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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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❷ 历史论文要怎么写

历史小论文写作要领

一、立论。立论就是确定历史小论文的中心论点。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
什么，批判什么。或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考虑中心论
点时应注意：
1．立论的科学性
所谓立论的科学性就是作者的观点和搜集的资料信息要有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即作
者的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
会主义事业，讲述的史实要有依据或明确的出处，不可以想当然，更不应该凭空臆造。
只有这样的立论才有价值。
2．立论的前卫性
立论的前卫性就是超前意识。
立论要新，就是要写没有人写过或很少有人写过的题材。
这就要求学生对近几年的学术动态应该有大致的了解，以免撞车，还有人云亦云之嫌。
3．立论的指导性
立论的指导性又称立论的实用性。论文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作品要能给读者以启迪，
对读者有所帮助、有所鼓舞、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就是论文的价值。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歌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或者为反
面人物歌功颂德，这类文章即使写得再好，也是不可取的。
二、命题论文的中心论点决定以后，给论文定一个新颖、明确、有吸引力的题目，用
来表达文章主题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的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
1．题目要新
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
2．题目要奇
命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
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
3．题目要小
历史论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
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
三、布局
1．开头、结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论文开头十分重要，第一段应该力求开门见山，直接接触
主题，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最好还要有点悬念，引起读者的
注意和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人深思，余味无穷。所以有些有经验的作者在论文的
开头和结尾上是很下功夫的。
2．编写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是文章的设计方案。首先提出论点（包括总论点和分论点），然后提出
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人名家论述。最后是明确的结论。至于有几个分论点，引
用哪些论据，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一般视作者自身习惯而定。如果有必要，或文章篇
幅较长，也可以加上小标题，以求取得一目了然的效果。
四、定稿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个步骤。
起草就是写初稿，要深思熟虑，一气呵成。修改时，要对史料、观点、语言一一检查，
以提高文章的质量。还可以征求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对文章加以补充，最后定稿。

❸ 历史论文怎么写啊 找一篇简单点的范文 高中适用

两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起步：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中国近代工业、科技、教育起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电力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汽车、飞机的问世，缩短了人们旅行的时间，使出行更加方便；电话、无线电报的发明，加强了世界的联系。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享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这样的：
1．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使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合法化。列强竞相对华输出资本，加剧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3．中国近代科技进一步发展，西方列强的侵略，客观上也传播着进步和文明，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两次工业革命的后果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经验：
1.政治变革是科技发展的前提，政治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应大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
2.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应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3.大力发展科技的同时，应扩大市场经济，筹集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正是充分利用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成功，国家得以强盛，人们生活得以富裕！

在网上找了很久，觉得这篇最好，你不要全抄，尽量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吧，这篇文章的范围绝对不超纲的，而且还把中国史和外国史结合起来，算是很好的论文了。

