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度师生平

1. 智顗的人物生平

父亲是梁朝的官吏。十七岁时，值梁末兵乱，家庭分散，颠沛流离，遂在荆州长沙寺佛像前发愿为僧。十八岁投湘州（今湖南长沙市）果愿寺法绪出家，授以十戒；师叫他去慧旷律师处学律，二十岁受具足戒。这时他已精研律学，深好禅观。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听说慧思禅师从北方南下，居于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他就前往请益。慧思为他演说四安乐行，他日夜勤习，造诣甚深。二十三岁拜慧思为师，修习禅法，证得法华三昧。陈光大元年（567）慧思临去南岳时，嘱他往金陵（今南京）弘传禅法，他就和法喜等二十七人一同东下，到达陈都讲禅。过了两年（569），受请主瓦官寺开讲《法华经》，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了一宗教观的基础。
智顗住瓦官寺前后八年，除讲《法华经》而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即《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写出《六妙法门》等。陈太建七年（575）离开金陵，初入天台山，于北面山峰，创立伽蓝，栽植松栗，引入流泉。又往寺北的华顶峰，行头陀行，昼夜禅观。
陈至德三年（585）三月，智顗再到金陵，住灵曜寺。陈少主请于太极殿讲《大智度论》，又讲《仁王般若经》，慧暅、慧旷、慧辩等名僧都奉命参加讨论。后移居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此后智顗所讲经义，多由灌顶笔录成书。陈亡，智顗上庐山隐修。
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到庐山坚请智顗往扬州传戒，他即前去为杨广授菩萨戒，受到“智者”的称号。次年（592）他回到故乡荆州，于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此后两年（593—594）在寺讲《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
开皇十五年（595）春，智顗又从杨广之请，再到扬州，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重整山寺，习静林泉，这时他已五十八岁了。以后两年（597），会稽嘉祥寺沙门吉藏，曾奉书天台邀请他到嘉祥寺讲《法华经》，他因病未能前往。过了些时，他在病中对弟子们口授《观心论》。十月，杨广遣使入山迎请，他仍勉强出山，走到石城，疾亟不能前进，不久入寂，世寿六十岁，僧腊四十。智顗生平造寺三十六所，入灭后，晋王依照他的遗愿在天台山另行创建佛刹，后于大业元年（605）题名为国清寺。
印光大师云：智者大师，释迦之化身也。临终有问：“未审大师证入何位？”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即十信位，获六根清净，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损己利人，但（只，仅）登五品（五品，即观行位，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断除）。”（下略）实恐后人未证谓证，故以身说法，令其自知惭愧，不敢妄拟故耳。（印光大师《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2. 求智者大师简介

