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1. 请介绍几本关于历史评论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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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湜的成果发表

1.谢湜，〈清代杭州城市管理与社会生活——以火政为中心的研究〉。《华学》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19-332。
2.谢湜，〈“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页12-27。
3.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111-139。
4.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页35-57。
5.谢湜，〈陈坤《如不及斋丛书》与晚清潮州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224-248。
6.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页94-106。
7.谢湜，〈宋元时期太湖以东的地域开发与政区沿革〉。《史林》2010年第5期，页64-74。
8.谢湜，〈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页17-31。
9.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页98-105。
10.谢湜，〈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页44-49。
11.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页29-43。
12.谢湜，〈十五、十六世纪江南赋役改革与荒地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二分，2012年6月，页345-388。
13.谢湜，〈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页92-104。
14.谢湜，〈治与不治：十六世纪江南水利的机制困境及其调适〉。《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页109-119。
15.谢湜，〈十六世纪江南城乡商贸与市镇网络〉。《华学》第1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173-184。
16. 谢湜，〈“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页75-110。
17. 谢湜，〈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二辑《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页274-298。
18. 谢湜，〈千顷颇黎色：江南水利史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4日第701期A05版。
19. 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页99-113。 1. 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将出）
2.唐章雄、谢湜编著：《鸡山村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将出） 1.谢湜，评Carolyn Cartier,Globalizing South China，《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二卷第一期，2004年，页227-230。
2. 谢湜，评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三卷第一期，2005年，页173-176。
3.谢湜，〈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新写法——阿兰·贝克新着《跨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鸿沟》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页146-154。
4.谢湜、潘弘斐，〈区中之“界”与界上之“区”：对区域研究前提的一种反思——读《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页37-42
5. XIE Shi, “Bey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verseas Trade of the Ming Dynasty(a book review on LI Qingxin’sThe Overseas Trad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1, No.3.(Sept. 2008)
6.谢湜，〈漱珠冈上望琅玕——读冼玉清遗着《漱珠冈志》〉。收入《“中华文明视野下的西樵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页446-474。
7. 谢湜，〈水乡寻镇，江南织梦——《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页144-154。 1．〈千古州县事，廿载看沿革〉（上、下），载《SOHO小报》2008年8月总第92期、9月总第93期。
2．〈从“双重编码课”探问“共同核心课”之路——“中国环境史”通识课程教学心得〉，发表于《复旦通识教育》第四卷第二期，2010年12月，并被收入《教学研究与实践》（教师论文集）（2010-2011年度），中山大学出版社

3. 中国近代史评论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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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
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
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
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
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
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
，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
？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
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
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
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
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
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
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
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
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
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
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
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
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
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
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
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
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
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
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
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
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
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
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
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
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
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
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
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
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4. 根据1840-1949年中国近代历史实际，谈谈你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看法

1、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民族的，又有阶级的。
在这所有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因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以中国封建势力作为其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封建势力则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二者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成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中华民族备受凌辱奴役的总根源。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
2、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从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二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的与归宿。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着的探索。这些探索中不乏有想在保存现有统治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改良来摆脱危机、走上独立富强道路的种种尝试。如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这些言论主张和社会实践，或多或少地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都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事实证明：不从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要想求得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富裕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暴力革命，就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主旋律。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又决定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因此，革命之所以发生和以什么方式进行，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而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

5. . 如何正确评价这段历史(1956年至1976年)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他们说：走了段小小的弯路，为未来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哈哈哈哈

6. 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看法

一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客观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第三，人们对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及表达渠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别、差异、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消除，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当这种现象超越一定限度，人们的期望长期受挫折，就会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并在其他偶发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政治骚乱的社会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现实因素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空间还很小，还处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过渡之中。大多数群众的民主参与主要以维护其经济权益为目的，尚未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一种价值自觉地去追求，因而导致社会民主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正当的参政议政、民主选举、反映情况；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