❹ 谁能给我一篇近代史的历史论文范文吗

（浙江省兰溪市教委教研室 屠洪兴）
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涉及的内容范围广、事件多、头绪杂。学生学习世界史比学中国史更难，加上近年来 在高考命题中世界史部分的要求又在不断提高，“大跨度、高概括”的试题连连出现，学生对世界史的学习更 是望而生畏。而过去那种“一轮章节知识，二轮归类知识，三轮查漏补缺”的复习模式，已无力解决学生的“ 难与怕”的矛盾。
如何来解决学习世界史中的“难与怕”的矛盾，使学生学得既新有趣、又能适应目前高考的要求？这是广 大历史教师都在共同苦苦探求的问题。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苦苦探求的道路上，得益于专家们的启示，我逐 渐形成了整体知识结构复习的方法。这是一种先整体、再分章，而分章又始终不离整体的一种教学方法。几年 的教学实践我感到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来作世界史第一轮的复习，既省时，又有效，它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学生都说：“这种复习方法，整体性强，脉络清楚，既有利于提高能力，又有利于牢固记忆知识，符合高考的 要求。
如何运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呢？我的具体做法是：先设计出整体知识结构图表，把它交给学生、然后以 “结构”为提纲，进行有序的复习。
根据刘宗绪先生的“生产力发展”标准，我把世界近代史十七章内容纳入一个整体知识结构中，并以两次 工业革命作为分期标志，分成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的阶段。具体图示如下：
世界近代史整体知识结构图示
（附图 {图}）
（附图 {图}）
（附图 {图}）
把某一阶段的历史组成整体知识结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 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是我们用整体法理解历史的依据、也是我们用整体法复习历史应 遵循的原则。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整体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体会整体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学 生真正体会到历史的涓涓细流汇集成历史的巨流？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到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这一 含义？这些是我们在运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时必须达到的目的。为此，我们在使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方法时 ，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整体观。这是该复习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整体法十分强调对历史的整体理解。在复习某一 阶段或某一部分的内容时，应首先向学生指出主要内容有哪些，使他们对该部分历史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例如 在复习世界近代史时，应首先指出主要是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史，并由此派生出无产阶级斗争史和民族运 动史。又如在复习近代第一阶段的历史时，则应指出本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三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另外还有 殖民争霸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革命。
坚持整体观，还要强调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生的大背景。只有把一个时期中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纳入 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才会形成整体印象。因此，在复习近代第一阶段的内容时，有必要把新航路开辟后殖 民掠夺开始这一背景突出出来，这才能把早期的革命、争霸、独立斗争三方面内容统一起来。正是殖民掠夺， 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才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呼唤出一次次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急 风暴雨；也正是殖民扩张，才出现西欧殖民者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也由于殖民掠 夺导致广大殖民地的贫穷和落后，才燃烧起反殖斗争的愤怒烈火。
在复习近代第二阶段的历史时，也必须牢牢抓住“工业革命”这一历史大背景进行分析。是工业革命使资 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才出现为铲除各种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障碍为目的的革命和改革。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股革命与改革潮流就这样出现了。正是工业革命，导致 社会关系的变化，形成了无产阶级，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由于资本主义力量的增强 ，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广大的亚非地区的进一步掠夺，并把这些地区卷进了殖民体系之中，从而引发了１９ 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回顾近几年的高考试题：１９９３年的“三股潮流”题，１９９４年的“恩格 斯论断”题，１９９６年的“法国两次革命的比较”题，无不以“工业革命”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进行命题的 。
近代第三阶段中的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又无不根植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然，在分析欧洲舞台 上错综复杂的斗争时，也不能忘记普法战争对法、德两国的影响）。
第二，要注重联系性。仅仅注意历史的大背景，这还不够，还必须揭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 才能将分散的历史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孤立的事物 是没有的。在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中，因果联系又是一种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它既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就当然应该成为我们用整体法复习世界史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
英、法、美三国是怎样由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演变为热火朝天的产业革命的？经过分析我们看到，政治革 命是产业革命的政治前提，那么又是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呢？这是因为它在１８世纪中期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就直接刺激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另外，它还有劳动力、资金、资 源、科技等独具的优越条件，而法、美则是望尘莫及的。因此，法、美只能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的 情况下被带动起来。一场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功，又推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 产阶级革命，就是这种反映（这在前面已分析了）。这些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又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 界确立。资产阶级在全球的胜利，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又为新的一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政治保证。资本 主义国家对亚非地区的殖民掠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了许多亚非国家卷入殖民体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 形成；而分裂国家的走上统一，又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的保证、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又催生了第二 次工业革命。从“一战”到“二战”，为什么只有二十年的休战？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英、法、美对德问题上有着这样的变化过程：巴黎和会上的“严厉制裁”到赔款与签约问题上的“扶植”， 再到三十年代的“纵容”，而德国则起了与之相应的变化：“受制裁”——“得扶植”——“遭危机”——“ 形成战争策源地”。这些变化，又完全根植于“争夺”、“反苏”“自保”。正是由于大国的中立自保和对法 西斯侵略的纵容姑息，加上反法斯力量未及时联合、又导致了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局部侵略战争演变为全面大战 。
整体复习法中，不仅要揭示教材中的显性联系，还要揭示教材中未提及的隐性联系。比如拿破仑入侵西班 牙、葡萄牙和拿破仑被“反法同盟”战败两件事给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带来的影响。
第三，要坚持比较法。比较是认识事物的最好方法。只有运用比较，才能抓住事物的特点，认识事物的本 质特征，认识事物间的共性与个性。整体法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放在一个整体之中，这给我们运用比较法带 来了便利。
复习中，我们可以有以下一些比较的内容：早期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资 产阶级革命的改革比较；早期革命与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比较；两次工业革命的比较；工业革命前后殖 民掠夺不同特点的比较以及工业革命前后工人运动特点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使学生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共 同规律和革命模式的多样性，认识两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历史上造成的不同影响。
整体历史知识结构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按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加以归纳和整 理，不仅能培养学生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起到简化头绪、理清思路的作用，有利 于加强记忆。因为记忆时把需要记忆的知识加以整理，把它纳入普遍联系之中，比起孤立地背诵，效果要好得 多。倘我们能按整体法扎扎实实搞好第一轮复习，又能配以按国按类的第二轮复习，那么一张缜密而又完整的 知识之网就编织成了。用这样的“网”捕“鱼”，恐怕就不会顾此失彼，出现漏“网”之“鱼”了。
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对我来说仅仅还是尝试，还有许多不够成熟甚至不够科学的地方，一切都有待于改 进和完善。但我相信，它具有生命力，一定会发展起来，被广大师生接受

