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歷史

『壹』 紅軍長征有哪五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1、紅一方面軍

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將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共中央機構向西轉移至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決定未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七萬五千至八萬一千人，從長汀、古城向西轉移，由此開始了中央紅軍歷時兩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則被留下在項英、陳毅等人領導下進行游擊戰，開始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2、紅四方面軍

紅四方面軍是工農紅軍主力之一，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1931年11月7日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2年5月遭受國民黨軍圍剿，於9月突圍西行五千里，於12月過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佔領通江，建立川陝根據地，這是第一支長征的紅軍。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張國燾戰略配合紅一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令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5月中旬佔領了茂縣、理番。6月，抵達岷江以西的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

不久，張國燾率左路軍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後，拒絕繼續北上，南下再過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創建根據地，但屢遭挫折，部隊損失嚴重。

3、紅二方面軍

紅2、紅6軍團長征，同缸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會師1935年9月，國民黨軍130多個團對湘鄂川黔蘇區進行新的「圍剿」。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軍轉到外線尋求機動，創建新蘇區。11月19日，紅2、紅6軍團共1.7萬餘人從湖南省桑植地區出發，退出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向南渡過澧水和沅江，於11月底進占淑浦、辰溪、新化、藍田地區。

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劉家坪開始展開長征，於1936年4月在雲南麗江渡過金沙江，翻越玉龍雪山。1936年7月2日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軍委指示，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行程近兩萬里。

4、紅二十五軍

紅二十五軍1931年10月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十五軍主力和鄂豫皖省委從河南省羅山縣向西轉移，進入陝南，11月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此時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政治委員吳煥先、政治部主任鄭位三。

1935年7月，為策應中央紅軍，西進甘肅東部，9月到達陝甘蘇區，與劉志丹陝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會於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在紅一、三軍團到達陝甘蘇區後，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5、三大主力會師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保存了力量約3萬人。

同年年底，紅四方面軍部分主力（約一半）加上紅一方面軍紅五軍團組成「西路軍」，約兩萬人，在虎豹口度過黃河之後，向甘肅河西地區前進，打通對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失敗，全軍僅剩四百餘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帶領下，到達新疆星星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繳械投降。

中共中央對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表示極大的欣慰和關懷。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紅二、紅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取得三個方面軍的完全會台，開展西北偉大局面」。

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

8月5日，紅二、紅四方面軍先後從包座地區出發繼續北上，通過臘子口，擊潰國民黨軍的攔阻進入甘南，於9月中旬控制了漳縣、洮州、淚源、通渭、成縣、徽縣、兩當、康縣_8座縣城及附近廣大地區。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由寧夏的豫旺堡地區南下，接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

9月21日，張國燾違背中共中央關於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爾後向寧夏發展的決定，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西進，擬從蘭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間渡過黃河，單獨向甘北發展。27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北上，迅速實現3個方面軍會師。

30日，紅四方面軍折返北進，10月9日在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師。10月4日，紅二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從兩當、徽縣、成縣、康縣地區開始北移，22日在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勝利結束。

(1)紅軍歷史擴展閱讀：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先是實行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後又實行保守主義的防禦戰略，致使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漸縮小。

1934年4月，中央紅軍（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在江西省廣昌與國民黨軍進行決戰，損失嚴重，形勢危殆。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挺進，建立新的蘇區。

命令紅軍第6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中革軍委派出兩個軍團分別北上、西征，意在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未能達到目的。

10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迴旋餘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於是被迫退出蘇區，進行長征。

『貳』 有關紅軍的歷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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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紅軍歷史

紅軍，全稱中國工農紅軍 ：

土地革命戰爭（見十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1928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國各地工農革命軍正式定名為紅軍。1930年後，又逐漸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不斷發展壯大，先後組成了第一方面軍（曾稱中央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二方面軍和西北紅軍等紅軍部隊，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圍剿」和「清剿」。全國紅軍發展到最多時達到約30萬人。由於王明「左」傾錯誤的戰略指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被迫於1934年10月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在長征中，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於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和甘肅南部地區會師。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根據中共中央同國民黨政府達成的協議，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江西、福建、浙江、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個地區堅持斗爭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肆』 紅軍長征的歷史原因和歷史意義是什麼

