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由來

㈠ 棠城的歷史由來

古昌州海棠獨香，在唐代已經盛名遠播。其記載最早見於唐朝的《百花譜》：「海棠為花中神仙，色甚麗，但花無香無實。西蜀昌州產者，有香有實，土人珍為佳果。」說的是昌州海棠不但獨具異香，還有美味「佳果」。
《百花譜》作者賈耽（729－805），是唐代政治家，居相位十三年，政績卓著。他更是地理學家、地圖制圖學家，著述彼豐，其功績令人稱頌。這個1200多年前昌州海棠「獨香實」的記載雖然沒有用「海棠香國」這個詞，但它確立了昌州香海棠的「最早歷史地位」。可以推定，在賈耽著書以前，昌州早已「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旁」。
宰相著書立說，為昌州香海棠作了極好的宣傳。因此，到了宋代，還有鍾愛海棠的人「恨海棠無香」。這里有個有趣的典故：受范仲淹器重的才子彭乘在《墨客揮犀》中收錄了其堂弟彭淵材的一個「笑話」：「彭淵材聞李丹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驚問之，彭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彭淵材是北宋音樂家。博通群書，尤工樂律，曾獻書於朝廷，而征為協律郎。他曾說，平生無所恨，所恨者僅五事：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桔帶酸、三恨蒓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後來得知昌州海棠獨香，他一生憾事少了一件，喜不自禁，對昌州充滿無限嚮往之情。
值得回味的是彭淵材《海棠》詩：「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詩人用楊貴妃出浴之艷麗，喻其嬌美動人；用美男子何晏食湯餅汗出，面色更潔白，喻其色白靚麗。用兩個典故兼比海棠姿色，栩栩如生。這種同時用美女、俊男「喻花」手法很少有，足見昌州香海棠之可愛。《海棠百韻》詩雲：「峨蜀地千里，海棠花獨妍。萬株佳麗國，二月艷陽天。」佳麗國即「美女國」、「海棠香國」，昌州海棠香國已經成為人間仙境。所以昌州府有棠城為名.

㈡ "歷史"一詞的由來

「歷史」的含義在中文中最早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與「事」相似，指事件。許慎《說文解字》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記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則代表被史官被紀錄的事，換句話說，即所有被文字紀錄的過去事情。「歷史」一詞出現較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吳主孫權「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史」前加「歷」字是指經歷、歷法，也就是人類經歷的一段時間。在事件中加入時間的概念，「歷史」一詞就具有了當今的含義。也有人認為「歷」乃近代日本學者為翻譯英文「history」而附加之輔助義，其意味著人類所經歷過的事情，在意義上其概括范圍遠較「史」字為之大。 在西方，多數語言的「歷史」一詞源出自希臘語「historia」，原義為「調查、探究」，出自「歷史之父」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的《歷史》（Historia）一書。

㈢ 「歷史」一詞的由來

中國的來歷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庄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范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范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中國」的擴大和變化

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黍「中國」。到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關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鎬京，殺了周幽王。犬戎雖然暫時退出了鎬京，但隨時威脅著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適都洛邑。周人大多隨平王東適，豐鎬一帶都給戎人佔了，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圍地區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當時秦人的首領襄公曾出兵救周，又護送平王東遷，被平王封為諸侯，平王還做了個現成的人情，將已被戎人佔領的岐（今陝西岐山縣東北）以西的地方封給了秦襄公，讓他們自己從戎人手中奪取；還答應只要秦人能奪回豐、鎬，也歸秦國所有。以後秦國果然奪取了關中，但卻並沒有隨之成為「中國」。
東適以後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往年的權威，政訟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圍，不久就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實力的諸侯來扶持了。與此同時，幾個周王近支宗族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憑借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起來，它們吞並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如鄭國，始封的國君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弟，當時只有一個鄭邑（在今陝西華縣）。三十多年後鄭桓公東適至今河南新鄭、滎陽之間。三年後（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滅了鄶國（在今新鄭縣西北），在新鄭（今新鄭縣）建都。二年後，又滅了東虢（在今滎陽縣東北）；很快就成為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的范圍不斷擴大。如齊國雖是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在中心。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自然應該進入「中國」的行列了。