智者大师，即智顗（538-597），是我国陈、隋之际的著名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被天台宗人尊为四祖（中国佛教天台宗高推龙树为初祖，以慧文、慧思为二祖、三祖），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所以常被成为天台智者大师。
天台智者大师在佛教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自隋唐以来，为其树碑立传者，代有其人。在这些有关智者大师的传记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智者的高足章安灌顶（公元561-632年）为乃师所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以及初唐沙门道宣（公元596-667年）所撰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后来的各种智顗传记，无不是以此二者为蓝本而有所益损。然而，关於智者大师的世寿年岁，《别传》与《续高僧传•智顗传》所载并不统一：《别传》载智者世寿六十，《续高僧传•智顗传》则谓智者世寿六十七。由于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多传并载，均无异议，故智者世寿年岁的多少实直接影响到对其生年的推定。这无论是对天台宗传人而言，还是对一般的佛学研究者来讲，都不能不说是一个亟须澄清的大问题。
对於这个问题，近世的著名学者如陈垣先生、汤用彤先生等，都曾给予关注，并厘定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为正，“世寿六十七”之说乃系误传。如陈垣先生谓：“《续僧传》、《弘赞法华传》作年六十七，《智者大师别传》、《景德录》、《释门正统》作年六十，与《佛祖统纪》九《法喜传》‘陈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之说合，今从之。”（注：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61页。）汤用彤先生在所作“智者年表”中亦谓：“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智顗姓陈氏，字德安，生於荆州之华容”，“卒时……年六十，僧腊四十”，“《续僧传》谓卒时六十七岁，当误”（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29-131页。）。
陈垣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这种说法，已为现今的佛教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因此，关於智者的世寿和生年问题，本不必再辨。然《续高僧传•智顗传》影响巨大，“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为《弘赞法华传》、《天台九祖传》、《佛祖历代通载》等唐宋以来的多种佛教史传所袭用，至今仍时或见。1997年秋，笔者赴天台国清寺参加纪念智者大师圆寂一千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回程途经智者圆寂处之新昌大佛寺，见寺中有近人所立智者大师碑，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谓智者世寿六十七。可见谬种误传，影响及于今日。再者，陈垣、汤用彤诸先生虽订正《续高僧传•智顗传》之误，然其所举史料亦有未尽处。兹将有关智者世寿与生年之重要史料，依历史年代之先后顺序条列如下，并略加考辨：
（一）智顗《遗书与晋王》中谓：“贫道在世六十年（注：灌顶《国清百录》卷三，《大正藏》卷四六，810页中。）。”此《遗书》乃智者去世前三日，即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亲口所述。智者卒后，其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顶、普明奉《遗书》与隋晋王杨广，杨广於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作《答遗旨文》。智者《遗书》与晋王《答文》，具载於灌顶所编之《国清百录》卷三。这是关於智者世寿年岁的最早、最直接、最权威的记载，惜乎学者多未加注意。
（二）隋•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谓：智者“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回身西向，端坐迁神，春秋六十（注：灌顶《国清百录》卷四，《大正藏》卷四六，818页中。）。”此《碑文》乃隋秘书监、开府仪同三司柳辩（字顾言）於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奉炀帝之敕而作，其可靠性与权威性自不待辩矣。
（三）隋•灌顶《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谓：智者“以大隋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五十，196页中。）。”
（四）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十，567页中。）。”若依此推算，智者当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
（五）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真观传》有言：“天台智者，名行绝伦，先世因缘，敦猷莫逆，年腊既齐，为法兄弟。”（注：《大正藏》卷五十，702页中。）所谓“年腊既齐”者，谓智者与真观二人年龄、僧腊皆同。同《传》又谓，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真观卒时，年七十四。依此推算，真观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此亦当为智者之生年，反合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以此反证《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所谓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其矛盾昭然可见。
（六）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卷四《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及续藏经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23页上。）。”此说显然源自《续高僧传•智顗传》，即其文句亦全同於彼矣。
（七）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之一述智者行迹，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大师时年十八，至襄州果愿寺依乎舅氏而出家焉。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进受具足，依慧旷律师通於律藏。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至陈光太元年，辞师入邺（按：宫本“邺”作“业”），时年三十。至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至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注：《大正藏》卷四六，142页下。）湛然此段叙述，年代多有谬误，如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云云，实则西魏破梁元帝在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梁虽有“太平”年号（梁敬帝），然梁太平二年当公元557年，距西魏破梁元帝已有数载。又如“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实则陈无“太平”年号，当为梁太平二年。再如“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其中“陈乾明元年”之说亦误，陈无“乾明”年号，实当为陈天嘉元年，即北齐乾明元年也。又，“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云云，亦有误：陈贞明三年当隋开皇九年而非十一年，是年隋灭陈，智者虽欲西游荆湘，然至匡庐而止，开皇十一年始入荆湘以答地恩。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上述错误，后为南宋志磐之《佛祖统纪》所修正。湛然所述虽有如是之谬误，然其所言“陈光太（按：“太”当为“大”）元年，辞师入邺，时年三十”、“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及（隋开皇）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等，均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