一、紅軍長征的歷史原因：

因為對國民黨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所以共產黨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先是實行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後又實行保守主義的防禦戰略，致使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漸縮小。

1934年4月，中央紅軍（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在江西省廣昌與國民黨軍進行決戰，損失嚴重，形勢危殆。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挺進，建立新的蘇區；命令紅軍第6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

中革軍委派出兩個軍團分別北上、西征，意在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未能達到目的。10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迴旋餘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於是被迫退出蘇區，進行長征。

二、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

1、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尋找真理的偉大遠征

從一定意義上說，困難是政黨進步最穩固和最靠得住的階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找到的，困難是尋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難越大，人們離真理就越近。艱苦卓絕的長征使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檢驗和接受真理。

2、長征中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湘江戰役失敗後，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證。

3、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長征留給我們黨最為寶貴的經驗

對於長征來說，每一次危急關頭，都可能孕育著勝利，而每一次的勝利，又都可能潛伏著失敗。長征中紅軍能一次次轉危為安，都離不開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坦然面對遇到的問題，並不斷總結教訓。

因此，長征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也正是長征使中國共產黨迅速拋棄照抄照搬洋教條，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立足本國實際地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地依靠人民，最終將中國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4)紅軍歷史擴展閱讀

長征名稱的由來：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指出：「 一方面軍一萬八千里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國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指出，紅軍進行了「二萬余里的長征」。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由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而成）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結束了長征。當天，毛澤東即指出：紅一方面軍長征「根據紅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明確提出：紅一方面軍「經過二萬五千餘里的長征。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斗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後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陝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

這就是目前找到的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概念的最早文獻記錄。隨著紅軍長征的英雄業績廣為流傳，這一偉大壯舉的影響不斷擴大，「長征」、「萬里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征」就逐漸成為1934年至1936年間戰略轉移的專門用語。

『伍』 紅軍歷史故事

1941年年初，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突圍戰打了7天7夜。」今年92歲張釒至秀，當年就是從皖南事變中成功突圍出來的。新四軍在華中敵後戰場連戰連捷，蔣介石卻在醞釀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發出「皓電」，勒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限一個月內集中到黃河以北地區。此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已在新四軍北移之路上布下7個師8萬餘人的重兵。他們甚至還把新四軍行動的日期和路線，告訴沿長江布防的日本鬼子。 「刺刀閃光，子彈上膛，挺起胸膛開入敵後戰場，別了，三年的皖南……」95歲的新四軍老戰士陳茂輝至今記得，1941年1月4日，在《別了，三年的皖南》的旋律聲中，他和9000餘名新四軍官兵一道，告別皖南人民，踏上北移之路。「《別了，三年的皖南》，是新四軍著名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創作的最後一首歌曲。他隨後就倒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陳茂輝說。踏著泥濘的山路行軍的新四軍新編第1支隊新1團團長張釒至秀，途中隱約見到國民黨軍隊已經在路口、隘口、山頭布置了部隊。「我感到蔣介石要搞名堂。」張釒至秀回憶說。面對近10倍的敵人的襲擊，新四軍奮起還擊。整整四天激戰，陳茂輝沒有喝水，也沒有吃過一粒米。到10日突出高坑包圍圈時，陳茂輝已吐血病倒。「13日，我們又隨葉挺軍長突圍，到達大王坑。」陳茂輝回憶說，「敵人一個沖鋒，又把我和葉軍長沖散了。」「我們在荒山野嶺中隱蔽行軍，白天蹲山頭、看地勢、辨方向，夜深人靜才進入山林小道。」完成掩護主力突圍的任務後，張釒至秀率領新1團也開始了突圍。一個多月後，張釒至秀才率領全團僅剩的200多名倖存者渡過長江到達無為縣。「突圍出來的僅有2000餘人。」陳茂輝說，自己卻不幸和軍長葉挺等1000多人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突圍中，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1月17日，皖南上空的硝煙未散，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下令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3天後，中共中央軍委下令，重建新四軍軍部，由陳毅出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解放軍報文章：1942年，葉挺將軍在重慶囚室里寫就的「囚語」、「囚歌」，表明了他「寧願坐穿牢底，而決不乞求由狗洞里爬出來」的「自由」的浩然正氣。而今發現的當年將軍寫就的「筆錄」，則是葉挺討伐蔣介石的又一篇檄文，彌足珍貴。

