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师德太平广记

A. 有什么关于宽容的故事与名言(3个以上)

七里禅师遇盗
出处：《禅说》

一天，七里禅师正在禅堂的蒲团上打坐，一个强盗突然闯出来，把又明又亮的刀子对着他的脊背，说：
“把柜里的钱全部拿出来！不然，就要你的老命！”
“钱在抽屉里，柜里没钱。”七里禅师说，“你自己拿去，但要留点，米已经吃光，不留点，明天我要挨饿呢!”
那个强盗拿走了所有的钱，在临出门的时候，七里禅师说：
“收到人家的东西，应该说声谢谢啊！”
“谢谢。”强盗说。他转回身，心里十分慌乱，这种从来没有遇到的现象使他失去了意识，他楞了一下，才想起不该把全部的钱拿走，于是，他掏出一把钱放回抽屉。
后来，这个强盗被官府捉住。根据他的供词，差役把他押到七里禅师的寺庙去见七里禅师。
差役问道：
“多日以前，这个强盗来这里抢过钱吗?”
“他没有抢我的钱，是我给他的。”七里禅师说，“他临走时也说声谢谢了，就这样。”
这个强盗被七里禅师的宽容感动了，只见他咬紧嘴唇，泪流满面，一声不响地跟着差役走了。
这个人在服刑期满之后，便立刻去叩见七里禅师，求禅师收他为弟子，七里禅师不答应。这个人长跪三日，七里禅师终于收留了他。
人能俱足爱心，勇于承当，奇迹会遍地开花。