各国政党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肯定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首先是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与阶级对立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各国政党都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阶级调和，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断扩大政党代表性，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扩大政党开放性，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向更广的阶级范围开放；另一方面，政党尽量代表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其次是增强政党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政党竞争体制，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连续执政，必须不断提高政党竞争力，提高执政绩效。为此，各执政党十分注重培养和选拔党内精英，吸引和发展高素质人才充实政党。最后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不仅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同样重要，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党和政府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型期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党的政治权威带来新的挑战。党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和不安定因素？这些都亟待我党给予战略性回应。党应从各个方面不断整合资源和强化优势，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强化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政治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确立。现今，随着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兴阶层的出现，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市场体制是一种竞争型机制，竞争是社会成员以社会稀缺资源，如财富、权力、声望等为对象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因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而要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既要有防止社会失范的刚性，又要提供满足社会良性发展的弹性空间，这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反应，运筹帷幄。政党是国家和社会关系有效协调和互动的纽带，面对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发挥其导向、组织、协调功能，并通过必要的政府行为调动、集合、配置、优化社会有效资源，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其次，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在现代化的新形势和背景下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内涵底蕴。在当今， 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生活期望急剧膨胀，尤其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人们产生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政治权威基础。

第三，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合理地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可以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秩序，这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障。党作为维持社会和国家平衡的杠杆，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应不断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体制与机制，为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宽松的渠道，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此外，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应通过完善体制和政策供给合理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职能，利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手段编织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鼓励公平竞争，体现效率优先，更要重视和关心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和失业、半失业的弱势群体，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使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最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扩大。执政党领导和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必将影响和冲击现存的体制而诱发政治问题的产生，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转型，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党内和社会两方面看，首先是党内民主，因为它对人民民主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在党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之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民主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积极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必将产生广大民众更加迫切的政治参与要求。如果这些阶层的政治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压力的积累，而这种压力则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联系起来。

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的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能够获得协调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的政党制度。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促成不可逆转的社会结构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原有阶级结构的日益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如此，获得一个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构——政党制度，对超大规模的中国转型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成败。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实现政治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展望未来，它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7. 陈旭麓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说：“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答案】A
【答案解析】试题分析：紧扣关键词“辛亥革命”、“文化传统”，再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辛亥革命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面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故选A。B项国民革命和D项五四运动并未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C项中共一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在1921年成立，与材料“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不符。
考点：新文化运动
点评：解答此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特点。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的继续。在运动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传统道德。但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激看法。与此相关的知识点如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主要内容等也需要掌握。

8. 1956年-1976年中国近代史评价

反右运动 ( 1957－1958 ) ▪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1958 )
▪ 大跃进 ( 1958－1960 )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1962-1966 )
▪ 四清运动 ( 1963-1966 ) ▪ 学雷锋 ( 1963 )
▪ 农业学大寨 ( 1963－1976 ) ▪ 工业学大庆 ( 1963－1976 )
▪ 文化大革命 ( 1966－1976 ) 运动一个接一个，国力衰退，社会不稳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9. 3. 如何正确评价这段历史(1956年至1976年)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的不断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历史中国近代民主与思想与实践的史评论文

试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_历史专业毕业论文[论文关键词]：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权思想[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这一特定的时期，试从中国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为切入点，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思潮的转 ...

试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_历史专业毕业论文
[论文关键词]：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权思想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这一特定的时期，试从中国思想到民权思想的转变为切入点，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思潮的转变和发展历程提供依据。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进的国家学习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民主、民权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了大量西方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习和西方资本主义新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在晚清时期，倡导君权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启超却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时之善图。”［3］严复也说：“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无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这些思想明显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严复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直接嫁接到中国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赋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种功能，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种时代象征，对中国近现代争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说：“方之三代之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5］康有为则明确指出“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也，是天理字非劲全美者。”［6］此外，他还提倡“民史”，重视“民功”，以民为重。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里所设想的在大同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把此当为解救人类痛苦的一剂良。他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要启民智、兴民权、开议院等等主张。梁启超也认为，伸张民权是当务之急，因为民权日衰是中国致贫致弱的根源。［7］他坚信：“民权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五洲而悉唯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8］此外他还提出：“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司法权在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9］谭嗣同则更为勇敢地对君权进行批判，积极宣传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君末民本、君权民授、主权在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