❺ 初二历史小论文 800字

走进中山古村落

今天，我去了中山的古村落----三乡镇古鹤村。我采访了当地的一个英雄孩子
“我爸爸叫植振华。那天，与爸爸一起入伍并在一连当过兵，如今在广州军区某部任上校的杜生打电话来，说要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并落实了单位。爸爸是杜生的老战友，他不免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时间，爸爸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祖国南疆前线的烽火岁月。他与我讲述了他当兵的历史。
1982年10月，他从广东怀集参军，分配到广州军区某部服役。由于军队的需要，于1985年10月，本该到期退伍的他，因为他在服役期间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认真，各方面表现突出，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又被上级以优秀士兵党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广西边防前线，与边防三师守卫部队的战友们，坚守法卡山。该师在1981年5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收复法卡山的战斗中，由于英勇顽强，作战勇敢而闻名于世。
冬天，法卡山顶上的哨所，寒风刺骨。夏天，烈日似火，热气腾腾，战士们每次站岗回来，全身衣服包括内裤都湿透了，把衣服脱下来，用手轻轻地一拧，都能拧出一滴滴汗水。天气冷可以忍受，大不了就是空手练拳击，持枪练剌杀，这么一来，身体就不觉得冷了。可最难忍的是天气热口渴，有时口渴，军用水壶的水不够喝，战士们就撤尿解渴。后来上级得知此事后，就安排后勤工兵，在山沟里，用抽水机抽水到山顶上来，给战士们解渴。遇到发电站被越军炮弹炸坏了，抽水机无法抽水，这样就只能靠战士们，在黑夜里躲着仅400米距离内的越军阵地上密密麻麻的机枪口，悄悄地沿着山坡上688级台阶下山，再向前步行2公里两边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泥土小路，到河沟里用汽油桶打水，然后背着50公斤重的水，再向后步行2公里两边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泥土小路，沿着山坡上688级台阶，汗流夹背，上气不接下气，艰难地往山顶上爬。尽管这些用汽油桶装的水，有一股气油味，很不卫生，喝了会闹肚子痛，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也只能照喝不误。
艰苦的环境，就这样磨炼着战士们的意志，这也成为战士们成长的动力。一连先后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培养出了五位军队上校级以上的干部，杜生是其中一位。继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一连在广西边防法卡山阵地上与越军先后进行过五次激烈的防御作战。”
爸爸说，他记得最后一次是在1985年12月9日，他在法卡山三号主峰的哨所上站岗，发现有一批越军特工队员，趁我军“裁军100万”之机，潜入我囯境内搞他们的军事活动，目的是摧毁我军的国防设施。在围迁这一批(十四名)越军特工队员的战斗中，在兄弟连队和边防武警，民兵的协助下，虽然一连兵力已被裁减，当时全连的兵力被裁减到不足裁军之前的一半。这是体现出我军裁军后的军事实力，尽管一连兵力有限，也都成功抓捕了这一批越军特工队员，其中越军上尉、中尉、少尉各一名，缴获越军冲锋枪、手雷和军用地图、测绘图和测量仪等物品各一批。
一连的干部战士们转业或退伍到地方后，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做老师，有的做警察，有的在银行、媒体工作，也有的自谋职业，自己经商做生意，成了新时代的致富能手，为搞活市场经济，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❻ 以三代人的教育史为题 历史论文范文

以三代人的教育为题历史论文这样的一个论文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有难度的。

❼ 2000字历史小论文。。。

论文就没时间帮你写，我帮你取点题目吧
西域的：论西域与中华本源的联系发展历程
这个里面你可以讨论从西汉至唐，宋时断层，元明清的联系，最后到新中国的建立的关系，应该很好写的！里面历史典故比较多！提出点自己的看法！
山东：山东在中国地位的兴衰史
并不是说山东不行，就是说从春秋齐国，至汉，确立孔圣故乡，三国的青州兵，等等，直至清时，山东，经常性的大旱，要求赈灾，背井离乡的创关东！最后新中国成立，山东的崛起，如今山东的生产总值，等等！可以轻松完成2000，8000都可以写的
埃及：埃及艳后对埃及的影响
埃及艳后我没研究过，但这么出名，那么关于她的典故可能很多，你可以网络!嘿嘿
玛雅：玛雅文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你可以从为什么玛雅文化这么多去研究说起，发展历程讲一讲，再对比下跟我们华夏文化，欧洲的白人文化有什么不同，相同之处！
以上我的浅见，如果我要写，我就这么写！我论点已提出，你可以看那些论点，网络下，再加以自己的观点！2000字的论文轻轻松松搞定啦！

❽ 高中历史，关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小论文范文1500字。急用！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❾ 求历史论文！以变化为主题的历史论文，600字左右，求参考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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