B. 意思翻译句子“又进鮰，复问何为有此”

一个好玩的故事。《太平广记》里的。
又，复，再一次。进，奉上，鲙，解释成一种鱼也行，解释成鱼细作的菜肴也行。总之是厨师又端了一盘鱼上来。

复，再一次。何为，宾语前置，就是为何，为什么。此，指鱼。娄师德又假模假式的问，为什么又有鱼呢？
真心好玩的一个小故事。

C. 武则天当皇帝时期，唐朝的女人是不是都很扬眉吐气，在男人面前为所欲为唐朝都很霸道男人窝囊废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可以看出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不代表妇女可以为所欲为，中国毕竟是礼仪之邦，同时也是男权主导的国度，妇女地位只是提高了，不可能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所有的妇女地位就全部凌驾于男人之上。男人也不是窝囊，真正有作为有能耐的妇女，当时也就武则天母女，上官婉儿，大多数还是男人掌权，比如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姚崇，武三思等等，都是比较牛的人物。妇女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自主婚事：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他们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唐律疏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的说法，但实际上有不少青年男女不尊此种束缚，自己选配婚姻,拥有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也有家长允许自主婚姻。如玄宗时，宰相李林甫“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让他的女儿们自选佳婿。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礼教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的，当权者往往比下层百姓更注重礼法，更加维护礼教的权威，社会上的流行风尚也大多是由上而下普及的，身为当朝宰相的李林甫如此，下层百姓自不待言。
（二）离婚改嫁较为自由
按古礼，丈夫对妻子有“七出”之权，但唐代法律又有“三不去”：“持舅姑之丧；娶时贫贱，尔后富贵者；有所受无所归”的规定保护妇女权益。但唐代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唐代法律允许感情破裂的夫妻离异。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因此，唐代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不是很强烈，离婚改嫁相对较为自由。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故上至公主千金，下至平民百姓都视寡妇再嫁为常事。《新唐书?公主传》中记载从高宗至肃宗朝传中有名公主共计98人，除未嫁早亡的12人外，初嫁59人，二嫁24人，三嫁3人，乃中宗女定安公主，玄宗女齐国公主，肃宗女萧国公主。同时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就娶了寡妇郑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了刺史王琰，后王琰犯了罪，严还救了他；而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适李汉，后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而民间寡妇再嫁，其形式可谓既简单又随便。《西阳杂俎》载：“忽闻船上哭泣声，皓潜而窥之，见一少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于某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无任何仪式，只需提出，答应，而皓也仅以一谢了之。可见平民寡妇再嫁也不是什么难事。
（三）男子惧内成风
唐代关于惧内的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唐高宗就是出了名的惧内天子，唐中宗更是以惧内著称，伶人当着他的面唱道：“回波尔如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面只有裴炎，内里无过李老。” 皇室如此，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舒州军卒李听壁三日未归家，其妻恨云：“来必刃之！”李竟吓得愁泣不已，徙居佛寺，不敢回家。
唐政权在风俗习惯上有较多的鲜卑时尚。而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也使得周边少数民族的习俗不断涌进中原，给唐朝社会带来影响。这使得唐代妇女得以在社会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一）宫廷妇女参政
唐代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婚姻与家庭领域，在社会活动中她们同样享有较高的行动自由，我们以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政治领域为例，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人一直以来就反对女性参与政治，认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是为乱政。但是在唐代，对于女性投身政治活动这种行为，社会是相当宽容的。早在初唐时期，太宗的诸位公主以及他们的驸马就是政坛中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而在之后的时期里作为女性的武则天有长期掌握了政权，我们看到虽然她日后的公然称帝和对历史家族的打击使她备受舆论的诟病，但是对于她早期二圣临朝，或是作为太后把持朝政甚至废立皇帝等行为社会大众并没有太大的反对。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颇有政治头脑和才干，她历武后、中、睿三朝，多次参与或组织宫廷政变，睿宗时更是权倾朝野，朝臣进退皆由其裁决，史称：“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中宗韦后及女安乐公主也曾模仿武后和太平公主。再之后唐代的诸位公主，后妃以至对于朝政保持着较大的影响。虽然在之前的中国与出现过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但她们大多是作为太后以皇帝母亲的身份参与政治，依靠中国人对孝的推崇,对母亲的尊重而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找到合理的名分，像唐朝这样皇帝的女儿，妻子甚至是皇族中女性成员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参政议政的现象，不仅空前，更加绝后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
(二)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唐与前世最大的不同在于女子拥有了财产继承权。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有记载“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之处分财产，所余财产，仍传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 在封建社会中，继承权关系到在家族中的血缘与地位，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体制下，继承集中体现了宗法关系，从来都是以子为准。唐代女子取得了继承权，这在封建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说明女子不但经济地位有一定的提高，政治地位也有相应的增长。
（三）其他社会活动
唐代妇女可以公开的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可以时时抛头露面，到郊外市里游玩、听戏、看球，也可以在春季和男子一起到风光胜地踏青出外游乐、聚观，且也不限于城市，还可以远至郊外。《开元天宝遗事·探春》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夜，各乘马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唐代妇女也活跃于商业领域之中，《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吏条引《广异记》：“洛阳郭大娘者，居毓才里，以当垆为业。”
还有极富特色的一点就是唐代盛行女子体育运动，流行女子踢毽子，女子足球，甚至还有女子马球，与那些妇女养在深闺无人识，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唐人还作了《内人踢球赋》来赞誉女子足球之兴盛。
另外，唐代妇女在服饰上也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像废弃了遮蔽脸面的幂罱面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宝年间，不少妇女还模仿男子的装束，着起幞头袍衫，最初在宫里中流行，后渐传至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日常装束。这些方面足以说明唐代妇女地位之高。
总之，从唐代的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可以看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这一方面与大唐的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刚刚受到冲击的封建礼教还没有发展到严酷的程度有关。

D. 太平广记 器量一 翻译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师德肥胖，走得慢。李昭德好几次停下来等他，他还是赶不上。李昭德生气发怒，说：“你这个只配种地的臭家伙。”娄师德听了也不发火，笑道：“我可不就是个种过地的人吗，如果我不是种地的人，还有谁是呢？”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娄师德说：“我的才能不算高，做到宰相。现在你呢，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有点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跪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此来自勉，绝不让你不放心。”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唉，人家拿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使人家就更加发怒。应该是让唾沫不擦自干。怎么样？”他弟弟会心地笑了。武则天当政时，娄师德也没有失去宠禄。