（八）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七《智顗传》谓：智者“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讫，趺坐而逝，寿六十，腊四十”（注：《大正藏》卷五一，432页下。）。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
（九）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禅师一岁。……六十岁，赴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灭，当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也。”（注：《大正藏》卷四六，823页上、下。）该《年谱事迹》附於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乙巳苏州北禅无量寿院传天台祖教沙门净梵校刻之《国清百灵》后，未注明作者，然其末句谓“自（智者）入灭至宋淳熙十二年乙巳，得五百九十二岁矣”，其后有净梵及白莲住山戒应於同年所题之《题〈百录〉后序》，据此推测《年谱》的作者或当为净梵。近人引用此《年谱事迹》，亦有以作者为戒应者。为行文方便计，该《年谱》作者姑作净梵。此为现存最早直接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
（十）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下。）。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十一）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虽谓智者卒时“春秋六十有七”，然甚可注意者，该《传》宋嘉定四年辛未（公元1211年）刻本夹注有云：“本朝翰林学士扈蒙《序》云：大师梁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上。）扈蒙字日用，北宋初迁翰林学士，太祖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以工部尚书卒，年七十二。《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谓：蒙好释典，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依《天台九祖传》夹注所引扈蒙《序》之言，智者生於梁大同四年戊午，则卒时当年六十，与《别传》合，而与《天台九祖传》正文相背。扈蒙此说，本是比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更早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惜乎扈蒙文集散佚，仅存残篇，不知此所谓“扈蒙《序》”究何所指矣。
（十二）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卷一《天台教主智者灵慧大师世家》谓：智者“世寿六十，僧腊四十”（注：《续藏经》第130册，738页上。）。此说与《别传》同。
（十三）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四祖天台智者纪》述智者行迹，除於本文中明言智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5页上。）外，於夹注中亦多附年岁，如：“诞灵之夕，神光发屋”，夹注云：“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七，值元帝江陵失守”，夹注云：“据历推之，应年十七，《别传》作‘十五’者，误”（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八，辞兄求去”，夹注云：“梁敬帝绍泰元年也”（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二十进受具戒”，夹注云：“梁太平二年也，是年九月，禅位於陈武帝”（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陈文帝天嘉元年，时思禅师止光州大苏山，即往顶拜”，夹注云：“《辅行》作‘乾明’者，误，时年二十三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以陈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于金陵”，夹注云：“此陈废帝时，师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下。）；“止瓦官前后八载，……秋九月，遂入天台”，夹注云：“《辅行》谓此年三十八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2页上。）。又，《佛祖统纪》卷九《法喜传》亦谓“陈光大元年，与同学二十七人从智者至金陵游化”，夹注云“时智者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97页上。），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以上所列之正文及夹注，皆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佛祖统纪》述智者行迹，多据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国清百录》及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故於智者世寿年岁，依《别传》而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同时，《佛祖统纪》还对《别传》及《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个别年代错误作了订正。
（十四）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天台智者禅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注：《大正藏》卷四九，560页中。）。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由上引隋唐至元代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不但与智者同时代的隋秘书监柳顾言奉敕所撰的《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智者高足灌顶所撰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之《止观辅行传弘决》、宋初翰林学士扈蒙之《序》、北宋禅宗传人道原之《景德传灯录》、南宋天台传入净梵之《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南宋天台传人宗鉴之《释门正统》、南宋天台宗人志磐之《佛祖统纪》等所言，均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而且智者本人在临终的《遗书》中亦自谓“贫道在世六十年”。而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的始作俑者，则为初唐沙门道宣之《续高僧传•智顗传》，稍后惠详之《弘赞法华传》、南宋士衡之《天台九祖传》、元代念常之《佛祖历代通载》等因之。道宣虽广闻博识，然其为前代众高僧立传之时，於传主之生平年历事迹等未必皆知之详确，难免错谬，此例非一。如前引其所撰之《智顗传》与《真观传》，关於智者世寿与生年的说法便不能统一。若依《真观传》，则恰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反与灌顶之《别传》相合，而与其自撰之《智顗传》相违。惜乎后人不辨，盲目因从，致使谬种误传，逾千年而不息。今所以不惮烦琐，详举史料者，冀使学者知正说之根苗，辨误传之源流，不复以讹传讹也。
