，彰显出“权益荒”的“技工荒”实质。
（3）发展空间受限，未来收益低。一方面，目前沟通普职教育的立交桥以及衔接中高职教育的直通车并不通畅，职业教育极易成为终结性教育，满足不了学生追求更高文凭获取更高收益的愿望。另一方面，眼下歧视性的就业制度安排导致职业不平等，技术工人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尽管蓝领工人有机会、有可能转变为白领职业，但是，他们只占小部分，初职为蓝领职业的调查对象流向白领职业的比例仍然比较低。[14]目前，我国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最大的不平等，许多政策和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蓝领劣势群体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劣势。[②]
技术工人收入低的状况，源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由于分配调整过程中非劳动要素剥削劳动要素的存在，以及政府部门片面追求“发展”效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逐步向资本、企业和政府倾斜，形成了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15] 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且降幅近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增加到29.6%。劳动和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被稀释，造成了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局面。
投入高，回报低，直接导致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个人效益低下。由此，便不难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职教育之所以门庭若市，就在于能够满足毕业生高工资就业的需要，“艺考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就在于演艺界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已然成为新社会阶层。当下，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就在于其个人效益低下，公众通过职业教育所获取的收益有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接受职业教育难以获得应有的经济资本、更高的社会资本以及较高的文化资本。[16]远离职业教育，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理性选择。
⑵ 北方考不过南方，明朝为什么要压制南方进士数量
对于明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笼络读书人的需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衔接为学与从政两端。如果单纯看考试结果，而致使北方诸省的士子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使得他们不能被笼络进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之内，明王朝就可能丧失掉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这样的政治代价是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保障北方士子参与王朝政治的机会。
其次，科举取士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古代的应试教育，难免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南方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朱元璋自己就对这些进士不怎么待见“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朱元璋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几年了。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
⑶ 大学生为什么要培养创新创业精神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走偏了吗？
——对话东北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占仁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近年来，国务院和教育部颁布了多部创新创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逐步明确“面向全体”“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普及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进入了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深入推进阶段。
创新创业人才是否能够培养出来？我国当前的创新创业教育面临哪些困境？如何化解这些困境？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东北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占仁教授。
创新创业人才能否批量“生产”
记者：创新创业是面对未来不确定情景的选择和行为，创新创业人才是否可以教育出来甚至批量“生产”？
王占仁：这实际上就是创新创业是否可教的问题。在西方，创新创业教育兴起之初，人们追问的也是这个问题。1947年，美国兴起创业教育，哈佛大学成立了一个创业历史研究所，创办了一份关于创业历史的期刊，这个研究所和期刊的领导人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他们集中研究创业者的特质，开展特质因素理论指导下的创业教育研究。他们经过了20年的研究，刊物停办了、研究所也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创业者之间的区别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区别还要大，不能找一个模子，把它浇灌下去，出来就是创业者。
记者：既然不可能批量“生产”，创新创业教育为何还要全面推进、面向全体呢？
王占仁：是否可教和能否批量“生产”是两回事。西方学者认识到研究创业者这个思路不可取，就逐渐由特质因素理论转到创业过程理论。什么叫创业过程理论，就是原来他们认为创业者是不可教的，现在发现创业者既然千差万别，还不如对所有人都进行创业过程的教育。比如说一个创新的点子怎么成为创意，创意怎么转化为商机，商机怎么变为实体，实体怎么上市，创业公司怎么出手、怎么盈利等等，把整个创业的过程描述出来。从创业特质论到创业过程论，给大家的启示就是创业是可教的。有的可以教中学，有的可以做中学，两相结合，就可以实现创业教育的目标。
