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历史
㈠ 简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壮丽篇章。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
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
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
二、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
三、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
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
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
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
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1)丝绸的历史扩展阅读:
以史为鉴 合作共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对内,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堪称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
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相对落后,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对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调整城市结构和人口布局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有利于加强与沿线各国的经贸联系与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借助经济合作的深化,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势必为我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和能源供应。
二、对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是加强中国与中亚、南亚,乃至中东和欧洲部分地区各国友好交流、促进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开展的务实的、互动的区域合作,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前景广阔。上合组织六个成员国和五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惠及近30亿人。
21世纪的高科技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不断修建完善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网络通信等公共设施,宛如古丝绸之路上的现代商队,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最终成为共同发展的合作带和命运共同体。
㈡ 丝绸之路历史
西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走廊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
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
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
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乐器和歌舞,开始传入中原,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绸,漆器,金属工具等,也传入西域。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路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2)丝绸的历史扩展阅读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做为一带一路起点的陕西,面临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这条丝路的开拓者,首推两千年前两度出使西域的张骞。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
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古代丝绸之路
汉朝时,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自玉门关以西至葱岭以东,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附近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据说开始于西周时期的第五个君主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行数万里,到西方的瑶池会见西王母国君。据传,西王母国即在西域。但是,西域同内地频繁的联系,则是始于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所以史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公元前2世纪左右,即中原地区的秦和西汉初期,西域地区分布着36个国家,大者有几十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从地理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为南道诸国,包括楼兰、且末、于阗、莎车等国。
塔里木盆地北缘为北道诸国,包括疏勒、龟兹、焉耆、车师等国;准噶尔盆地东部散布着姑师、卑陆、蒲类等一些小国。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人。
西汉初年,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月氏人,由于被匈奴所迫,西迁到此处,赶走了塞人,建立了大月氏国。不久,河西地区的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压迫,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
㈢ 中国丝绸的历史
中国丝绸的历史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了养蚕、取丝、织绸了。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
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产丝绸,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主要分为绢、绮、锦三大类。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是很深远的。到了秦汉时期,丝织业不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随着汉代中国对外的大规模扩展影响,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贸易的推动使得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古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一直西去,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造成对黄河流域经济的严重破坏,到了隋代,中国蚕桑丝绸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了。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元时期,随着蚕桑技术的进步,中国丝绸有过短暂的辉煌。不但丝绸的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而且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㈣ 丝绸有多少年的历史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版养蚕、取丝、织权绸了。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据考古学家李济和昆虫学家刘祟乐的研究,断定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宽约1.04厘米,是用锐利的刀刃切去了茧的—部分。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6000年),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已发现了纺织工具,借此可以推断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 。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的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㈤ 丝绸的历史
丝绸(sī chóu),一种纺织品,用蚕丝或合成纤维、人造纤维、短丝等织成;用蚕丝或人造丝纯织或交织而成的织品的总称。