『陸』 紅軍長征經歷了哪些歷史事件

遵義會議、四度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度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等等
四渡赤水戰役，是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處於國民黨幾十萬重兵圍追堵截的艱險條件下，進行的一次決定性運動戰戰役。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等指揮下，中央紅軍採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縱橫馳騁於川黔滇邊境廣大地區，積極尋找戰機，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等反動派企圖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狂妄計劃，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柒』 紅軍長征的歷史

彭永清全身挨了7槍，眼睛、耳朵、口腔、胳膊、腿都中過彈，用大難不死這個詞來形容他最貼切不過了。 「腦袋才多大，我就挨了3槍。」彭永清邊說邊搖腦袋，他的眼睛已經基本看不見了。 1933年夏天，彭永清在村口放牛，一隊紅軍正好在路邊休息吃飯。彭永清回憶說：「一個紅軍戰士給了我一碗，讓我第一次知道吃飽是什麼感覺。」 吃飽飯的彭永清連家都沒回就跟著紅軍走了。一起走的還有水娃子、毛二娃等幾個年輕人。 彭永清當時的小名叫「彭娃子」，連長說，革命軍人都要有個名字，於是給他取了現在這個大名。 「水娃子和毛二娃還沒出川陝根據地就犧牲了。」彭永清又邊說邊搖腦袋。 當時正值四川六路軍閥圍攻川陝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左沖右殺，打得頑強而艱難。每次行動前，連長都要告訴大家如果被打散了就在哪裡重新集合。有一次連隊正在吃飯，敵人突然圍上來，大家只好各顯神通，有的從門走，有的從窗戶爬，等敵人走了又回來集合。 彭永清說：「只要人還活著就好辦，要是賭氣和敵人硬拼，就沒今天了。」 1934年，彭永清所在的紅四方面軍9軍和四川軍閥田頌堯的部隊遭遇了，戰斗隨即打響。一個敵人在30米開外的地方，瞄準了他。 「我也馬上舉槍瞄準他，但敵人先開了槍。」彭永清回憶說。 子彈擦著彭永清的右眼過去，在臉上拉開一道口子，又把右耳朵撕掉一塊。彭永清疼得倒在了地上。 臉上的傷剛好，紅9軍又和當地民團交上了火。一個民團團丁從牆角沖過來，沖著彭永清的腦袋就是一槍，一顆鐵砂打進了他的左眼睛。 「我當了師長參加抗美援朝時，醫生才幫我把那顆鐵砂取了出來。」彭永清說。 臉上還有一槍要算在日本鬼子的頭上。那一次，日本鬼子的子彈打進了彭永清的嘴裡，滿嘴的牙全掉了。後來組織上撥了二兩金子，給他鑲了滿滿一口金牙。「可惜解放後有一次在火車上上廁所，一張嘴金牙從馬桶掉了出去。」彭永清惋惜地說。 紅四方面軍翻越的雪山叫黨嶺山，平均海拔有3800多米。彭永清回憶說：「上山20分鍾就呼吸困難，眼睛被雪刺得紅腫疼痛。」 聽說童子尿可以治雪盲，連長便讓彭永清找來了幾個12歲以下的紅小鬼，讓他們對著眼睛尿尿。 「我們連幾個身體很好的戰友都死在雪山上了。」彭永清回憶道，「大家把屍體埋到雪坑裡，再把死者的帽子扣在雪堆上，算是個墓碑。」 過草地時，彭永清又受了一次重傷。在黑水蘆花附近一個叫大寨子的地方，紅軍和當地的地方武裝打了起來，時任31軍戰士的彭永清剛躍出陣地，就踩到了敵方扔過來的土炸彈。 「兩只腳全被炸爛了，能看見骨頭。」彭永清說。 由於沒有葯，彭永清的傷口嚴重化膿，疼得他連馬都騎不動，到後來馬也丟了，掉了隊。 「我一個人躺在茫茫草地里，徹底絕望了。」彭永清回憶說，沒想到天快黑的時候，紅一方面軍的一個醫院過來了。軍醫們每天用鹽水給他洗傷口，上草葯，又帶著他走了好幾天。 「那時候張國燾分裂之意已經公開化了，看到我傷好了一些，醫院就讓我自己找部隊去了。」彭永清說。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縣南溪街人，比1902年出生的羅榮桓小12歲。林月琴是1929年人團，1930年參軍。那時她剛滿16歲。1932年，張國燾推行「左」傾的土地政策，林月琴家本是小商人，但被錯劃為地主，受家庭的株連她被送到勞改隊。當紅四方面軍向河南、陝西轉移時，她和幾位女同志被遣散。但她們不願意回家，仍然緊緊跟隨著紅軍隊伍。有的指揮員稱她們為「跑反隊」，嫌她們跟在隊伍後面是個累贅，用棍子趕她們回去，她們就是不走。後來紅四方面軍轉移到川陝地區，隊伍不斷擴大，這些從鄂豫皖出來的同志又都成了骨幹，林月琴擔任了婦女工兵營長。
林月琴同羅榮桓是1937年在延安結婚的。那年羅榮桓己經35歲了，是戰爭推遲了許多紅軍幹部的戀愛和婚姻。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陝、三過草地時，林月琴帶領著一批童養媳和地主丫環出身的女戰士抬擔架、運送糧食彈葯、縫制軍衣，什麼活都干，養成了忠實積極、吃苦耐勞、艱苦樸素、嚴守紀律的作風。能有這樣的女同志作為終身伴侶，羅榮桓感到十分欣慰。5月間，延安周圍的崖畔上，山丹丹花開了。林月琴利用一個星期天把羅榮桓的狗皮褥子拿出來翻曬，又將他的那床毯子用鹼水洗了又洗，這就是兩人僅有的鋪蓋。兩張鋪板一拼，這就是床。5月16日，正好是星期天，也是林月琴和羅榮桓大喜的日子。來賓們吃了新娘子親手做的喜面，面條里盡管油很少，只放了點白菜、蘿卜，但大家仍然感到香噴噴的。婚禮盡管簡單，氣氛卻非常熱烈。同志們紛紛祝願新郎和新娘並肩攜手，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貢獻自己的青春。
