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历史

『壹』 红军长征有哪五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1、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5月遭受国民党军围剿，于9月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第一支长征的红军。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5月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6月，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3、红二方面军

红2、红6军团长征，同缸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于11月底进占淑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

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展开长征，于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行程近两万里。

4、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甘肃东部，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于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5、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同年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一半）加上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投降。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

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

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1)红军历史扩展阅读：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

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

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贰』 有关红军的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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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红军历史

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 ：

土地革命战争（见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红军部队，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和“清剿”。全国红军发展到最多时达到约30万人。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甘肃南部地区会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肆』 红军长征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一、红军长征的历史原因：

因为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所以共产党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二、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

1、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的伟大远征

从一定意义上说，困难是政党进步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2、长征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长征留给我们党最为宝贵的经验

对于长征来说，每一次危急关头，都可能孕育着胜利，而每一次的胜利，又都可能潜伏着失败。长征中红军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都离不开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坦然面对遇到的问题，并不断总结教训。

因此，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地依靠人民，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4)红军历史扩展阅读

长征名称的由来：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伍』 红军历史故事

1941年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突围战打了7天7夜。”今年92岁张钅至秀，当年就是从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连战连捷，蒋介石却在酝酿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地区。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在新四军北移之路上布下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他们甚至还把新四军行动的日期和路线，告诉沿长江布防的日本鬼子。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95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陈茂辉至今记得，1941年1月4日，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旋律声中，他和9000余名新四军官兵一道，告别皖南人民，踏上北移之路。“《别了，三年的皖南》，是新四军著名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他随后就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陈茂辉说。踏着泥泞的山路行军的新四军新编第1支队新1团团长张钅至秀，途中隐约见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路口、隘口、山头布置了部队。“我感到蒋介石要搞名堂。”张钅至秀回忆说。面对近10倍的敌人的袭击，新四军奋起还击。整整四天激战，陈茂辉没有喝水，也没有吃过一粒米。到10日突出高坑包围圈时，陈茂辉已吐血病倒。“13日，我们又随叶挺军长突围，到达大王坑。”陈茂辉回忆说，“敌人一个冲锋，又把我和叶军长冲散了。”“我们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白天蹲山头、看地势、辨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山林小道。”完成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后，张钅至秀率领新1团也开始了突围。一个多月后，张钅至秀才率领全团仅剩的200多名幸存者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突围出来的仅有2000余人。”陈茂辉说，自己却不幸和军长叶挺等1000多人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突围中，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皖南上空的硝烟未散，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3天后，中共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出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解放军报文章：1942年，叶挺将军在重庆囚室里写就的“囚语”、“囚歌”，表明了他“宁愿坐穿牢底，而决不乞求由狗洞里爬出来”的“自由”的浩然正气。而今发现的当年将军写就的“笔录”，则是叶挺讨伐蒋介石的又一篇檄文，弥足珍贵。

『陆』 红军长征经历了哪些历史事件

遵义会议、四度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度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等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柒』 红军长征的历史