记者：创新和创业是什么关系？如何认定培养出来的就是创业人才？
王占仁：2010年，国家在文件中使用“创新创业教育”这个概念，其实是内在规定了创新的应用属性，是指向创业的创新，强调了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商业化。在“创业”前面加上“创新”二字，其实是全面统领了创业的方向性，意在强调以创新成果去创业，鼓励和支持创新者去创业，而且是创新型创业、机会型创业、高增长的创业，提高了创业的层次和水平。从广义上看，创新与创业是“双生关系”，虽然创业不是创新，创新也不是创业，创业不一定涉及创新，创新也不一定涉及创业，但是成功的创业离不开创新，成功的创新也往往在创业过程中产生。而且，广义的创业不只是建立新企业，它兼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上的创业也突破了“创业就是创建新企业”的狭义范围，将“内创业”和“社会创业”也纳入创业研究领域。所以，“创业型”人才不是特指企业家，而特指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气质的人。这是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重要依据。
“学而优则仕”观念制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记者：您认为目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王占仁：首先是育人合力尚未形成。高校创业教育各有优势、各有特色，遇到的瓶颈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学生自主创业意愿不强，创业项目的转化落地率较低，创业教育的“锦标观念”突出，功利色彩较浓；一些学校由于学校学科力量较弱，缺乏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提升，缺少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材编写困难重重，无法吸引优质社会资源与学生创业项目的有效对接。
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业教育的氛围刚刚形成，全国各地区的成功案例及典型经验尚未形成和推广，各省对于扶持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平台建设和政策支持也处在逐步确定的阶段，尚未在行业内或区域内形成资源互补和良性互动，无法形成发展的合力。其次，运行机制尚未成熟。由于尚未进行制度层面的整体设计，高校对于开展创业教育工作的认知程度和执行力度也不尽相同。大部分高校还未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领导协调、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正在磨合中。另外，学科体系亟待建立。
记者：这些问题反映出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接下来应该如何完善？
王占仁：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体制机制、师资队伍、社会资源等多个因素作为支撑保障。
首先是成立大学生创业教育专门机构，完善体制机制。创业教育的深入发展对于机构和制度保障要求越发强烈，建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机构，并健全制度、理顺机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要结合自身特点成立大学生创业学院或中心，要把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纳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理顺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教学、就业、科研、团委、大学科技园等部门参加的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校内资源，整体规划和协调创业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政策扶持和创业指导服务等工作，明确分工，确保人员、场地、经费投入。
其次是建立“三师型”教师队伍。“三师型”有两层含义，既指教师素质方面要“能讲课、能咨询、能实践”，又指教师队伍结构要涵盖“理论型、实践型、综合型”，确保数量足、质量高。
再次是构建科学化、规范化、具有可行性的产学联盟支持系统。产学联盟是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包括各高校之间的高校联盟以及企业间的企业联盟。
记者：您刚才提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占仁：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学而优则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缺少了大中小学一体化的科学衔接，缺少启蒙教育的基础和准备，使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得不补上本应该在中小学缺失的启蒙课程。相对于美国从小学就开始的全民创业教育，我国的高校创业教育是在巨大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下快速启动的。我们应该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逐步形成“学而优则创”的文化。把启动创业生涯和启动就业生涯同等对待，在所有学生心中埋下创业的种子，设定“创业遗传代码”。期待将来有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走上创业之路，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应及早建立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学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趋势怎样？
王占仁：要走面向全体的专业化发展道路。“面向全体”依然是主流趋势。何为“专业化”？我理解就是有专业的人员、机构、课程体系。
未来将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日趋完善。目前，高校创业教育的模式主要有“校本模式”“区域模式”和“行业模式”三类，高校在坚持“校本模式”的同时主要呈现出向区域特色和行业特色发展的趋势。未来各高校创业教育将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特色鲜明”的模式，即各高校创业教育模式要将“校本、区域和行业”三方面有机结合，使不同高校创业教育的效果最大化。
