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调查

⑴ 急需一篇历史社会调查报告！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3/16618.html
自己看吧
。如果你觉得这些对你有用的话，麻烦采纳一下，先谢谢了哦！

⑵ 社会调查学的发展历史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我们一直从近代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或西方社会科学输入影响来解读。

近日
，来自史学界的新的声音是，作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蓬勃而兴的社会调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本报及时将史学界声音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同样，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清末北京街景

1939年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20世纪初祖孙三代的合影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即景

1890年前后上海的一条商业街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李景汉之所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偏重于事实的呈现，一方面是考虑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长，另一方面则是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希望等到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而且就像社区研究派自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法”一样，李景汉亦同样将用统计的方法、图表的方式反映社会状况，看做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描写”。（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两者孰是孰非，大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至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仅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用来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一场学术革命，或许并不过分，至少它也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生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统计学的传入、兴起与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庚子事变以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通过他们，统计学知识大量输入到中国来，同时与新政改革相联系、相一致，在中国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调查、统计的潮流。民国以后，西方的数理统计学派的著作、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加大，对于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的高涨，影响非常直接。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以后反过来对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统计学这样一个现代兴起的学问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果，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自觉相比确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对统计学做出了贡献，但更多的是从数理统计、从数理方法上做的。从中国的社会调查出发得出一些结论的，我们目前掌握的还是很少。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兴起

吕文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社会调查与很多的社会科学门类都有关系，而与社会学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不能回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孙本文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内有他对实地社会调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1936年燕京大学刘育仁写的一篇学位论文，叫《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关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逐渐把社会调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遗憾的是，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关系的问题，学术界作专门研究的很少。

教育调查的兴起与近代教育变革

毕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学化是近代新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以求得精确的结果。这极大地触发了中国教育界人士从事教育测量和调查的热情，导致清末民国教育调查的兴起，调查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别传统“教化”，走向社会教育的历程。

农村经济调查热潮与农业经济学

郑清坡（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的特征及其兴起发展的历程来看，因农村经济学应用的性质，必然要对农村进行调查以求得数据，并反施于农村改进。因此，农村经济调查的兴起发展实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社会调查影响民国时期经济学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社会调查与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发展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或者说在100年前左右中国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等。同时，也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国才真正开始有自己数量上的统计和关于社会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确实有一个时间上的同步，但背后实际上有很微妙的关系。就是社会调查已经从方法上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经济知识、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统计调查方法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但真正被大家认识到有经济学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们明朝以后就有所谓的经世传统，整个有清一代也有一种很强有力的思想，也就是经世思想，最后被汇编成十几种《皇清经世文编》，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后经过传教士的译介，一直到严复翻译《原富》这本书并于1901年出版，中国人才开始认识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范式才逐渐形成，从传统的什么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慢慢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刚刚开始认识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相应的统计、调查资料，比如我们缺乏相应的人口调查资料，缺乏货币资料，缺乏当时刚刚兴起的当时中国工业情况的调查，也没有中国农业的调查。在缺乏这些具体数字、数据的情况下，经济思想要来指导这些具体的经济，那距离就会相差很远。

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与中国商法学的产生

王雪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民初中国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研究成果很丰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还有张勤、毛蕾《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等等。另外还有商人自己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由上海商务总会等发起，各埠商会也展开了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商法调查案理由书》。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调查习惯的立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对近代中国立法史、社会史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内容包括各地商人对各地商事习惯的调查，再综合各个国家的一些习惯。此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比较各国”和“参酌习惯”，它的制定是中国商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和《商人通例》均是由《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发展而来。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

邱志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角度，来考虑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习惯调查对于司法的、立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最早对习惯调查与现代法学关系进行论述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在给前述严谔声之《上海商事惯例》的序文，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习惯调查与法学研究关系。

近代中国人口调查与人口学的建立

王大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清朝政府加快了举办“新政”的速度，筹备立宪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而准确地了解国内的人口情况和实行完善的人口统计登记制度则是实行宪制选举的前提。清政府借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统计理念和技术，由民政部拟定《调查户口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为整体人口统计的政策上的基础。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国民政府似乎也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俗称“民元人口调查”。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近代中国的人口调查已经形成了比较先进的人口统计学理念和技术。

⑶ 关于历史的社会调查怎么做

自己准备好一份调查问卷，方便一点的话你可以让你父母给他们的同事填一下，去社区让老人填一下，这样就有两个年龄层了，不晓得你自己的年纪，如果是学生，你可以通过邮件等形式让你的同学填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吧。

⑷ 20世纪以来中国在社会调查方面的发展历程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我们一直从近代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或西方社会科学输入影响来解读。

