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微盘

Ⅰ 雨中的猫中海明威如何坚持他小说创作的“冰山理论”

来源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一书

我总是用冰山原则去写作；冰山露在水面内上的是八分之一，水容下的是八分之七，你删去你所了解的那些东西，这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如果作家略去什么东西是因为他不了解那东西，那他的故事里就会用个漏洞。
《老人与海》本来可以有千页以上（我买过英文原版，只有99页），把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怎么谋生、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有的作家这么写，写得很好很不错，写作这一行，你受制于已经完美的杰作，我得努力学着另辟蹊径。第一，我试着把向读者传递经验以外的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一些之后，故事就成为他或他的一部分经验，好像的确放生过（是真的，当我读《死在午后》是便有这种感觉，后来看到关于斗牛的图片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想法）。这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努力在做。

纯手打 所有括号里的字是我写的，其他都来源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Ⅱ 从《巴黎评论2》看作家们都在读什么书

除自传、日记、书信外，访谈应该是最能透露某位作家出身、癖好和阅读倾向的一种文体内。巴黎评论的访谈容提问都有一个套路，基本围绕着何时开始写作、受哪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写作时有哪些怪癖和对自己作品的解读等几个大方面展开。访谈结束，你对某位作家的那点“小性情”算是有个谱了。也许在别人看来，约翰·斯坦贝克和E.B.怀特不会有什么共同点，但是从访谈中你能嗅到透过文字后的一些真性情，他们都没有“知识分子”身上的“匠气”，而是对生活的诚恳、对追求的固执，那股朴实的可爱劲悄然浮于纸上。唐·德里罗的访谈充满自说自话的呓语，满篇都是谈自己的作品怎样怎样，而博尔赫斯却是沉迷于历史、语言迷宫的神秘小老头。但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作家们都在读什么书。

Ⅲ 求安迪沃霍（画马莉莲梦露的那个）的心理评论

安迪·沃霍简介

1962年的好莱坞，爆炸性的新闻是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在家中自杀，她的死因至今仍旧时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而就在梦露死后的一个星期，纽约出现了一幅梦露的肖像画，是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影像将人物的照片印在了画布上，这在当时的纽约十分时髦。它的作者就是安迪·沃霍。

安迪·沃霍（Andy Warhol）是CIGE的常客，作为美国波普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他用丝网制作的著名形象，从玛丽莲梦露到毛主席，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艺术家的象征，他的作品几乎被每一个重要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收藏。

沃霍是现代艺术的英雄或反英雄，因为正是他将艺术消失的仪式之途，艺术中所有的伤感，其否定性的通透和对其自身真实性的无动于衷，推向了极端。这位现代英雄呈现在艺术中的不再是崇高，而是商品世界的冷嘲。
——让·鲍德里亚

如果说以马奈为首的所谓“1863年的一代” 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主义艺术的确立的话，波普运动在1960年代的出现，则表明现代主义艺术已经走向终结。经历了百年风雨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后一个主要流派（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由格林伯格倡导的先锋派形式主义）于1950年代开始走向崩溃。十分巧合的是，正是在整整一百年后的1963年，安迪·沃霍、詹姆斯·罗森奎斯特、克莱斯·奥登伯格、罗依·利琴斯坦、汤姆·韦斯曼、罗伯特·劳申伯格、亚斯珀·约翰斯、金·狄尼等一代波普艺术家终于有机会在落杉矶举行的杜尚回顾展上齐聚一堂。虽然这些艺术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思想不尽相同，但他们显然分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作为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与电子传播时代的艺术家，他们应该同现代主义分道扬镳了。
虽然波普一词是英国人（批评家阿洛威和艺术家汉密尔顿）的发明，但波普艺术在本质上就属于美国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谈）。尽管奥登伯格、约翰斯、劳申伯格和利琴斯坦等在美国率先走上了波普艺术创作之路，但波普艺术所代表的艺术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却要等到安迪·沃霍在六十年代自实用美术进入“纯艺术”领域后才全部显露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位小个子的捷克裔美国人以其创作和生活方式彻底颠覆了现代主义传统。

