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来

㈠ 棠城的历史由来

古昌州海棠独香，在唐代已经盛名远播。其记载最早见于唐朝的《百花谱》：“海棠为花中神仙，色甚丽，但花无香无实。西蜀昌州产者，有香有实，土人珍为佳果。”说的是昌州海棠不但独具异香，还有美味“佳果”。
《百花谱》作者贾耽（729－805），是唐代政治家，居相位十三年，政绩卓著。他更是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学家，著述彼丰，其功绩令人称颂。这个1200多年前昌州海棠“独香实”的记载虽然没有用“海棠香国”这个词，但它确立了昌州香海棠的“最早历史地位”。可以推定，在贾耽著书以前，昌州早已“二千里地佳山水，无数海棠官道旁”。
宰相著书立说，为昌州香海棠作了极好的宣传。因此，到了宋代，还有钟爱海棠的人“恨海棠无香”。这里有个有趣的典故：受范仲淹器重的才子彭乘在《墨客挥犀》中收录了其堂弟彭渊材的一个“笑话”：“彭渊材闻李丹辞昌州，议者吐饭，往询弃之之故。李惊问之，彭曰：‘昌州海棠独香。’闻者传笑。”彭渊材是北宋音乐家。博通群书，尤工乐律，曾献书于朝廷，而征为协律郎。他曾说，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仅五事：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后来得知昌州海棠独香，他一生憾事少了一件，喜不自禁，对昌州充满无限向往之情。
值得回味的是彭渊材《海棠》诗：“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诗人用杨贵妃出浴之艳丽，喻其娇美动人；用美男子何晏食汤饼汗出，面色更洁白，喻其色白靓丽。用两个典故兼比海棠姿色，栩栩如生。这种同时用美女、俊男“喻花”手法很少有，足见昌州香海棠之可爱。《海棠百韵》诗云：“峨蜀地千里，海棠花独妍。万株佳丽国，二月艳阳天。”佳丽国即“美女国”、“海棠香国”，昌州海棠香国已经成为人间仙境。所以昌州府有棠城为名.

㈡ "历史"一词的由来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历史”一词就具有了当今的含义。也有人认为“历”乃近代日本学者为翻译英文“history”而附加之辅助义，其意味着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在意义上其概括范围远较“史”字为之大。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出自“历史之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一书。

㈢ “历史”一词的由来

中国的来历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3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1794－1857）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France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 省）。

㈣ 敬义泰的历史由来

《敬义泰》从其先祖走西口闯三边起，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1823年，李家第十三代李文炳（东院），十七岁开始渡过黄河、远涉西北，往返于西北和山西之间跑买卖做生意。1827年在定边县凝条梁镇开设了第一个店铺。1830年后，李文炳的两个弟弟李文阶（中院）、李文蔚（西院）在闫景村成立了敬信义商号，从此有了李家的第一个字号。随着商业的发展壮大和家族的繁衍分支，在李文阶（中院）李文蔚（西院）兄弟俩分家后，大约在清同治（18621874年）年间，李文蔚与其子李敬修、李敬义在闫景成立了《敬义泰》，并派第一任掌柜王秉初携银1000两在宁夏银川的玉皇阁西边的三间铺面筹办了《敬义泰》分号。李文蔚在敬信义的股份仍然保留。1907年李敬修之子李子用留学英国前后，李子用将其西院的股份从《敬义泰》中全部退出，从此《敬义泰》为李文蔚（西院）的另一孙子李道升（后称南院，实为西院的一支）独股独资。
在李道升及掌柜、店员们的辛勤经营下，《敬义泰》逐渐发展壮大。最初的《敬义泰》经营日杂、百货、副食，样样齐全。以后又在旁边设立了客店敬义栈（后变为酱园），接着陆续又成立了银号敬义丰及各专业店敬义瑞、敬义公、敬义成、敬义德、敬盛永等等。这些分号设在西安、兰州、天津等地。从山西到银川一路重镇都有各分号的铺面。《敬义泰》在最兴盛时期，为适应外贸出口的需要，将天津的庄点改为《敬盛永》货栈，在包头、上海、北京、凉州（甘肃武威）、归绥（内蒙古呼和浩特）、汉口等地设有常驻庄点，为商号采购、推销、运输贸物，并提供商业信息。最兴盛时店员庄客近百人，各字号每年共收现银百万两之多，为宁夏八大商号之首。
民国18年（1929年）李道升去世后，《敬义泰》由其长子李大辅（字丕丞）主持，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李大辅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本科。解放后居住在北京，上世纪70年代去世。先后担任《敬义泰》掌柜的是王秉初、谢自立、闫汉三、王玉章、范星三、张诚之、闫竹生、程仰山、王海天、闫寿安。这些掌柜及店员们为李家商业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在清末民初，李家中、西、南院的宗族兄弟们，或共资、或独资，在《敬信义》字号发展的基础上，除《敬义泰》等字号外，还扩大发展有敬信源、敬信诚、敬信永、敬信裕、敬信明、敬信泰、敬信公、大同庆、公生明、同心协、同顺兴、同顺成、和顺贞等几十个字号。可惜这些字号至今都不复存在。