彭永清全身挨了7枪，眼睛、耳朵、口腔、胳膊、腿都中过弹，用大难不死这个词来形容他最贴切不过了。 “脑袋才多大，我就挨了3枪。”彭永清边说边摇脑袋，他的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 1933年夏天，彭永清在村口放牛，一队红军正好在路边休息吃饭。彭永清回忆说：“一个红军战士给了我一碗，让我第一次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 吃饱饭的彭永清连家都没回就跟着红军走了。一起走的还有水娃子、毛二娃等几个年轻人。 彭永清当时的小名叫“彭娃子”，连长说，革命军人都要有个名字，于是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大名。 “水娃子和毛二娃还没出川陕根据地就牺牲了。”彭永清又边说边摇脑袋。 当时正值四川六路军阀围攻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左冲右杀，打得顽强而艰难。每次行动前，连长都要告诉大家如果被打散了就在哪里重新集合。有一次连队正在吃饭，敌人突然围上来，大家只好各显神通，有的从门走，有的从窗户爬，等敌人走了又回来集合。 彭永清说：“只要人还活着就好办，要是赌气和敌人硬拼，就没今天了。” 1934年，彭永清所在的红四方面军9军和四川军阀田颂尧的部队遭遇了，战斗随即打响。一个敌人在30米开外的地方，瞄准了他。 “我也马上举枪瞄准他，但敌人先开了枪。”彭永清回忆说。 子弹擦着彭永清的右眼过去，在脸上拉开一道口子，又把右耳朵撕掉一块。彭永清疼得倒在了地上。 脸上的伤刚好，红9军又和当地民团交上了火。一个民团团丁从墙角冲过来，冲着彭永清的脑袋就是一枪，一颗铁砂打进了他的左眼睛。 “我当了师长参加抗美援朝时，医生才帮我把那颗铁砂取了出来。”彭永清说。 脸上还有一枪要算在日本鬼子的头上。那一次，日本鬼子的子弹打进了彭永清的嘴里，满嘴的牙全掉了。后来组织上拨了二两金子，给他镶了满满一口金牙。“可惜解放后有一次在火车上上厕所，一张嘴金牙从马桶掉了出去。”彭永清惋惜地说。 红四方面军翻越的雪山叫党岭山，平均海拔有3800多米。彭永清回忆说：“上山20分钟就呼吸困难，眼睛被雪刺得红肿疼痛。” 听说童子尿可以治雪盲，连长便让彭永清找来了几个12岁以下的红小鬼，让他们对着眼睛尿尿。 “我们连几个身体很好的战友都死在雪山上了。”彭永清回忆道，“大家把尸体埋到雪坑里，再把死者的帽子扣在雪堆上，算是个墓碑。” 过草地时，彭永清又受了一次重伤。在黑水芦花附近一个叫大寨子的地方，红军和当地的地方武装打了起来，时任31军战士的彭永清刚跃出阵地，就踩到了敌方扔过来的土炸弹。 “两只脚全被炸烂了，能看见骨头。”彭永清说。 由于没有药，彭永清的伤口严重化脓，疼得他连马都骑不动，到后来马也丢了，掉了队。 “我一个人躺在茫茫草地里，彻底绝望了。”彭永清回忆说，没想到天快黑的时候，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医院过来了。军医们每天用盐水给他洗伤口，上草药，又带着他走了好几天。 “那时候张国焘分裂之意已经公开化了，看到我伤好了一些，医院就让我自己找部队去了。”彭永清说。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比1902年出生的罗荣桓小12岁。林月琴是1929年人团，1930年参军。那时她刚满16岁。1932年，张国焘推行“左”倾的土地政策，林月琴家本是小商人，但被错划为地主，受家庭的株连她被送到劳改队。当红四方面军向河南、陕西转移时，她和几位女同志被遣散。但她们不愿意回家，仍然紧紧跟随着红军队伍。有的指挥员称她们为“跑反队”，嫌她们跟在队伍后面是个累赘，用棍子赶她们回去，她们就是不走。后来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地区，队伍不断扩大，这些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又都成了骨干，林月琴担任了妇女工兵营长。
林月琴同罗荣桓是1937年在延安结婚的。那年罗荣桓己经35岁了，是战争推迟了许多红军干部的恋爱和婚姻。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林月琴带领着一批童养媳和地主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什么活都干，养成了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的作风。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5月间，延安周围的崖畔上，山丹丹花开了。林月琴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拿出来翻晒，又将他的那床毯子用碱水洗了又洗，这就是两人仅有的铺盖。两张铺板一拼，这就是床。5月16日，正好是星期天，也是林月琴和罗荣桓大喜的日子。来宾们吃了新娘子亲手做的喜面，面条里尽管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但大家仍然感到香喷喷的。婚礼尽管简单，气氛却非常热烈。同志们纷纷祝愿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林月琴随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入鲁的艰险经历具有传奇色彩。罗荣桓是1939年2月份率队去山东的。部队出发时，林月琴已经临产。2月14日，生下了一个男孩。罗荣桓来看妻子，林月琴让即将到前方去的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罗荣桓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匆匆赶回军营。当时，东面是敌人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后方去。罗荣桓给儿子取的东进这个名字十分切合当时部队的实际。后来，一一五师好几支部队都曾使用过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林月琴因为坐月子，到了1939年的5月份才随朱瑞、徐向前到山东去。那时她带着刚刚3个月的罗东进跟着部队行军。为了跟上部队行军，找了个挑夫，担子的一头便是小东进。在路上，有时几位女同志轮流抱着孩子。战士们看到空担子，都要关切地询问孩子的下落。走了一段时间后，供给部又专门拨来一头牲口给林月琴母子。为这件事，后来罗荣桓还郑重地对带队的保卫部长朱涤新说：“这样做不合适，给同志们的影响不好啊。”在路上，林月琴最担心的是过敌人的封锁线，害怕孩子哭，孩子一哭就用被子捂着，等过了封锁线，孩子往往被捂得脸色发青，每当看到孩子遭罪，林月琴都心疼得暗暗落泪。一直走到泰西，母子俩才同罗荣桓重逢。罗荣桓高兴地抱起孩子，不断地问这问那。丈夫的关怀和体贴，扫除了林月琴一路上跋山涉水的苦累。
有一天，发现了敌情，罗荣桓正在布置大家转移，只听“哇”的一声，小东进哭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移到炕上。林月琴眼眶里噙着泪水，一时也不知怎么办好。东进是她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在陕北生的，取名北屯．寄养在老乡家中，因为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夭折了。此时此刻，林月琴知道小东进又要离开了，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罗荣桓走到炕前，爱抚地摸摸小东进的脸蛋，毅然地说道：“我看，干脆把他交给群众养活吧！”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林月琴这个做母亲的无话可说，默默地又一次服从丈夫的决定。在细雨蒙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由师部事务股长樊文烈陪着，林月琴抱着小东进，骑上马，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里，把东进寄放在一个老乡家中。这个村在梁山附近，叫东新庄。这个老乡家里也有一个5个月大的孩子，小东进就吃她一点奶。由当地部队每个季度给老乡家一点粮食，有麦子给麦子，有高粱给高粱。敌人扫荡到梁山附近的时候，周围村子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孩子是自己军队的，他们首先掩护的是这一家人。小东进在老乡家住了两年，林月琴才把孩子接回来。多少年后，林月琴仍然深情地说：“山东好，山东人更好。”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林月琴随同罗荣桓转战山东各地，和山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杨林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悌。1898年生，朝鲜平安北道人。1919年参加汉城30万市民反日大起义，后受日本军警搜捕流亡中国吉林。1921年考入云南讲武学校，1924年毕业后到黄埔军校任学生队长、技术助教等职，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和第一次东征。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第3营营长。1926年回黄埔军校任技术主任教官。1927年8月奉党的指派赴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夏回到东北，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31年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协助省委研究制定了大力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参与创建满洲工农义勇军第4军1纵队（又称盘石工农义勇军）。1932年7月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曾率1个排为前卫，抢占金沙江皎平渡口。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参加直罗镇战役。1936年2月参加东征，率先锋营强渡黄河，胜利完成了为大军渡河开辟通道的任务，杨林却在清涧河口登岸战斗中负重伤，肠子被子弹击穿，壮烈牺牲，时年38岁。