E. 求一部电视剧的名字`

情定少林寺

很老的片子了 没有吴京的

演员名单
王伯昭——张京云/明惠
陈法蓉——尹玉玲
坣 娜——李辅国/木仙子
林芳兵——蓝小兰

F. 袁天罡算命很准我们都知道，那么他的儿子下场如何

袁天罡的儿子叫做袁客师，他爹就是做这行的，子承父业，儿子也学到了不少，虽然没有袁天罡有名气，但是也得到了袁天罡的真传，在《美人制造》中，袁客师跟林诺最后服毒了，两个人一起死在了大殿上，在历史中你要问袁客师是怎么死的还真没记载。

袁天罡算命准，他儿子也不逊色，说当年唐高宗为了试探几个相士，就在一个盒子里装了一个老鼠，大家都说这个盒子里有一个老鼠，只有袁客师说有四个，最后打开盒子的时候真是四个老鼠，一个母老鼠，三个小老鼠，装盒子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在盒子里生了三个老鼠宝宝。

老话说的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也不错，袁天罡的造诣完全都传给了他的儿子，唯一可惜的是他的儿子没有他的名声响亮而已。

G. 求西域国家的官职等级详情

一、收税官(khralpon)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各地都设置了收税官，负责税务征收。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载，姑臧(凉州)节度使衙府有“大收税官(khralponchedpo)”一职，位于小守备长(dgra—blon—chung)之后，机密大书记(gsanggiyigechedpo)之前，在衙署官员中排名第12位。(吐蕃统治敦煌研究，121；中国藏学，1989(1)，110)

S．3074V《吐蕃占领时期某寺白面破历》云：“同日，出白面伍胜，耖柒胜，米伍胜，付朱判官，差科头纳。”(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3辑，170)朱判官负责征收赋税，应是沙州某一部落的收税官(sdegciggikhralpon)和地方财务总管(grdzongs)。

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对上诉的沙州土地纠纷案件进行了审理，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具体负责案件的调查取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45；王尧、陈践，敦煌藏文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81～82．)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应是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该文书表明，吐蕃在河陇所设收税官(khralpon)有时还负责对民户土地进行勘验。

吐蕃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收税官(khralpon)，职能也应当与沙州等地收税官(khralpon)相同。米兰出土文书xiii，12记载：

送塔赞和禄扎大人：地方巡视官(yul—mthong)的秉呈。再次祝您健康。假如阁下已收到从大罗布(nob—ched—po)军队(rtsergod)之处转来的年税，请发一个收讫函来。我等年税所存……及于阗(Khotan)羊毛，一普热(Pho—re)，对于此等货物，我正要求论?塔桑提供运输。如果这些货物全部运完，将没有一根头发和羊毛(bal)不运去。我的署名，请允许我现在附上。特请查验。

背面：大罗布之税。

(F．W．Thomas．—kestan[M]．London，1951，ppl51～153．)

大罗布(nob—ched—po)年税中有羊毛(bal)。对羊毛的征收，该地收税官(khralpon)应参与其事。地方巡视官(yul—mthong)则可能是当地的军政长官。

二、文书官(yigepa)

在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中还记载，公元830年，沙州设有“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在德伦会议下达的沙州蕃汉官员品级序列中排名最末。(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中国藏学，1989，(1)：108，114)这一官职目前尚未见有学者进行过专门探讨。在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中提到“夕布昔之文书(shibshesgyiyigeba)”，称其有必要为买卖奴婢文书签名作证。(敦煌吐善文书论文集[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汉文61；藏文90)该文书中出现了沙州丝绵部落，该部落存在于公元790年～820年，所以“夕布昔之文书(shibshesgyiyigeba)”的任职时间也在此时段，shib含义不明，shesrgya为才识、知识之意。(张怡荪，藏汉大辞典下册[Z]，民族出版社，1993，2860)此“夕布昔之文书(shibshesgyiyigeba)”有可能是P．T1089《吐蕃官吏呈清状》中记载的当时吐蕃沙州的“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