在古代,丝绸就是蚕丝(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蚕丝和木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现代由于纺织品原料的扩展,凡是经线采用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织造的纺织品,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丝绸。而纯桑蚕丝所织造的丝绸,又特别称为“真丝绸”。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㈥ 丝绸的历史
浙江省湖州市素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著称全国。湖州丝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远古以来,盛名不衰。湖州缓绢以其精美绝伦远销全国、世界,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誉,其间也经历了艰难的曲折。以古鉴今,回顾湖州丝绸发展的历史之路,对于振兴我国的传统工业,弘扬祖国丝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元朝湖州籍著名书画家赵孟乡顾在《吴兴赋》中有“平陆则有桑麻如云,郁郁纷纷”句,明时,一位诗人.在咏湖诗中万“桑柔四郊绿”句,两者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春天湖州眼野桑林遍地,绿叶叠翠的景观,点染出湖州蚕桑种植园经济特色,和蚕乡的特异风光。
㈦ 苏州丝绸的历史
苏州是丝绸的故乡,太湖流域留存有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园区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实物;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 ,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
苏州在上古时期属九州中的扬州,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织贝”一类的彩色锦帛。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国观礼时,曾将吴国所产的缟带赠给郑相国子产。据《史记》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说明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吴国都城就在苏州,至今还保存着与丝绸遗址有关的织里、锦帆泾等地名。
三国东吴时,丝帛之饶,衣复天下,苏州丝绸已发展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 南北朝时,有日本使者求吴织、缝织女工归,《日本书纪》亦有相应的史实记载。
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土贡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
两宋时期,据《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苏州、杭州、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缂丝名家沈子蕃、吴子润亦出于苏州。《吴门表隐》记载:元丰初(1078年)城内祥符寺巷即建有机圣庙(又名轩辕宫),还有新罗巷、孙织纱巷(今古市巷装驾桥巷之间及嘉余坊)等生产纱罗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别出土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刺绣、丝织经袱和经卷丝织缥头。
元代时,在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织造局于平桥南。当时有名的苏杭五色缎,行销国外。盘门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有大批随葬锦、缎、绸、绫、绢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艺精美的织锦缎被、提花龙凤衣带、绣花鞋、正反缎、云龙纹及各色花纹袍袄裙等丝织品。
明代苏州丝织业的兴盛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即在苏州设织染局,局址在天心桥东(今北局人民商场)。明代中央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万历年间,织造太监因一味营利,仗势横行,激起民变。在苏州山塘街五人墓侧,至今有明义士葛贤墓遗迹。在定陵展览馆和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明代丝绸产品,每匹绸缎的段首都有封签,上面印着织造年月、织品名称、尺寸、委官及机织工匠的姓名,大部分来自苏州,还有参加过当时反抗宦官税吏斗争的工匠名字。北京慈因寺发现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织造的四件锦缎等。虎丘新庄王锡爵墓出土有忠靖冠服、织银锦帛、龙纹缂丝等。
明代苏州丝织业极为繁盛,据张瀚《松窗梦话》载:“大都东南之利,其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机杼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显然仅有官署的织造是不够的,民间的机户也生机勃勃。由于丝织业的兴盛,新兴了一批市镇,如盛泽、震泽等。乾隆《吴江县志》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到明末,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拥有人口五万。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旧址在阊门内水关桥臭弄口(今阊门饭店河埠),原址现称为“盛泽码头”,遗迹尚存。
清代时在顺治三年(1646)设苏州织造局,分为南北两局:南局名总织局,在葑门内带城桥东(局址在今市十中校址及孔付使巷内);北局名织染局,仍以明织染局址改建。官府织造的产品分为上用和官用两种,除织造各式龙袍、莽袍、补子、缎匹、宫绸等以外,还有各种临时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后万寿贡、端午贡等。与官府织造发展的同时,苏州民间丝织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据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载:苏州“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又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间(1770~1780),苏州的民办手工业织机已发展到一万数千。如石恒茂英记、李启泰、杭恒富禄记、李宏兴祥记等纱缎铺,都是在乾隆前后开设的。清代苏州丝织产品,除宋锦、缂丝、龙袍等类外,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百子被面等,工艺技术均有较高水平,畅销国内外,外销约占60%,销往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国家。
1912年9月在阊门内下塘原清代宝苏局内,创设江苏省立第二工场,产品有江绸、提花丝光布等。1914年谢守祥等在齐门路首先创办苏经纺织厂,将木机改进为手拉铁机工厂。1917年陆季皋等在仓街开办振亚织物公司。同期又有延龄冠记、甡记、东吴、程裕源、广丰、洽大等丝织厂相继开设,到1921年共有绸厂十四家。1913年起苏州开始使用进口人造丝,用于制造衣边和织带业原料。1922年起正式采用人丝原料,与真丝交织,生产软缎、线绨等产品。织物品种逐步更新,织机设备亦有所改进。1922年苏经纺织厂首先以引擎传动,试验改进铁木手拉机为电力织机。1925年振亚厂亦改装电力机试制成功。织机改进的结果,使产量大增,效果显著,各厂纷纷改机。从此苏州丝织工业由手工业工场转入了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1931年前后苏州盛行厂丝和人丝交织的锦地绉等新产品。
1937年抗战前夕,苏州有绸厂93家,纱缎庄77家;年产绸缎共28万8千匹。主要产品有塔夫绸、古香缎、织锦缎、乔其丝绒、毛葛、双管绡、博士呢、碧绉、锦地绉、软缎、中华缎等一百余种。苏州沦陷期间,丝织业一度停顿后,先后恢复生产,但备受摧残。在胜利前的1945年初,苏州丝织业尚有97户,另有纱缎庄25户,产品主要有大伟呢、格子毕绉、金玉缎、九霞缎、大富贵织锦被面、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等等。抗战胜利后,苏州丝绸业有所恢复,到1949年4月苏州解放时,尚有绸厂99户。
建国初期,外销断绝,内销呆滞,丝织业困难重重。1951年我国对东欧国家展开以丝织品换钢材的易货贸易,促进了丝绸外销。苏州塔夫绸被誉为“塔王”。国内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会,活跃了内销渠道,促进了丝织工业的发展。到1951年底,生产规模已恢复到建国前旧观。
1954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苏州市区原有六十四家私营丝织厂、三家公私合营厂和十八家漳绒厂先后合并,成为振亚、东吴、光明、新苏等四家丝织厂和新光漳绒厂及二个漳绒合作社(后改东风丝绒厂)。此后丝绸业形成专业化生产体系 ,丝织机台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高。
1963年试织成功第一只合纤和人丝交织新产品“烂花绡”;1965年经过鉴定,完成了机织涤纶长丝人造血管的研究制造;光明厂制造成功自动接经机。1970年后开始建立化纤原料生产。
