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美术史
❶ 我想了解民国至今的美术史
20世纪的中国绘画表现出新旧交替、中西混融、变化过渡的特色，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新格局。和中国古代绘画相比，20世纪绘画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其一，绘画门类更加齐全，除原有的传统中国画、年画、壁画等品类外，产生了油画、版画、连环画、漫画、宣传画等新画种；其二，中国画趣味高雅的写意、象征、表现和抽象手法，从世纪之初开始，逐渐向较为大众化的写实过渡；其三，强调吸收外国文化艺术。清末兴起改造中国画的思潮，从广东岭南画派开始到后来的徐悲鸿学派，都是明显的表现；其四，大量美术留学生去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学成归国后成为美术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和职业画家，这从整体上奠定了中国油画发展的根基。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油画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五，新的艺术运动伴随着社会革命浪潮而起伏，艺术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绘画强调为政治为人生服务。辛亥革命前后的漫画、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解放区的版画、建国后的连环画、宣传画等，都可做为这一倾向的突出代表。
从编年史的意义上，通常把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分为五个阶段：190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前期为第二阶段；30年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为第四阶段；1989年以后为第五阶段。
中国绘画到了清末，以北京为中心的四王画派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上海的海派开始兴起。19世纪中叶，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的发展使上海形成了新的绘画市场，吸引了江浙一带的画家，形成了“海派”画家群体。海派善于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金石艺术吸取养分，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的大写意水墨画技巧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形成雅俗共赏的新格局。海派主要画家有前期的张熊、朱熊、任熊，人称“三熊”。任熊、任熏和任颐又合称“海上三任”。晚期以吴昌硕为主要代表。另外，未定居上海的画家赵之谦和虚谷也被视为海派名家。
吴昌硕作为海派晚期的主要代表，活跃于20世纪初，他的绘画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亦署仓硕、苍石，别号缶庐、老缶、苦铁等。浙江吉安人。吴昌硕一生在诗、书、画、印各方面造诣均很深。绘画上擅大写意花卉，其用墨浓淡干湿，各相其宜，色彩吸取民间绘画用色的特点。善用强烈鲜艳的重色，大胆使用西洋红，色调浓艳，对比强烈。他发展了青藤、雪个、石涛、扬州八怪以来的大写意画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雅俗共赏”品格。他的作品极多，《荔子》、《荷花》、《寿桃》、《墨竹》、《雁来红》等，都是其匠心独运的杰作。
清末上海“海派”是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画派。和当时北京按四王一路画风发展的京派相比，海派适应商人和大众的需要，逐渐走向雅俗共赏一格。京派有一个正统的观念，按四王一路画风绘画，主张摹古，追求写意、象征的高雅趣味，否则就被称为“野狐禅”。它与北京的宫廷绘画关系密切。但不论京派和海派，实际上都是传统绘画，上海“海派”只是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
辛亥革命后，由于西方绘画的引入，传统绘画改名为中国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西洋画。尽管中国画这一名字最早出现于明朝，但实际上真正流行并被接受是在20世纪。20世纪美术领潮人主要是去西方留过学的画家。伴随着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由世纪之交开始兴起了改造中国画的革新运动。广东岭南画派率先打出改造中国画的旗帜，主张“调和古今，折中中西”。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清末有居巢、居廉兄弟二人在绘画上富有新意，成就突出，影响了曾以他们为师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二高一陈”都曾留学日本，研究东洋绘画，归国后，倡导改革中国绘画，力求在传统绘画上吸收西洋技法，效仿日本走过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他们在绘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画派，被称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是高剑父。高剑父（1879-1951）名仑，号爵廷，广东番禺园冈乡人。少年时在居廉门下学习绘画、1905年，东渡日本，以卖画为生，后进“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画会”研究东洋绘画，从而萌发改革中国画的思想。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逝世后，高剑父不满于国民党军阀的黑暗统治，不问政治，在广州设“春睡画院”，致力于艺术教学，并担任中山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
近代以来形成的岭南画派，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画改革的画派，他们培养了大批的学生，第一代学生有黄少强、方人定、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等。第二代学生杨之光等人已与徐悲鸿所倡导的绘画合流，但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岭南画派的传统。