林月琴隨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入魯的艱險經歷具有傳奇色彩。羅榮桓是1939年2月份率隊去山東的。部隊出發時，林月琴已經臨產。2月14日，生下了一個男孩。羅榮桓來看妻子，林月琴讓即將到前方去的丈夫給孩子起個名字，羅榮桓說：「部隊正在東進，就叫他東進吧！」說完便匆匆趕回軍營。當時，東面是敵人後方。東進，就是到敵人後方去。羅榮桓給兒子取的東進這個名字十分切合當時部隊的實際。後來，一一五師好幾支部隊都曾使用過這個名字作為部隊的代號。林月琴因為坐月子，到了1939年的5月份才隨朱瑞、徐向前到山東去。那時她帶著剛剛3個月的羅東進跟著部隊行軍。為了跟上部隊行軍，找了個挑夫，擔子的一頭便是小東進。在路上，有時幾位女同志輪流抱著孩子。戰士們看到空擔子，都要關切地詢問孩子的下落。走了一段時間後，供給部又專門撥來一頭牲口給林月琴母子。為這件事，後來羅榮桓還鄭重地對帶隊的保衛部長朱滌新說：「這樣做不合適，給同志們的影響不好啊。」在路上，林月琴最擔心的是過敵人的封鎖線，害怕孩子哭，孩子一哭就用被子捂著，等過了封鎖線，孩子往往被捂得臉色發青，每當看到孩子遭罪，林月琴都心疼得暗暗落淚。一直走到泰西，母子倆才同羅榮桓重逢。羅榮桓高興地抱起孩子，不斷地問這問那。丈夫的關懷和體貼，掃除了林月琴一路上跋山涉水的苦累。
有一天，發現了敵情，羅榮桓正在布置大家轉移，只聽「哇」的一聲，小東進哭了起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將視線移到炕上。林月琴眼眶裡噙著淚水，一時也不知怎麼辦好。東進是她生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在陝北生的，取名北屯．寄養在老鄉家中，因為缺乏必要的醫療條件夭折了。此時此刻，林月琴知道小東進又要離開了，心裡像針扎一樣難受。羅榮桓走到炕前，愛撫地摸摸小東進的臉蛋，毅然地說道：「我看，乾脆把他交給群眾養活吧！」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林月琴這個做母親的無話可說，默默地又一次服從丈夫的決定。在細雨蒙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由師部事務股長樊文烈陪著，林月琴抱著小東進，騎上馬，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個小村裡，把東進寄放在一個老鄉家中。這個村在梁山附近，叫東新莊。這個老鄉家裡也有一個5個月大的孩子，小東進就吃她一點奶。由當地部隊每個季度給老鄉家一點糧食，有麥子給麥子，有高粱給高粱。敵人掃盪到梁山附近的時候，周圍村子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孩子是自己軍隊的，他們首先掩護的是這一家人。小東進在老鄉家住了兩年，林月琴才把孩子接回來。多少年後，林月琴仍然深情地說：「山東好，山東人更好。」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林月琴隨同羅榮桓轉戰山東各地，和山東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楊林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原名金勛，曾用名楊寧、畢士悌。1898年生，朝鮮平安北道人。1919年參加漢城30萬市民反日大起義，後受日本軍警搜捕流亡中國吉林。1921年考入雲南講武學校，1924年畢業後到黃埔軍校任學生隊長、技術助教等職，參加平定商團叛亂和第一次東征。1925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第3營營長。1926年回黃埔軍校任技術主任教官。1927年8月奉黨的指派赴蘇聯，先後在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
1930年夏回到東北，任中共東滿特委委員兼軍委書記。1931年任滿洲省委軍委書記。協助省委研究制定了大力發展武裝斗爭的指示，參與創建滿洲工農義勇軍第4軍1縱隊（又稱盤石工農義勇軍）。1932年7月到中央蘇區，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與戰爭委員會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總教官、紅23軍軍長、粵贛軍區司令員等職。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同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幹部團參謀長，曾率1個排為前衛，搶占金沙江皎平渡口。到陝北後任紅15軍團75師參謀長，參加直羅鎮戰役。1936年2月參加東征，率先鋒營強渡黃河，勝利完成了為大軍渡河開辟通道的任務，楊林卻在清澗河口登岸戰斗中負重傷，腸子被子彈擊穿，壯烈犧牲，時年38歲。

