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历史

㈠ 中国远古（包括神话）历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 23:24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关 键 词】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轨迹

【责任编辑】秋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号右加虎
＠②原字为疆去土
＠③原字为大左加百右加百
＠④原字为女右加原
＠⑤原字为马加灌右半部分
＠⑥原字为虫右加乔
＠⑦原字为白右加皋
＠⑧原字为田右加寺

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司马迁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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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

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逐次开启文明之光。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先祖的事迹也浓缩着一个部族的故事，也就是那古老的神话传说。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我们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对血统观念的执著记忆，构成了中国古老神话的独特风格，使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人格与神格合而为一。由于氏族、部族之众多，致使各个部族都产生了各自的始祖神与中心神。于是在中国原始神话系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能统率神话传说中所有众神的至上神来，所以绝不能写出如“希腊神话传说”那样的完整神话故事，这是先天的，而非文明时代的人们用笔墨可以弥补的。

翻开保存原始神话最丰富的《山海经》，我们在“海经”与“荒经”中，仿佛看到了一部古老神系家谱的档案，它记录着一条条血统相传的部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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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俊生禺＠①，禺＠①生淫梁。淫梁生番禹，是始为舟。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海内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海内经》）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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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东经》）

如此之类，俯拾皆是，不可一一赘举。有些氏族虽因种种原因而迁徙，且姓氏不同，但他们却能记住自己共同的祖先和部族的大神，因为这种血统观念，使原始神话中始祖神也兼有天神身份，所以帝俊、黄帝、炎帝等既是天神，也是始祖神。这种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根”的意识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三千多年的史官文化，也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

各个部族在史前时代的杀伐中，终于冲出了一支强劲的夏部族，建立起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以同一血统的代代相传，维系了几百年的“家天下”。殷灭夏而代之，易其制，奴其人，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夏的血统传递制度。在灭夏代政之后，这一来自东方部族的民族俨然以“优等”人自居，将自己的祖先推上至上神的地位，而在历代君主名字前均冠以“帝”字，视为天地间的活生生的神灵。《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在殷人眼中，天神即为其始祖神，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高祖俊，而俊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相信自己的先祖——上帝是万万不会帮助别人的。

二、周人的天道观——道统对血统的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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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所恃之天神上帝并没有使殷人国祚永存，周人最终将“帝子”翦取而代之。建立政权的周人对殷人自命为帝子之说十分不服气，也无法接受，所以便创造出“天命”观，对“帝子”说加以改造。在周人的文献之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②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云：《周书》诸诰，包括五诰及《梓材》《君＠③》《多士》《多方》等篇，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 《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 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注：《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262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与殷人在甲骨文中唯有“帝”字为至上神相比，乃一大转变。

周人以“天”代“帝”的改造，实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又一大契机。在起初，周人虽也曾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是姜＠④“履帝武敏”所生（注：《诗经·大雅·生民》。），也曾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注：《诗经·大雅·文王》。）但是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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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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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以独具之慧眼透视殷周的文化差别，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注：《礼记·表记》。）可谓一语破的。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神话末途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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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禅让说产生——诸神退位

西周的相对安定稳固并没有像周之先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长久，后嗣之主也没有秉承先祖近人尚德之古训。文、武二王与周公仗钺征伐天下的余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荡然无存，五霸代起，诸侯相争，复使周主名存而实亡。于是在周人天德观念的土壤中滋生出了“禅让说”的思想，从而引起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神话大改塑运动。

“禅让说”的鼓吹者当推儒、墨二家，其思想基础当是“尚贤”论。二家“尚贤”观虽有质的差别，但推崇以德治天下，有德者居天下，这是一致的。二家的初衷虽然都希望尚贤、用德，平息社会纷争，但也无不包含着对东周以来统治无力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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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说反映出改革三代以来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的要求，主张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推崇圣贤君王。暴虐无德者可诛可杀，有德圣主应以天下为重，无偏无私，不以天下为己有，选天下之能继任者而推举之。为了能使自己的学说行之于世，他们将眼光投到渺茫难知的远古时代，虚造出尧、舜、禹相互禅让的荒诞故事，以欺瞒世人，哄得人们相信，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托古改制”。