春秋時的「中國」還具有民族意義。如秦國，不僅已經從戎人手中奪取了豐、鎬和周人的發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勢力已足以與晉、鄭等國抗衡。這樣一個大國，又佔有原來的「中國」，照理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但由於秦人出於東夷，又長期處於戎狄之間，因此在春秋時代始終被「中國」的諸侯看作「夷狄」，擠不進「中國」諸侯會盟的圈子。又如楚國，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荊蠻地區，與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春秋時，楚國已非常強大，攻滅了周圍不少小國，還多次出兵中原，威脅鄭、蔡等國。但楚國非但沒有因為實力強大而被承認為「中國」，還被認為與北方的狄一樣危害「中國」的南夷，楚國滅鄧、谷，伐鄭、蔡的行動被看成是與狄人滅邢、衛相呼應。對這樣的形勢，《春秋公羊傳》的作者驚呼：「夷狄也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夷和狄嚴重地危害中國，北邊的狄人與南邊的夷人相呼應，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線一樣維持著。）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稱為「救中國」的「王者之師」，受到高度贊揚。孔子提到輔佐齊桓公的管仲時，也極口稱頌他的「仁」，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袒矣！」（要沒有管仲，我就得披著頭發，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飾了。）可見「中國」的標准有極強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標准中，文化比血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吳國的國君出於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長子，論血統是最高貴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後「文身斷發」，完全服從當地荊蠻的習俗，當了荊蠻的首領。燕國的始祖召公與周同屬姬姓，在周成王時曾與周公享有同樣地位，以陝（今河南陝縣）為界劃分兩人治理的范圍。但燕國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時，吳國和燕國都被排除在「中國」之外。
到了戰國，小國已被滅得差不多了。餘下的七雄中，齊國本來就是「中國」；韓、趙、魏是從晉國分出來的，自然繼續為「中國」；秦、楚、燕三國也被承認為「中國」了。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向南擴大至四川盆地，秦國還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與秦國一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後期，「中國」的范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秦國的舊地不僅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國」中的「中國」。而且從理論上說，秦漢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顯然，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范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之爭

正因為「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范圍是不固定的，所以經絡是模糊、不確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邊遠偏僻的地區看成為非「中國」。由於沒有明確的標准，人們往往只是根據習慣，所以不僅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就是在同一時代，說法也會不一樣。有些地區已經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經濟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為可以躋身「中國」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國」看來，它們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以後它們被承認為「中國」了，又有相對落後的地區被看作非「中國」。
在西漢時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漢人聚居區對周圍少數民族地區早已以「中國」自居了，因為從戰國後期歸入秦國至此已有百餘年時間了，這些漢人又大多是關中移民或其後裔。可是在關中平原中下游地區的人們的眼中，四川或許還沒有稱「中國」的資格。今天的江西，那時已經正式設置了郡縣，是漢朝疆域的一部分，卻還沒有被一般人當成「中國」。到了唐宋時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們接受為「中國」了，但偏僻的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卻未必能享受這一殊榮。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稱「中國」就不成問題了，但雲南、貴州一帶還被當作非「中國」。「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文化區，所以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與領土的歸屬有時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河西走廊從公元前2世紀末歸入漢朝以後，人口的主要來源是中原的貧民、戍卒和罪犯，以後又遷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數民族，漢文化的水準很低，所以長期被排除在「中國」之外。但從西晉末年開始，中原文化層次高的移民不斷遷入，在十六國時期的特殊條件下，河西走廊地區的漢文化迅速發展，到了北魏初期儼然成為正統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淵藪，人們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認為那裡是非「中國」了。
今天的福建，從公元3世紀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設有閩中郡。但漢武帝征服東甌和閩越以後，將當地越人內遷，以後雖然恢復了若干縣治，但漢人遲遲沒有遷入。所以直到東漢末年，這里明明是漢朝會稽郡的屬地，而從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達今越南北方的大學者許靖卻說他一路過來「不見漢地」。福建連漢地都不被承認，當然更不是「中國」了。
相反，從東漢後期開始，黃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漸成為匈奴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到了北朝時，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由於他們已經變牧為農，接受了漢族文化，就從來沒有人對那裡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出異議。可以說，廣義的「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圍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兩種標准同時並存，不僅引起了地區之間的「中國」之爭，也引發了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
在處於分裂的情況下，「中國」就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在成為分裂的雙方或各方爭奪的主要目標。西晉滅亡以後，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了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發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當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和南朝政權只不過是偏於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認南朝的「中國」地位，更何況南朝也已歸入了自己的版圖。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了這一觀點，唐初修前朝歷史，南方、北方分別編纂。盡管由於作者個人的立場和感情，修成的史書實際並不會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寧、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採取了五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中國和中央帝國

在明朝以前，外國人如何稱呼當時的中原王朝，我們還不大清楚，因為像《馬可波羅游記》這樣專門記載中國情況的著作畢竟不多，而東方的歷史文獻大多用漢文，與中國的沒有什麼區別，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來稱中國，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
但是人們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員和學者也在所難免。像魏源（1794－1857）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國」一詞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范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台灣在內。
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國突厥）等等。我們以前往往將這類稱呼看得非常嚴重，認為這是西方人別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實應該在時間和對象上加以區別，可以認為大多數西方人並無惡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這種混淆連魏源這樣一位愛國的傑出學者都未能避免，外國人這樣用也就不心大驚小怪了。
有的學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經使用了「中國」一詞。以後在列強同清朝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我們應該肯定，即使到了晚清，盡管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相當明確了，清朝的正式名稱還是清、大清或大清國。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之所以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統的心態，即著眼於「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就像我們稱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為美國，並無稱贊它美麗的意思；稱France為法國，自然也毫無該國崇尚法律的含義。但在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范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歷史上的中國