沿着近代海派画家和岭南画派指示的两条道路，20世纪中国画逐渐形成两大类型：传统型和融合型。
传统型是指活跃在北京地区的京派画家和上海江浙等地的画家。其中造就了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大师级画家。他们反对摹古泥古，力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艺术个性，将传统绘画推向高峰。
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从民间雕花艺匠成为中国画大师，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他熔文人画与民间艺术、诗、书、画、印的修养于一炉，“雅俗共赏”是其绘画的突出标志。黄宾虹是浙江金华人，现代山水画的巨匠，他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彩，浓重的积墨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最高艺术美之一。潘天寿是浙江宁海县人，他在花鸟画方面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融南北宗于一体，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雄劲奇险的风格。傅抱石、溥心畲、于非阉、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型绘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融合型主张中西融合，革新中国画。除岭南画派“二高一陈”外，刘奎龄、刘海粟、徐悲鸿、蒋兆和、朱屺瞻、丁衍庸、李可染等，也是主张中西融合、革新中国画的代表。影响最大的当推徐悲鸿学派。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县人，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启示而步入中国画坛。1919年3月起留学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师从精于古典画风的达仰，1927年回国。回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倡导写实主义美术，积极参加革新中国画的运动。他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将维妙维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融形似与墨趣于一体。以徐悲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主张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画家群体，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主干。
值得注目的融合型画家还有林风眠、陈之佛、张大千等。其中以林风眠最为突出。林风眠1900年11月生于广东省梅县，自幼学习绘画。1919年去法国留学，先后入法国第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回国。他以调和中西、创造新的绘画艺术为毕生奋斗目标。他继承传统绘画重视意境的特色，汲取民间美术刚健有力的素质，又引入西方近现代绘画强调感性直觉与形式创造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伴随着改革中国画的思潮，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20世纪的中国画家们提出了“民众的艺术”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20年代开始，不时有一些画家走向街头，借鉴西方造型方法，描绘城乡劳动者的生活，其中突出的有赵望云、黄少强、蒋兆和等。赵望云的《贫与病》、《拓荒者》，蒋兆和的《流民图》等，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则下，中国画开始普遍描写生活，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程十发、王盛烈、周思聪等。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创造了许多歌颂工农兵的作品，人物画由此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山水花鸟画也多作写生，开始摆脱辗转摹古之风。
60年代前期，出现了以描绘黄土高原为特色的“长安画派”。长安画派始于赵望云，以石鲁成就为最高。石鲁强调写生，他把描绘黄土高原作为自己的主要题材，形成了独特风格。《转战南北》是很能体现石鲁高度艺术表现能力的作品。石鲁在后期艺术上进行的变法探索也是很有价值的。60年代还出现了以李可染为突出代表的写生派山水。与此同时，中国画在这时走向了空前广泛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许多图解政治的作品大量出现。通俗化、政治化弊病开始露出端倪。
“文化大革命”十年，美术的题材被限定在极为单一的政治性范围之内。建国后十七年里文艺思想中“左”的倾向，在社会及政治动乱期间恶性膨胀，发展到极端，直至把艺术视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此时的主要美术门类是宣传画和漫画。国画由于受反映现实生活的局限性，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文革”后期出现的一些中国画，也被打成了“黑画”。但在客观上，“文革”对美术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促进了写实绘画的发展，中国画的人物画也由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一些值得肯定的作品。如刘文西的《知心话》、卢沉的《清洁工人的怀念》等。