“三位一体、特色鲜明”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益契合、准确定位”，高校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研究与区域特色、行业特色融合的利益契合点，让地方政府、企业通过“官产学”合作的形式积极参与创业教育，为创业教育提供资源，并构建高校自身发展与区域经济和行业共同进步的良性互动机制。
记者：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必须依托完善的课程体系，那么，未来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创新应该以怎样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为基础？
王占仁：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创新创业纵深发展的关键。这个体系的建设必须以准确把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性突出的特点为基础，建设“实践导向”的体系。
创业教育课程教育体系的实践化包括“课程内容实践化”和“教学方法实践化”两个方面。“课程内容实践化”是指教学内容要与创业实践紧密结合，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增加创业实践内容。在增加创业实践内容的同时，也不能弱化理论知识，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实践化不等于“去理论化”，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
“教学方法实践化”是指在教学中综合运用开放式、互动式、研讨式、案例式等多种实践取向的教学方法。创业实践教育体系的课程化，是指通过创业实践，学生学习的创业理论知识得以运用，在实践中积累创业的相关经验。创业实践教育体系包括竞赛、园区和活动等载体。
记者：新的历史时期对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是否应该建立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学？
王占仁：应及早建立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学，在原理、史论、方法、比较等方面夯实基础、加深研究。首先要把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的方法、评价等从原理层面做好总结；其次，要把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的历史梳理清楚。也就是把中国的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进行纵向的历史梳理，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再有，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这也就是解决前面提到的创新创业教育是否可教的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 赵准胜）
【案例】
东华大学：
个性化教育造就学子创业基因
“学校教育不仅体现在专业上，更为我们注入了创新的‘基因’。”在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尚创汇”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启动仪式上，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罗清篮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2006年，罗清篮保送进入东华大学计算机学院，他在中学时就坚持自学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等专业知识，开发出的《基于进程级病毒木马拦截授权技术的VHT抗原体系统V1.1》软件，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及国家知识产权发明专利。
对这种在专业领域有突出天分的学生，怎样创新培养模式，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东华大学给出的答案是：因材施教、个性化培育。
本科期间，计算机学院为罗清篮配备了专业导师，手把手进行深层次专业培养，提供实验室、网络环境等研究条件，指导罗清篮参与“挑战杯”等科技活动。罗清篮先后两次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海赛区一等奖、第3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
毕业前，罗清篮与参与科创的小伙伴们，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组建了公司。历经5年发展，公司研发的“主动云爬虫”“信息过滤黑匣子”等网络安全软硬件产品，涉及渗透类、应用类、防护类等多个领域。并先后招聘了10余名东华大学毕业生，向学校提供了50余个实习岗位。
在东华大学，像罗清篮这样的“好苗子”还有很多。
为此，从2010年起，东华大学探索构建了“345”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将创新创业与科研启蒙、专业学习、实践和职业生涯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化培养。
其中“3”是指个性化教育菜单：面向全体学生推出创新创业基础性知识教育，面向有创业意愿学生加强创新创业能力训练，面向有创业行动学生提供创业实践扶持。“4”是指创新创业教育与科研启蒙教育结合、与专业教育结合、与实践教育结合、与生涯教育结合。“5”则包括知识引领、能力提升、朋辈学习、创业实训、创业实战五个教育维度。
连续3年，在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培养专项评审中，东华大学学生在303个专项中拿到44个，立项数居上海高校之首。上海市“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6年共资助84个项目，东华学子获资助17项。（中国教育报记者 董鲁皖龙）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面向人人的创业空间
“创新创业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要面向人人，应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的培养方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爱武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构建面向人人的创新创业教育空间，重点在扶持和转化上下功夫，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带动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全面提升。