有着“开国女将”之称的李贞，1908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6岁当童养媳，1926年参加革命，长征中任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作为惟一的女性，李贞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受共产国际派遣，1932年到中国。1933年9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照搬国外经验，导致失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后，任中央纵队观察员。到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教员。1939年离开中国到苏联。
洪水，越南人。曾用名武元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教员。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回国。
毕士悌，朝鲜人。曾用名毕斯蒂、金勋、杨林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
武亭，朝鲜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负责人。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入红军大学学习。1945年12月回国。
勃沙特，瑞士人，后移居英国。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1935年11月随红二、红六军团参加长征。1936年4月离开部队。勃沙特后来将自己的这次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在英国出版，称赞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长征共历时两年。
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
长征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
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捌』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

一、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1、“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2、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

3、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二、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1、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

2、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3、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一、进行军事上的战略大转移，实现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转折

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各部红军转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会师，并由局部会师发展为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的队伍，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推动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转折。

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更不会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长征，无可置疑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二、形成中国革命成熟坚强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却不顾严峻形势，仍然坚持进军湘西。

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支持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把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后面，争取了主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奠定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础

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参加抗战的战略集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红军继承者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光明前景。

四、铸就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树立永恒的人类精神丰碑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8)红军历史扩展阅读：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红军长征的意义做了高度评价。他满怀激情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玖』 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

我们知道，红军先后曾有4支队伍从不同地点参加了长征。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是其中的一支，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是从哪来的呢？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好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有5个附录，其中《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专门有说明，说明指出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70里，可是编者却将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1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

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这里仅举一例：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于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遍总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计，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重走长征路，今非昔比

李爱德、马普安所走的路线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少，走得容易，除经济发展，修了大量的公路，自然条件发生变化，环境大为改善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是在和平环境，得到众人帮助，平安走完长征路的。而当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为了求得生存，他们要与敌人作战，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什么地方敌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现在重走长征路，是为学习、体会、宣传长征精神，首先要保证参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伤人，绝对不能让参加者冒险。这是两个长征的最大的不同。

7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人们受时间、体力、交通、经费种种条件的限制，一般只能走最著名的地方，走大的村镇、县城，走容易到的地方。在众多的红军长征路线中，只能选一条路线走。每一个人很难严格按照长征路走完，更不能真正沿着红军的脚印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容置疑

综上所述，两个外国年轻人走的长征路，只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路线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们所说的红军长征12000至13000里是很不准确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随便说的一句话竟然在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在世界影响之大，关于红军长征的任何一个不同的说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线，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著名的路线。红军长征25000里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当年长征路，不可能再现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摘自《解读长征》徐占权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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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

提到“长征”，不少人都把它等同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不准确的。“长征”的外延较大，是指各支队伍的战略行动的总称。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曾有4支队伍参加长征：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由四川彰明等地出发，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宁夏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由此可以看出，4支长征队伍的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的1支—————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