进入80年代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借鉴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更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一时期，个性意识和主体观念开始抬头，中国画的探索呈多元化趋势向前发展。现代美学观念的渗透，催生了许多新的绘画类型，如抽象型、超写实型、色彩型、民间意趣型、新文人写意型等等。由于外来影响和革新者的大胆思考与实践，80年代中期，中国画的论争再次掀起高潮，包括中国画的特点、疆界、笔墨的价值、借鉴与继承的关系等问题，都在新的层次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场论争伴随着中国画创作流向的分化，初步形成了多元的格局。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的中国画展出，除抽象水墨没有参展以外，基本上显示了艺术风格多元化的景观。值得一提的是，从50年代建立起北京中国画院、上海画院以来，至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近百个画院，如中国画研究院以及江苏、广东、浙江、陕西、辽宁、湖北等省级画院。这些画院对组织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与销售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90年代，中国画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起初，画家们一度冷却了对西方现代化野性的崇扬。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成了既坚持“二为”方向，又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进行竞争的较为稳定和开放的局势。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这一时期有着新的发展，出现了像刘大为的《晚风》、赵奇的《生民--1885·黄遵宪与美国华工》、韩国榛的《民初素描·街头》、卢沉的《清明》等一批优秀作品。山水和花鸟在90年代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在老画家当中，张仃和吴冠中较为活跃，张仃的焦墨山水不断升华，吴冠中的点、线构成也还有着一定的潜力。在大部分中青年画家中，相当数量的画家仍然沿着李可染开拓的写生和创作山水的思路，进行自我风格的调整和升华，并以表现诗化的意境为基本目标。但也有部分画家开始了绘画语言的变革和创作观念的部分调整，如张凭向宏观意识和整体墨韵的靠拢，李宝林对激情的粗线节奏的强化等等。花鸟画的题材有了新的拓展。几乎所有的天下之物皆可以入画，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突破其既有的疆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水墨画”和“新文人画”的出现。这两个艺术流派是从不同的思路欲求变革和摆脱现实主义美术给绘画带来的影响。现代水墨画崛起于80年代中期，它带有新潮倾向而又不同于新潮美术，试图冲决正宗中国画界域和更加强调媒材特性。“新文人画”在80年代末正式推出，经过边平山等画家的努力倡导和1987、1988两度“南北画展”，致使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中国新文人画展”，以后又相继举办多次活动，成为90年代中国画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19世纪末以来，上海、北京、广州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凝聚地，加上三地商业发达，便于对内对外交流，因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画家主要云集于这 3个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画家群。江浙画家群人数最多，著名画家有任颐、虚谷、蒲华、吴昌硕（海派四杰）、黄宾虹、顾麟士、王震、吴徵、吕凤子、刘海粟、潘天寿、冯超然、吴湖帆、贺天健、王个□、丰子恺、陈之佛、朱屺瞻、来楚生、张大千、张书□、傅抱石、吴□之、钱松□、汪亚尘、陆俨少、唐云等。先后有艺观、白社、上海中国画会、百川书画会等中国画社团活跃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均设有中国画专业，广传中国画艺。北方画家群主要云集京津两地，著名画家有齐白石、陈师曾、金城、周肇祥、陈半丁、姚华、萧□、萧□泉、王梦白、溥心□、胡佩衡、汤涤（后居上海）、于非□、秦仲文、徐燕荪、吴镜汀、刘奎龄、刘子久、陈少梅、邱石冥、汪慎生、王雪涛、李苦禅、叶浅予、赵望云、蒋兆和、李可染等。在20～40年代，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后继者创办的湖社，聚集了一批以研究和维护传统绘画为宗旨的画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南方画家群（包括香港、武汉），著名画家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黄少强、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以上均为岭南画派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丁衍庸、卢振寰、张振铎等。岭南画派最早倡导革新中国画，有很大影响。有的画家先后历经南、北几个地区，如徐悲鸿、林风眠等。抗日战争期间，南北画家多转移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大多回到了3个聚落区。这3个聚落区的中国画家,有许多创办学校或在学校任教，或者以传统方式课徒授艺，亦有许多编辑杂志刊物，或筹办展览会，进行对外交流，为传播与发展中国画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画家聚落格局逐渐产生了变化。有一些画家如张大千、溥心□、黄君璧、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等，定居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异国。西安、沈阳、重庆乃至各省市都相继建立或扩建了美术院系，新的一代中国画家遍及全国各地，三中心渐成多中心，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传统型中国画
现代中国画家中，有许多是维护或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不接受西方绘画影响的。他们之中又分为两支：一支以模仿、传承前人技巧、风范为基本原则；另一支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出新,但他们的革新主要限于建树自己的独特风格,或给作品注入一定的新内容，而不是动摇和改造传统模式。前
一支的贡献在于保存与传授传统技巧；后一支的贡献则在于发展传统，使传统绘画更加完满，以及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前者以金城、顾麟士等为代表，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为代表。