据介绍，学院通过鼓励创客作品进展览、进工业中心等方式，拓展创新创业教育普及渠道。学院还尝试打破班级、年级、专业等常规建制，成立跨界精英人才学校，并提供专项资金、专家指导及专业实验实训场所等，集聚优势资源，着力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教育发展空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完善“赛训一体”的激励机制，建立“众创实践帮扶空间”，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支持。学院目前建有机械创新协会、机器人创新协会等50多个专业社团，每年吸引大学生万余人次参与各类创新活动。学院每年为学生提供创新项目和竞赛扶持基金300万元、创业基金200万元，支持学生申报创新实践和专利发明项目超过150项，扶持创业项目超过20项，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为推动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建设对接专业的师生创新创意工作室，遴选“创有所长”的学生进入工作室，参与教师纵横向课题和产品研发，并对学生给予科研补贴。师生工作室成立以来，参与工作室的学生共计500多人，自主研发产品30个，申报专利70项，50余项专利产品与学校签订转化协议。
近5年，该校学生在全国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中仅一等奖以上奖项就突破200项，学生申请专利达到420项，授权专利299项，每年自主运行的学生创新团队和研发项目超过200个。单项学生专利产品“智能垃圾桶”实现成果转化后，销售额已超过4000万元，订单突破7200万元。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年孵化项目超过30个，孵化项目最高可获得免息创业贷款25万元。（中国教育报记者 董鲁皖龙）
【大家谈】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赵根：
构建“四阶段”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有偏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等。近年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构建“四阶段”渐进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一是通识教育阶段，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必修课。二是创新教育阶段，重点是实施“校企共同体”背景下的真实生产项目实训。三是专门化教育阶段，遴选有创业意愿、具备创业基础的学生在完成前两年的专业学习后转入创业学院，组织开展基于案例导向的创业培训和模拟公司实训等。四是创业实践阶段，重点是与杭州开发区合作共建高职学生创业园。
目前，学校已开发结合专业特点的创新课程30余门，开展各类技能创新项目近300项，参与学生2万多人次。创业园入驻学生企业累计达143家，带动学生创业就业1400余人。
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
创业资金问题不能单靠高校
创业资金短缺被公认为是大学生创新创业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解决资金难题，高校难以“一枝独秀”，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四位一体”共同筹措，可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基金、设立专项奖学金、设立项目扶持基金、引入共建资金等。学校可与地方政府共建优质创业孵化器，与地方组织部门共建大学生村官创业实践基地，与地方人社部门共建就业创业工作站，与优秀创新创业企业共建研究生科技创新工作站和科技创业协作联合体，等等。这样，既可以通过各项软硬资源的导入减轻资金支付的压力，又可以通过协作共建赢得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
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
衡量“双创”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衡量“双创”质量的时候不简单以成败论英雄。有的项目没有挣钱，但在创新理念、创新能力和创新模式上是值得肯定的，对这种项目也不要全盘否定。我们要建立有效的科学的评价衡量“双创”质量的机制，要有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如果没有容错机制，创新创业就很难长久。比如，年轻创业者在一段时间内往往都是很偏执的人，一门心思做这个业务，在其他方面就会忽视，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时就需要容错机制。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宽松和宽容的创新文化，允许创新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有失败，使创业者能够放开手脚来创新创业，激励他们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克服失败中走向成功。
温州医科大学创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兆信：
做好技术转移保护知识成果
我国高校在保护教师知识成果的各项专利转让制度方面还十分薄弱，大学内部的技术转移组织发展还十分滞后。因此，我国高校需建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面向全社会招聘精通风险投资运作、知识产权法、技术商业化运营等知识和经验的专业性人才；通过与校外资源的合作，将大学已有的知识、技术教育基础转化为能够产生社会价值的创新成果，从而实现大学、市场、个人三者利益的正和博弈，为大学创新创业活动的繁荣搭建资本注入和商业运营的平台。
⑷ 孩子现在高三了，这个生物的最后复习应该是像老师说的用题海战术ma
飞跃学而优一对一个性化辅导专家指导：高考前三个月如何安排复习（备战高考90天）
离高考还有不到100天了，在这最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如何高效的备战高考，是每个高三学子最关心的问题。相对于高考一轮、二轮的综合复习来说，这最后的冲刺阶段让很多高三学生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过程，十几载的寒窗苦读，只为6月的破茧成蝶，一切的努力将在那一刻得到印证，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调整心态方能超常发挥