1980年起改变原有单一的统购统销,改为与自产自销相结合。1980年东吴厂引进剑杆织机;1982年振亚厂引进喷水织机等新型无梭织机,加速了丝织工业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控制的进程,苏州丝绸产品也不断得到更新。1982年花色品种已增加到十九个大类,160多个品种,2000多只花色,产品畅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苏州丝绸从建国后跃上一个新台阶,从缫丝、染丝、丝织、丝绸印染和丝绸机械等企业;建立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丝绸工学院、丝绸检验所和丝绸职工大学等科研教育单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丝绸工业体系。
九十年代末,苏州工业进入产业调整转型期,苏州丝绸工业实行产业转移,四大绸厂等也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于1991年的苏州丝绸博物馆,之所以能建馆是有赖于各大绸厂的赞助。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因此,我们不只是有责任、有义务 ,更是一种使命感,把苏州历史上传统的丝绸产品来传承下去。
可以说苏州的历史是与丝绸的历史相始终。无论是新旧石器遗址,还是春秋吴王宫的织里(这是中国最早的织造官署),都无不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苏州的发展也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而兴盛,明清时期,苏州能成为一方大都市,都与此息息相关。苏州至今留存有很多与丝绸相关的各个时期的历史遗址,是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记载着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建国以后,苏州的丝绸工业也是当之无愧的利税大户,在对外贸易,出口创汇,为苏州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如果说丝绸、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张国家名片,那么丝绸就如一位市长所说的,是苏州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
历史上苏州的丝绸产品一直绵延不绝,从春秋时期的吴缟,到三国两晋时的吴绫;从隋唐时期的八蚕丝、绯绫到宋锦、缂丝;宋、元、明、清时期设置官府织造局,产品更是名目繁多: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等。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伴随着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产品,闪烁、继承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光辉。这其实是前人给予的最丰厚的馈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使其发扬光大。云锦、苏绣、宋锦已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云锦、苏绣是比较成功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方面,是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产品亟待拯救,如何把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商业产品,走向市场,并由市场需求而发展壮大,这正是我们所需努力的,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我们的历史文化。
㈧ 中国丝绸的历史
在古代,丝绸就是蚕丝(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蚕丝和木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现代由于纺织品原料的扩展,凡是经线采用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织造的纺织品,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丝绸。而纯桑蚕丝所织造的丝绸,又特别称为“真丝绸”。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从西汉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2-3]
,但现实中丝绸究竟是何时被发明尚具争议。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据考古学家李济和昆虫学家刘祟乐的研究,断定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宽约1.04厘米,是用锐利的刀刃切去了茧的—部分。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6000年),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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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江南丝绸的历史简介
公元前138年到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通西域,开辟了我国和西方的国际陆路交通道路,从此,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境内,到达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也正式开通。
通过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古代东西贸易通道,从公元前2世纪到9世纪以丝绸为主的中外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沿途各地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对中国蚕桑丝绸技术的西传起了巨大作用。
继汉以后,丝绸之路再次得到重视是在唐代。唐代统治者直接以汉为楷模,其开放意识使他们努力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在长安经常有数十万外国巨商,在"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的思想的指导下。
长安、扬州、广州等都市都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其中以长安规模最大。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唐代似乎不满足于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经过与大食(阿拉伯)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又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从而加强了唐王朝同中亚、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海上联系。陆路和海路商渠的同时开通使唐代对外开放的意识更加强烈。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场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并存,有力地促进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于唐王朝格外注意丝织业在纺织中的地位。
从而出现了河南、河北这样的丝织业中心,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织品,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和毫州(今安徽毫县)的绢、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锦、扬州的锦袍等都在全国负有盛名。
(9)丝绸的历史扩展阅读:
长江丝绸的生产历史悠久,丝绸品种繁多,名品迭出,在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早在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川渝、中游的两湖和下游的江南就已是中国蚕桑丝绸生产比较集中的地区。
从汉代开始,在这些丝绸生产一向发达的地区递次出现了三大名锦和三大名绣,它们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突出代表。大约从宋代开始,中国丝绸生产的重心南移,江南、四川和黄河流域共同成为我国丝绸生产的三大中心。
特别是江南地区,至明代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这里蚕桑丝绸的商品化生产起步早,程度高,丝绸以贸易为主要传播形式,成为对外影响较大的商品,在世界经济大流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㈩ 杭州丝绸的历史
杭州丝绸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那时,杭州的先民就已能种桑、养蚕、织帛和制造原始的缫丝工具。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政策。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绫类已有"天下为冠"的盛誉,成为宫廷贡品。南宋时,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由此而称"丝绸之府"。1000多年前,杭州产丝绸就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从陆上和海上铺设了"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