为了显得真实，他们笔下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不能以神的面目和身份出现，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于是神话世界中的众天神纷纷改头换面，尽脱神气，衣冠楚楚地坐到人间帝王的宝座上了，黄帝再也没有了四张脸，也不再是神话中能统帅、驱使禽兽的善战英雄（注：见《列子·黄帝篇》。）。为配合禅让说，人们伪托编造了尧、舜之书《尧典》与《皋陶谟》等，在《尧典》之中，一切远古神话中的天神均变成了圣贤，屈身而为人臣，帝俊之妻生十日的羲和成了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掌历之官，东海流波之山的神兽夔变成了尧的乐官，稷、契、皋陶、垂、益分别成了尧的农官、司徒、法官、掌管工巧之官和虞官，真是一时间人才济济，君圣臣贤，天下英才尽聚一堂。

可以改造的神性人物都被改造了，而另一大批不改造或无足轻重的大大小小的天神则统统被逐出正统的文化圈，连远古大神帝俊也没登上“大雅之堂”，其事迹只能在《山海经》这样的稗闻中才可见到。就这样，渺远悠长而又神奇妙幻的神话时代转换成了近在咫尺的可信历史，神话从此消失在了正统的文化圈内。

在这一时期的神话改塑运动中，人们突出地是对尧、舜、禹的大力宣扬和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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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尧、舜、禹的赞美归根到底是为了宣扬禅让说。其实，尧、舜、禹时代仍属中国的史前时期，来自东夷部族的舜断不会与崛起于中西部的禹是同族类，虚构出来的尧更不知来自何方，尧、舜、禹三人同属于黄帝之裔原本是后人的强拉硬扯。在原始社会里，为争夺领土和政权的血腥斗争鲜明地反映在远古神话中，我们绝对不能想象那个时代，一个部族首领会将权利、土地心甘情愿地拱手奉献给别的部族，仅此便可证所谓的禅让说的荒谬无稽。所以在先秦书籍中，往往可见尧、舜、禹等在争夺权利时所举起的血腥屠刀，《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屈原《天问》云：“启代益作后……”。这些与儒墨诸子不同的说法，使我们依稀可见刀光剑影。

禅让说美则美矣，但终是幻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始终只能以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却于世无补。其结果只不过是使神话中的大神们进入了人王系统，直接导致了神话的历史化。

四、神话的整合——五帝系统的形成

在儒、墨诸家大倡禅让之说的同时，作为对这一道统观念的反动，原始的血统观念在学术界再次勃生，于是五帝系统便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在春秋战国之际，以血统观念为基础的五帝系统，与商人所笃信的单一血统传递信仰大不相类，而是通过对原始神话传说的重新整合、加工、编序而组成的一个全新、庞大的家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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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系统的形成，不仅使原本纷乱无序的神话世界突然单一起来，也使得渺远的传说历史一下子与当代人拉近了很多，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真实而并不遥远的家族史：从前有个家长，生下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分散于中国大地之上，繁衍着华夏子孙，子孙们轮流做家长，统帅这出自同一先祖的众人。不时有别的家族捣乱，但或被消灭，或被赶得远远的，或乖乖臣服。到今天，统治天下的依然是这一家族的后代。

检查春秋战国之际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整合过程。

在后天中国人的口语之中，谈及华夏民族悠远的历史而津津乐道的便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它包举了华夏民族自从有生民以来的全部神话传说时代。盘古开天神话自是晚出，“三皇”一语到战国末才出现，即使是“五帝”之说也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战国初期以前，神话中是众帝林立，不限于五；典籍不载五帝之名，更不列五帝之序。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见之于诸子之书，《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管子·正世篇》：“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战国策·秦策一》：“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然时人虽喜称“五帝”，但于“五帝”的名字却各有出入，有较大的随意性。《荀子·大略》言五帝，而《议兵》却云：“是以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合为四帝，不取黄帝诸人。《战国策·秦策一》在归结“五帝三王五伯”之前，叙云：“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绎其文意，当以神农、黄帝、尧、舜、禹为五帝，以汤、文王、武王为三王，以齐桓公为五霸之代表。《管子·正世篇》言五帝，而《侈靡篇》则云：“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为其无位，不能相用。”又以古帝为八位，但只知无神农，却不知“八帝”分指哪八路尊神。从这些材料来看；就是在战国中期，“五帝”并不固定。徐旭生曾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过：“更需要注意的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去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 ）此说指明了“五帝”说是逐次形成、固定的，非一人倡之而天下均应。但徐氏“五帝”名词在先之说也有可商榷之处，只能说在战国时代，各人有各人的“五帝”，并非是整齐划一的，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才作出取舍，最终确立五位古帝的名字。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⑥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⑥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帝系》又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五帝之间编好了世系，言喾、尧都是玄嚣一系的后裔。而颛顼、舜则是黄帝子昌意一系的后裔。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五帝谱系：