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积极的心态会激励自己进步，减少考前压力，舒缓不好的情绪，这样才能够在考试中超常发挥，取得比预期更好的成绩。而消极心态，只会成为高考考场中的一张黄牌，阻碍学生的发挥，造成考场失利。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进行考前心理的适应性训练。
高考相对于家长而言，就显得比学生还要紧张的多。这个时候的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孩子。宽高学习网的老师在此建议家长：抽出时间为孩子合理规划作息时间，保证孩子的饮食和睡眠。适当的激励孩子，但切忌不要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
重点突击薄弱学科
文科生一般比较惧怕数学，但是文科数学相对于理科数学要简单一些。文科生重点抓基础部分的试题，放弃后面最难的一道或两道大题。把一些概念和基本公式谨记于心，并把以前做过的相关错题，整理成错题本，进行归纳和总结，随时拿出来翻看。对学有余力的理科生来说，除了错题，也要注重大题的归纳和总结，已达到短时间内提高成绩的目的。
做题要少而精
学习过程中，要找到主干，很多孩子学习中抓不到重点，复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效果却并不理想。还有好多家长觉得，多买练习题、单元测试，多做些题就可以了。恰恰如此，效果也不会太好。因为之前的复习，已经做了大量的习题准备，再做这么多的试题，学生会产生极度厌烦的情绪。所以题海战术不可取。高三的学生，为升学而挑灯夜战，却找不到好的学习方法，白白浪费考前的宝贵时间。
网络学习优点
飞跃学而优一对一个性化辅导专家指导：在高考的最后阶段，家长一般会选择一对一授课，也就是家教，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学生有人陪着，可以向老师提示提问，但是一般比较单一，而且家长并不知道学生学习效果如何，成本也相对较高。网络课程，时间比较灵活。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如果遇上难懂的反复观看，教程可暂停、后退。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一个资深的老师在你身边教你一样。
⑸ 中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有哪些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男孩子学数理化并不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强，稍微点拨一下，就能安装比较复杂的机器；有的女孩子考试成绩不好，但是心灵手巧，可以缝制出非常精美的衣服，可以烹调出非常可口的饭菜。”徐匡迪认为，这些学生同样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不应该成为应试竞争的失败者。
然而，目前的教育并没有脱离应试竞争的评价体系。人事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徐颂涛在发言中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愿意上职业学校，其中有57.4％的中小学学生，希望能读到博士，而54.9％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博士学位，这导致在生源的配置上，普通高中要高于中职学校。徐颂涛说，现在不少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把职校当作升入普通大学的跳板，把职业教育看成升学教育，因此，职业学校看上去招生不少，但真正从事技能工作的却不多。徐颂涛曾经对一些职业学校做过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用的都是普通大学的教材，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拿到大专文凭以后，又继续上大学。
针对追求升学这一教育价值导向，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马树超称，除了一些教育体制内难以解决的社会根源外，造成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教育政策本身一度忽视了技能型人才培养。
比如公共财政投入的配置，马树超说，中职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投入占财政预算内拨款总投入的比例已经连续10年降低，从1997年的11.5％，下降到2005年的5.2％，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各级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2005年，中职学校平均学费是普通高中的1．4倍，而在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高中阶段适龄人口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
马树超认为，目前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与老百姓的选择需求存在差异，这是市场无法调节的矛盾，因此必须由政府来调控，比如通过增加财政投入、降低收费等手段吸引生源。今年上海市通过财政补贴，对就读紧缺的专业以及贫困学生实行减免，结果11万名考生中有1．6万名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中职学校。马树超认为，发展职业教育不是依靠中央财政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努力。
⑹ 科举制对教育有什么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1)科举制培育与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
(2)科举制也制约和局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科举制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作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科举制极端维护了专制王权.在专制王权的高压下,科举制蜕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中国古代向来重视教育,重视历史文化知识与语言文学的艺术性.在科举制度下,考试是选官的基本途径,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籍与诗赋文章,普通人士只有通过寒窗苦读,才能实现跻身于社会上层的愿望,因此与科举考试相衔接的学校教育在古代被看做是科举人才的预备场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在唐宋之后的科举选官制度中得到真正体现,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国人重视教育、勤奋读书的传统品质.