有著「開國女將」之稱的李貞，1908年2月出生於湖南省瀏陽縣，6歲當童養媳，1926年參加革命，長征中任紅軍第六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1955年，作為惟一的女性，李貞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

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受共產國際派遣，1932年到中國。1933年9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掌握中央紅軍的指揮權。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照搬國外經驗，導致失利。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在遵義會議上受到嚴厲批評。遵義會議取消「三人團」後，任中央縱隊觀察員。到陝北後任中央軍委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抗日軍政大學教員。1939年離開中國到蘇聯。
洪水，越南人。曾用名武元博。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幹部團教員。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隨紅四方面軍行動。1945年參加中共七大。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1956年回國。
畢士悌，朝鮮人。曾用名畢斯蒂、金勛、楊林等。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幹部團參謀長。長徵到達陝北後，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參謀長。1936年2月在戰斗中犧牲。
武亭，朝鮮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第三梯隊負責人。1934年12月調任紅三軍團炮兵營營長。長徵到達陝北後，曾入紅軍大學學習。1945年12月回國。
勃沙特，瑞士人，後移居英國。全名魯道夫·阿爾弗雷德·勃沙特·比亞吉特。1935年11月隨紅二、紅六軍團參加長征。1936年4月離開部隊。勃沙特後來將自己的這次經歷寫成《神靈之手》一書在英國出版，稱贊紅軍英勇善戰、紀律嚴明。

從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離開江西瑞金開始戰略轉移，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方面軍在陝甘蘇區勝利會師，長征共歷時兩年。
四路紅軍部隊長征途中共轉戰14個省份，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其中，中央紅軍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區，渡過的主要江河有22條，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佔縣城100餘座。
長征中，紅軍平均每天行軍37公里。在中央紅軍368天的行軍途中，15個整天在打大決戰，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
為消滅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調集了國民黨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黔軍、滇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及少數民族中反動頭人武裝等10多支部隊數十萬大軍，千方百計進行圍追堵截。
在中央紅軍的隊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歷經艱難險阻，勝利完成了長征，途中沒有一人掉隊，沒有一人犧牲，可謂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一個奇跡。
長征途中，紅軍師以上幹部的年齡絕大部分都在二、三十歲，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25歲。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在中將以上的254名將帥中，有222人參加過長征。以長征開始時計算他們的平均年齡，9位元帥為36.5歲，8位大將為31.7歲，48位上將為25.9歲，157位中將為23.8歲。