综上所论，可以确知：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世寿六十，僧腊四十，其生年当在梁武帝大同四年（依宋初扈蒙之说，在秋七月）。若以西历计，梁武帝大同四年当公元53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当公元597年，故一般史家皆以公元538-597年为智者生卒年。晚近杨曾文先生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定智者卒日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实为公元598年1月7日，故应以公元598年为智者卒年（注：杨曾文《关於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78页。）。然杨先生据此推断智者生年为公元539年，则有所未妥。当以智者卒年隋开皇十七年上推六十年至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为其出生之年，而不应以公元598年上推至公元539年（梁武帝大同五年）。总之，智者生卒年当为梁武帝大同四年（秋七月）至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若以西历计，则为公元538-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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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师名号由来一说
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开创了中国佛教最早宗派之一的天台宗，创立一代教观，智慧出众，颖悟过人，确实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智者。
关于智者名号由来，早就有明确的解释。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扬州总管杨广请智顗为菩萨戒师，智顗赐名“总持”，杨广上尊号“智者”。对此《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有所记载：“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王曰：“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杨广请智者东下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智者本不情愿，再三推托，杨广执意不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妥协，智者答应为杨广授戒，杨广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相当苛刻的四项条件。在双方相互致敬的面纱下，上演了二人最初的一场交锋。
《别传》的记载还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智者”的名号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授戒时杨广给予智顗的，有的学者也是这么认为。其实不然，当时授戒时并无此事，而是此后不久所发生。据《天台国清寺智者碑》：既而龙斿龛难，仍代孝王，爰届邦域，洁诚延请。顺流背风，数日遄到，亦既觏止，便定师资。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说。再三固辞，无可与让。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钟二十三日辛丑，于杨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法事云毕，七珍备舍。出居于城外禅众之精林，四事供养。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虽有熊之登具茨，汉文之适河上，方之蔑如也。
这表明授“智者”之号是“法事云毕”之后的事。那么究竟是何时呢?据《国清百录》卷二，《王谢书第二十七》、《王参书第二十八》、《王请留书第二十九》都没有提到“智者”之号，只有附在《王请留书》之后的柳顾言所宣的“口敕”才明确提及：
开府柳顾言，宣口教云：智者为当长去，更有还期?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随乐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镇，仍共至栖霞履行，于彼送别。
此口敕宣于何时不详，要之当在开皇十二年初。对于智者的辞别，杨广是很不乐意的，因而千方百计，尽量拖延。从一心“请留”到无奈许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既言“二月”十八日送行，暗示此口敕宣于一月，非在当月，故特言之。另据作于开皇十二年(592)二月八日的《蒋州僧论毁寺书第三十二》，奉诚寺慧文等高僧称智顗为“智者禅师”，这表明“智者”之号始自二月八日以前。依照情理推断，杨广奉智顗尊号当在开皇十一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
杨广为什么称智顗为“智者”呢?柳顾言奉敕而撰的《国清寺碑》给了一个官方的解释，即是依《菩萨地持经》戒品之中的“智者”之名目，此说事实上出自杨广本人，而且确实有所依据。据《菩萨地持经》卷五戒品之余：
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者，……于智者前，谦下恭敬，长跪曲身，于佛像前，作是言：“唯愿大德，授我菩萨戒。”……如是受菩萨戒竟。
这里详细说明了授菩萨戒的仪式，而有授戒资格的当是“有智有力，善语善义，能诵能持”的“智者”，智顗作为天台宗的一代大师，当然有资格号称“智者”，担任菩萨戒师。
既然这一解释出自当事人，又确有经典依据，自然不必怀疑。然而这一解释颇有掩人耳目之嫌，杨广的受戒与其说是一个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确切来说，是一场宗教外衣掩饰下的政治交易。智顗授杨广法名为“总持”，绝不仅仅是受持大乘戒法、止一切恶、持一切善的意思，其政治含义一目了然，是杨广夺嫡备储、觊觎东宫的政治宣言。这一法名的由来，未必是智者的本心，极有可能是出自杨广的授意。
杨广之所以授智顗智者之号，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国清寺碑》有所表白，杨广既然尊智者为伊尹、吕望，当然以商汤、周武自期；以智顗为大隗、河上，足表白视为黄帝、汉文。这对于炀帝来说，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对于晋王来言，可说是大逆不道。杨广欲奉智者为国师，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国主。因而智者之号，大有深意。
据《续高僧传》卷六慧约(452—535)本传：
皇帝斯雕文璞，信无为道，发菩提心，构重云殿。以戒业精微，功德渊广，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帝乃博采经教，撰立戒品。条草毕举，仪式具陈。制造圆坛，用明果极。以为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且帝皇师臣，大圣师友，遂古以来，斯道无坠。农轩周孔，宪章仁义，况理越天人之外，义超名器之表!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天监十一年始敕引见。事协心期，道存目击。自尔去来禁省，礼供优给。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时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入见，别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梁武帝对戒法十分重视，亲自采集经教，撰立《戒品》，制造戒坛，他尤其重视大乘戒律，欲以断食酒肉的大乘戒取代小乘戒，这也符合他的“皇帝菩萨”的身份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因为佛法重视传承，不可虚授，故礼请慧约为师，因为他道德高尚，“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这才是“智者”之号的真正来历，时在天监十一年(512)。天监十八年(519)，又为武帝授菩萨戒。“大同一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为智者里”，这也是难得的殊荣。
梁代名僧辈出，其中以庄严僧曼、光宅法云、开善智藏地位最高，号称“三大士”，慧超则为大僧正，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然而他们的地位在当时都不及慧约， 因为慧约是武帝之师，是唯一的国师。慧约既为武帝之师，因而自皇储以下，道俗争请其为师，就连年腊高于慧约者也拜在门下，正式的弟子竟然有四万八千人，其中既有攀龙附凤之徒，又有迫于威势而不得不从者。据《法云传》：
帝抄诸方等经，撰受菩萨法，构等觉道场。请草堂寺慧约法师以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庄严。自兹厥后，王侯朝士，法俗倾都，或有年腊过刁：智者，皆望风奄附，启受戒法。
慧约被尊为“智者”，为梁国师，这一事件距杨广受戒不过数十年，智顗为梁遗民，对梁王朝很有感情，这一故事二人肯定都是心照不宣。杨广利用授戒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是以智顗为工具，但在客观上却使智者大师这一称号千古流传，而慧约最早号称智者之事却被历史淹没，此亦是杨广始料未及的侥幸之功。