安迪·沃霍于1928年9月28日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捷克移民家庭。长久以来，沃霍先后声称自己出生于克利夫兰、费城或匹兹堡。可是，根据斯特恩和普林顿所著《安迪：一位美国人的传记》一书中附录的出生证明，沃霍应出生在宾希法尼亚州小镇弗洛斯特城。但是，沃霍坚称那份出生证明是伪造的。我们知道，客死他乡的美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詹姆斯·惠斯勒也曾隐瞒过自己的出生地。但这里的不同之处是，惠斯勒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无所依附，而沃霍则想显示其与置身其中的文化的亲近。事实上，沃霍的父亲在1912年才由捷克移民美国。他很快就在宾州煤矿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先是作建筑工，后来也曾下矿井采煤。不过，他要等到九年后才能把妻子接到美国，这足以证明第一代移民生活的艰辛。沃霍的父亲在卧病三年后于1942年去世，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子。为了生计，沃霍曾跟卡车卖过水果并在小杂货店当过店员。沃霍于1945年进入匹兹堡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艺术，准备在毕业后当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在暑期于百货商场打工时，他参与了一些橱窗设计工作，同时有机会看到了一些著名时装杂志。这些东西不仅使他有了对于时尚的感觉，同时也向他展现了一个与其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

1949年，沃霍在一位朋友的怂恿下前往纽约闯天下。尽管初到那里的沃霍拘谨腼腆而又衣着寒酸，但运气却不错。到纽约后的第一个夏天，沃霍就得到了一个机会，为《魅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成功是纽约的一个工作》画插图。而这第一件作品的主题似乎已经预示了沃霍未来几年的创造内容和生活道路，那就是作为恋物崇拜对象的时装广告，以及作为个人野心和追求成功之象征的梯子。不久，沃霍便搬出寄居的朋友家，在一百零三街和曼哈顿大道附近租了一套地下室公寓。在那个地方，住满了初到纽约的年轻人，而且个个雄心勃勃。在随后的几年间，沃霍拼命地工作，并多次搬家。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为I.米勒公司创作的时装鞋系列，另外一些商业广告作品也开始经常出现在著名报刊杂志上，如《纽约时报》、《魅力》、《时尚》、《纽约客》等。这时，他已经为曼哈顿商业艺术设计界所接受并迅速窜起。

1954年，沃霍首次获得美国平面设计学会杰出成就奖。在1956和1957年，他又连续获得艺术指导人俱乐部的独特成就奖和最高成就奖。他的第一次个展是1952年在纽约休格画廊举办的《安迪·沃霍：根据卡波特作品创作的十五幅素描》。1956年，其作品入选在现代艺术馆举办的《近期美国素描展》。为了处理日渐增多的设计业务，安迪·沃霍公司在1957年成立。大约在1958年，沃霍在莱克辛顿大道和八十七街处买下一座四层的房子。这样，在不到十年间，沃霍便已经成功地在纽约站稳脚跟。他有稳定的工作，很不错的收入，宽敞的住房，交游甚广，且小有名气。

不过，沃霍并不满足，现在他需要的是进入所谓严肃的高雅艺术领域。在当时的纽约，以莫里斯·路易斯和肯尼斯·诺兰德为首的第二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已经崛起，而约翰斯和劳申伯格等早期波普艺术家也已红极一时。特别是后者的突然走红和财源滚滚令沃霍羡慕不已且按捺不住，就象他对朋友说的：“这我也行。”可是，沃霍进入“严肃”艺术家圈子的过程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最初，他想由卡通式绘画创作入手，但很快就发现，利琴斯坦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更重要的是，纯艺术界似乎不太愿意接受他。例如，虽然利琴斯坦的作品已经得到普遍承认，但沃霍创作的类似卡通绘画却遭到所有纽约艺术经纪人的拒绝。又如，尽管约翰斯和劳申伯格是沃霍倾幕的对象，而且他们与沃霍的创作道路和风格也有相似之处，但沃霍与两人结识和相交的努力却未能得到即时回应。双方共同的朋友安东尼奥对沃霍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你太时髦，这令他们感到不舒服。而且，你是一位商业艺术家，这也令他们不舒服。虽然他们也曾从事过这种创作……，但他们是为了生存，因此甚至不在那类作品上署名，而你却大张旗鼓地得奖。”

的确，从一开始，在沃霍身上就有一些同以往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截然不同的东西。例如，
梵高蓬头垢面，甚至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沃霍却戴银色发套，还为自己的鼻子做了整容手术；高庚可以离开巴黎去大溪地去寻找创作的源泉，沃霍一旦离开曼哈顿商业区就无法进行创作，甚至无法生活；较沃霍稍早一些的“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家波洛克仍然离群索居，整日满面愁容，沉默寡言，但沃霍出入于一切社交场合，性情随和，讨人喜欢。据其朋友卡利的回忆，沃霍一周常常出席五六次聚会，有时一个晚上就要赶两三个活动。他喜欢有钱也喜欢花钱，善于敛财也善于理财。因此，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现代艺术家所呈现的那种作为一个外在于不欣赏其才能的社会中的落魄、孤独、愤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于沃霍。从始至终，沃霍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和性，置身于“后期资本主义文化”或“消费社会”中，他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并且热切渴望着得到这一文化和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对于他的朋友利桑比的问题，“你是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沃霍答道：“不，我更愿意作一个名人。” 在这方面，他的确成功了。于是，便有了利桑比那多次为人引用的名言：沃霍以善于知名而知名。