此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当是负责敦煌地区官方公文处理和人口户籍管理等事务的官员。前引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税吏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奉命具体负责沙州土地纠纷上诉案件的调查取证，笔者以为此文书官(kriyig，亦即khriyig)实际应是瓜州节度使衙署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简称，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译为押衙，似与kriyig一词的实际含义联系不大。由P．t．1078号文书可知，这类官员也负责对土地进行勘检。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也应有此职能。

吐蕃本部刻写于公元763年之后不久的《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正面碑文记载：

论达扎路恭之父，“大公”之子孙蕃(繁)衍，均授“尚论长史(zhanglonyigepavi)”权衔，统三百军丁之职务。

(吐蕃金石录[M]，66，82～83，88)

这个尚论长史(zhanglonyigepavi)应是吐蕃本部政权机构中的书记官(yigepa)。吐蕃统治的河陇西域各地都有书记官(yigepa)之设，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吐蕃姑臧节度使衙府设有“机密大书记(gsanggiyigepachedpo)”、“机密中书记(gsanggiyigepavbringpo)”、“机密小书记(gsanggiyigepachung)”、“机密书记小官(gsanggiyigepaphramo)”(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1；中国藏学，1989)。吐蕃瓜州节度使和萨毗等节度使衙署应当也有类似设置。新疆米兰出土简牍M．Ixxxiii，5c记载：“……计征税赋之文书(khralrtsiskyiyigepa)朗?让茹之田两突。”(吐蕃简牍综录[M]，38)这表明萨毗节度使属下的书记官(yigepa)还参与征收赋税，河陇西域其它地区的书记官(yigepa)也应有此职能。

蕃占时期的汉文文书中经常出现有判官一职，P．2358《祈愿文》云：“京兆都督杜公，惟愿繁祉斯集，纤障无遗，……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日增，……”(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社，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96)

这些阎、康、张、安等姓判官则可能就是吐蕃沙州的收税官(khralpon)及书记官(yigepa)等官员。

蕃占时期敦煌汉文文书还记载吐蕃沙州蕃汉判官承担抄写经文的任务。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1990，412)

S．5831《请处分写孝经判官安和子状》：

写孝经判官安和子。右件人，在于行(?)累，负(?)众别行，昨十□□商□致局席设末儿悉给赞诸蕃判官等差□着酒半瓮，至今不与。又酒家征撮，比日之前，手写大乘，口常秽言不断，皆是牵万翁婆祖父羞耻耆年。先因局席上众言，后有秽言，罚得(?)问局席。安和为(违)众例，还道媱母，别有人犯者，并甘心受罚。唯有安和云：我有口言说自由，扦你别人何事。慈乌耳亦犹有乳步(哺)之恩，父母养儿艰辛至甚。去有此言，媱母者，果何言欤。请详察免众例，请处分。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5辑，1～2)

安和子又见于上引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受丝绵部落供应蔬菜人名单，该人担任判官，为官方抄写佛经和《孝经》。沙州抄经活动有可能也由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负责，笔者以为这些抄写儒释经文的蕃汉判官也有可能就是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下属或受其管辖者。

吐蕃各级政权所设之税务官(khralpon)和书记官(yigepa)，职能与唐朝的孔目官有相似之处。学界大多据《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二》的记载，认为唐朝最早是在中央集贤殿书院中设置孔目官一人，其始置时间为开元五年(717年)(大唐六典[Z]，日本店池学园事业部点校本，1973，197；旧唐书[M]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852)。《太平广记》卷一八六“杨国忠”条所引《唐续会要》，载天宝年间尚书省吏部之属吏有孔目官：