近日
，来自史学界的新的声音是，作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蓬勃而兴的社会调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本报及时将史学界声音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同样，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

⑸ 历史与社会 社会调查知识点

2010年4月在黄骅上班，上了将近半年了，才发了头一个月的试用期工资，

靠，什么东西。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别人不活了，更别说什么福利保险了。

老板牛逼的很，简直就是土皇帝，即愚昧又无知的家伙，说什么就得像圣旨

一样，想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劳动者，在他们家眼里

真还不如他家养的那些狗。也就是说你连狗权都没有。受够了，不想再屈辱

了，就散了。

中国这社会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变态啊？要么没饭吃，要么你就别当人，

而且你越贱你越有饭吃，物质生活有可能越好。我是来自火星的嘛？可我就是

想问问这他妈逼的到底是什么社会，这社会上到底是一些什么畜牲？他们配当

人吗？

哎，无奈，悲哀。一种很复杂的失落感。

对了，这家公司叫黄骅荣泰模具。有人很世故的告诉我说，黄骅这的厂子都这样，

我很无知的问他，中国的私人工厂都如此吗？？？？？？

现在找了分外贸工作，哎，混吧。

⑹ 关于历史调查报告怎么写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⑺ 关于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方法

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是调查的主要内容,最主要的是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然后通过前因后果得出因有的结论,主要的方法有:资料法,社会调查法.

⑻ 近代史社会调查报告

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21世纪中国近代史

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①

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
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①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
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
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