唐朝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进士科主要试诗文,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诗唐的形成确实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而在宋朝,科举考试由重诗赋转向重经义、策、论,以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成为科举考试决定性成绩.散文大家欧阳修就曾通过科举考试发现和提拔了一批才情横溢的古文作家,古文创作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自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唐宋时期是科举制成熟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唐时,随着科举的扩大,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刘晏等大批才学之士涌入仕途.宋代时更加推重科举制度,士子的地位和待遇空前提高,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程颐、沈括等第一流的文化科技人才,他们都是进士出身,从上面可知,科举制对唐宋文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局限
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个公平合理和积极有效的选官制度,它在维系民族传统文化,保证中国统一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因素日益突出,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蜕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在王权政治之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无不受到权利的制约,政治地位是一切社会地位的根据,科举考试给人们,特别是寒门子弟提供上升的可能,于是读书、应试、做官成为一般读书人的理想之路,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得以金榜题名,但大部分士子却是经历着终老科场的失意.明代将八股文作为标准的考试文体,全文分为八个部分,总字数不得超过七百,并须遵照儒教经典著作中优美文章的即定风格,科举考试变成了一种僵化的依照老式正统观念的练习和死记“规范”经典,必须按照八股文形式机械刻板地进行论述,完全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性.汉以来众多的著名文学才子也常常名落孙山,考试落榜率急速攀升,因为制度本身缺少灵活性来容纳日渐增多的有志之士.另外,经学、文学和史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于是,广大士人用心学习的范围便不出这几个学科,而跟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艺术和科技门类的知识文化由于远离科举而遭冷遇,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薄弱造成民族文化长期停留在经验与实用的层面上,民族文化缺乏健康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隋朝确立至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深深地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中.科举制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地影响.尤其是当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结合后,使学校教育沦为科举制的附庸,这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自隋唐起就是科举的教育.科举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使用时间最长、制度化最完善、影响范围最广的取士制度,它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官吏制度史上的重大成就.但是科举制本身就有其弊端,尤其是在明朝后期的八股取士可以说它不是以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终极目标的,而是以培养“顺民”“奴才”为目标的.它用严格而僵化的内容规定和特殊繁琐的文体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才华匡定在封建纲常和礼教之中,消耗于空洞无用的格式之上.“科举必由学校”使的学校教育完全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从而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远.
⑺ 中国古人怎样读书
中国古代的读书理论肇自孔子。“读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显然，孔子认为“为学”是要“读书”的，他收集鲁、周、宋诸国的文献档案，先后整理、删订《六经》，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所教弟子达三千之众，他不仅教书不厌，诲人不倦，而且自己读书也异常勤奋，留下了“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的佳话。 读书主张“学而优则仕” 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即培养适合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君子”，这成为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学说的主流是主张读“经”为“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孔子的许多弟子包括孔子本人都曾经到处求过官、践履“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开“读书做官”之先河。孟子进一步为“读书做官”作理论论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为读书求官的儒者打开了朝廷的大门。唐朝沿袭隋制，完善地建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为平民百姓设计了通过读书也可以入朝为官的道路，大大地激发了平民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话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口头禅。 读书活动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和功利性，从“读书做官”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诸多有关古人阅读的史籍中，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做官”可以说是古人读书的主要目的，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分不开的。在古代史籍中，我们随处可见某人先是如何勤学，如何苦读，然后如何“博极经史”，如何高中进士，如何得为大官。