在1960年代初，沃霍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艺术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波普艺术的必然兴起。他也意识到了一夕成名的机会就在眼前，其需要的只是创作的主题，不同一般的主题，以及推出其作品的方式，不同一般的方式。1961年，沃霍在洛杉矶首次展出了他的坎贝尔汤罐头系列，三十二幅同样的罐头“肖像”。当时的反应并不特别强烈，何况那是在加州，沃霍需要的是在纽约一举成名。以下为广为流传的沃霍首次纽约展览的产生经过：

沃霍同纽约一家画廊主人谈举办个展的事。沃霍说：“我必须要搞点什么名堂出来。卡通画太晚了。我必须要搞出点真正有冲击力的东西，那将与利琴斯坦和罗森奎斯特的完全不同，完全是我个人的，看上去不能与他们的有任何相似。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画廊主人掏出她的钱夹，拿出一张两元钞票说道：“安迪，如果你给我画这个，我就给你安排一次展览。”

沃霍立即接受了这个主意，回去便画出了《八十张两元钞票》。此幅作品于1962年在纽约展出，即时引起一片轰动。沃霍不无得意地说道：“将来，任何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钟。”同年十月，他的作品被收入在纽约西德尼·詹尼斯画廊举办的重要展览《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者》。我们在一开始列出的大部分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家大都参加了此次展览，沃霍终于成功地进入了纽约的“高雅”艺术界。

随后几年，他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推出《二百一十个可口可乐瓶》、《二十五个彩色玛丽莲》、《玛丽莲·梦露的嘴唇》、《红色艾维斯》、《三个艾维斯》、《桔黄色的灾难》、《十六个贾桂琳·肯尼迪》等作品，引起一次又一次轰动。特别是他的玛丽莲·梦露、艾维斯·布莱斯利、伊丽莎白·泰勒等明星系列作品尤具象征意义，它们成为沃霍童年梦想的移情写照。1964年，沃霍在巴黎举办了首次欧洲个展，展出其作品《花》的画廊就在当年陈列莫奈《睡莲》的画廊斜对面。随后是多伦多、科隆、斯的哥尔摩、柏林、伦敦、米兰等地的展览，沃霍一跃成为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他变得更为忙碌，除了绘画创作，电影成为其主要创作媒介之一。另外，除了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学纷纷邀请他去讲课，而他讲的是：“波普的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任何事。” 社交当然还是其主要活动，不过，在1960、1970年代，他的社交圈子的确不同以往。首先，他的工作室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交中心，或更正确的说，一个梦幻世界。大学生，青年画家、演员、模特、滚石乐歌星、地下电影制片人、艺术经纪人、杂志编辑等等都聚集在那里，其中不乏吸毒者、同性恋者和各种变态者。可能同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沃霍过于惹人注目有关，在沃霍所制作的影片中扮演过角色的狂热女权主义者索兰纳丝曾向他连开数枪，险些要了他的命。大难不死的沃霍并未因此有所沉寂，反而因之在亚文化群体中名声大振。当时文化艺术界的主将也纷纷到访，画家约翰斯等先后参观了沃霍的工作室，制片人波斯基于1965年在那里举行聚会时，客人中有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和诗人阿伦·金斯堡。与此同时，他开始被真正的上流社会所接纳。他结识了《时尚》杂志的主编戴安娜·韦莉兰，成为时装设计师哈尔顿家中沙龙的常客，那里的客人有影星伊丽莎白·泰勒、舞蹈演员和音乐剧明星丽莎·米妮丽。在白宫，他被介绍给亨利·基辛格。卡特当选总统后，沃霍获邀参加卡特在家乡举行的聚会。在他交往的名流中还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夫人玛格利特、芭蕾舞王子鲁道夫·涅鲁耶夫和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等。这个时期，沃霍的主要作品是一系列的名人肖像，其中包括一批自画像。其实，沃霍本人可能已经成为美国所产生的最知名艺术家，他的面孔可以被成千上万从未进过画廊和美术馆的普通民众立即辨认出来。此时，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对父亲说过的一句话，“爸爸，我将来会变得非常有名。”

