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

『壹』 历史法学派的学者精华

祁克指出：“所谓法，是指法规以及法律关系的整体，而法规则是将人的自由意欲置于外部并且以绝对的方法予以制约的规范”。他认为，“法以国民对法的确信为根据，法规是规定（国民）各自意志的界限，要求正确生活秩序的理性的表白”。“法是表示出来的社会的确信，所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法的渊源是（人类）的共同精神。……法的理念是正义。各法规的最高目的是实现正义。”“正义是不可丧失的人类的价值。……如果法律不忠实于正义，只以实利为目的，那么法的公正严肃就不复存在，实利也得不到。”
1917年，祁克发表了最后一篇重要论文《法律与道德》。在这篇论文中，祁克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了深刻阐明。他指出，法和道德具有紧密的联系，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例，其中相当多的条款规定，如果违反了社会道德义务，法律将给予处理。同时，法和道德都是精神性社会的生成物，法的渊源有在社会中无意识发生的信念中产生和在自觉创造的信念中产生两种情况，前者是习惯法的场合，后者是立法的场合。道德也有从无意识的信念中发生和从个人自觉形成的一般信念中产生的场合。前者是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后者是被形式化了的伦理规则。
祁克认为，法与道德也有根本区别，即法具有强制力。由于文明社会中强制力由国家独占，所以法和国家互为因果。道德则不然，它的目的是人的内心服从，它与国家的强制力遥遥相对。同时，法律源自社会信念，而道德则源自个人信念。法律是允许、命令和禁止人的行为的规范，而道德则以人的思维为对象，着重于人的内部的意志决定。两者有交叉又有区别。在相交叉的领域，两者都有拘束力，而越出了交叉的范围，则属于两者各自管辖的领域。当然，一般而言，道德管辖的范围比法律要大得多。此外，法和道德也有冲突之时，即对道德允许的，法有时会禁止；对道德禁止的，有时法律却是允许的。因此，必须协调两者的关系，既要发挥道德的规范作用，也要倡导法律的教化作用。
在《德意志私法论》第一卷中，祁克还对社会法思想作了阐述，他指出，“与人的本质一样，在法律上也存在着个人法和社会法的差别。这是因为，人作为个人在其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体的同时，也是构成社会的成员。”祁克认为，“个人法是从主体的自由出发，规律个人相互平等对立的关系的法律；社会法将人视为拥有社会意志的成员，将人视为整体的一分子。……所以，社会法是从对主体的拘束出发，规律有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法律。”在《国家法的基本观念》中，祁克进一步指出：“社会法，是从人的结合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共同形态的内部存在进行整理，从小的团体到大的团体，从低的团体到高的团体，日积月累的建设性的法则；是从夫妻到家庭、从家庭到村落，逐渐向上、逐渐扩大，最终至国家的构造起来的组织法。”
总之，祁克的理论，既是对历史法学派观点的继承，又有许多创新，尤其是他的社会法思想，对后来社会学法学的诞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诚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祁克首次在个人法领域之外，提出还存在着社会法领域，这是对现代法学的最大功绩。”

