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美术
❶ 华尔纳的中亚考古（盗取）
华尔纳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参加了拉斐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远征队，到过俄属中亚细亚。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修养，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华尔纳也曾前往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堡等地参观过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科兹洛夫等人盗取的中国西北的文物，并与一些当时西域美术方面著名的中国美术专家和汉学家有过接触与交往，也读过他们的书，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他的专业关系，以及他曾来中国北京商谈美国人在中国建立考古学校事宜，因此这一切促使他特别想到中国西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愿望。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也正在物色人物，准备前往中国西北从事古物搜集，当然华尔纳成了最佳人选。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到达北京，找了一个叫王近仁的翻译，并由于政治原因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为他们在中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考察团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后才正式开始考察，第一个目的地是黑城遗址，即额济纳，早在此前俄国人科兹洛夫已来过此地，并有大量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十分珍贵的文物，包括在一个塔内发现的古写本图书馆。因此华纳的考察收获不大。于是前往敦煌，中途杰恩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1924年1月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之后，藏经洞中的国之重宝早已瓜分得一干二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决定进行壁画剥离和彩塑的搬迁方式，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当时他用特制的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人为地造成破坏。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加上他也缺乏助手，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他是造成中国敦煌文物掠夺盗取并破坏最为严重的盗贼之一，为世人所不齿）
❷ 什么是敦煌学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2)西域美术扩展阅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❸ 魏晋南北朝中国美术主要有哪些成就最好有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从而造成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变迁，玄学、佛学随之大兴。
在玄学、佛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绘画，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外来影响，题材广及文学、宗教，技巧丰富多变，创造了“笔不周而意周”的新风格。
同时，第一批为后世崇奉的画坛宗师，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第一批有摹本流传的巨迹，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职贡图》；第一批有系统的画论，如顾恺之《论画》、谢赫《古画品录》、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等，亦应运而生。中国绘画从附属经史而行的被动地位中初步挣脱出来，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画家也不再跻身于工匠之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南谢赫提出的画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绘画逐渐进入了高潮。
“佛面之祖”曹不兴
三国时期，兵祸连结，杀伐无已，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乃迅速发展，一些西域（今中亚一带）僧人将佛本生故事画传到内地。吴国画家曹不兴见后，摹写不已。他心敏手灵，能将佛像头、面、手、足、肩、背等人体比例，画得与真人一样。后来由熟生巧，自成一体，所绘人物，衣纹折皱紧贴身体，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
曹不兴学会佛像画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他被誉为“佛画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
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不仅佛像画绵延不绝，风行百代，而且人物画也精益求精，蔚成大观。
画坛“痴人”顾恺之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其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青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维摩诘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顾恺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紧劲连绵、循环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举，优美生动。他还善绘风景，所作树木、山峦，布置有致；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不作晕饰，而神气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
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据其所见作《职贡图》，描绘滑国、波斯、百济等十二国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其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幅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图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摹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消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捉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末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拿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说法图以佛祖为中心，周围听众云集，人物造型受西域艺术影响，腹腰突出，上身略向后倾，肉身呈S型，富有动感，而技法上则为中原线条风格，流畅有力，画风亦是中外兼具。
有的壁画上还画有伎乐飞天。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地表现出来，给说法图画面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
西域美术奇葩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勃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稚拙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
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疱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划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捕捉于画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不满时政，避隐山林，尤其晋室南渡后，江南秀美的山水激发人们对自然美鉴赏力的提高，于是披奇揽胜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画家也开始模山范水，戴逵、顾恺之等均作过山水画。但山水画真正脱离人物背景而独立成科，则从南朝刘宋时期始，宗炳（375年—433年）就是当时的专业山水画家。
他一生隐居不仕，酷爱自然，游踪遍及江南湘鄂名山大川。晚年将生平所见名胜绘于壁上，作为“卧游”，仿佛置身大自然中，怡然自得。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画山水以“澄怀观道”、“畅神怡身”为宗旨，即通过对天地自然的描绘和欣赏，来领悟老庄超脱无争之道，抒发精神追求，怡娱身心。这样也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道家“游心物外”思想合而为一。他的看法奠定了日后山水画向“虚”、“静”、“无争”、“游目骋怀”的方向发展。
❹ 魏晋南北朝中国美术主要有哪些成就最好有评论，再分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从而造成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变迁，玄学、佛学随之大兴。
在玄学、佛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绘画，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外来影响，题材广及文学、宗教，技巧丰富多变，创造了“笔不周而意周”的新风格。
同时，第一批为后世崇奉的画坛宗师，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第一批有摹本流传的巨迹，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职贡图》；第一批有系统的画论，如顾恺之《论画》、谢赫《古画品录》、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等，亦应运而生。中国绘画从附属经史而行的被动地位中初步挣脱出来，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画家也不再跻身于工匠之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南谢赫提出的画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绘画逐渐进入了高潮。
“佛面之祖”曹不兴
三国时期，兵祸连结，杀伐无已，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乃迅速发展，一些西域（今中亚一带）僧人将佛本生故事画传到内地。吴国画家曹不兴见后，摹写不已。他心敏手灵，能将佛像头、面、手、足、肩、背等人体比例，画得与真人一样。后来由熟生巧，自成一体，所绘人物，衣纹折皱紧贴身体，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
曹不兴学会佛像画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他被誉为“佛画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
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不仅佛像画绵延不绝，风行百代，而且人物画也精益求精，蔚成大观。
画坛“痴人”顾恺之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其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青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维摩诘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顾恺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紧劲连绵、循环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举，优美生动。他还善绘风景，所作树木、山峦，布置有致；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不作晕饰，而神气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
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据其所见作《职贡图》，描绘滑国、波斯、百济等十二国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其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幅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图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摹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消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捉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末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拿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说法图以佛祖为中心，周围听众云集，人物造型受西域艺术影响，腹腰突出，上身略向后倾，肉身呈S型，富有动感，而技法上则为中原线条风格，流畅有力，画风亦是中外兼具。
有的壁画上还画有伎乐飞天。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地表现出来，给说法图画面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
西域美术奇葩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勃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稚拙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
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疱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划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捕捉于画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不满时政，避隐山林，尤其晋室南渡后，江南秀美的山水激发人们对自然美鉴赏力的提高，于是披奇揽胜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画家也开始模山范水，戴逵、顾恺之等均作过山水画。但山水画真正脱离人物背景而独立成科，则从南朝刘宋时期始，宗炳（375年—433年）就是当时的专业山水画家。
他一生隐居不仕，酷爱自然，游踪遍及江南湘鄂名山大川。晚年将生平所见名胜绘于壁上，作为“卧游”，仿佛置身大自然中，怡然自得。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画山水以“澄怀观道”、“畅神怡身”为宗旨，即通过对天地自然的描绘和欣赏，来领悟老庄超脱无争之道，抒发精神追求，怡娱身心。这样也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道家“游心物外”思想合而为一。他的看法奠定了日后山水画向“虚”、“静”、“无争”、“游目骋怀”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