齐白石从民间雕花艺匠成为中国画的大师，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熔文人画与民间艺术、诗、 书、 印、画修养与农民气质于一炉，在作品中表达出中国人的审美理想。黄宾虹作为现代山水画的巨匠，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采，尽管人们对他的艺术有曲高和寡之叹，却不能不承认他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高的艺术美之一。潘天寿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他的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傅抱石、溥心□、于非□、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绘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和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现代人的情感心理。齐白石的真率与刚健，黄宾虹的深沉与热烈，潘天寿的雄浑与骨力，傅抱石的恣纵与情致，都是与现代精神相通的，都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思想情感范畴。
传统型中国画在形式与表现上主要依靠对古典绘画尤其对文人画的继承借鉴和写生观察。它赖以存生的基础首先是传统笔墨功力。博采各家，遍临名作，融会贯通而又独出心裁，就有成功的可能。现代画家由于生活在广富收藏、 印刷业、 博物事业初具规模的大都市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历代著名作品；而交通的发达，又为他们提供了行万里路和展览观摩的方便。近现代社会生活结构迫使画家们将作品作为商品出售，大大改变了既往画以自娱的性质。这些特点，都对传统型画家的创作有深刻影响，因此，他们的艺术道路和古代艺术家也明显地拉开了距离。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异，以静观自然、品味笔墨意趣为特色的传统型绘画愈益显出了与新的审美需求的差距，如何给它以新的生命活力，是现代中国画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融和型中国画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思潮、论著、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随着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大批青年美术家留学日本与欧美，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和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刘海粟等，都倡导西方古典写实美术或近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几十年来，融和型中国画成为主潮，毋宁说，这是中国人民欲将古老的文明推向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奋斗在美术领域的表现之一。
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创始人的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绘画。他们多曾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术，强调写生、取材于现实、教育性和融会中外画法——如光色、纵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鸟和走兽题材的创作中，他们把居廉的没骨画法、撞水撞粉画法和横山大观、田中赖璋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为一，努力创造一种奔放雄劲而又富于时代感的美。岭南画派虽然云集了广东的一批中国画革新者，并不是一个以描绘地方风情或景色为指归的地域性画派。他们以创造新国画为己任的大胆探索虽不成熟，但却造成了思想上的显著影响。
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启示而步入中国画坛的徐悲鸿，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把惟妙惟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他的学派和同路者遍于各地，成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骨干。徐悲鸿学派对中国画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画描绘人与自然的能力，而其融形似与墨趣为一的风格，也增强了中国画的丰富性。
林风眠以调和中西、创造新的绘画艺术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继承传统绘画重视意境的特色，汲取民间美术刚健有力的素质，又引入西方近现代绘画强调感性直观与形式创造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注重色彩与光的表现力，加强线的力量与速度，深入表现心理意蕴,从整体上突破与超越传统绘画模式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世纪以来融和型的革新探索中，林风眠的艺术成就，是最值得注目的。
融和中西有广阔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可以融和成多种类型、形态与风貌。如陈之佛融东、西洋的装饰性色彩于工笔花鸟而不露痕迹；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法，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不改变画面的传统风神；李可染吸取西画写生法与写实观念却不减弱传统笔墨的作用；吴冠中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色调观念与方法表现传统的诗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乃至刚刚跨入画坛的青年画家，在融和中西方面更是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与探索。