『贰』 法学是什么

什么是法学？1、法学（英文：law，science of）2、法学的研究对象
2.1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法。
这里的“法”包括通常所说各种意义的法。
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
从时间角度说，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和当代法；
从空间角度说，包括本国法、外国法、本地法、外地法；
从历史类型角度说，包括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从表现形态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具体法和抽象法、纸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等。
法学只有将所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法尽收眼底，加以研究，才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学。
2.2法学还要研究各种“法的现象”。
即基于法产生的各种现象，如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的起源、发展、移植、继承、现代化；法律秩序、利益、正义；法律观念、思想、制度、事实、规律等等。
2.3法学还要研究“与法相关的问题”。
法和法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同其他事物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这些相关问题可以更好地研究法学的主要问题。
3、法学词源
1．“法学”这一用语的拉丁文Jurisprudentia ，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该词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古罗马法学家曾给“法学”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德文、法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等西语语种，都是在Jurisprudentia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指称“法学”的词汇，并且其内容不断丰富，含义日渐深刻。
2．关于法律问题的学问，在我国先秦时期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者“刑名之学”。 据考证，虽然“律学”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魏明帝时国家设立“律博士”以后，但是，自汉代开始就有了“律学”这门学问，主要是对现行律例进行注释。我国古代“法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然而，那时所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一词与来自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概念有着很大区别。
3．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于1868年首次用来对应翻译英文Jurisprudence , 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 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汇并对之作了详细说明，该词于“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传入我国。 [编辑本段]法学的特征 1、在阶级社会中，法学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两个特征。
历史上 ，出现过4种为不同阶级利益服务的 、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即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
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以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 ，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即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又转过来为社会实践服务。
2、法学特征的另一类表述（根据高教法理教材）：
2.1法学是历史和国情的范畴
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法学，总是印有特定的痕迹，其内涵和外延、内容和体系是有差别的。
2.2法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首先，法学可以对社会发生直接和间接和影响。第二，法学的对象、分科、方法都是实在性的。第三，法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其发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法学的分科1、法学划分分支学科的应坚持的标准（坚持三个结合）
1.1对象和方法的结合
1.2类别和层级的结合
1.3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2、法学体系中的四大类分支学科
2.1理论法学
即：从总的方面探求法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理论法学主要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结果，而是依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划分出来的。那些研究对象比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于理论分析的分支学科基本都可列为理论法学，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学。如果一国法学体系中不设综合法学这个大的部类，那诸如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也可视为理论法学。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也可列为理论法学。
2.2应用法学
即：旨在直接服务法律实际生活、帮助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材料，其比之理论法学更具有实践性，它是理论法学的具体化，也是理论法学的资料渊源。但应用法学并非没有理论，其产生的理论不是用来起跨学科的普遍指导作用，而是为解决本应用学科的实际问题服务的。应用法学的代表性学科是各种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程序法学等等，有关法律实务的分支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解决实践问题的分支学科也可列入应用法学。
2.3历史法学
即：专门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中的历史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历史法学之所以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个专门的类别，主要因为它既包括理论内容（即论从史出），也包括应用内容（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历史法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实质、内容、形式、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学、中外法律思想史学、法学史学。
2.4综合法学
即：具有相当大的跨越性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综合法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的研究对象跨越多种甚至各种法学分支学科；其二，理论、应用和历史不是各有侧重，而是三者兼容并包。法学总论或概论之类是典型的综合法学。同时也包括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
3、法学的具体分支学科
法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学科，主要有：
①理论法学，又称基础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中国法律院系为这个学科开设的课程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简称法理学）。
②法律史学。可分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国内法学。指一国各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以及军事法学等。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因此，在国内法学体系中，宪法学占有主导地位。
④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等。
⑤立法学。研究立法原则、规划、立法体制、立法风格、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以及法律汇编、立法评价等问题。
⑥法律解释学。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阐释，相当于中外历史上所称的注释法学。
⑦法社会学。通常指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实行和效果等问题。
⑧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律（包括本国法和外国法之间，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密切联系。
⑨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些边缘学科 。如科技法学 、 法医学 、司法鉴定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律统计学等。
在每一独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个国家的法学都总是以研究本国现行法为重点的。
附注：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820
理论法学
法理学
法哲学
法律逻辑学
法律社会学
立法学
法律心理学
法律教育学
法律史学
法制史
法律思想史
法律解释学
比较法学
外国法学
部门法学：六法全书
宪法学
行政法学
民事法学
民法学
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
环境法学
婚姻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金融法学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行政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法学
刑法学
司法鉴定学
刑事侦察学
军事法学
安全法学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学
国际私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刑法学
国际环境法学
国际知识产权法学
国内法学
诉讼程序法学
边缘学科
法律信息学
法经济学
科技法学
法医学
司法精神病学
法律统计学
犯罪侦查学
证据学
刑事证据学
民事证据学
行政证据学
法律系统工程学
交叉学科
网络法学
新闻法学
交叉法学科专题 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法在调整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极为广泛。法学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法学与哲学的关系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法学都以某种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当代中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
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二者存在着极为密切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法律社会学既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又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介乎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作为法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青少年犯罪、家庭、婚姻等问题是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双方的研究角度又有所不同。前者需要综合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这些问题，后者则着重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律方面。
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法律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学和经济学都需要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法学从研究法律制度、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的角度（例如研究合同制度、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侵权行为等）出发来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学则从生产力、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种关系。
法学与政治学的关系
在历史上，法学和政治学曾长期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和法学都从属于教会的神学 。 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学和政治学都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但还是一些哲学家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的两个环节，而且，两个学科也很难分开。直到19世纪，法学和政治学才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各自成为独立学科。
法和国家、政府、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活动等现象是密切联系的。法学要研究政治，政治学也要研究法律，而且两者都要研究国家，只不过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不同而已。
法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有时很难分开。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和公元7世纪出现的《 古兰经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即使在近现代，一般说，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学与伦理学已明显分开，但法学与伦理学都极为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极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摩奴法典》（局部）
法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人的行为同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可分的。因而法学与心理学也必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法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重视人的心理活动，注意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犯罪心理学是犯罪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 中国历史上的法学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
诸子百家的法学思想
总的来说，儒家的法律思想是 ：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反对儒家学说，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并认为饥寒是犯罪的原因，应重视生产和节约；要求选拔贤才，执法严明公正。墨家所讲的法是很广泛的，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法典《法经》。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
公元前221年 ，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代以后的律学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现在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晋代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 。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叁』 历史法学的溯源

