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历史评价
王安石变法:
北宋的变法阻力太大，假如是汉武帝那时变法，那就容易多了，再不行明太祖时期，也会容易点，（不过有朱元璋在，也不用王来变法了。）王的变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北宋做不到，虽然北宋的政策是强干弱枝，但是枝是弱了，干未必强，士族虽然没有了，但是士大夫在地方的势力却是无比强大，就算是神宗这样在北宋算是比较强硬的皇帝也无法抵御士大夫的压力。而且王安石变法一大目的是强兵，但是要强兵先要强将，北宋那防范武将的政策做的到吗？西汉就不同，那时法制残酷（随秦制嘛，虽然比秦好些，但是比之后的各代残酷许多。）地方上的势力自景帝扫七国，再打压各贵族功臣，等到武帝上台，频繁提拔下层，培养新势力，打击旧势力，巩固君权，再这样的背景下，要变法就容易得多，即便比王安石变法更激进的也可以作到。
北宋之后防范武将，重视文人，几代之后，已经养成士大夫阶层，关系盘根错节，要变法什么就要触动他们的利益，由于武将不成气候，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内部的斗争，北宋党争何尝没有皇帝刻意的目的。而王安石变法依靠的是这个阶层，打击的也是这个阶层，变来变去，只是一派上台打击另一派，换汤不换药，变法却成了加强自己权利的工具，这样还能不失败
不过王也有自己的缘故，用人不当，权力又受到限制，象张居正的权力和政治才能就高出王甚多。当然，明朝的那种环境使得张受到的压力小于王。但是即便如此，失去皇帝的支持，变法都不免失败的下场。
② 王安石从宋开始人们对他评价如何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90]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③ 怎样评价王安石
怎么说呢。
撇开正史上的评论，这个人是个复杂集合体。
也许有改革的愿望，但手法不当，树敌过多，这在后世是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那个时期完全是个虚假命题。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费。官员叠床架屋，甚至可以给亲属子女带来十多个”荫封“，国家财政紧张，巨额军费，官费拖累经济，在仁宗朝时已呈不得不变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于扭转这个局面，也就启用了”负国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五州外，无论内政、军事，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王安石变法无一成果。
相反，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义的青苗法为例--也没有实际效果。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钱谷为本，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听起来很不错，与现代的”农业小额贷款“相似。
事实上呢？
全国差异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区本身就比较富裕，农民不需要这些小钱，不愿意贷。而山陕山东等丘陵山区的农民则愿意贷款，却得不到这些钱。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或者强制不需要的农民贷款，或者把这些钱交给地主放贷，需要贷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满意吗？
这是王安石所处环境和学识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阻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对政见不同者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辞职要挟皇帝处分反对派大臣，征诛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领袖苏东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时见到农民被变法所累--似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称猪为--安石，也见农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苏东坡提出《寒暑论》意在折衷，区别对待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击，不用意变法就是我的敌人。
事实上，北宋后期党争由此发端。
既然王安石破坏了政治和谐与“君子政治”的传统，那末，报复也就难免。
神宗死后，掌握政权的高太皇太后与旧党立即废除新法，并将新法干将驱逐。哲宗上台后再启用章淳等，将旧党成员报复驱逐。哲宗一死，向太后再出手将章淳驱逐，结果没几天，书画皇帝又开始起用蔡京等新党，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后又是一轮的报复。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统治阶级精英尽丧，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就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女直人灭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变法起到了一个极端恶劣的破坏作用和引导作用。
④ 王安石评价
评价王安石，其实说的是评价王安石的变法，这就要放置到宋朝当时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这一段话，或许有启发性：
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也就是说，如果毫无身份地位的平民都能把商品买卖生产的权力占为己有，都能擅自获得各种物品流通贸易的利润，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这样一来身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烂的衣服，成天憔悴忧愁，为国事操劳，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饱饭，使国家安宁、政治平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选择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财务，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作为要紧的事情来办，更何况后代呢？