3. 鸠摩罗什是否娶妻，生平事迹，还有妻子是谁

简介
鸠摩罗什（梵语 Kumarajiva ）（西元 344 ~ 413 年，一说公元（350—409）本名叫鸠摩罗耆婆什，他的父亲名叫鸠摩罗炎，母亲叫耆婆，连名父母的名字合称，汉译“童寿”，就是说他虽是童年，而有青年的德气。又作鸠摩罗时婆、鸠摩罗什婆，罗什三藏之具名。

关于名字的误解：鸠摩罗是姓氏，什是名字。其姓鸠摩罗未译，如果要译，就译成童，姓童，童子的童。其名什，实在略了一个字，应该叫什婆，鸠摩罗什婆。什婆未译，如果译呢，要译成寿字，寿命长短的那个寿字，全名即童寿。现在我们混混沌沌，糊糊涂涂，就说他童年有长老之德，叫做童寿，没有这个道理。其实童是他的姓氏，他的名字叫阿寿。

东晋时后秦高僧。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另说还有义净（700—711）（又说为不空（743—774））并称为四大译师。

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 出《摩诃般若》、《法华》、《维摩》、《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时称“四圣”。

4. 鸠摩罗什的一生

鸠摩罗什（梵语 Kumārajīva ）（公元 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另说还有义净（635—713）（又说为不空（705—774））并称为四大译经师。
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时称“四圣”。

5. 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何解

用正气面对邪气,用觉悟来对待执迷,用智慧来对待愚昧,用善良来面对邪恶;像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棘手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化解问题.

6. 法性宗 、法相宗、天台宗 、贤首宗 的主要经典分别是什么

法性宗是永明所说三宗之第三，立真如法性随缘，而缘起诸法之宗旨也。华严天台真言等之实大乘，皆为此法性宗。三德指归一曰：‘佛灭度后十有三世，至龙树菩萨始用文字，广第一义谛。

法相宗是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等十论为支的所谓“一本十支”为主要典籍。《成唯识论》为其代表作。

天台宗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为‘天台三大部’