历史法学（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创始人，依学者通说是萨维尼。他为了法典论争的需要而于1815年创立了用来反击论敌的学术刊物——《历史法学杂志》，并倡导对“法律进行历史的研究”，及把“作为学问的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定为该刊的历史使命。经过一段时期，以向该杂志投稿的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历史法学派系由萨维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罗马法派”，及基尔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组成。这种情况反映了德国15世纪继受罗马法以后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双重构造格局。不过，随着对法的历史的探究的日渐深入，两派之间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后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一般认为，促使两派之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两派不仅在学问上形成了对立，而且在对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态度上也形成了对立 .
在外与黑格尔的哲学法学派进行斗争，内与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对垒的论战中，罗马法派（Romanisten） 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德意志法学的主流。
罗马法派（Romanisten）的最大成就，是发起并从事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运动。饶有趣味的是，当初坚决反对法典编纂的历史法学派，如今却极力主张编纂民法典。历史法学派的这种立场的转变，表明萨维尼建构的（私）法学体系已经确立起来了。
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一文中表述了历史法学（派）的如下纲领：第一，法律与语言一样，是民族的共通的确信的产物；第二，法与民族的历史共命运；第三，法首先基于民族的习惯，尔后才基于法学而形成 .萨维尼的出发点，正在于摈除启蒙主义的自然法，而确认民族的、历史的习惯法。
不过，以上三点并不能完全描绘萨维尼法学的全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萨维尼还有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这样两个法学方法论。上述所谓纲领，仅系这两个方法中的前者即历史的方法。萨维尼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对“法的概念”进行“逻辑的计算”来建构自己的“体系法学”。历史法学，尽管形式上推重法律的历史主义，但实质上却是怀抱创建极端抽象的论理主义法学的志向的。
如果说萨维尼在《中世纪罗马法史》（共六卷，1815年—1831年出版）中表述的是对法律的历史研究的话，那么在八卷本的《现代罗马法体系》（1840年—1849年）中则是从事以概念的论理为依据的非历史主义的研究。萨维尼运用罗马法概念来创立现代德意志法学的信念是未曾动摇过的。对于萨维尼是否真正可以被称为罗马法学派的历史主义者，德国著名私法史家霍阿克（Wieacker）评论说：“这只是口头上的归依” ，可见是抱有疑问的 .在整个19世纪，萨维尼法学的权威未曾动摇过，他倡导的“权利意思说”和“法域论”，对于民法学以至国际私法学均有划时代的贡献。1842年，萨维尼弃教从政，任普鲁士修法大臣，通过对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的修订，为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作了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有必要提到执着坚持和崇尚“历史法学的历史主义”的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1785—1863）。该人不仅以作为童话集的著名编者而蜚声世界，而且作为萨维尼的开门弟子在法学领域也有重要成就。例如，他的《法的内在的魅力》（1816年出版）就是在法典论争犹酣之时写成的名著。另外，他还出版了《德意志法古事志》（1828年）和四卷本的《习惯法判告录》（1840—1863年）等著作。
雅各布·格林作为日耳曼法学者，主张从历史和语言的角度来把握法律现象。倡导包括法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新学问的“日耳曼学”（即“德意志法学”）。可见忠实地实践历史法学的宗旨和纲领的，不是萨维尼本人，而是雅各布·格林其人。当然，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尽管是历史法学派的双壁，但无论在学问或政治立场上，两人俱有对立的意见。另外，在方法论上，与萨维尼坚信法的概念的论理性不同，雅各布·格林则是确信“法的语言的、诗的、象征的风格”。