马戈特·洛夫乔伊说：“对于大众来说，沃霍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作创造了一种新现象——作为明星的艺术家。” 诗人约翰·尧则指出，沃霍与其他艺术家（如安德鲁·怀斯）的区别是，后者声名昭著但很难说是声名狼藉，沃霍则可称既声名昭著又声名狼藉。 但不管你用声名昭著也好，还是声名狼藉也好，沃霍的确成为了一位文化英雄，一位超级明星。就此而言，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画家中，我们可能找不到可与沃霍相提并论的人物。也许，在诗人金斯堡和小说家卡波特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沃霍的影子。

沃霍的成功与影响力，或更准确的说，沃霍现象，随即也成为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探讨的主题。即使在今天，沃霍的名字仍然不断地出现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论说中。而早在1968年，已经功成名就的沃霍就曾说道：“如果你想知道有关沃霍的一切，只要去看我的绘画、电影和我的外表就可以了。而我就在这里，在表面后面什么也没有。” 同沃霍的整个生活、创作和思想一样，这段话难免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在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沃霍的外表后面并非一无所有。同样，在沃霍作品的表面后面也肯定绝非一无所有。不过，它却的确道出了他本人的创作和整个波普艺术的形式特征与表达方式的一个基本方面——摒弃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感及一切相关观念。因此，这段为人们反复引用的名言仍然是我们理解安迪·沃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沃霍的创作题材，它是沃霍艺术的直接外在表达。大致而言，其创作题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常消费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坎贝尔汤罐头绘画系列、可口可乐绘画系列、布里洛肥皂和汉兹蕃茄酱装置系列等。这类题材所表现的大多是最为平淡无奇，但却可以为所有美国人一眼辨认出来的日常消费品。以坎贝尔汤罐头汤为例，沃霍本人即是吃这种到处可见的廉价食品长大的。同美国平民大众一样，他可能在这红色商标的罐头食品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在选择这一题材时，沃霍显然想避免传统艺术对于作品所传达信息或内在意义的依赖。沃霍自己曾谈道：当时他“在寻找某种能够显示空洞无物的本质的东西，而坎贝尔汤罐头就是这样的东西。” 可是，如后面将谈到的，正是种“空洞无物”使沃霍的整个创作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内容。

沃霍的第二类主要题材是名人肖象系列。他们包括电影明星、流行音乐歌星、政治家、文学家、及沃霍本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玛丽莲·梦露、艾维斯·布莱斯利、伊丽莎白·泰勒等明星系列。不同于以往的肖像画，沃霍的大部分名人肖像都不是根据自己对对象的观察和认识创作的，而是依据电影剧照、报刊照片或招贴画等复制而成。例如，沃霍所有的玛丽莲·梦露肖像皆基于梦露在影片《尼亚加拉》中的著名剧照而创作。这幅出自吉尼·康曼之手的摄影作品本身展现的就是一个性感电影明星，而非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事实上，沃霍本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在见到梦露后曾对朋友谈道，“她的银幕形象与生活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她是那样腆静。” 这清楚表明，沃霍是有意识地选择已被大众传播媒介定型，因而已为公众接受了的偶像形象作为其肖像作品创作的基础。

除了日常消费品和名人形象，沃霍还创作了一系列与社会暴力行为与事件相关的作品，即《灾难》和《死亡》系列。其中有表现社会动乱的场面，汽车相撞和飞机失事事件，有执行死刑的电椅，自杀用的绳子等。它们大都直接来自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最有名的例子有《一百二十九人丧生（飞机失事）》和《红色种族骚乱》等。不过，如杰米·詹姆斯正确指出的：“虽然这些绘画明显反映了美国一个动荡时期的现实，但如果认为《灾难》系列绘画的创作出自于试图评说社会现实本身的动机则是一个错误。” 的确，在这类作品中并不存在任何“悲剧”因素或“抗争”意识。它们也令人震惊，但那只是来自于这类题材以前从未在艺术中得到如此明确的表现而已。对于沃霍来说，他选择这些题材的主要动机可能是着眼于其“传媒性质”，既它们易于产生轰动效应。“热门的”题材和“冷漠的”色彩显然是其关注的重点。

