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❶ 跨学科研究法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么

跨学科研究是
属于社会
科学研究
网上有评论

❷ 跨学科研究的历史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笛卡儿将代数学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的解析几何，它不仅一改两千年来这两门学科彼此分离的局面，而且为微积分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和领域间的学科交叉，使交叉学科研究成为科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早期，人们对交叉科学和跨学科基本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今天看来，交叉学科或科学研究还属于跨学科研究的初步阶段，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仅限于已有学科之间，而学科都是人为设置的，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进展，就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性的研究。尽管跨学科研究也可能产生一些交叉学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问题，更注重行动本身及其与社会联结的深广程度，而不以成立学科为目的，因而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学科之外非学科因素的意味，这就不仅比交叉学科突出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活动的群体性，而且明显地具有实践效果的放大性。
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乃至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人们常说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就是对这一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跨学科研究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其兴盛也映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几个基本态势。首先，科学结构复杂化趋势。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典时代的科学统称为简单科学，但与今天大科学时代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开放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的极度复杂相比，分门别类的经典科学在基本理念和存在形式上确实属于简单性的范型，是按照“古老”的简单性原理构造起来的。其次，科学活动有机化趋势。与近代之初的科学各自并立、彼此不相往来的状况相比，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之间不仅相互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形成影响，显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再次，理想目标的“软”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科学不再被简单地看做是价值无涉的，而必须越来越多地顾及存在的影响和应用的后果，科学也不再被普遍地看做是唯一的话语权威，虽然科学依然是科学，科学主义也还是一种强势话语，但来自科学内外的批评之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和浩大。而社会各界对科学的某种人文化诠释如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以人为本”的内涵界定，也是在人文的意义上扩展对科学的理解。这使得“让科学回归人文”成为未来科学发展中不可逆转的一种社会潮流。此外，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技术、市场与交往的普遍化需求所带来的全球化运动以及一些重大社会工程的出现，导致社会问题巨型化，使治理难度大大增加，向人类理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可以说，现实中的一切重大课题不通过跨学科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譬如，寻找SARS病毒和禽流感的病源，对艾滋病的有效防治，人类基因组测序、航天探索、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救治研究等，都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或技术甚至一地一国所能承担的，而这些问题之间有时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从而必需综合多学科多方面社会力量开展集成性的研究。这种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多学科化趋势，必然导致跨学科（包括跨技术）研究与“跨界行动”成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类的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阶段而进展到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跨学科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被库恩所称之的新的“范型”。

❸ 跨学科研究的现状

由于与传统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类型、规模和难度上都有巨大不同，因此当前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一，是学科跨度加大、数目增加、非学科类内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复杂，界限越来越不明晰；其二，科学研究中自觉地组织化程度提高了，通过这种组织，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的人们自觉地走到一起开展合作性的科学研究，学科封闭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发展空间；其三，人文与社会科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领域，它们甚至大规模地向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反向渗透；其四，社会开始不断接纳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学校中各级各类的通识教育特别是人文素养和社会技能教育都在试图克服由于分科知识的单一化教育所带来的多种弊端；社会在人才选择上也强调专业基础知识、业务技能、人文素养与社会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把厚基础、宽口径、亲和度、拓展能力等作为一种人才标准来追求；各种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都组织多学科和背景的人员参加并广泛征求各方面乃至公众的意见，等等，这都展现了跨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兴旺势头和社会影响。

❹ 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
1、规范研究法
会计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它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或经济理论对经济行为人的行为结果及产生这一结果的制度或政策进行评判，回答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应该是什么的分析方法。
2、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认识客观现象，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研究方法，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法试图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3、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指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案例，交给受训学员研究分析，培养学员们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及执行业务能力的培训方法。
4、比较分析法
是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提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常常用到，他与等效替代法相似。
5、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6、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
7、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分析法是一项经济且有效的信息收集方法，它通过对与工作相关的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来获取工作信息。一般用于收集工作的原始信息，编制任务清单初稿。
8、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❺ 跨学科研究的专家观点

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苏·科尔曼说，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技术和贸易似乎在摧毁一切障碍。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合作来追求学校的远大未来，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优秀的、不同学科的人才组合起来，然后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自己做主。
科尔曼介绍说，在进行开创性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有悠久的历史。50多年前，密歇根大学的一些教授组成了一个小组，运用在二战期间开发的手段，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他们建立了社会研究所。今天，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调查研究中心，汇集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多学科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力图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决策——优秀的研究都应如此。
在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还在探索其他的跨学科研究前沿领域，如化学基因组学中心把物理学、化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深海潜水和草药研究聚合在一起。这个新的“化学基因组学中心”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实验设备和计算机，筛选数以万计的化合物，寻找未来的可能药物。跨学科研究需要以多样性为前提，而知识的多样性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科尔曼说，大学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而是一个思想的市场，其目标是尽可能有效地转化创新成果，将其引进商业领域。在美国，大学教职员工究竟应该享有哪些知识产权，在20多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但争论现在已经结出了硕果。例如，2004年，密歇根大学的教师有285项发明，开办了13个新公司，流感疫苗鼻喷剂和在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手术中心成为标准技术的激光角膜瓣切削技术，更是令密歇根大学引以为荣。
科尔曼最后表示，由中美两国合办的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将大力扶持计量社会科学研究，扶持新的跨学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据介绍，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在密歇根大学学习过的中国学生，在数量上多于在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博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博士、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等。