天宝十载(751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

(李防等，太平广记[M]，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1393)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云：“(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敕，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

(唐会要[M]，中华书局排印本，1297)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曾多次对“孔目官”一词作注：“孔目官，衙前吏职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也。”“诸州镇皆有孔目官，以综理众事，吏职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综理也。”“唐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孔目吏，今州部皆有之，谓之孔目官，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资治通鉴[M]，卷216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二月胡三省注，卷225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胡三省注，卷228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九月胡三省注，卷232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6905，7254，7475)

《唐国史补》卷上记载，韩滉自江东人京，路经大梁，“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刘)玄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玄佐笑而鄙之。”(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

唐德宗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趁乱劫夺两税财赋，后来怕被责备，“既而州府残破，无以上填，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旧唐书[M]126，陈少游传，中华书局点校本，3566)由此可知，唐朝孔目官主要负责掌管官府财赋收支、公文处理等事务，在各级衙府中皆有设置。

唐朝还设有掌书记之职，职能也与吐蕃书记官(yigepa)类同。该职虽置于唐，但渊源甚早，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云：

《续汉书?百官职》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为从军之职。……魏氏以陈琳、阮瑀管记室。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其简才之用亦金马、石渠之亚。

(李德裕，李卫公别集[M]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79，282)

可知汉代军府设有记室，主管文案，后来南北朝时期又设记室参军，(资治通鉴[M]卷136，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正月乙亥条，中华书局点校本，4258)到唐代逐渐演变为掌书记，在唐朝的元帅、都统府均有设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外官”条云：

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

(新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1308)

后面又加小字注曰：“景龙元年(707年)，置掌书记。”藩镇之时，节度使府亦设掌书记之职。(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5～96)

吐蕃文字成熟于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命臣下创立文字后，“为了吐蕃属民能掌握声明学与语言文字等诸学科，据谓松赞干布勤勉学习长达四年之久，广大臣民学习写读文字亦风行一时。”(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4)此时吐蕃政权中开始有了专门负责撰拟诏令公文的官员。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大力学习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旧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5222)

这一史料则表明吐蕃政权的公文撰拟及处理程式受到唐朝文化的深厚影响，所以笔者以为吐蕃的收税官(khralpon)、书记官(yigepa)之设置及其职能应当也受到了孔目官和唐朝掌书记的影响。

三、营田官(ngpon)和水官(chumngan)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后，在推行吐蕃本部制度的同时，还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吸收借鉴了一些唐制来巩固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营田官(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即是如此。对吐蕃统治下河陇西域营田官(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沿革情况、职能、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也还有一些值得探讨之处。

营田使一职是中原王朝的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营田的官员。南北朝、隋唐都在边境地区施行营田，以保证军粮供给，营田大使多由领军大将兼任。《资治通鉴》卷二0五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点校本，6493）唐代敦煌地区也存在着营田，一般由民户承营，无军事性质。武则天统治末年，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民户逃亡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敦煌地区亦是如此。为了招徕人户垦田耕种，做出规定：凡逃户之田业，由“官贷种子，付户助营”（大谷文书2835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6），改配给其他百姓耕种，这种田地也称为营田。唐朝设置了检校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当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大谷文书2836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最后一行云：“牒为录事董(文)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8，330）