华严宗就是贤首宗，以五教十宗判释如来一代教法。五教系依所诠法义之浅深，将如来一代所说教相分为：(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终教，(四)顿教，(五)圆教。十宗则系依佛所说之义理区别为：(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无宗，(三)法无去来宗，(四)现通假实宗，(五)俗妄真实宗，(六)诸法但名宗，(七)一切皆空宗，(八)真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绝宗，(十)圆明具德宗。前六宗即小乘教，七至十依序即大乘始教、终教、顿教、圆教，第十即华严之教旨。华严宗旨虽甚深玄妙，所说多端，其骨干则不出法界缘起。法界缘起者，宇宙万象相即相入，此一物为他万物缘，他万物为此一物缘，自他相待相资，圆融无碍。为明此事事无碍法界之无尽缘起，本宗立有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等法门：(一)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盖法界即总括宇宙万有之一心，此一心即法界，故称一心法界；而此一心法界摄上述四法界。(二)十玄门，即以十门开演法界缘起之相状，说明万物同体，相即相入，圆融无碍之原理。十玄门有新古之别，智俨、法藏所立，各称古十玄、新十玄。又藉教义、理事、解行、因果等十项要目（华严十义）来阐发诸法皆各具足此十玄门无碍涉入，成一大缘起之圆融玄妙关系。(三)六相圆融，六相者，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一切诸法无不具足此六相，圆融相即无碍。华严，就经典而言，系印度佛教中期之大乘作品；就学派而言，则为中国佛教之宗派，颇能契合国人追求圆融之心态。