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是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从走向十字街头到描绘工农兵 中国画自元代以降，渐渐封闭在士大夫和贵族的天地里，极少描绘下层劳动者与繁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把下层社会人作为欣赏的主体,文人画成了贵族化的艺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美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清末民初，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的是著名画家吴友如。他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的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了《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嘛僧、老西儿等。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亦以走向十字街头为旨，以同情的态度描绘城乡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景象。北方的赵望云则到冀南、塞上等地作农村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画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不理睬“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指责，“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改变旧有的画风……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王森然《群众画家赵望云》，《大公报》）”。冯玉祥为他的大量写生配了诗，老舍、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视为一场艺术上的革命。抗战期间，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战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创作了《流民图》，在四川大后方的一些画家如关山月等，也到西北地区写生……。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涌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程十发、王盛烈、周思聪等。走向十字街头变成了描绘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中国画画家渐渐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绘画与现实的关系，涌现了一大批敢于创造又钻研传统的中青年画家，中国画坛呈现一片新气象。如霍春阳、边平山、王镛、赵蓓欣、朱新建、汪为新、一然等。
中国画革新的论争 中华民国以来，围绕中国画革新与发展问题，不断有各种理论主张的探索与论争，出现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思想成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20～30年代，参与探讨中国画发展的重要人物有康有为、高剑父、高奇峰、 陈独秀、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林纾、金城、陈师曾、郑午昌等。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对清代绘画的因循守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提倡宋代院画传统,批评元明清文人写意传统，号召借鉴西方写实绘画。陈独秀、吕□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术革命》为题的通信，激烈抨击清代画家王□和模古风，也提出借鉴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原则。他说的西方画之“可采入者”，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画教学中要不要学习西方素描的问题上，徐悲鸿及其学派与反对者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刘海粟的基本看法是“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不过他对西方美术的借鉴，强调的不是写实主义，乃是以抒写心灵为宗旨的表现主义艺术。高奇峰在20年代曾针对国画界对岭南画派的批评，发表了《画学不是一件死物》的讲演，说绘画“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认为中国画画家也应当学习“解剖学、色素学、光学、哲学、自然学、古代的六法”。林风眠对中国画发表过很多意见，其基本主张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认为中西绘画各有长短，如中国画的抒情性胜于西方机械描绘的作品，而西方近代绘画又比中国画讲求形式和独创性。中国画应当从因袭中冲出来，从中西融和寻找一条新路（参见《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版）。陈师曾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对传统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性的分析与回答。林纾是一位古文学家，兼善山水画。五·四运动中反对白话文，而后又反对借鉴西画，号召画家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参见《春觉斋论画》）。金城对革新理论与实践都采取否定态度，“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参见《画学讲义》）是他的基本主张。
40年代，艺术界集中于抗战的宣传，版画、宣传画和漫画空前发展，中国画相对处于沉滞时期，论争亦复暂停。40年代晚期，主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徐悲鸿坚持以素描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曾引起一些坚持以临摹、书法作教学基础的教师的反对，并招致一场论争与风波，双方各不让步。