紅軍長征路上，發生了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我讀過一個故事叫《一袋干糧》。它講述了一個13歲的小紅軍小蘭在隨部隊一起前進的時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糧，卻在過一座橋時為照顧一位傷員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糧掉入河中被水沖走了。為了讓大家有足夠的干糧吃，她堅持沒告訴戰友們，裝成沒事發生一樣，拔了許多野菜塞入挎包，讓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體不行了，在護士長發現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糧」的事後，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於是大家每人自願地分一點干糧給她，讓她體會到了家的溫暖。

『捌』 紅軍長征的時代背景及歷史意義

紅軍長征的時代背景：

一、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生的。

1、「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開始。日軍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團結禦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2、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系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和紅軍。

3、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斷發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等三項條件下，紅軍准備與任何部隊簽訂停戰協定，共同抗日。

二、然而，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卻在革命的生死關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

1、他們無視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反對紅軍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方針，主張實行先發制人的進攻戰略。在這種進攻戰略下，他們反對必要的游擊戰和運動戰，「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等等。

2、王明「左」傾錯誤推行的惡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和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部隊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3、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大格局，影響了其他蘇區，使長征由局部演變為全局性的戰略轉移。

兩大危機，考驗著瀕臨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以謀生存、圖發展為主旨的長征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展開。

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

長征的勝利，極大地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

一、進行軍事上的戰略大轉移，實現開辟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歷史性轉折

弱小的紅軍只能向經濟、交通都比較落後，國民黨統治也相對薄弱的中國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轉移。這樣，紅軍的戰略轉移便發展為萬里長征。各部紅軍轉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會師，並由局部會師發展為三大主力會師，終於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勝利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於西北。

紅軍長征雖然付出了巨大犧牲，但避免了黨和紅軍覆亡的危險，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的影響，鍛煉了黨的隊伍，使黨和紅軍由重壓下的戰略退卻成功轉變為開辟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偉大進軍，推動實現了中國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動向主動的歷史轉折。

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就不會有人民軍隊後來的發展壯大，也不會有中國革命的重新興起和最終勝利，更不會有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長征，無可置疑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

二、形成中國革命成熟堅強的第一代領導核心，邁出走適合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決定性一步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仍為「左」傾教條主義所統治，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從而導致湘江戰役的失利，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而「左」傾錯誤領導人卻不顧嚴峻形勢，仍然堅持進軍湘西。

危急時刻，毛澤東同志建議紅軍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以避開敵人伏擊。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中央多數同志支持採納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隨後，紅軍出其不意進軍貴州，取得節節勝利，把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甩在後面，爭取了主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重大問題的重要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紅軍長征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於實現了戰略轉移、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更重要的是，經過長征的艱苦探索，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邁出走適合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決定性一步，為最終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奠定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堅實基礎

長征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任務的情況下發生的。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後，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華北地區。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勝利會師，完成了參加抗戰的戰略集結。全面抗戰爆發後，在黨的領導下，作為紅軍繼承者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奔赴抗日前線，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

紅軍長征，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系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沿陣地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壯大人民革命力量，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開辟了光明前景。

四、鑄就彪炳千秋的長征精神，樹立永恆的人類精神豐碑

紅軍長征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間奇跡，而且譜寫了豪情萬丈的精神史詩。長征精神，生動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革命風范，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長征精神突破了時代和國度的界限，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8)紅軍歷史擴展閱讀：

毛澤東在報告中，對紅軍長征的意義做了高度評價。他滿懷激情地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

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

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

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麼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玖』 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

我們知道，紅軍先後曾有4支隊伍從不同地點參加了長征。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是其中的一支，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二萬五千里」。「二萬五千里」是從哪來的呢？

1935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毛澤東根據什麼說紅一方面軍長征有二萬余里？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老紅軍李中權將軍回憶，1937年他在抗大親自聽毛澤東在大會上講的。毛澤東的演算法是從1934年10月出發到1935年10月結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為二萬五千里。