该文书表明，检校营田官与县录事共同负责劝课营田。另外，据大谷文书2836号背《武周圣历二年(699年)三月二十日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记载，检校营田官下属还有检校营田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1）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之后，藩镇兴起，节度使之下设有支度营田使。（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开元十年六月七日敕：“支度营田，若一使专知，宜同为一额，共置判官两人。”中华书局排印本，14388）唐朝河西节度使于景云二年(711年)始设于凉州，（唐会要，卷78，节度使[M]，中华书局排印本，1428）辖区为河西地区的凉、甘、肃、瓜、沙等州。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年代未详[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记载，河西节度使亦在凉州设置了支度营田使，其余各州分设州营田使。另外，唐代前期西州地区也实行了营田，但这一地区的营田属于军事性质营田，用镇戍兵士从事营田劳动。（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49)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由于河陇地区相继沦陷，永泰二年(大历元年，766年)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被迫徙治沙州（资治通鉴[M]卷224永泰二年五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7191）。后来杨休明被杀，节度副使周鼎接任节度使兼沙州刺史。吐蕃尚乞心儿率军攻城，周鼎拟焚城郭引众东奔，被兵马使阎朝缢杀。阎朝自领州事，率众抗蕃，以河西节度使自称，后弹尽粮绝，以“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的条件被迫投降（新唐书[M]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6101）。在敦煌降蕃的最初几年中，阎朝担任了吐蕃部落使，但仍然保留着河西节度使的称号。P．3481《愿文》云：

粤有千寻石祥，侧万龛灵塔安排，四□□一心，孰舆？则我大檀越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惟公操列寒松，心横劲草，在官国慎，清异人知，令参远向于天朝，政化大□于道路。

（敦煌吐蕃汉文史料辑校[M]第一辑，190）

此太原阎公就是自称河西节度使，带领敦煌军民抗击吐蕃达八年之久的阎朝，在被迫降蕃后担任吐蕃部落使，统领当地汉族民众。由于当时吐蕃刚刚占领敦煌，所以还暂时保留着一些唐朝的建制，阎朝仍然称河西节度使，而蕃占初期的文书如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P．2763V(2)《巳年(789年)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上都钤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C]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3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M]第1辑，487）。河西支度营田使正是河西节度使属下的主管营田事务的官员，原设于凉州，后随河西节度使一起迁治沙州，在蕃占初期这一建制和河西节度使一样也仍然存在，其管辖范围实际也仅限于敦煌地区。但是到了公元790年(庚午)，吐蕃在敦煌重新设置划分部落后，河西节度使同河西支度营田使便不再出现于敦煌文书之中。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之地后，对当地土地重新加以分配。米兰出土的米兰iV，93b记载：

兔年夏，划小罗布(Nob—chunguvi)王田为五个庄园(Bzhengs—kha)，按种田人数多少分配土地。头领(Dbang—po)和耕种者人数，根据权力与田作惯例，应登记于(户主)名下，任何人不得拥有地权，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产，都要按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或破坏田界。此五个庄园的土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者，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将各户种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边境城堡(MKhar—ris)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大尚论?格桑和论?赞拉本等，属于首先被委任者，已返回；执行者是节儿贝桑与多贝，此事不得间断。

背面：十五日内送上具体数字。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130）

此文书当为吐蕃萨毗节度使文书，表明在大小罗布地区实行的是按种田人数授田。另外据敦煌文书S．9156、S．4491记载，吐蕃在沙州地区实行了计口授田制度，即突田制，按一人十亩(突，dor)授田（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A]，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357～366）。为了推行此项政策，吐蕃政权在河陇西域地区借鉴唐制，设立了营田官，吐蕃文称为ngpon。在姑臧节度使衙署设有大营田官(ngponchenpo)，在节度使衙署官员中排名第四，是一名重要官员（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1；中国藏学，1989，(1)，105，110）。米兰出土的73RMF26：16木简云：“农田使官拉罗(2hingponlhasgra)领受属桂之田一突。”（吐蕃简牍综录[M]，28）米兰出土的米兰xliv，1文书中也出现有营田官(ngpon)塔桑达贝，与节儿论(nserjeblon)等官员一起充当证人签名（敦煌西城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133）。前引米兰出土的M．I．1viii，006简牍云：“农田长官(ngpon)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突。”这几名营田官应是萨毗节度使辖区管理农业的官员。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同样设有营田官，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公元820年，敦煌成立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在一个部落任命李布华(1ipuhvar)为普通大营田官(spyivingponchedpo)，“虽已有大藏之位，圣上明鉴，赐予相当大藏之褒美。”在另一个部落任命安兴子(anhingtse)和沙安(dzaan)为部落营田官(sdevingpon)。(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4；中国藏学，1989)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营田官主要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土地进行测量，确定面积，对民户实行计口授田。这与唐朝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州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有所不同。