⑼ 历史调查报告该写什么

蚌埠地区名胜古迹调查报告 摘 要 蚌埠——淮河流域的一颗明珠，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许多古代的英雄曾在此留下足迹，许多美丽的故事曾传遍淮河两岸。可如今，英雄的足迹几尽磨灭，美丽的故事已被人遗忘。作为淮河儿女，我们有必要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有责任宣传它，并使之重新焕发光彩，为蚌埠的腾飞作出贡献。 关键词 蚌埠 历史文化一、调查目的：众所周知，蚌埠作为淮河流域的一颗明珠，地属中原腹地，也是联结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的枢纽，交通十分便利。蚌埠虽是个新兴城市，但这块土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蚌埠市的中学生，为了更好的了解故乡悠久的历史、文化，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它，并让她为蚌埠的腾飞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了本项调查。二、调查方法：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我们不但查阅了大量资料，而且做了实地考察。 研究初期，我们通过图书馆、网络等途径，掌握了一部分资料，对蚌埠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蚌埠地区较有代表性的几处古迹——禹王宫、卞和洞、白乳泉、汤和墓、明中都皇城和明皇陵，做了更深入的实地考察。三、调查研究过程：⒈第一阶段（2001年10月）：在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如：《中国文化大辞典》、《中国大网络全书�6�1社会学》、《安徽风光�6�1皖北风光》。通过网络查寻。相关网址：历史博物馆（http：//www.bta.net.cn/travel/）。通过查阅，初步掌握了蚌埠地区历史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有关情况，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了线索。⒉第二阶段（2001年11月——2002年2月）：实地考察蚌埠地区历史文化遗迹，以验证所查资料的真实性，了解这些古迹的现状。重点考察对象：①禹王宫（蚌埠与怀远交界处的涂山上）②白乳泉、卞和洞（怀远荆山上）③汤和墓（蚌埠东郊龙子湖畔）④明中都皇城、明皇陵（凤阳县境内）⒊第三阶段（2002年2月）：筛选、整理资料、图片，总结成果，撰写论文，反复修改，打印成文。四、初步研究成果：蚌埠是淮河流域的一个新兴城市。最初是一个小渔村，因盛产河蚌而得名。古书有云，此地乃早期祖先“采珠之地，繁衍生息之壤”，直到清末，才演变为凤阳县西北边陲的一个小镇。短短一百多年，如今，蚌埠已发展成为安徽中部的重要城市，成为祖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默默地做着贡献。蚌埠城市的历史虽然不长，可这一地区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上至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末期的大禹，下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在此地留下过足迹，并在此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朱元璋坎坷的经历，创业的艰难；……我们怀着对历史的崇敬，摸着历史的脉搏，开始了调查。⒈禹王宫禹王宫地处蚌埠与怀远交界处，位于涂山之上，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造福百姓的丰功伟绩所建。涂山海拔337.2米，隔淮河与荆山相峙，相传为夏禹娶涂山氏女和会诸侯之地，也是夏朝第一代帝王启的诞生地。涂山古称涂山氏国，并留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说涂、荆二山原为一体，大禹治水时，劈山引水，疏通淮河，形成峡谷，并使之分离，今二山间尚有断梅谷遗迹。涂山顶建有禹王庙，始建年代不晚于唐代。庙有禹王殿、启母殿。两侧厢房陈列历代修建的碑刻。庭内有一株古银杏树，曾被雷火击伤，树中长出两株桃树，蔚为奇观，人称“树中树”，有诗赞曰：“山外有山都如画，树中生树不知年”。庙西南有一石矗立，极目远眺，宛如妇人正襟危坐，人称启母石，又称望夫石。相传大禹治水，终年奔波在外，其妻涂山氏女（启母）登山望夫，朝思暮想，化而为石。山上还有圣泉、灵泉、聚仙台、卧仙石等景点。山下有禹会村、防风冢等遗址。历代文人曹丕、柳宗元、苏轼、苏辙、欧阳修、黄庭坚、梅尧臣、宋濂等都曾到此游览，留下大量诗文。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纪念夏禹诞辰，当地均举行盛大庙会，延续至今。⒉卞和洞 卞和洞又名抱璞岩、抱玉岩，位于怀远县荆山东北麓。相传为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献玉归隐之处，唐代诗人李白有“抱玉入楚国，风疑古所闻。良宝终风弃，徒劳三献君”的诗句咏其事。石洞由巨岩覆盖，天然巧成。洞内宽阔如屋，可容数十人。岩壁刻有“青螺石帐”四字。夏日暑气不侵，冬季温暖如春。古人有“白璧连城无双产，古洞青螺有旧题”诗句。洞口有亭，匾题“抱璞岩”，建于明万历年间。⒊白乳泉白乳泉又名白龟泉，位于怀远县城南荆山北麓，因传说泉内有白龟而得名。宋元祐年间，苏东坡偕子出游至此，见泉水浓白似乳，四时不竭，水满杯而不溢，颇为奇特，誉为“天下第七泉”并留下“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乱”、“龟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的诗句，后人遂改名白乳泉。经水质分析，泉水富含矿物质，表面张力大，故能满出杯口而不溢。泉左侧有望淮楼，匾额为郭沫若手书，楼内四壁镶挂历代名流书写的楹联。泉右侧有双烈祠，为纪念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怀远籍烈士宋玉琳、程良而建。祠侧有亭，名为半山亭。白乳泉现已辟为“乳泉公园”，成为蚌埠地区主要名胜之一。⒋汤和墓汤和（1326 ～1395）是明朝开国名将，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与朱元璋为同乡好友。元至正十二年(1352)参加郭子兴农民起义军，后以功授千户。后应朱元璋之请,出巡山东、浙江沿海备倭,筑卫所城59处,征兵民5.8万余戍守,倭寇不敢轻犯。二十一年,还居中都(今安徽凤阳)新第，将所得赏赐分送故交。晚年益加恭慎，终年70岁。汤和墓位于龙子湖畔，地处曹山之上，坐北朝南。墓前有陵道，道旁立有石马、石羊若干，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陵道尽头立一祠堂。祠堂内供有汤和灵位，下通汤和墓地宫。地宫石门前卧有墓志铭和汤和将印碑刻。石门内即主墓室，正中为汤和灵柩。若干小型人物石刻位于灵柩四周。主室旁有一侧室，陪葬一童女。墓内原有大量陪葬物品，后因墓室被盗，文物大量流失，但仍存有部分有价值的文物，如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全国仅存三件的明青花陶瓷花瓶。墓室因年代久远和盗墓破坏而塌陷，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⒌明中都皇城明中都皇城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北凤凰山之南，这里三山相连，向阳高亢，淮水萦回。明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朱元璋决定在他的发祥地临濠（今凤阳）建中都。中都皇城具有我国宫廷建筑的基本格局和形制。城有三道：外城是中都城，城围25公里；第二道砖城为皇城，城围7.5公里；内城为紫禁城，城围3公里，四周设午门、玄武、东华、西华四门。主要建筑有正殿——奉天殿，其左右各建楼台。交泰殿、奉先殿、柔信殿、春和殿、文渊殿等散布其间，此外皇城内还有太庙、太社、大都督府、御史台等皇家建筑，整个建筑成为后来北京故宫的蓝本，后历经沧桑，殿宇宫阙尽毁。现仅存残破的午门和西华门一段城墙。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⒍明皇陵明皇陵，位于凤阳县西南7公里的太平乡，距明中都城西南5公里，明皇陵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父母及三个哥哥、三个嫂子、两个侄子的坟墓。皇陵陵势若岗阜，列以石人石兽，气势雄伟。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内有正殿、金门、碑亭、华表、石人石兽36对，神路，宫厅等建筑。现仅存墓冢、华表、《皇陵碑》等。虽残缺断裂，仍巍然屹立。特别是神道两侧的石雕群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皇陵石刻是明代皇家陵寝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刻工最好的石雕艺术珍品。《皇陵碑》系朱元璋御撰，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史料。皇陵石刻与明中都皇城一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收获与建议：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对家乡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从夏朝之前的禹王宫到明朝开国皇帝的中都城，从春秋时楚国的卞和隐居之处到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白乳泉，都是很有价值的人文景观。面对着我们拍摄的一张张照片，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家乡的历史再添光彩！同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⒈有些部门对古迹的保护不够。有的古迹虽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却管理不善。如：凤阳明中都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损坏严重，甚至遗失。有的古迹甚至无人管理，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只有无奈地任凭雨打风吹去。如：汤和墓孤零零地“废弃”在龙子湖畔，上层墓室破损严重，墓前碑文已完全消失，游客已根本无法了解有关汤和的经历。⒉政府对古迹的宣传和开发利用不够。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古迹年久失修，破坏严重，游客数量越来越少。我们在市内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查，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人竟不知道还有这些文化遗迹。由此可见，政府对这些古迹的宣传、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投入资金太少。这不仅会直接导致游客减少，旅游业衰落，甚至会使一些古迹彻底消失，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将来如何向后人交代！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蚌埠地区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提高它的知名度；并加大资金、人力的投入，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保护、修整；还应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开发利用这些文化遗产，使它重新焕发光彩，为蚌埠的经济腾飞做出贡献。六、备注：由于本次活动时间紧迫，我们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更深入的研究有望在本学期完成。在此，我们对为我们的研究活动提供帮助的刘建尧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⑽ 有关历史的社会社会调查报告