┌昌意→颛顼→＠⑥牛→舜
黄帝→│
└玄嚣→＠⑥极→帝喾→尧

这一谱系的编构完成时间在战国后期，是春秋战国时代神话整合的结果，这个反映血统观念的历史化了的五帝系统，使上古始祖神兼天神双重身份的神话大神们完全丧失了神格与灵气，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帝王。

在众多的远古神性英雄与始祖中，为什么单单选出这五位呢？徐旭生认为以上世俗的五帝“为齐鲁学者工作的结果”（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们以为，除齐、 鲁学者为编造谱系的主力之外，也受当时的文化与政治形势所影响，因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其祖先神颛顼也进入了这一五帝系统，但在上古神话中赫赫有名的炎帝却因其强大的后裔之国齐国为田姓所取代，却未进入五帝系统。原在东方的东夷集团中重要神性英雄太＠⑦、少昊也全被排斥在外，唯有殷周之祖帝俊以帝喾的化身被接纳。尧与舜在春秋时代已被儒、墨二家所推崇，至战国时更成为远古明主贤君之典范，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选取对象。

在东方学者编构五帝系统之时，远居西垂的秦人在其文化领域之中也慢慢地形成了另一五帝系统。秦人嬴姓，自以为出自东方少昊集团，所以《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始，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⑧，祠白帝。”随后又祠青帝太＠⑦和炎帝、黄帝，从而奠定了少昊、炎帝、黄帝的牢固文化地位，至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中，补进了颛顼，从而凑成了与东方五帝系统相对应的另一帝系。《吕氏春秋·十二纪》云：

孟春之月，……其帝太＠⑦，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一帝系应该受到了前一种东方五帝系的影响，所以在东方五帝中又选出了颛顼，且将五帝配五时，使已世俗化了的五帝又“神气”起来，并改变东方五帝的同一血统而成为分权而治的割据局面。

五、司马迁的选择——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战国时期东方世俗化的五帝系统，反映了人们对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四分五裂状况的不满，为了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仇视与敌意，故而编造出以黄帝为宗祖的人类谱系，只不过是要说明：天下本是一家人。而秦人分而治之的五帝系统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不知是秦人故意唱对台戏，还是为消灭六国制造舆论，它虽然恢复了五帝的一些神格，但因原本便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并不应算作是对神话的复兴之举。尤其是在被五行化之后，也消失了神话的特质。

西汉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在其《史记》中，为“通古今之变”，历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著“十二本纪”，首篇便是“五帝本纪”，其所选择的便是《五帝德》所写定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系统，将中国的文明时代直推至黄帝时期。在《五帝本记》中，司马迁杂取了《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著作提供的材料，但主要承袭《尚书）与《五帝德》《帝系》等，加上自己的合理创造，使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出身、业绩、家世等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宛然是真实而可信的历史。五帝的谱系大致如此：

┌玄嚣→＠⑥极→帝喾→挚、尧
黄帝→│
└昌意→颛顼→穷蝉→舜

《五帝本纪》的写成，将远古神话彻底地历史化，且不留一点神话传说的痕迹，肯定了中国的人类历史是由黄帝一脉相传的。五帝的承袭建立在血统观念基础上，但也有德行的选择，是血统与道统的融合。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㈡ 远古历史是什么

远古历史是以环境变迁、物种演变为单位，对新生代之前地史时期记载的统称。
是冥古代的第一个阶段，直译的话就是神秘时代，因为关于这个时代人类几乎目前一无所知。Cryptic Era存在于距今456717万年前。由于同位素测试的精度，这个值有正负70万年的误差。地球是在这个阶段成型的，它的内部开始塌陷——就是密度较大的物质向球心集合，如果地球足够大就会通过这个过程变成一颗恒星——而熔液表面则开始凝固。地球的形成过程约长5000万到一亿年。目前已知的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产生于这个年代（距今43亿年）。

㈢ 中国远古历史

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共工氏怒触不周山
女娲补天
炎黄之战
黄帝战蚩尤
大禹治水