❻ 毕业论文常用的研究方法

毕业论文常用的研究方法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3、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主动变革性。
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
第二、控制性。
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
第三，因果性。
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4、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
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
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
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
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5、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6、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7、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8、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
9、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0、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❼ 跨学科研究的概念是什么

跨学科抄研究又称“交叉研究”、“科技整合”、“跨类研究”等。跨学科研究主要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音乐、雕塑、影视、建筑等），文学与文人社会科学（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语言学等），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它是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联系的良好途径。

❽ 跨学科研究的研究典范

司马迁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读书与实践是他的治学准则，按照现在的话语系统来说，就是文献材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因此，如果我们非要追寻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起源，我看完全可以追到司马迁那里。司马迁给中国的史学家树立了好的榜样，但后来的史学家大多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去做。直到今天，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献、辨证考据，如果没有正史、实录、档案、笔记、方志、家谱等等的文献材料，史学研究简直是寸步难行。社会史研究虽然拓展了研究内容，也扩宽了史料运用的范围，然而社会史研究并未对传统史学产生真正的冲击，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研究手段上讲社会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因为社会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基本以文献材料为主，注重历时性研究。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去后，才使历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总之，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与传统史学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类学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目前，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开展的华南社会研究，已经显现出历史人类学的诱人之处。这批学者特别重视小社区的研究，他们认为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义。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过实地深入观察（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已显窘态的社会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布罗代尔所揭示的“整体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小社区，大历史”。在田野调查中，他们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碑刻等资料，还有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以前几乎从未被史学家注意和使用过的材料。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和接触，他们得到很多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比如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鉴于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因此他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从而使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揭示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一个叫樟林的乡村，主要研究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问题，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华北社会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学术热点，赵世瑜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眼睛向下，于细微处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如他对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解读，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等，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精英们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其代表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的多篇论文，人类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
在研究中，这批学者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并为许多年轻学者效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一取向称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现在有学者提出历史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学者们颇有争议。客观上分析，这种争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其影响也还相当有限，似乎尚无资格为自己争得一个地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画地为牢，可能它也没有什么前途。当然可以坦率地讲，我在此文中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学，我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来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因为我不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人类学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视角。正如著名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所说，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如果非要分门别类，我看也只能划在历史学科之内。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被历史学“抢注”了。这个观点是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没有较为深厚的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类学研究者多为历史或考古出身，也有部分民族学研究者，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只能依附在历史学的庇护之下。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进行田野考察，是为了能更好地解读文献。此一语道破天机。也就是说，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仍是根本，人类学的方法是辅助。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发展，形成新的交叉边缘学科，如进化金融学（Evolutionary Finance）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介于生物学和金融学的一门边缘科学，进化证券学则是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此外，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发展，形成新的交叉边缘学科，如网络语言学就是网络技术和语言科学有机融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该学科由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教授首先提出，并受到学界关注和肯定。

❾ 比较文学 跨学科研究

在中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中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涨，各种尝试性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此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集结，但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如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等。作为一本首倡全面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其推进与促进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当前的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限于呼唤或复兴的时候了，而是正处在蓬勃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预计在今后的十年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显著特征，并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两点：
一、新方法论的运用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实践，使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986年方法论热以后，文学学科对新方法论的认识与接纳，经历了一个从骚动走向沉静，从外在压力走向了内在要求的过程。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边界正在不断交叉、融汇，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虽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但大量的研究实践与成果却强有力地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的研究学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为人重视，除了它开掘了许多为世人未知的人类学资料以外，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所做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这从萧兵、叶舒宪、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点。叶舒宪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原型批评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后对中国神话、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自觉运用西方新方法的实践中产生的。他承认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学根脉的一种双向选择的“沟通”和“互释”。它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同时以钱钟书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具体参见叶舒宪《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学史的撰写问题，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都进行过多次的讨论。这也是在方法论讨论与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开始的。理论意识的觉醒与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尽管在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通史，但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断代史著作、个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现了，如有论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有论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的，最近漳州师院的林继中博士还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至北宋》，在此书中，他明确把文学现象看作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史和社会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它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虽然此书只有四章，字数也就14万字，但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们对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趋向，一个具有“文化史派”特征的文学史研究学派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跨学科研究推动的结果。
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成绩为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涌动，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如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正是在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势头。比如，一些宗教学者跨入到文学领域来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象赖永海；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象葛兆光、张伯伟、蒋述卓、马焯荣等等；形成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热。又如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申小龙、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学者，又开始了从文化角度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征程。它走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国文学与美学特征的大胆尝试。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各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又必将推动各门学科的更大发展。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要走向成熟与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晴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
再次，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应不断开拓新的边缘课题研究，比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家族传统、文学与广告艺术、文学与影视艺术等等，都有待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