此外，吐蕃营田官还负责处理土地纠纷。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是一件完整的官府案卷，百姓令狐子余上书吐蕃沙州官府，要求判还原先被唐朝换给别人的孟受渠附近六亩土地：

盂受索底渠地六亩右子余上件地，先被唐朝换与石英顺。其地替在南支渠，被官割种稻，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望请却还本地。子余比日以来，唯凭此地与人分佃，得少多粮用，养活性命，请乞哀(?)衿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百姓令狐予余牒。

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润示。九日。

盂受渠令狐子余地陆亩右件地，奉判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者。谨依就检，其地先被唐清(朝?)换与石英顺，昨寻问令狐予[余]，本口分地发付讫。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营田副使阚水官令狐通牒。

准状。润示。十五日。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281～282）

案卷首先是令狐子余的牒状，吐蕃沙州官员润在接到其牒状后随即在上面批示，命令属下水官与营田官前去调查。这两位官员在调查勘检后又上呈一份牒文，报告令狐子余已得到此六亩口分地。随后官员润在这件牒文上又作了批示，同意完结本案。此营田官为营田副使阚某，实际应是部落营田官(sdevingpon)。文书中提到令狐子余田地被“官割种稻”后，官方要补偿给他土地，“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所以牒状中的营田副使阚某和水官令狐通当是丝绵部落营田官。此部落存在于公元820年以前，在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后消失。

S．2103《酉年(805年)十二月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请地牒》记载，李进评等请地耕种，后由沙州某官弁批示：“付营官寻问，实空闲无主，任修理佃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74）

营官即营田官。该文书表明，吐蕃敦煌营田官同时也负责检核“空闲无主”的土地，将其配给请地百姓佃种。这一职能则与唐朝营田官有相似之处。另外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记载，蕃占初期，河西支度营田使还负责用僦募方式招募农民强户营田，（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M]第2辑，349～352）这也是承袭唐制。吐蕃在河陇西域所设的营田官(ngpon)源自唐朝的营田官，但其职能范围扩大，与唐朝的营田官已有所不同。

S．542v《戌年(818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附亥年至卯年注记》记载有寺户营田上役，如：“杨进朝五日守囚吴营田夫五日。”“安天奴修仓五日营田夫五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85，391）这些寺户实际上是到官府所有的官田上去耕作。吐蕃时期敦煌寺户在隶属于僧团的同时，也同样是官府的编户齐民（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A]，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C]，380），所以要到官田上役营田，吐蕃敦煌营田官自然也主管此事。

另外，蕃占时期的敦煌还设有主管水利的水官，除了出现在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以及S．3074v《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某寺白面破历》（“廿六日，白面四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3辑，169）中以外，还见于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文书记载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在一个部落中任命张大力(changstaglegs)为水官(ehumngan)，在另一个部落中任命李平(1iphyir)为普通水官(spyiviehumngan)，杨六力(yangklulegs)为水官(chumngan)，王安(wangan)为部落水官(sdevichumngan)（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4；中国藏学，1989，(1)：106～107，111），表明其中一个部落人口较多，所辖区域面积较大，故设置水官人数较多，且有不同级别。这些职官设置源自唐朝沙州的水司及其职官都水令、水官和辖下诸县所设平水（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75～277）。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这种职官目前仅见于敦煌。但唐朝和吐蕃在河陇西域各地都进行了广泛垦殖，兴修水利，如前引米兰iv，93b文书记载：“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表明萨毗节度使辖区也有农田水利工程。所以估计水官在蕃占河陇西域其它地区也有设置。

好像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