历史与社会调查报告-------海宁

海宁总介

在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嘉沪平原南端，镶嵌着一颗璀灿的明珠----海宁。海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常年平均气温15.9℃，平均降雨量1178毫米，日照2002.9小时，无霜期233.5天。海宁内陆面积近70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河流众多，水源丰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境内铁路、公路、水路内接外连，四通八达，客货运输通畅。沪杭铁路横贯全境，二级站海宁站为沪杭铁路之咽候；沪杭甬高速公路和320国道穿道境而过，它西距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61.5公里，东离国际大都市上海125公里，南枕钱塘江与萧山、上虞隔江相望。由高速公路至上海外滩90公钟，至杭州西湖45分钟；01省道东连上海金山直达浦东，西贯杭州钱江二桥。市内河港交错，与上海、杭州、宁波、乍浦港等形成河海相连的航运通道，水路运输有客货运线十余条之多，并与京杭大运河相贯通，水网密布，四通八达。海宁现辖13个镇，总面积618.5平方公里，总人口63万。它以灿烂的文化，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景观，被人们称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皮衣之都、文

——鱼米之乡 化之邦、旅游之地”。海宁，历史悠久，具有六千多年的灿烂文化，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为海宁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留下众多的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而“潮文化”、“灯文化”、“名人文化”则是海宁最具特色的三大文化现象。海宁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现有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点30多处。举世闻名的海宁潮堪称“天下奇观”，其壮美景象无与伦比;千年古镇---盐官，为浙江小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各类古迹、景点，星罗棋布，遍撒全市，令人流连忘返。一代伟人孙中山、人民领袖毛泽东以及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前来海宁观潮并留下诗文。海宁具有良好旅游接待条件，现有各类旅游饭店十一家，年接待能力达70万人次。海宁自1980年被国家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以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一。海宁电力资源和水资源十分充裕，能满足工业和民用供电、供水的需要，邮电通信发达，服务项目齐全，邮电通信综合实力在1995年全国百强评比中排行第30位。市区道路建设和旧城改造进程加快，已初显现代化中等城市风貌。

历史沿革

海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置县，称盐官县，因其境东南濒海，历代不断筑修海塘以御潮汐之患，至清乾隆年间，筑成长达二十多公里的鱼鳞石塘，海水始宁，乃易名海宁，沿用至今。新中国建立后为海宁县，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名人荟萃海宁地灵人杰，名人辈出。自唐至清末，海宁共有进士366人。孕育了东晋学者干宝，唐代诗人顾况，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明代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清代大学士陈元龙（阁老），诗人查慎行，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国学大师王国维，诗人徐志摩，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漫画家米谷，学者、书法家张宗祥，训诂学家朱起凤，红学家吴世昌，戏剧家沙可夫，教育家郑晓沧，植物学家钱崇澍，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科学家沈鸿，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许国璋，美术理论家吴甲丰，香港实业家查济民，作家金庸，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篆刻书画家钱君陶等一大批名人。众多品位高、影响大的名人，为海宁积淀了名人文化的独特领域，在为名人文化召开的各类国际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中，名人文化的研究已从宣传型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