王安石的这段话可谓切中要害，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后来明朝灭亡最关键的原因。尤其把这段话与崇祯皇帝的遭遇作对照，不能不说王安石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王安石的想法是正确的，他的变法措施也正是力图贯彻他的想法，即通过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管理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行使国家职能如抵御外敌侵略、救济灾民、文化教育等提供充沛的财政支持。当年汉武帝正是任命桑弘羊实行类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对匈奴严厉打击等连续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宋代初期，要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无论领导者的才能多么卓越、品德多么高尚，皇帝支持的决心多么坚定，都无法改变结局。事实上，宋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王安石更是“真士”中的“真士”，不仅超脱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脱于一般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之上，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宋朝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过于超前，先进得有些过头了！皇权过度削弱，政府过度开放，政治过度民主，平民力量过度上升，等级制度过度破坏，舆论力量过度强大。再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但思想意识却根本没有成熟，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的控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大批自认为民请命、以君子自居、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文官集体反对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说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变法的极力反对者司马光。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杰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
两人立场很清楚，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的立场上，而王安石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王安石的立场更有益。这并非是王安石代表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当时不是不够进步，而是进步得过头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把中国往回拉一点，倒退一点。而司马光等人不是落后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种进步已经超前了，有害而无益。
打个比方，就如一个人前进的路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无法绕行。这道裂缝阔两三米左右，如果就站在那里直接立定跳远肯定跳不过去，要摔进裂缝。但如果倒退个五十米，然后来个助跑冲刺，就可能跳过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就是要社会先倒退这五十米，然后通过助跑冲刺跳过这个裂缝。而司马光等人不愿意放弃已有的进步，不愿意倒退这五十米，就这么直接往前走。”
⑤ 王安石在历史上是个怎样的人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分化很严重。
有的人把王安石视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把他和董卓、安禄山、秦桧、魏忠贤这样的枭雄、恶棍、奸臣列为一种人。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王安石鼓动宋神宗变更“祖宗家法”，就不会有北宋末年朝堂的上混乱，也就不可能有“靖康之变”，汉人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苦难。
另一种人则把王安石视为商鞅、管仲这种治国能手，是北宋走出衰败的希望，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用人不当，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掣肘。
总的而言，王安石对北宋末年的社会问题看得还是很清楚的，也拿出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甚至在局部、局地推行也是相对成功的，但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太过于强大，在政治上影响很大，甚至一度成为多数。历来政治家对此都很头疼，任何政治举措都不可能在多数的反对下成功。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尽量不出动既得利益的模式下进行改革。
一方面是王安石本人性格急躁、专横，把任何认同自己理念的人都视为同志，不论其是否投机者；把任何反对自己理念的人都视为自己的对手，而不论对方提出的是不是建设性意见。在这种模式下，北宋政治迅速由政争陷入党争，北宋一直到灭亡，都没有从党争中走出来。
一方面是王安石的政策有很多理想化色彩，比如黄仁宇就质疑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给贫困的农民提供小额低息贷款，这种思想很超前，但是传统的官僚不是近代的银行，掌握着近乎无限的公权力和暴力，则这种政策就可能成为迫害农民的新政。
所以，综合对其评价，就是眼高，但是手低。
⑥ 对于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弱于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气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⑦ 王安石的历史评价，客观的评价的话到底怎么评
对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都知道，王安石可以说算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在晚清之前，王安石可谓臭名昭著，甚至有人把他和秦桧并列为宋代两大国贼。虽然在文学造诣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但政治评价上，王安石一直是抬不起头的。官方修订的《宋史》，更是把王安石定义为北宋亡国的元凶。
晚清之后，因为政治需要，王安石突然一下成了媲美孔孟的大圣人，这个形象一直被沿用至今，上了历史课本，成了一种政治正确。那么王安石客观的说，历史上应该怎么评价呢？
无论从私德还是变法的初衷，王安石都是无可指责的，否则早就上奸臣传了。（以王安石身后骂名之甚，没上奸臣传也算个奇迹。） 熙宁变法在短期内应该说也算成功的，缔造了北宋的巅峰。
但是从结果论来说，熙宁变法并没有效执行下去，并且演变了党争。要知道熙宁之前，北宋处于一个整个中国历史君臣关系非常梦幻的局面，我敢说中国历史没任何一个时代君臣关系要比北宋熙宁变法之前好：皇权和相权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平衡。而熙宁之后，新旧两党争来争去，朝政荒废，朝令夕改，让北宋迅速的沉沦了下去。说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罪魁祸首，也算公允之论。
⑧ 王安石变法评价