50年代以来，围绕要不要以及怎样借鉴西方绘画、怎样看待笔墨技巧、怎样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都有过争论，从总的看是坚持革新的观点渐渐得到承认，而坚持传统道路、技巧和方法的意见总是给革新者以补充，使他们更冷静地研究与继承传统。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画如何适应开放的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现代审美需求，成为更加迫切的问题，新一代理论家和中国画家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大胆的实践，把革新中国画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层次。对传统文化和近百年美术进行严肃的反思，对当代实践作出有理论深度的回答，对未来前景作出有说服力的预测，已成为中国画论争的新课题。
一般来说就是指的1840年以后，到1919，但是最近也有的说1840-1949为近代，而且有的把这段合称为近现代。1949年之后称为当代。说实在话，近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不同的分法，各有其道理。
著名人物：任伯年，吴昌硕，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丰子恺，潘天寿，刘海粟，当然有些人生活到1949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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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哪些美术家
中国绘画艺术(包括中国书画、 油画及当代艺术)一直是艺术品市场的主流品类，2012年总成交额为50.68亿美元， 占59.93%的市场份额。 为此，我们制作了年度中国绘画作品销售总额 (不含佣金) 排名前十的艺术家榜单，其中有9个席位被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占据，其中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以介于1.758亿美元至2.872亿美元的年度成交总额位列三甲。以下十位中国艺术家， 实现总成交额14.92亿美元，占中国纯艺术类(仅包括中国书画、油画及当代艺术) 市场29.44%的市场份额，是中国高端艺术品市场之翘楚。
1-张大千 (1898-1983) -2.872亿美元
张大千作为中国画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国画大师， 以2.872亿美元的作品总销售额， 继续蝉联中国十大艺术家榜首位置， 不过同比2011年总成交额下降幅度超过60%。2012年秋拍， 张大千的山水精品 《烟江迭嶂图》 在中国上海朵云轩拍卖行以784.875万美元 (含佣金价) 成交， 是2012年张大千作品的最高拍卖价。 而这位艺术家作品的最高价格纪录诞生于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 其《嘉耦图》 以2,457万美元 (含佣金价) 高价成交。
2-齐白石 (1864-1957) -2.702亿美元
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巨匠， 不过其作品年度总成交额已经连续2年以微弱差距位居张大千之后， 当然这并不能影响齐白石首屈一指的学术和市场地位。2012年， 齐白石1954年创作的 《祖国颂》 以1,242万美元成交， 是其作品年度最高价。 这件作品曾在2006年以46.34万美元成交， 6年升值近1,200万美元， 扣除交易成本后， 年复合收益率高达58%。
3-徐悲鸿 (1895-1953) -1.758亿美元
徐悲鸿， 被国际评论誉为 “中国近现代绘画之父” ， 引领了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变革。 2011年秋拍， 徐悲鸿的 《九州无事乐耕耘》 以4,002万美元的价格创下徐悲鸿作品最高价格纪录。 但2012年市场上徐悲鸿高端作品锐减， 最高价作品时期1942年作 《七喜图》 ， 在北京保利拍卖行以483万美元价格成交。 市场调整期， 藏家对徐悲鸿作品的惜售状况非常明显。
4-李可染 (1907-1989) -1.668亿美元
李可染无疑是2012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最闪亮的明星， 受追捧程度丝毫不让齐白石和张大千。 2012年春拍， 北京保利近现代书画夜场， 李可染 《万山红遍》 以4,398.75万美元的成交价， 刷新李可染作品拍卖纪录， 也成为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交价格最高的拍品。
李可染作品的价格水平在2012年实现突破，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测算， 2012年， 李可染作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为每平方尺36.42万美元， 同比2011年上涨了77.29%。
5-傅抱石 (1904-1965) -1.521亿美元
2012年傅抱石的 《杜甫九日蓝耕会饮诗意图》 在北京保利拍卖行以1,380万美元成交， 是全年傅抱石最高价作品， 位列傅抱石作品成交价格排名的第二位。 傅抱石高端作品价格虽然坚挺， 但市场成交总额同比2011年下降了45%，以1.521亿美元的总成交额排名第5位， 首次被李可染超越。近年来， 市场对傅抱石作品的需求非常稳定。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统计， 傅抱石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量保持在100件至150件之间， 成交率自2009件以来， 均在80%以上。
6-陆俨少 (1909-1993) -1.121亿美元
陆俨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山水画大师， 与李可染一起被誉为 “北李南陆” 。 不过， 陆俨少作品的价格纪录与李可染作品差别甚远。 2004年在北京翰海拍卖行春季拍卖会， 陆俨少的 《杜甫诗意册》 以836.96万美元成交， 是陆俨少作品最高价格纪录， 9年来， 无一件作品打破该项纪录。2012年， 陆俨少作品在市场上同样无特别表现， 在上海崇源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 其 《井岗山朱砂冲哨口》 以347.59万美元成交， 为2012年陆俨少作品最高价。
7-黄胄 (1925-1997) -1.057亿美元