这样，沃霍的创作题材已经清楚显示了其艺术的主要内容，既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产物。它们正相对应的是战后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名人崇拜。通过这类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沃霍试图消除所谓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先锋艺术与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或者用布赫的话来说，“博物馆与百货商场”之间的界限，从而使艺术成为某种可以为所有人立即理解的东西。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沃霍本人曾明确表示：“我并不改变传媒，我也不在我的艺术和传媒之间做出区分。我只是为我的作品利用传媒而重复传媒。我相信传媒就是一种艺术。” 事实上，沃霍作品的题材和表现内容同大部分波普艺术家并无区别。概括而言，方便食品、品牌产品、广告招贴、电影海报、城市街道、高速公路、超级市场、电视、电影、卡通连环画等构成了所有波普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不过，较之其他波普艺术家的作品来说，沃霍的作品却产生了更为轰动的效应和更为深远的影响。这里的原因是，以独特的形式和创新的技法，它们更为清楚地展现了波普艺术的内在美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

关于沃霍作品的意识形态性，我们后面再谈，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作品的形式和技法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就此而言，沃霍作品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其非艺术性，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排除了作品中一切传统美学的、艺术构成的和自我表现的形式因素。虽然，非艺术或反艺术是整个波普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但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较沃霍更为断然和彻底地割断了与以往艺术的联系。这就是何以当利琴斯坦已为纯艺术界接受以后，沃霍创作的类似卡通绘画却曾遭到所有纽约艺术经纪人拒绝的原因。卡特·拉特克利夫显然看到了这里的原因，他指出：“利琴斯坦笔下的波普形象是以极为典雅的方式绘制的，而且，在俗丽的内容下面，它们展露了西方绘画传统在形式技法方面高度成熟的变异。因此，……他与现代主义大师们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实，在劳申伯格和约翰斯等波普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沃霍的作品显然不同，它们不仅在内容上改变了传统绘画的主题，而且在表现形式上抹除了传统绘画的一切痕迹。的确，也有一些批评家试图找出沃霍与以往艺术家的联系。例如，瑞纳·克罗尼就认为沃霍曾受到马蒂斯的影响，但正如利桑比正确指出的，“对于沃霍来说，马蒂斯的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可以将一张纸随便撕一撕，然后再粘到另一张纸上，结果就有了一件被认为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作品。”

事实上，在沃霍的绘画中总是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安和烦扰的东西，那就是它们似乎不是绘画，但你又说不出它们何以不是绘画。传统西方绘画的基本形式因素在沃霍绘画中几乎全部失去了意义。其素描的线条还算流畅有力，可在象《三十二个坎贝尔汤罐头》这样的作品中，线条已经失去了任何表现力。在《玛丽莲·梦露》等作品中，色彩仍然是一个主要因素，但除了色块对比的强烈以外，我们已经找不到色彩的微妙变化与颤动。在《花》等作品中，笔触全然消失，质感也就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在现代主义画家种种形式创新之后跃动着的狂暴激情和隐含着的执拗理性质询似乎全部消失不见了。简言之，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面化或无深度感构成了沃霍作品的基本形式特征。

在《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书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在凡高的《一双农民鞋》和沃霍的《宝石粉时装鞋》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以说明了沃霍作品中的这种平面性的意义。詹姆逊认为，凡高和沃霍创作的鞋子正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前者显示了“以农业灾难、乡村赤贫为特征的整个客观世界，以及以使人精疲力竭的耕为主要内容的基本人类生活世界，一个还原为其最为残酷、危险、原始和边缘化状态的世界。”后者则来自于“舞厅或舞会，上流社会时装或性感时装杂志，”其显示的是一个珠光宝气的商品化世界。更重要的是，凡高用油彩将那“单调乏味的农民客体世界有意和狂暴地转化为纯粹色彩的最为光彩夺目的呈现，它被视作一种乌托邦的姿态，一种补偿行为，其最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感官乌托邦领域，”并因而向观者诉说着其背后广阔的生活世界，吁求着对其自身的阐释学解说（如海德格尔的著名诗意读解 ）。沃霍那由照片复制而成的时装鞋则带着负片似的的暗淡色调毫无生气地陈列在画面中，就象它们摆放在橱窗中时一样。它们“再不能以凡高笔下鞋子的任何直接性向我们讲话……实际上，其根本就不对我们讲话。就内容而言，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远为明确的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二者意义上的恋物崇拜。”最终，这种形式的平面化或无深度感造成了感染力的消褪。