他们认为读“经”就是要“经世致用”，达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他们虽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着想，有着一种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有利于社会进步、有益于民生的积极因素，然而，他们是以谋一己之私利为目的，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要追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作为取得高官厚禄的“敲门砖”。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而读书的伦理目的。 贫家子弟勤学苦读 然则许多贫家子弟虽然喜欢读书，但因家中贫穷，或读书无灯，或读书无书、无笔、无墨，但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留下了许多令人击节叹赏的佳话。明代冯京第曾撰《读书灯》，列举了数十个古人夜间读书因家贫无灯而用他物替代以继日的事例。而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这就是千古流传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再如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这就是成语“车胤囊萤”的典源出处。还有苏颋颁“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开元天宝遗事》）其他诸如路温舒编蒲抄书、朱买臣负薪苦读，高风流麦、承宫放猪苦学、贾逵隔篱听讲、沈鳞士织帘诵书等等耳熟能详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克服困难，勤学苦读的精神，让人敬意油然而生。至于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沈峻“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梁书》）这种刻苦砥砺，勤奋读书的事例，闻之无不使人动容。 传统读书方法种种 从古人的读书事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许多读书方法。如诵读、抄读、听读、速读、精读等等，这些读书方法至今对我们读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不仅童蒙教育以诵读为主，而且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日诵万言”被当作一种读书美德。古代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诵读上下过苦功。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勤于诵读，以致“口舌生疮”；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十三经尽皆背诵”。同样，“诵读”、“读诵”、“讽诵”等词也经常在古代史籍中出现。如倪宽“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汉书》）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汉书》）范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读诵为业”。（《晋书》）等等，不胜枚举。古人之所以文思泉涌，妙语连珠，正是通过诵读，有无数篇文章烂熟于胸，才能有这种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而这，正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抄读就是通过抄录书籍来达到对书籍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或印刷术不很发达而书少难得的时代，人们十分重视抄读。顾炎武谈到过抄读产生的“一变为三”的效应。他从11岁开始抄读约900万字的《资治通鉴》，经三年熟读抄写之后，就有了三本《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的一本。古代史籍中还有许多同样的事例，如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拥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三国志》）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以致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明外史》）他们既可解无书之窘，又可以练习书法，还可以在抄写中加深对书籍的印象，可谓一举数得。不过。现代人是很少去抄读了，因为抄书太费时间，而且也有抑制思考的副作用。然而，作读书笔记、摘录卡片等读书方式却依然有着古人抄读的痕迹。 对于因某些条件限制而不能阅读者来说，听读，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读书方法。如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王冕“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忘其牛”。（《明外史》）胡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儿听之不少辍”。（《宋史》）他们或因眼睛失明，或因无书可读，或因不识字而不能读，但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想方设法地读书，勤奋学习竟到这种程度。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就是说读书要精读。精读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之一。关于精读，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如田敏认为“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宋史》）何涉“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明道杂志》）苏轼“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田居乙记》）确实，对于一些名篇，学习价值高，内容精粹，言简意赅，非精读不能掌握全书的要点、难点。古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意思。 “耕读自守”的读书境界 “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陆游《剑南诗稿·寒夜读书》然则也有一些读书人不为名利，只求自乐。如马枢“博极经史，……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玩清虚则糠秕席上之说。’乃隐于茅山，有终焉之志”。（《陈书》）阳城“好学，贫不能得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乃去隐中条山”。（《唐书》）刘勉之“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宋史》）他们安贫乐道，澹然自守，耽于书籍，赏奇析疑，衣带渐宽，终老不悔。以一种隐逸和逍遥来摆脱现实的束缚，追求内在的、主观上的精神自由。他们抛开功利，在坎坎人生旅途上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建立起一种精致高雅并富有审美意味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模式，并陶醉其间，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自由境界。 由上可见我国历代名人的勤学事迹，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的道路、读书的目的、贡献的大小各不相同，但他们勤勉自励、刻苦攻读的成才之路却都是饱经风霜，身处逆境而毫不气馁，历尽艰辛却勇往直前，无不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