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樱花历史

1. 我想问下武大的樱花到底是怎么来的，从过去的历史到现在，越详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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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e..com/view/954164.htm

2. 武汉大学的樱花有百年的历史吗

武汉大学的樱花没有百年历史，1939年春之前，武汉大学校园内并没有樱花。这之后，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大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象征国耻的、最早的一批樱花树。
1973年，有关部门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20颗“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原产于我国长江流域）转赠武大，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1989年春，武汉大学还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了原产于我国云南的“红花高盆樱”16株，栽植在校医院旁。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对华友好人士赠送“日本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武大校内樱花约1000多株，以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为主。这些花既有侵华日军当年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赠送的“友谊之花”。
提起武大樱花最初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畑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死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3. 武汉大学早樱已绽放，关于武大的樱花你知道哪些故事

提起武大樱花最初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100株植于周总理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总理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4. 武汉大学的樱花的来历

武汉大学原本是没有樱树的，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武汉大学被迫搬迁别处，日本人占领以后，开始将樱花种在武大校园的土地上，后来日本投降，这批樱花也随之先后死亡。

中日建交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给周总理1000株大山樱，周总理将樱苗转赠给了武汉大学。从此象征着中日友谊的樱树，在武大的校园里茁壮成长，成为了著名的赏樱圣地。

1980年代、1990年代，为纪念中日友好，日本友人又先后两次赠送樱花树苗。如今，武大校内有樱花1000多株，以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为主。

其中，不少是科研人员培育或从国内其他地方移植引进的。它们遍布于樱花大道及鲲鹏广场、人文科学馆、行政大楼等多处。

(4)武大樱花历史扩展阅读

武大邀请抗疫医护人员赏樱：

“樱花时节倍思亲！”2月26日，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校将于3月设立为期两天的抗疫医护人员赏樱专场，整个樱花开放期间也都欢迎援鄂医疗队和湖北抗疫医护人员到校赏樱。

2020年3月，武汉大学就曾对援鄂医疗队发布公开信，邀请他们和家人3月来武大看樱花。今年1月，安徽援鄂护士周国红走访武大时，窦贤康院士曾向记者透露，武大正周密准备在樱花来得最茂盛的时候举行“医护人员赏樱专场”，新学期开学后将开始学生导游志愿者培训。

5. 关于武大樱花树的来历！

很多人只知道武大的樱花大多来自日本，但是在此之前，武大樱花其实最早是来自咸宁的崇阳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长熊召政介绍，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樱花源自中国（据日本《樱大鉴》记载，野生樱花起源于中国，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全国人都去武大赏樱花，却很少人知道，武大的樱花来自崇阳。熊召政有过到日本福冈赏樱的经历，他介绍，日本全境赏樱可持续一个半月。他发现，我国樱花大多生长在山区，因气温比平原低3至5℃，造成日本樱花已近尾期，我国樱花正艳，有基础做好赏樱经济。

熊召政介绍，王世杰1891年诞生于崇阳县回头岭村，后来留学英国，1927年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为让校园像花园，国学大师黄侃提议在校园种花，得到认可。王世杰写信给家乡崇阳，希望送来一批桂花、山樱。因为王世杰的家乡情结，武大的樱花梦便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1939年，侵华日军选中武大作为他们的中原司令部，并从日本运来一批樱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首相又送给中国政府上千棵樱花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再次划拨一批日本樱送到武大种植。

来源摘自央视新闻，湖北日报等：

武大樱花最早来自这里！崇阳十万亩野樱花亮出“最美答案”！

网页链接：武大樱花最早来自这里！崇阳首届樱花节开幕

6. 武汉大学为什么有樱花

1939年，日军当年在武汉大学种下的小日樱花20多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

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但当时驻守在武汉的部队主张保留武大里的一草一木。于是，武大的第一代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不长，第一代日本樱花基本死绝；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樱花，由于周恩来曾住在珞珈山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是将其中50株转赠武大，栽植于半山庐前。

1980年代、1990年代，为纪念中日友好，日本友人又先后两次赠送樱花树苗。

如今，武大校内有樱花1000多株，以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4种为主。其中，不少是科研人员培育或从国内其他地方移植引进的。它们遍布于樱花大道及鲲鹏广场、人文科学馆、行政大楼等多处。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向我国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中央有关部门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这批大山樱于1976年开花。

7. 武汉大学樱花的历史

又一年的珞樱盛放。雪白的花雾浸在连绵的雨幕里，如梦想漂浮在云端。百年武大，就是
一座樱花树下的染梦坊。
正如在面对唯美的时候，所有批评和争议都只是暂时的。
有关武大樱花的象征意义，坊间的议论，山水BBS上的争吵，媒体的炒作从来没有停息过：
“武大樱花是不是国耻”，“樱花能不能代表武大”，“武大的精神象征是樱花还是鲲鹏
”然而，当美丽真的降临，这些纷繁的意见最终都只会融化在粉白色
的花瓣里，如织游人，徜徉在狮子山畔的喜悦眼睛，已经证明了这一地的唾沫星子失掉的
意义。

我们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我们并不会忘记樱园深处的屈辱历史。
关键字：汤商皓。
1937年，日军侵华，1938年，武大西迁，1938年10月，武汉沦陷。
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
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
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
国，并返校任教，武汉沦陷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
”。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
原大佐之后的一段对话对武汉大学的完整保留起到了重要作用：“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
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
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
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
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
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
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汤商皓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
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
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
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
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
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
：“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在1939年，樱花越过了日本海，第一次上了珞珈山。
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
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
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却也是汤商皓等一批在特殊时期爱校护校学子的见证，同时
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
，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57年，
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
，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
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
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
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
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
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
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
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随后数十年，日本当局和民间又多次向武大赠送了象征和
平友好的樱花。

时光的指针飞逝，十年动乱，武汉大学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红卫兵南来北往串连
的好地方。尽管武大的红卫兵经常在校园里大肆破坏，但却没有对这些樱花树有所损毁，
反倒经常有北方来的红卫兵在每年三月串连到武大来看樱花。整个“文革”期间，武大的
樱花树都保存完好，但多年的动乱已经让学术前进的脚步停下。
关键字：刘道玉、刘西尧。
1977年，在曾经的武大学子、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建议下，武大化学系教授查全性
在当年夏天召开的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大胆地向邓小平同志倡言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制度，得到了充分肯定。
同年，高考恢复，迎来了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又一个春天，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也
是武大的一位老校友。
紧接着，刘道玉还建议召开了全国部分综合大学教育工作会议，并且在次年召开的筹备了
一年之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担任秘书长。这几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于教育界的拨乱
反正起到了巨大作用，使被“文革”扰乱了十年之久的中国教育从此进入了大规模深层次
恢复秩序和重建的重要时期。
从此，千千万万被“文革”浪费了宝贵青春的有志青年们以及万万千千普通中国平民百姓
子女后代们的命运，就此出现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大拐弯。
在之后的20年，刘道玉先生用另一个身份成了武大学子心中的骄傲，1981年，他就任武大
校长，成为了“当年全中国最年轻的校长”。?“如果你们对老师的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
。”在年轻有为的刘道玉校长的带领下，武汉大学敢为天下先，进行了一番大张旗鼓的教
学改革，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行学分制、导师制、学术假制、教学工作顾问制、主辅修制
、双学位制、贷学金制、插班生制、提前毕业、免试推荐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研究生中期
分流等制度，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从而被不少有识之士誉
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和“全国高校领域里的深圳”，而“深圳”，即意味着改革
、开放和高速度！这些卓有成效、意义深远的改革措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武大
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刘道玉校长也因改革成就而蛮声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