詹姆逊已经看到，这种感染力的消褪或物的商品化在沃霍的人物主题作品中表现的最为清楚。在这类作品中，“玛丽莲·梦露等明星被商品化和转化为自身的影像。” 就表现形式而言，沃霍的肖像作品只取面部特写，而且通常远远大于实际生活中的尺寸。但是，他从不对表现对象做细致刻画，只是突现其认为重要的特征。就玛丽莲·梦露系列作品来说，那就是天真无邪的眼睛、性感的嘴唇和金色的头发。显然，它们正是传媒所加以夸大和渲染并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性感特征。在沃霍的玛丽莲·梦露系列作品中，有一幅《金色玛丽莲》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在这幅作品中，一小幅梦露肖像被置于一个阔大的画面中央，形象本身已经含糊不清，却仍然能够被一眼辨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画像周围的背景全部用最为单一的金色涂满，从而使整个画面失去了任何表现意味和深度感。如果将其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早几年创作的《玛丽莲·梦露》作一比较，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德库宁的作品中，尽管梦露形象的美已不再是表现的重点，但画家却以独特的手法凸显了其丰腴的体态。斯德拉·斯蒂齐说，“德库宁将这位好莱坞‘招贴女郎’视作史前生殖女神的对应形象。二者都有着性感和丰满的躯体，也都象征着她们各自代表的社会的性感观念。” 不过，在德库宁作品的浓艳色彩和有力笔触后面，仍然隐含着画家本人的情感和认识。这使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梦露吗？画家为什么要将她表现成这个样子？但《金色玛丽莲》则不同，其处理手法清楚表明，画家无意于表现任何心理学的或传记性的“深度”或“洞察”概念，并明确地拒绝老生常谈的“个性”或“性格”概念。相反，沃霍精心地剥除了表现对象的个性化特征，将其转化为单纯可见的“物”——影像的再现。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将明星（玛丽莲、丽兹）冻结在其作为明星的形象中，再没有灵魂，不过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形象的状态，因为明星的存在状态就是一个偶像。” 面对这样的形象，我们再不感到需要询问自己有关美或丑，现实或非现实，超验或具体一类的问题。在《金色玛丽莲》中，那金色的背景立即使我们想起中世纪的圣像。的确，如同中世纪人面对圣像时已经停止一切疑问，根本不会怀疑上帝的无形存在一样，《金色玛丽莲》使现代人不假思索地膜拜在这位性感女神的影像面前。

Ⅳ 我想找各个作家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论，尤其是跟他比较熟悉的作家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顾 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 "欧洲"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IGNY的地方。 "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作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见面，想事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带。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 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且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 "。当时我不明白顾城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意识到眼前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兴之所至的诗人，但顾城比我想象的那个诗人更安静、憨直。那天天气好，金丝燕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我们可以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心已经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到了山上，我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中山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滑稽，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还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就会勾起人的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限，我发现他很喜欢树，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 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我有点儿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理解的，其实他是在树上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他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 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照了几张相，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前方，顾城用胳膊倚着树干，低头看着谢烨，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很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结果误了吃中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 "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坐到椅子上，就听见会议主持者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凤凰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 请'鸟' 讲话。""鸟" 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象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现在面面相觑，好像有点儿自惭形秽，恨不得一下子从人变成树。这时 "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好像不惟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声音，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对他们来说，写诗与生活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 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听说他们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 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分手，而且两人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笨拙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仍然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矗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 耳”。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希基岛杀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与张穗子访谈时还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 "海水做成的篮子"才翻然醒悟。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 "朦胧诗选 "，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打下了伏笔。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顾城写于1981年的 "遗念"这首诗上：
我 将 死 去
将 变 成 浮 动 的 迷
未 来 学 者 的 目 光
将 充 满 猜 疑
留 下 飞 旋 的 指 纹
留 下 错 动 的 足 迹
把 语 言 打 碎
把 乐 曲 扭 曲
这 不 是 孩 子 的 梦 呓
不 是 老 年 的 游 戏
是 为 了 让 一 段 历 史
永 远 停 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1973年作的"我是黄昏的儿子" ，最后一节写的好像是顾城爱情的结局：
我 是 黄 昏 的 儿 子
爱 上 了 东 方 黎 明 的 女 儿
但 只 有 凝 望， 不 能 倾 诉
中 间 是 黑 夜 巨 大 的 尸 床
写于1981年的" 不要在那里踱步——给厌世者"，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 太 深 了
你 没 有 羽 毛
生 命 量 不 出 死 亡 的 深 度
······
告 别 绝 望
告 别 风 中 的 山 谷
哭， 是 一 种 幸 福
不 要 在 那 里 踱 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作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 ？如果顾城还爱谢烨，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 ？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他而去，所以不惜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 ？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迷"。我承认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终极的行为，我隐约觉得他被魔鬼附身，就像他说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一样。
1993年2月，中国当代诗歌的法文译者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 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字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字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却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面对一堵墙，书法似乎成为他新的表达方式。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让人看了发憷。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激动，写完字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 "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似乎可以被看作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 夜 来 了，
我 驶 进 银 河 的 港 湾。
几 千 个 星 星 对 我 看 着，
我 抛 下 了
新 月－黄 金 的 锚。
天 微 明，
海 洋 挤 满 阴 云 的 冰 山，
碰 击 着，
"轰 隆 隆"－雷 鸣 电 闪 !
我 到 哪 里 去 呵？
宇 宙 是 这 样 的 无 边。
……
黑 夜 像 山 谷
白 昼 像 峰 巅
睡 吧 ! 合 上 双 眼，
世 界 就 与 我 无 关。
世界或许真的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许多好诗将长久地伴随人类的寂寞。