說到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們今天講歷史，講歷史上中國的統一和分裂，應該有我們的特定含義，而不是運用當時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後不一致的概念。我們所說的中國，絕不應該等同於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這些中原王朝，也不應該等同於漢族聚居區或中原地區，而必須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理范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
那麼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國的領土為范圍呢？這自然是最簡單的，但顯然不妥當。因為由於一百多年來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中國已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立國之初的領土，無法反映當時的實際。所以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應該以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為范圍。具體地說，就是今天的中國領土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本文所謂昔日的天下，就指這一遼闊的地區。在這一范圍內的地區，大多在歷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有的曾經歸屬中原王朝的管轄，有的曾由當地民族或非漢族建立過政權，而這些民族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應該強調，我們選擇這樣一個范圍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廣大，而是由於它能比較全面地反映中國疆域發展變化的結果，便於從整體上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並能前後採用同一個標准。事實上，這一范圍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過鹹海之濱，元朝的北界遠達北冰洋，朝鮮的北部曾經是漢朝的郡縣，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個布政使司（行 省）。

㈣ 敬義泰的歷史由來

《敬義泰》從其先祖走西口闖三邊起，至今已有近兩百年的歷史。1823年，李家第十三代李文炳（東院），十七歲開始渡過黃河、遠涉西北，往返於西北和山西之間跑買賣做生意。1827年在定邊縣凝條梁鎮開設了第一個店鋪。1830年後，李文炳的兩個弟弟李文階（中院）、李文蔚（西院）在閆景村成立了敬信義商號，從此有了李家的第一個字型大小。隨著商業的發展壯大和家族的繁衍分支，在李文階（中院）李文蔚（西院）兄弟倆分家後，大約在清同治（18621874年）年間，李文蔚與其子李敬修、李敬義在閆景成立了《敬義泰》，並派第一任掌櫃王秉初攜銀1000兩在寧夏銀川的玉皇閣西邊的三間鋪面籌辦了《敬義泰》分號。李文蔚在敬信義的股份仍然保留。1907年李敬修之子李子用留學英國前後，李子用將其西院的股份從《敬義泰》中全部退出，從此《敬義泰》為李文蔚（西院）的另一孫子李道升（後稱南院，實為西院的一支）獨股獨資。
在李道升及掌櫃、店員們的辛勤經營下，《敬義泰》逐漸發展壯大。最初的《敬義泰》經營日雜、百貨、副食，樣樣齊全。以後又在旁邊設立了客店敬義棧（後變為醬園），接著陸續又成立了銀號敬義豐及各專業店敬義瑞、敬義公、敬義成、敬義德、敬盛永等等。這些分號設在西安、蘭州、天津等地。從山西到銀川一路重鎮都有各分號的鋪面。《敬義泰》在最興盛時期，為適應外貿出口的需要，將天津的庄點改為《敬盛永》貨棧，在包頭、上海、北京、涼州（甘肅武威）、歸綏（內蒙古呼和浩特）、漢口等地設有常駐庄點，為商號采購、推銷、運輸貿物，並提供商業信息。最興盛時店員莊客近百人，各字型大小每年共收現銀百萬兩之多，為寧夏八大商號之首。
民國18年（1929年）李道升去世後，《敬義泰》由其長子李大輔（字丕丞）主持，直至解放後公私合營。李大輔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本科。解放後居住在北京，上世紀70年代去世。先後擔任《敬義泰》掌櫃的是王秉初、謝自立、閆漢三、王玉章、范星三、張誠之、閆竹生、程仰山、王海天、閆壽安。這些掌櫃及店員們為李家商業的發展付出了自己畢生的聰明才智。在清末民初，李家中、西、南院的宗族兄弟們，或共資、或獨資，在《敬信義》字型大小發展的基礎上，除《敬義泰》等字型大小外，還擴大發展有敬信源、敬信誠、敬信永、敬信裕、敬信明、敬信泰、敬信公、大同慶、公生明、同心協、同順興、同順成、和順貞等幾十個字型大小。可惜這些字型大小至今都不復存在。

㈤ 邸閣的歷史由來

邸閣是中州腹地的一個古老的歷史名鎮，三國時期因魏王曹孟德在此囤糧建東西閣而得名。1949年前夕，邸閣「緶會」是方圓數百里的農副產品交易集散地；素以古老的肘閣、抬閣、高蹺等民間文藝節目的「三月廟會」聞名遐邇。改革開放以來，全鄉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邸閣「緶會」和「三月廟會」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逐步形成了「廟會搭台、經貿唱戲」的市場經濟新格局。