7. 学诚大和尚的生平事迹

学诚法师，俗名傅瑞林，1966年8月19日出生在福建省仙游县赖店镇罗峰村一个佛教氛围颇为浓厚的家庭。在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带动下，12岁的他就翻起了佛经。并且还常去附近的玉塔寺玩，总觉得寺院很熟悉、很亲切，不知为什么却非常喜欢寺里菩萨的慈祥与自在。后来看了许多佛教读物，深受唐玄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精进求法，传播佛教文化的精神所影响。法师1974年至1979年就读于仙游赖店中心小学，1979年至1982年就读于仙游县华侨中学，其间成绩优秀。1982于莆田广化寺定海长老座下剃度，并依止圆拙老法师修学。1991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并获硕士学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法音》主编、《福建宗教》顾问、《福建佛教》主编。 求学时代 酸甜苦辣 初中毕业后，即1982年3月3日（16岁）农历二月初八，他受宿生之愿的驱使，及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精神所影响而毅然决定出家，来到远近闻名的莆田广化寺，礼定海长老为剃度恩师，落发为僧（现长期在东南亚一带弘法利生）。并依止近代二位高僧，印光大师、弘一律师的弟子圆拙老法师修学佛法（生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谘议委员会主席）。在老法师精心栽培下，他律于行、志于学，认真地背诵佛教经论和儒家经典，如《沙弥律仪》、《论语》等，并在老法师面前考试通过，为以后济世利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学习之余，他还十分注重福德培养，打扫殿堂的卫生及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圆拙老法师对他十分严厉，有一次在拖斋堂的地时老法师悄悄地走过去检查，发现不够干净就当面让他重复拖几遍。他聪明好学做事又勤奋认真，于第二年便考进福建佛学院预科班，并以总分第一名成绩就任“班长”。法师在学院期间更加努力学习佛教经论及文化知识，课余时间总乐于帮助同学各种困难，并发心护持常住。 1984年（18岁）法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中国佛学院本科班。从此法师更加勤奋好学、刻苦专心，若有不懂之处虚心向师友请教，直至弄懂为止。也时常因思考问题而废寝忘食，从不虚度宝贵的暇满时光。他生活简单朴素，心灵善良单纯。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宁静祥和的教室里，时常会有一位身材瘦高威仪具足的学僧在课桌前，孜孜不倦地塑造自己远大而宽广的志愿并默默地耕耘着……。法师虽远在北京却念念不忘身居海外的剃度恩师及依止师圆拙老法师，常以书信往来。有一次给老法师写信说：“学院较乱，大家不愿学修，浑浑噩噩过日子，自己见了伤心并想回广化寺”，老法师回信郑重地告诉他：“别人是别人，你应当虚心学习”，这句话给他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在遇到困难时至诚地祈求三宝庇护及敢于突破困难，面对自我，升华心灵。另外赵朴老对法师也爱护有加，常帮他及时解决许多困难。1988年（22岁）本科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法师继续攀登智慧的高峰，探索佛法的深邃，并于同年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宽霖大和尚座下求受三坛大戒。 1989年，广化寺方丈毅然法师退居。当时，学诚法师的学识已引起佛教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在德高望重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关怀下，经毅然法师举荐和全体执事一致赞同，决定将年仅23岁还在就读研究生课程的他推上广化寺方丈的位置，并于同年二月初八日举行升座典礼。成为全国年纪最轻学历最高的名寺方丈。法师面对崇高的名位，毫不自满，反觉得自己德才不够担此重任而几度推脱。有一次他竟不告而别，但大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又把他找了回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法师任方丈期间仍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地钻研学习，并于1991年顺利通过了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的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兼任福建佛学院副院长。 身兼数职 认真负责 法师于1993年（27岁）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在京期间，无论出访国内或者国外他总是谦虚地为同行的老法师们服务，从中观察他们如何为人处世，历境练心，方便度生的。1995年任福建佛学院院长。1997年任福建省第八届政协常委。1998年（32岁）被选为福建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教》主编，《福建宗教》顾问。曾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9月16日（36岁）在第七届佛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一位，同时兼任《法音》杂志主编。谈起自己的当选，他表示，“这是前辈高僧大德对我的信任，我将尽心尽力地辅佐会长，并做好份内工作”。多年来法师在中佛协的付出是不言而喻的，实难用寥寥数语来加以表达。 2004年1月16日（38岁）荣膺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方丈，3月13日任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8月20日任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是唯一的汉族僧人。2005年7月当选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年纪这么轻便身兼多项要职，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他的时间是分秒必争，但并不以此为负担，反视为庄严。他常说：“无我无畏，无私无忧”。无论在何处大家看到他都是和颜悦色，身心自在，一点也显不出因事务的繁忙而忧愁不安，这说明内心具足戒定慧的功德；充满着光明、清凉、快乐、宽大，亦是具有菩提心的流露。有学僧问这种境界是怎样修的？法师说：“克制自己，不迁怒，常反省，代别人着想”。这位佛子是怎样赢得社会和佛教界的嘉许与厚望的呢？ 学修一体 内充外显 法师住处从不讲究豪华气派，他常说：“我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护持道场的”。在一天中他休息的时间很少，常常是两三个小时，早上闻板起床，也时常提前起来。他说：“自己临睡前意念定时一般较准”。晨起后喝杯茶水，静坐、思维皈依发心，规划一天的安排，有时候看书。接下来随众上殿过堂，特别这一点二十几年来持之以恒，始终如一。他常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不过宗教生活怎么可以呢？当头的要带头这样才能够领众熏修”。有一次法师因急着写一篇讲稿却忘了过堂，此时上殿时间已到，侍者要外出买些吃的，“饭可以不吃，殿不能不上”他说。通常早斋后他会在寺院四处走走看看。接下来回到寮房继续静坐思维一个小时左右。 法师很乐意与大家互动谈心，僧众与他交流心得时，总愿意把心里话谈出来，从中得到指导，僧众总是很好乐亲近这位慈悲的 “长者”，因为在他身边没有压力，且感到无限的温馨、和蔼、可亲，有吸引力、易亲近，而且在潜移默化地成长。有人问这是什么力量呢？法师说：“通常我与各阶层的人接触总是把自己的身份放低，众生平等吗”！法师处理事情既周密、稳当、可靠又洒脱，拿得起放得下。在日理万机之下，经常拿出很多休息时间来关心寺院的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如在广化寺法师常常深夜时到寺院各处巡察和关心巡夜的僧众。法师在处理事务之余，还广阅大量经论：如《华严经》、《法华经》、《大宝集经》、《涅盘经》、《大般若经》、《净土五经》、《六祖坛经》、《四分律藏》、《四分律比丘戒》（可背诵）、《南山三大部》、《大智度论》、《中论》、《慈氏五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分律比丘戒讲义》等，尤其对《戒律》、《净土》、《俱舍论》、《唯识》、《中观》、《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很深的研究与体会，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勤修佛学之余也研读《古兰经》等其他宗教的经典，并认为佛教应对其他宗教执包容、对话、交流的态度。早期每逢寒暑假，通常闭关专修，就现在，有时也挤出时间专修或进行短期闭关，以此策励大家，要时刻把握当下，慎勿放逸。 法师不仅关心佛教内部的事情，还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和平问题。十几年来，撰写了近百万字的佛教论文，如《福建佛教的过去与未来》、《对新世纪中国宗教的一些思考》、《宗教关注全球化问题》、《略论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漫谈佛教人才建设》、《现代丛林生活的趋势》、《佛教的和平观》、《佛教世俗化倾向的思考》、《人类道德危机与宗教伦理关怀》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在《中国宗教》、《人民政协报》、《佛教文化》、《法音》、《福建宗教》、《亚洲论坛》等海内外佛教的刊物与互联网上，受到教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法师给僧俗二众讲开示时，深入浅出、契理契机，能把佛法融会到现实生活中。在一次春节法会开示中，他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应不忘宗旨、不忘目标、不忘发心。为应僧众之机而提出适合现代出家众应具备的条件“志、道、德、才、学”五字真言；在丛林里 “坚持、随众、服从”的灵丹妙药。他常鼓励执事们要“发大心、讲真话、办实事”，对未来的发展，只要发心就能做到。工作能力不够，无法应付千变万化的缘起，以后不会做事的去做事，会做事了应从中超脱出来。为人处事遇违缘时应做到：“忍耐、包容、以礼相持、以诚相待”。 法师为什么会关心国内外大事？他认为，佛教与国家的命脉息息相关，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来参入，世界各国也离不开中国。在寺院举办的法会上，他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引导佛教信众遵纪守法，做一个模范公民。他说：“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众护持佛法，这是大家的责任和义务”，并要求新世纪的僧尼，要进行内在的“心灵环保”，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他认为，佛教的教育应该引导广大四众弟子从原始的、片面的、落后的、短视的、陈旧的观念里解放出来，走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道路。作为佛教徒要有远大的眼光，要能够把握新时代佛教命脉，要懂得利用现代化设备（如电脑、网络等）来弘法，用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方式方法来弘法，紧跟时代，随机应变，契理契机，大胆吸收现代科学中涌现出来的观点正确、内容新颖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领域，同时也要注重自身修养，以道感人，以德服人。所谓“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以真实修行，真实弘法，报谢四恩。 法师的高风懿行、领众修学、住持正法，更是得到赵朴老的肯定和赞赏，特地为其题诗：“律己其志刚，接物其气柔；学修不出门，声教及遐陬；如何办道场，傥于此间求”。这是一个世纪老人对一个青年晚辈的赞许，更是一种殷殷期望。