2003 年 7 月， 於 巴 黎

Ⅳ 求推荐提高写作的能力的书吗

提高作文水平技巧：

1．细观察。细致观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金钥匙。只有仔细地观察，才能从生活现象的矿藏中发现碎金璞玉，于泥沙混杂中攫取闪光的宝物。

2．多阅读。广泛阅读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前提条件。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多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强调既要多读，又要选择地读，更要读进去，理解所读文章的结构技艺，语言特点”等。

我读书、学习、积累知识一般是用快速阅读法，这里说的快速阅读不是简单地阅读速度快，跟略读、跳读扫读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快速阅读是一种科学高效的阅读、学习方法。快速阅读不仅体现在阅读速度的高效上，更是理解的高效：对抓住文章段落的脉络和重点有非常好的作用，帮助我们对文章做整理、分析和归纳。掌握速读记忆之后，可以把阅读效率提高很多倍，无论是阅读素材积累还是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对于时间紧张的高中生来说，非常有必要练习提高一下。具体练习可以参考《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我自己用的是这个。

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学生，加强课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阅读从大的作用来说，滋养着人的心田，提高自我修养，养成读书的好习惯，终生收益，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学生阅读可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文素养，尤其对于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常练笔。经常练笔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关键。要想入作文的大门，并求得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多练。谚语说的好：“文章读十篇，不如写一篇。”这就道出了作文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写日记是一种有效的练笔方式，天天坚持写日记，以后作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Ⅵ 加拿大作家爱丽丝 门罗门罗的文章

艾丽丝·门罗（Alice Ann
Munro，1931-），加拿大短篇小说家，以其创作生涯的诸多优异作品获得2009年度布克奖，并曾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蒙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

的小说家之一，她的故事往往通过日常生活的镜头，透视人的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她的小说大都以加拿大的安省西南部和太平洋西北沿岸为背景，她
的声誉却远远超出加拿大，受到国际读者的认可。
她的故事可感、动人，以看似毫不费力的风格探索人的心结。她的作品使她成为“当代最了不起的小说家之一”，Cynthia Ozick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柯夫”。

【小传】

艾丽丝·门罗出生于安大略省Wingham镇的一个以饲养狐狸和家禽为业的牧场主家庭。父亲是Robert Eric
Laidlaw，母亲是学校教师，名叫Anne Clarke
Laidlaw。爱丽丝十几岁时开始写作，并于1950年在西安大略大学就读期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影子的维度》。1949年，爱丽丝进入西安大略大学
主修英语，在校期间做过餐厅服务员，烟草采摘工和图书馆员。1951年，她离开大学与詹姆斯?蒙若结婚，移居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她的女儿
Sheila，Catherine和Jenny相继出生于1953年、1955年和1957年。Catherine出生后15个小时便不幸夭折。1963
年，蒙若夫妇移居维多利亚，在那里创办了蒙若图书公司。1966年，他们的女儿Andrea出生。

1968年，艾丽丝·门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阴影的舞蹈》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一举赢得了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加拿大的最高文学奖项。在此之后她又出版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书中讲述了一组相互关联的故事，它们合起来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1972年，艾丽丝·门罗与詹姆斯·蒙若离婚。爱丽丝回到安大略，成为西安大略大学的住校作家。1976年，爱丽丝与地理学者Gerald Fremlin结婚，夫妇二人搬到安省克林顿镇外的一个农场，后来又从农场搬到克林顿镇，从那以后一直住在那里。

1978年，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集《你认为你是谁？》出版，这也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故事，它在美国出版时采用的标题是《乞丐女孩——弗罗与罗斯的故事》。
这本书为她赢得了第二次总督奖。1979到1982年，蒙若游历了澳大利亚、中国和斯堪底那维亚半岛。1980年她同时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与昆士兰两所大
学的住校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里，蒙若每隔四年就会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人们对她赞誉倍加，而她也不断地在加拿大和国际上获得各种奖
项。