1937年2月編好的《二萬五千里》一書有5個附錄，其中《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專門有說明，說明指出一軍團直屬隊：「除休息外，行軍作戰時間，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戰的時間加起來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紅軍行軍70里，271天應走18970里，可是編者卻將書名定為《二萬五千里》。這是為什麼？

毛澤東在長征中並不是天天行軍。如紅軍1935年1月7日佔領遵義，中央在此停了12天。紅軍7月底到達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離開北上過草地，停留了近1個月的時間。這是兩次大的停留，僅這兩次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毛澤東對此是很清楚的，他為什麼計算里程時沒有將此天數扣除？

因為他知道中央機關是紅軍中走路最少的單位。作戰部隊除行軍外還要打仗，就要不斷奔襲、迂迴。作戰部隊走的路常常是機關、後勤部隊的幾倍。這里僅舉一例：紅軍為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三軍團四師和先頭部隊十一團佔領古陂圩後，敵人撤退逃跑，十一團和十二團乘勝追擊，敵人繳械後，他們再返回追紅軍大部隊，一去一回起碼140里。部隊的這些行動都是奉軍委之令，毛澤東對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時，作戰部隊一直在運動，作戰部隊行軍的里數路線遠遠超過中央直屬隊。所以他在計算紅軍長征里數時，沒有扣除中央機關停留的時間。

最早進入陝北的斯諾，於1936年秋采訪了許多長征幹部，看到《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他說：「紅軍自己普遍總說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實連所有的轉折和走回頭路都算起來，從福建最遠的一點到陝西的西北隅，長征軍中的某一些部隊所走的路程無疑要超過上述的數字。照第一軍團所記的一個准確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計，顯示了全部路程兩倍於美國大陸的寬度———而且這還是主力行軍中的最小的里程。我們必須記著，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們這樣地跨過了世界最難走的通道，爬越了幾個最高的山嶺，橫渡了亞洲最大的河流，而且從頭到底就是一個長久的戰爭。」

重走長征路，今非昔比

李愛德、馬普安所走的路線遠比當年紅軍走得少，走得容易，除經濟發展，修了大量的公路，自然條件發生變化，環境大為改善外，還有一個原因，他們是在和平環境，得到眾人幫助，平安走完長征路的。而當年紅軍在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中，為了求得生存，他們要與敵人作戰，要尋找敵人的薄弱環節。什麼地方敵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在沒有路的地方開出一條路來。現在重走長征路，是為學習、體會、宣傳長征精神，首先要保證參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傷人，絕對不能讓參加者冒險。這是兩個長征的最大的不同。

7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人們受時間、體力、交通、經費種種條件的限制，一般只能走最著名的地方，走大的村鎮、縣城，走容易到的地方。在眾多的紅軍長征路線中，只能選一條路線走。每一個人很難嚴格按照長征路走完，更不能真正沿著紅軍的腳印走。

「二萬五千里」長征，不容置疑

綜上所述，兩個外國年輕人走的長征路，只是當年紅軍長征走過路線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他們所說的紅軍長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準確的。但是，沒有想到他們隨便說的一句話竟然在世界各地的報道有100篇之多，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由此可見紅軍長征在世界影響之大，關於紅軍長征的任何一個不同的說法都會引起軒然大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歷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線，紅軍長征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線，也是世界上最長、最著名的路線。紅軍長征25000里是歷史事實，是不容置疑的。紅軍長征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是空前絕後的，即便是科技發達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當年長征路，不可能再現當年長征的艱難險阻。（摘自《解讀長征》徐占權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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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征」

提到「長征」，不少人都把它等同於「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是不準確的。「長征」的外延較大，是指各支隊伍的戰略行動的總稱。中國工農紅軍先後曾有4支隊伍參加長征：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里」，因此，紅一方面軍長征又稱「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二支是紅二十五軍（後編入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沖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行程近萬里；第三支是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初由四川彰明等地出發，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一萬余里；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後合編為紅二方面軍），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寧夏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兩萬余里。

由此可以看出，4支長征隊伍的總行程約六萬五千里，而「二萬五千里」只是其中的1支—————紅一方面軍的基本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