『肆』 哲理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的异同

1.哲理法学派
由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从法的外部着手，把他们的法律回观建立在自答己的哲学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形而上色彩。康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而黑格尔则具有国家主义倾向。
2.历史法学派
这个学派以胡果特别是以萨维尼为代表，他们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而自然地、逐步地发展的，法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习惯法。可是历史法学派的观点趋于保守，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法学派”。

『伍』 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观点的区别

一、古代法学派别 1、古典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专为格老秀斯（荷兰属）、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

『陆』 麻烦各位给一下新自然法学 历史法学这两个名词解释～谢谢

新自然法学派又称复兴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对该派含义有不同理解。广义泛指19世纪末以后出现的自然法（见古典自然法学派）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这一意义上讲，自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所有自然法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天主教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非神学的、世俗的自然法学说，都称为新自然法学派。狭义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说。

历史法学（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创始人，依学者通说是萨维尼。他为了法典论争的需要而于1815年创立了用来反击论敌的学术刊物——《历史法学杂志》，并倡导对“法律进行历史的研究”，及把“作为学问的法学”（Rechtswissenschaft）定为该刊的历史使命。经过一段时期，以向该杂志投稿的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历史法学派系由萨维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罗马法派”，及基尔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组成。这种情况反映了德国15世纪继受罗马法以后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双重构造格局。不过，随着对法的历史的探究的日渐深入，两派之间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后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一般认为，促使两派之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两派不仅在学问上形成了对立，而且在对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态度上也形成了对立 .
在外与黑格尔的哲学法学派进行斗争，内与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对垒的论战中，罗马法派（Romanisten） 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德意志法学的主流。

『柒』 简述历史法学派的缺陷。

历史法学派的所谓的缺陷仅仅在于它的时代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综合来讲，历史法学派的优点更多，详解如下：
一、关于历史法学派的简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二、历史法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的代表人是萨维尼，详解如下：
萨维尼出身于贵族家庭，从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起就在该校任罗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长、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1842年起任普鲁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为了反驳戴菩，他写了一本《论当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的小册子。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后来又创办了历史法学泥刊物，传播这一派观点。
戴菩在他的小册子中，虽然没有对《拿破仑法典》直接作出评论，也没有将他关于制定法典的倡议提升为理论，但萨维尼及其门生却直接、间接地认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仑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议体现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并声称，双方争论代表了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的对立。
萨维尼在其1814年所写的小册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即通过人类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典这种观点，完全是“幻想”、“荒诞无稽的”；自古以来，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趋于消逝”。总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法学家阶级，他们代表共同体，负责法律的技术方面，此后法律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法学家手中的一种独特知识，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识）以及技术成分；法律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后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因为法律是自发地、缓慢地和进步地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创造的，等等。他的结论是，不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据德国法学家还缺乏历史精神等条件来看，德国“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同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一样，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但它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所讲的理性主义的立法，实质上就是制定资产阶级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反神学、反封建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虽然以“历史”为标榜，但却歪曲了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事实是：法律并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法律不同于语言，也决不是什么抽象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传统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志起作用的。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条件下，更代表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的反动思潮，是与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精神，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虽然在理沦上并没有完全否认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将立法或制定法典贬低为从属于习惯法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反对当时在德同制定像《拿破仑法典》那样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而维护代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习惯法，即当时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会法，等等。
他的这些观点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戴菩关于实现德国法律统一化的倡议，这也就意味着他反对德国的民族统一，要求继续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

『捌』 历史法学派的系统发展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历史法学派法本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玖』 19世纪历史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谁

梅因
施塔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