2002年，蒙若的女儿Sheila出版了儿童时代的回忆录：《母亲与女儿的生活——在艾丽丝·门罗陪伴下长大》。

艾丽丝·门罗的故事经常发表于各类刊物，比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格兰德大街》、《女士》以及《巴黎评论》等等。在为推广她
2006年出版的小说集《城堡岩石上的眺望》而做的一次访谈中，蒙若提到以后也许不会再发表新的小说集。但后来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又有新作品问世。她的最
新小说集的标题暂定为《太多欢乐》，预计年内出版。

她的小说《越山而来的熊》改编后搬上银幕，片名为《远离她》，由Sarah Polley执导，Julie
Christie和Gordon
Pinsent主演。影片于2006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成功首映。Polley的影片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但该奖项最终授予了影片《老无所
依》。

【写作风格】

蒙若的很多故事都以安大略省的Horon县为背景。突出的地方性是她的小说重要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故事的无所不知的讲述者，一边讲述一边对世
界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理解。很多人因为蒙若笔下的小镇场景而把她跟美国南部的乡村作家相类比。蒙若笔下的人物跟威廉?福克纳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中的人

物一样，经常需要面对根深蒂固的风俗和传统。但不同的是，蒙若的人物对事情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具体就她笔下的男性人物而言，可以说蒙若掌握了描述
普通人的精髓，而她的女性人物却比较复杂。蒙若的很多作品体现了南安大略哥特风格 。

人们经常拿蒙若与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相比，美国作家Cynthia
Ozick就曾称蒙若为“我们时代的契柯夫”。像契柯夫的作品一样，情节在蒙若的故实里是次要的，而且“很少有事件发生”。在与契柯夫的比较
中，Garan
Holcombe写道：“[故事的]全部基础是瞬间的领悟，突如其来的昭示，以及精确而微妙地揭示事物的细节。”蒙若的作品涉及“爱与工作，以及这两者的
失败。她像契柯夫一样对时间这个主题十分着迷，一再地描写我们在时间面前的悲哀的、无能为力的处境——既无法拖延、也无法阻挡它无情的向前的脚步。”

蒙若作品的一个常见主题（尤其反映在她的早期作品里）是正在步入成年的女孩子面对自己的家庭和她成长的小镇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她近期的作品
中，例如2001年出版的《仇恨、友谊、礼仪、爱、婚姻》和2004年出版的《逃离》中，她的主题转向中年人、独身女人以及老人的劳苦。

蒙若那简练而清晰的语言、对细节的娴熟把握赋予她的小说“令人瞩目的精确”——Helen
Hoy这样评价她。蒙若的叙述揭示出生活含混的多义性：“讽刺与严肃同时出现”、“神圣庄严的箴言与炙热的偏见”，“专门而无用的知识”，“尖利而快乐的
狂暴音调”，“庸俗趣味，冷漠无情，以及由此带来的欢乐”等等。蒙若把奇妙与平常并列，两者相互截断、交织，直接地、毫不费力地为作品注入生命。正如
Robert Thacker所言：

蒙若的写作……显而易见地在读者和评论者之间创造了一个相互理解的联合体。我们都被她栩栩如生的描写所吸引，这种栩栩如生并不是所谓的逼真的摹拟，也不是“写实主义”，而是让人感到她所写的就是事物本身，就是人本身。

很多评论家认为蒙若的故事常常具有长篇小说的情感和文学深度。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蒙若写的究竟是短篇故事还是长篇小说？Alex Keegan在《选编》杂志上做出了简单的回答：“谁在意呢？蒙若的大部分故事包含着与长篇小说一样多的东西。”

【作品】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快乐阴影的舞蹈》），1968年（获1968年加拿大总督小说奖）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女孩和女人的生活》），1971年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1974年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认为你是谁？》），1978年（获1978年加拿大总督小说奖）

The Moons of Jupiter（《木星的月亮》），1982年（获加拿大总督奖提名）

The Progress of Love（《爱的进程》），1986年（获1986年加拿大总督小说奖）

Friend of My Youth（《青年时代的朋友》），1990年（Trillium Book Award 崔灵奖）

Open Secrets（《公开的秘密》），1994年（获加拿大总督奖提名）

Selected Stories（《故事选集》），1996年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一个善良女人的爱》），1998年（Giller Prize 吉勒奖）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2001年

No Love Lost（《无爱失落》），2003年

Vintage Munro（《蒙若精选集》），2004年

Runaway（《逃离》），2004年（Giller Prize吉勒奖）

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城堡岩石上的眺望》），2006年

Too Much Happiness（《太多欢乐》），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