㈣ 远古 历史故事

火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那不是历史故事啊，是神话传说。

伏羲造字

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帐目就清清楚楚了。

可是时间一长, 绳子被老鼠咬断了，家家的帐目全乱了。为了弄清帐目，人们之间互相争斗起来，你打我，我打你，天下大乱。

有个大神叫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着急，他躺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数字大了，就要画很多划，比如，十就要画十划，多麻烦呀。伏羲又开动了脑筋。他看看自己的手，有五个手指，四指并拢是一条线，拇指横生在另一边，就成了一个 “丫”，伏羲就用它来表示五，“丫”一造出，“十”字、“廿”字也造出来了，这就简单多了。

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羊、鱼、牛、人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

正在伏羲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小孩说：“伏羲王，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

“你说恰当不恰当？”

“我说有很多字都不够恰当。”

“哪些字呢？”

“比如‘牛’字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脚，‘羊’字有六只脚。”

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高明，连忙问：“你是谁？”

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

“啊，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

“伏羲王，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人类自己来造吧。”仓颉说。

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一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字了。

㈤ 什么是远古时代远古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区别在哪里

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久远，对于我国古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因此对于时代的划分也有着很多的议论，其中最容易混淆的便是上古时期和远古时期。上古和远古的划分是根据历史进程来定义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时代发展以及历史进程并不一样，因此根据中国通史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远古时期指的是夏朝之前的时代，远古和上古的区别在于时间和社会特点方面。

最后，总的来说就是远古时期比上古时期时间更早，远古时期是蓝田人、山顶洞人等古人类的时代，而上古时期则是伏羲、神农、轩辕等古人的时代，其次便是原始社会以及奴隶社会的不同。

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分别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远古：从距今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0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
上古：较早的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夏商周秦汉（公元前2070年——公元220年）这个时期。

中古：较晚的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220——684）这个时期。

近古：指武则天当政（684）到鸦片战争之前（1840）者一段时期。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期。

现代：新中国成立（1949）以来都叫现代。

当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1946）到现在被称为当代。

㈦ 历史上的上古时代和远古时代怎么区分

上古：较早的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夏商周秦汉这个时期。有时亦兼指史前时代。

欧洲历史书上，一般把从最早国家的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叫上古史。欧洲在这段时期处于奴隶社会，所以也把上古社会说成奴隶社会。如果从全世界范围讲，就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比欧洲要早得多。

远古时代：指的是从人类出现到国家形成那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距今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0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这个时代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

㈧ 远古时期中国历史事件

多远
远的山海经
近的史记

㈨ 远古时期历史简介

远古时期简介
约距今300万年─公元前21世纪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天、地的出现及人类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一类的传说流传久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奥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00余万年，因而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提出：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

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古猿演变而来的。最近几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古猿与早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使「从猿到人」的学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

人类的出现与劳动有关。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意义。它可用于照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发达。如3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毫升，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范围，身高也与现代华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说明古今人类在这块大地上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宽广。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当代中国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对集中于河网密布的东半部。人们的食物结构也是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栽培稻，说明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七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还出现了刻划符号。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时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当增至一定数量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又分离出新的氏族。它们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它们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后来分别向东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它们与西进的东夷集团、北上的苗蛮集团发生过多次战争。传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和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使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境内。为了争夺联盟的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炎帝战败。地处北域的黄帝乘势南下，使炎黄二族的势力达到长江和汉水流域，华夏集团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展。以后的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华夏的特定地位，黄帝也成了华夏的共同祖先。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人们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举公正、贤能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进行生产、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古史传说中出现了尧举荐舜、舜举荐禹，禹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益当部落首领的故事，历史上称这种作法为「禅让」。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有，因而没有争夺欺诈、也没有盗贼劫掠的时代。古代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大同社会。

古代居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地进行斗争。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面对滔滔洪水，野兽肆虐，尧为了把民众从水患中解救出来，命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虽经九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于是，舜命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领民众兴修水利、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八年（一说十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水患。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积极抗争的无畏精神。

随着生产力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剩余时，俘获的战俘不再被杀死了。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这样，私有制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椁，有许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财富的猪下颚骨等随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个不大的墓穴和几件陶器；还有一些死者身首异处，既无墓穴、也无随葬物品，甚至被丢弃在废弃的窖穴或沟壕之中。这说明，这些死者身分、地位和占有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的不断发展，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表明原始社会到了末期。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它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为适应战事的需要，兵器的生产受到普遍重视：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他们摈弃过去的习惯法，制订了新的制度法规；「禅让」制度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必然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新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