首先，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虽然变法推行的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宁间的六、七年内，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共一万七百余处，溉田三十六万多顷，等于全国垦田数将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处。 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于抑制豪强缙绅、高利贷者和富商大贾，给贫苦百姓带来一定好处。由三司制定的国家预算，大大裁减了冗费支出，每年可节省行政费十分之四。荒地的开垦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冗员冗兵的裁减，不仅使府库比前充实，也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当时全国保甲民兵约七百余万，为仁宗朝兵额之六倍，但训练费用仅占以前募兵费的五分之一。神宗时对辽、西夏作战虽仍不利，但熙宁六年曾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国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获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创新，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不接受新事物，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变法的内容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打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因此他们纷纷向神宗递上奏章和文书，攻击变法。这因此成为导火线。在进行变法前，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未能接纳保受派的意见，使司马光等「旧党」大臣群起抨击，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觉困难。而王安石的变法中，朝臣认为新政违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激烈反对。而且，王安石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内，次第颁布纷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兴，很难收到实际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拥护新法，而不问其品格，故幸进小人如曾布、魏继宗等均为所用 ，日后在变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坏的作用。
自宋初以来，各级官员冗滥无能，基层吏胥贪墨枉法，故欲富国强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变法注重于理财，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苍之各级行政而欲其负责推行重大之变法，自不可能。在内政亟待改革的形势下，王安石又屡启边衅，对西夏等用兵，结果作战失利，使辽乘机略地，既损国威，又耗国力。加以久旱成灾，饥民流离失所，守旧派遂以天怒人怨为藉口，大肆攻击新政，使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亦大为动摇。新法本身也有缺点，例如贷款给农民，取息二分，仍嫌过高；农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难以清还。以上种种因素令都是导致黄安石变法失败的，其中变法主要在与保字势力的激烈争斗中败下阵来。
⑨ 时人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
撇开正史上的评论，这个人是个复杂集合体。
也许有改革的愿望，但手法不当，树敌过多，这在后世是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在那个时期完全是个虚假命题。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费。官员叠床架屋，甚至可以给亲属子女带来十多个”荫封“，国家财政紧张，巨额军费，官费拖累经济，在仁宗朝时已呈不得不变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于扭转这个局面，也就启用了”负国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五州外，无论内政、军事，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王安石变法无一成果。
相反，变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义的青苗法为例--也没有实际效果。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钱谷为本，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听起来很不错，与现代的”农业小额贷款“相似。
事实上呢？
全国差异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区本身就比较富裕，农民不需要这些小钱，不愿意贷。而山陕山东等丘陵山区的农民则愿意贷款，却得不到这些钱。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或者强制不需要的农民贷款，或者把这些钱交给地主放贷，需要贷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满意吗？
这是王安石所处环境和学识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简单地归咎于反对派的阻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对政见不同者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辞职要挟皇帝处分反对派大臣，征诛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领袖苏东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时见到农民被变法所累--似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称猪为--安石，也见农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苏东坡提出《寒暑论》意在折衷，区别对待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无情打击，不用意变法就是我的敌人。
事实上，北宋后期党争由此发端。
既然王安石破坏了政治和谐与“君子政治”的传统，那末，报复也就难免。
神宗死后，掌握政权的高太皇太后与旧党立即废除新法，并将新法干将驱逐。哲宗上台后再启用章淳等，将旧党成员报复驱逐。哲宗一死，向太后再出手将章淳驱逐，结果没几天，书画皇帝又开始起用蔡京等新党，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后又是一轮的报复。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统治阶级精英尽丧，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就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女直人灭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变法起到了一个极端恶劣的破坏作用和引导作用。
⑩ 对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范仲淹评价道： 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