8. 《瑜伽师地论》和《大智度论》分别主要讲什么内容

1、《瑜伽师地论》，又称《瑜伽论 》、《十七地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唯识学派及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亦是玄奘西行所取的重要经典。

2、全书中心内容是，论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性质及其所依客观对象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现的现象；禅观渐次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境界，以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

3、全书分五部分：本地分（1～50卷）、摄决择分（50～80卷）、摄释分（81～82卷）、摄异门分（83～84卷）、摄事分（85～100卷）。释十七地有关三藏，特别是《杂阿含经》等众多要义。初明契经事，次明调伏事，后明本母事。五分中以本地分为重点，后四分主要是解释其中的义理。

4、《大智度论》主要讲述中道实相，以二谛解释实相之理，发挥般若思想，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作出系统解说及论证。论中引经籍甚多，保存了大量当时流传于北印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为研究大乘佛教和古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

5、同时由于此论所释的《大品般若经》为当时篇幅最大的一部经，作者并对经中的“性空幻有”等思想有所发挥，故被称为“论中之王”。此论先举出法相的各种不同解释，以此为尽美；最后归结为无相实相、法性空理，以此为尽善。

(8)智度师生平扩展阅读：

1、《大智度论》，是由龙树菩萨所造，姚秦弘始四年，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中西明阁上创译，至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大智度论》堪称龙树菩萨晚年名著，为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巨著。

2、《大智度论》全书所引经典极多，为理解大乘佛教之重要论书，对佛教学说、思想、用例、传说、历史、地理、实践规制、僧伽等解说甚为详细，所引经典、论书包含原始佛教圣典、部派佛教诸论及初期大乘之“法华”“华严”等诸经典，堪称“佛教网络全书”。

3、鸠摩罗什译本共一百卷，最初三十四卷是“大品般若初品”之注释，其后各卷则是节译，如果全部译出，或将超过千卷之数。

9. 大智度论，佛陀都讲了什么

“大智度论”是 龙树菩萨的写的经论，是依据《大品般若经》做出了对空性的展开解释，被认为是龙树创立的佛教“中观”派的重要论著。

10. 鸠摩罗什是什么时期的人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

鸠摩罗什（梵语 Kumārajīva ）（公元 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
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时称“四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