黄胄是中国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 黄胄的高端作品在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上遭遇滑铁卢， 在中国排名前10位的拍卖行中， 黄胄作品无一件超过150万美元。 2012年黄胄作品最高价为北京保利拍卖行上拍的 《于阗歌舞》 ， 以125.925万美元成交。 市场高端作品释出量极为有限， 整体价格表现平平。
8-黄宾虹 (1865-1955) -8300.87万美元
黄宾虹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与齐白石齐名的另一位艺术大师。 不过中国艺术品市场上黄宾虹的精品佳作相对较少， 导致其作品价格水平相对较低。 2011年， 中国嘉德拍卖行上拍 《山川卧游卷》 ， 以793.5万美元的价格创下了黄宾虹作品的最高价格纪录， 此价格水平与美术史上同层次艺术家作品价格相差甚远。
2012年， 黄宾虹作品年度最高价格为中国嘉德拍卖行上拍的 《天都松影图》 ， 以215.625万美元成交。
9-吴昌硕 (1844-1927) -7710.35万美元
吴昌硕是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不过在艺术品市场上， 吴昌硕作品并没有受到资本的高度追捧。 目前， 吴昌硕作品的最高价格纪录是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卖行创下， 其 《花卉屏风十二扇》 以554.4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即使在艺术品市场火爆的2011年， 吴昌硕高端作品市场也非常稳定， 其最高价仅有431.25万美元。 2012年， 吴昌硕的 《敝帚自珍册册页》 以301.875万美元成交， 为年度最高价。
10-吴冠中 (1919—2010) -6218.97万美元
吴冠中是榜单中唯一一位2000年以后去世的当代艺术家， 以6218.97万美元的总成交额位列第十位。 吴冠中的作品在其去世之后的2011年达到了市场顶峰， 当时有2件作品相继达到了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2012年， 吴冠中高端拍品沉淀现象明显， 市场上难寻高价成交的作品。 其最高价仅为北京传是上拍的 《香港中环》 ， 以276万美元成交， 与其市场顶峰时的价格表现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❺ 美术史上“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时间段怎么区分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
现代：指1919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不过在西方人的眼中，没有“近代”这个概念，从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进入到了现代。
❻ 西方古代美术史和近现代美术史的时间分区
目前西方美术史是这样划分的：
• 原始美术——古代美术 ——中世纪美术——文艺复兴美术——十七世纪美
——十八世纪美术——十九世纪美术——现代美术 •
从传统美术发展到现代美术，西方所经历的是从古典的、再现的转向现代的、表现的的过程。如果简单的区分，我们也可以把整部西方美术史一分为二，即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其分水岭是后印象主义。
绘画作为美术的一个分支，西方绘画史则可以这样区分：
起源于十五世纪(具体时间还存在争论)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绘画的开端。它确立了科学的素描造型体系，把明暗、透视、解剖等知识科学地运用到造型艺术之中。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印象派则是现代绘画的起点。它完成了绘画中色彩造型的变革，将光与色的科学观念引入到绘画之中，革新了传统的固有色观念，创立了以光源色和环境色为核心的现代写生色彩学，它还认识到艺术形式的独特审美价值，在形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现代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❼ 近现代的美术史和古代的美术史的区别
西方现存最早的美术史文献始于古希腊人。普林尼的《博物志》 (公元1世纪)以列传体解说名作，与鲍萨尼阿斯的《希腊周游记》 (2世纪)被视为美术史的萌芽。文艺复兴时期G.瓦萨里著《艺苑名人传》为早期较完备的美术史著作，作者被视为美术史之父。他将“产生、完成、衰落”循环这一古代概念引入美术史中。
近代意义的美术史始于德国人 J.J.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 (1764)。他直接研究遗物，以样式变迁阐明美术史，认为民族、国别、宗教、风土是美术发展的要素。黑格尔以后，美术史争论的焦点是美术样式变迁的原因，一般都将它归结为民族、环境、时代三要素。19世纪，美术史在德国首次列为大学课程。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确立了严密的科学性。
样式史的研究上，沃尔夫林、里格尔有重大发展。相对于样式史而兴起了图像志研究，20世纪初以汉堡为中心获得发展。但样式论和图像志都视美术作品为单纯的记录手段，忽略其审美价值。色多尔马亚以构造分析，尝试判别形式与内涵的分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诺夫斯基、维特的图像学方法，将主题的深刻涵义置于诸人文科学的整体关系中研究。贡布利希的心理学方法吸收了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的成果；克拉克寻求超越时代的共同造型精神，试图从作品在历史潮流中的发展和作品具有的超越历史的审美价值的“构造”这两个方面，明确人的创造活动的成果和本质。
❽ 《艺术概论》《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世界近现代设计史》专业课书分别是那个版本
《艺术概论》是全国艺术类专业通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王宏建主编。
淡粉紫色封面的。
另外的我帮你问了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他们说是
《中国美术史教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著作蒲松年，48块钱吧大概
《西方美术史教程》，也使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著作李春，52块一本
《世界现代设计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受之 ，95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