㈥ 歷史的來歷

中國歷史的起源
1-1 史前時代（文獻傳說與考古實物合觀；舊石器早期、舊石器晚期）
一、 文獻傳說：
1.盤古開天闢地；女媧煉石補天；
2.三皇傳說（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代表遠古社會生活演進三階段（漁獵、畜牧、農耕），約在考古學中所謂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早期階段。
二、 舊石器時代（約距今200萬至1萬年前）：考古挖掘提供地下遺物、遺跡。
1. 早期：猿人（巫山人、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
2. 晚期：真人（山頂洞人）（左鎮人：台灣最早的人類化石）參見課本p.7演進表

1-2 新石器革命（8000B.C.起）：距今約一萬年至四千年前
一、文化變革的指標—－
j農業與畜牧業發明（北：小米；南：稻米、沿海：根莖作物）、k村落出現（仰韶文化半坡村遺址為代表）、l陶器製作、m社群專業化分工、n磨製石器
二、中國文化的起源－
本土色彩
聚落所在：1.近水的高地（與埃及、西亞氾濫平原不同）；2.北粟南稻（中國原生植物）；3.以豬為家畜（而非中亞、北亞民族畜養的牛、羊）
多元發展 （並非由中原文化核心區向外擴散，而是分區同時發展）
1. 黃河流域－小米文化區
(1)中原區：磁山、裴李崗文化（6000~5000B.C.）；仰韶文化（5000~3000B.C.）；
龍山文化（3000~2000B.C.）
(2)東部區：大汶口文化（山東）；紅山文化（遼河流域）
住屋：半穴居
2. 長江流域－水稻文化區
(1)長江下游：河姆渡文化（5100~3200B.C.）、良渚文化（3300~2200B.C.）
(2)長江中游：大溪文化（4400~3300B.C.）
住屋：干欄式建築
3. 東南沿海：根莖作物區（福建、廣東及台灣西海岸地區）
代表：大坌坑文化（5000~3000B.C.）；圓山文化；卑南文化等
三、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組織與生活狀況：以仰韶文化半坡村為例
1. 聚落分布：半地穴住屋、地窖、壕溝、公共墓地、窯場、大型聚會場所
2. 社會分化較復雜，富有組織秩序，具生命共同體特色（有聚會儀式）
3. 動植物圖騰崇拜：此時應為氏族部落的原始社會
4. 半坡陶文（彩陶上的刻畫符號）：可說是中國文字的先驅
1-3 城市革命：
距今約四千年前發生，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從村落邁向國家的階段），約當中國傳說五帝時代（文明的萌芽階段à黃帝：部落共主時代）
一、新石器時代晚期國家的形成：以龍山文化為代表（氏族村落→部落聯盟→城邦國家）
1.文明特徵：
城牆的出現、人口增加、專業分工、財富集中、階層分化、強而有力的統治者具宗教神權（禮器）和軍事權（兵器）。代表：北方龍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
2.具體發現：
* 龍山文化－－早期銅器、大型夯土城堡、男性中心、社會階層分化所呈現的墓
葬方式、卜骨、原始鼉鼓、大型石磬等
* 良渚文化－－絲織品、大型玉器（玉琮、玉璧）
二、五帝傳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1.黃帝（有熊氏、軒轅氏）的功業：
(1)中國文明之祖－－此階段產生許多重要文物和發明，如衣冠、宮室、舟車、文字、天文、音律、指南車等。
(2)戰爭時代的來臨－部落聯盟的征戰（如黃帝在阪泉之戰擊敗炎帝神農氏；並在諑鹿之戰擊敗蚩尤，遂成為部落聯盟共主）
2.堯、舜禪讓政治：禪讓傳賢應為部落聯盟制下推舉領袖的方式，日後經過儒家美化，
而成為一種理想的政治典範。
3.夏代：
(1)歷史地位：原本被質疑，日後才受考古出土肯定（即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的挖掘）。
(2)二里頭文化：
j范圍－山西南部、河南西部
k意義－其時代與范圍，大致與文獻中記載的夏代相符。
l內容－大型宮殿基址、青銅器（禮器、兵器為多）、玉器等，代表了強大的統治權力和階級身分的分化，顯示已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
(3)早期國家出現代表的政治意義－－
j 王權提高：從傳統共主變為權威國王（已具備天子威儀）；
如啟伐有扈氏、少康中興。
k 世襲繼承：從禪讓變為世襲；從公天下變為家天下（禹→啟）；
l 「諸夏」的我群文明意識逐漸形成

* 河南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序列（由地表底層從下至上排序，愈上層表示文化發展越晚）：
殷商早期文化 ↑
夏代二里頭文化 ↑
河南龍山文化 ↑
仰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