㈤ 邸阁的历史由来

邸阁是中州腹地的一个古老的历史名镇，三国时期因魏王曹孟德在此囤粮建东西阁而得名。1949年前夕，邸阁“缏会”是方圆数百里的农副产品交易集散地；素以古老的肘阁、抬阁、高跷等民间文艺节目的“三月庙会”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全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邸阁“缏会”和“三月庙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庙会搭台、经贸唱戏”的市场经济新格局。

㈥ 历史的来历

中国历史的起源
1-1 史前时代（文献传说与考古实物合观；旧石器早期、旧石器晚期）
一、 文献传说：
1.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
2.三皇传说（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代表远古社会生活演进三阶段（渔猎、畜牧、农耕），约在考古学中所谓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早期阶段。
二、 旧石器时代（约距今200万至1万年前）：考古挖掘提供地下遗物、遗迹。
1. 早期：猿人（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
2. 晚期：真人（山顶洞人）（左镇人：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参见课本p.7演进表

1-2 新石器革命（8000B.C.起）：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
一、文化变革的指标—－
j农业与畜牧业发明（北：小米；南：稻米、沿海：根茎作物）、k村落出现（仰韶文化半坡村遗址为代表）、l陶器制作、m社群专业化分工、n磨制石器
二、中国文化的起源－
本土色彩
聚落所在：1.近水的高地（与埃及、西亚氾滥平原不同）；2.北粟南稻（中国原生植物）；3.以猪为家畜（而非中亚、北亚民族畜养的牛、羊）
多元发展 （并非由中原文化核心区向外扩散，而是分区同时发展）
1. 黄河流域－小米文化区
(1)中原区：磁山、裴李岗文化（6000~5000B.C.）；仰韶文化（5000~3000B.C.）；
龙山文化（3000~2000B.C.）
(2)东部区：大汶口文化（山东）；红山文化（辽河流域）
住屋：半穴居
2. 长江流域－水稻文化区
(1)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5100~3200B.C.）、良渚文化（3300~2200B.C.）
(2)长江中游：大溪文化（4400~3300B.C.）
住屋：干栏式建筑
3. 东南沿海：根茎作物区（福建、广东及台湾西海岸地区）
代表：大坌坑文化（5000~3000B.C.）；圆山文化；卑南文化等
三、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与生活状况：以仰韶文化半坡村为例
1. 聚落分布：半地穴住屋、地窖、壕沟、公共墓地、窑场、大型聚会场所
2. 社会分化较复杂，富有组织秩序，具生命共同体特色（有聚会仪式）
3. 动植物图腾崇拜：此时应为氏族部落的原始社会
4. 半坡陶文（彩陶上的刻画符号）：可说是中国文字的先驱
1-3 城市革命：
距今约四千年前发生，属於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村落迈向国家的阶段），约当中国传说五帝时代（文明的萌芽阶段à黄帝：部落共主时代）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国家的形成：以龙山文化为代表（氏族村落→部落联盟→城邦国家）
1.文明特徵：
城墙的出现、人口增加、专业分工、财富集中、阶层分化、强而有力的统治者具宗教神权（礼器）和军事权（兵器）。代表：北方龙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
2.具体发现：
* 龙山文化－－早期铜器、大型夯土城堡、男性中心、社会阶层分化所呈现的墓
葬方式、卜骨、原始鼍鼓、大型石磬等
* 良渚文化－－丝织品、大型玉器（玉琮、玉璧）
二、五帝传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当於新石器时代晚期
1.黄帝（有熊氏、轩辕氏）的功业：
(1)中国文明之祖－－此阶段产生许多重要文物和发明，如衣冠、宫室、舟车、文字、天文、音律、指南车等。
(2)战争时代的来临－部落联盟的征战（如黄帝在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并在诼鹿之战击败蚩尤，遂成为部落联盟共主）
2.尧、舜禅让政治：禅让传贤应为部落联盟制下推举领袖的方式，日后经过儒家美化，
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典范。
3.夏代：
(1)历史地位：原本被质疑，日后才受考古出土肯定（即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挖掘）。
(2)二里头文化：
j范围－山西南部、河南西部
k意义－其时代与范围，大致与文献中记载的夏代相符。
l内容－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器（礼器、兵器为多）、玉器等，代表了强大的统治权力和阶级身分的分化，显示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
(3)早期国家出现代表的政治意义－－
j 王权提高：从传统共主变为权威国王（已具备天子威仪）；
如启伐有扈氏、少康中兴。
k 世袭继承：从禅让变为世袭；从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禹→启）；
l 「诸夏」的我群文明意识逐渐形成

* 河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由地表底层从下至上排序，愈上层表示文化发展越晚）：
殷商早期文化 ↑
夏代二里头文化 ↑
河南龙山文化 ↑
仰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