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事件是什么

❶ 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以创新促和谐，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钟 君 今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这表明在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背景下，以创新求和谐，不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创建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体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给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的庞大的创新工程，需要经过坚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为推动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开拓思路、多策并举，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一重大历史性任务。 其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内容，是要努力建立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舒缓社会紧张，平和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和发展社会事业，这些也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工作要做实，重心要下移，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步做到了，才能为进一步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浩大而艰巨的社会建设和改造工程，需要从长计议，稳步推进。 其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加大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最实在的表现。而评价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用于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与用于受益对象的资金的比例。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标志是60%以上的财政预算要用于社会发展，中国当前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都在大力推进之中，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开始有所转变。这是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也是全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福祉。 其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又非常复杂，再庞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揽全部社会事务。在目前我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维护和确保公众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要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以及责任追究等制度，减少公共决策的随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 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在经济领域成功地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经验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地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 总之，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进。

❷ 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十一五计划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同理，十二五计划则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均是对不同五年计划的简称。

二者的区别在于面临的发展需求及问题不同，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十一五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十二五计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2015年结束，国家的十三五计划正在实施中。

(2)杨宜勇事件是什么扩展阅读：

五年计划的实施意义

1、对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标对公共部门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国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对人民：国家五年规划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是提高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规划，指导全体人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我。

❸ 求一篇经济危机过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的论文

建议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❹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新常态2000论文

论文示例：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准备，正在实质性地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是发展中的调整和调整中的发展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体现新常态的根本性特征和推动新常态形成与发展的逻辑主线，这既是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将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新常态一旦形成并在实践中展开，其时空意义必然会超越经济领域而成为具有一定整体性的社会现象。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新常态概念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表述，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经济的新常态也必然反映到社会形势上。”本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说。
在社科院当日召开的“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新常态”成了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词汇。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❺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来源：网络

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1. 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 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4. 让“弱势群体”早日富起来、强起来

——“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加大公共政策对其倾斜力度

“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李实认为，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势群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橄榄型的社会构架，但他们也同样经历过因弱势群体庞大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积聚的阶段。比如美国在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就是这种情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来慢慢消除社会矛盾。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

——让弱势群体富起来。“最近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认为这其中要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李实说。有专家测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让弱势群体强起来。“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对进城农民工‘身份歧视’，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发展民间社团组织，鼓励劳资之间开展薪酬、福利谈判；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参与社区事务权，等等。此外，掌握话语权的各类媒体，也应该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反映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促使全社会从感情上接纳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注弱势群体，在各种制度设计时照顾弱势群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李实说。

❻ 社会新常态六新内容

中国社科院解析“社会新常态”：面临六大阶段性转折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
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
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
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
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
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
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
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
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❼ 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❽ 就业后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中国加入WTO后的就业问题研究，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破题：一个是中国正式加入WTO时点（2001年12月11日）后的就业问题，这其中既包括旧问题，又包括新问题；另一个是中国加入WTO后引发的新的就业问题。该报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后者。但是由于获取细分数据的困难，只能先对就业做总体分析，然后，摘出与加入WTO直接相关或者直接相关程度较大的就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加入WTO后就业机会的发展趋势与问题

加入WTO后，就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加入WTO前具有的人口总量过剩型失业和体制转轨型失业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出现的结构调整加剧型失业和劳动力观念滞后型失业凸现出来。由于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内有关保护政策的作用，加入WTO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未能充分展开。从近期来看，劳动力的岗位调整要加剧；从远期来看，就业机会总体上仍然是不断增加的。

（一）近期发展趋势

1、就业机会的冲击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1）加入WTO以后，受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一度相对有所好转。

（2）由于中国加入WTO后有一个过渡保护期，保护期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些行业冲击效应可能弱化或者延迟，有的行业甚至反转，制造业的优势凸显出来。加入WTO冲击效应弱化的一个原因是，世界市场是分层次的，中国目前还处在垂直分工体系的下端，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在加入WTO后有更加广阔的发展余地；另一种解释是，中国在申请加入GATT时，其实就开始了向WTO迈进的步伐。经济外向依存度不断提升，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加入WTO过度冲击的效果。

（3）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不断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就业的作用。

（4）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初见成效，劳务输出开始启动。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加入WTO一年来对中国就业机会的影响总体上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当然这些影响目前还只是暂时的，对于中国就业机会的深远影响，还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才能充分展开。

2、城市劳动力市场化就业状况略有好转

加入WTO后�尽管一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就业状况有轻微的好转。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2年第三季度，对全国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从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力总量仍然是供大于求的局面，求人倍率为0．78，与上季度和2001年同期分别上升了0．04和0．03。

（1）加入WTO后劳动力需求的新特点：

①中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显现，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但是其增长潜力究竟如何还需要继续观察。

②加入WTO后，在第二产业就业中，制造业是新的增长点；在第三产业就业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③加入WTO后，股份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逐渐明朗，加上其用工制度灵活且趋于规范，人员要求又涉及各个行业，且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单位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④加入WTO后，为生产直接服务的职业岗位增加，而为生产间接服务的职业岗位其增量相对有所减少，其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需求较大，与制造业的初步繁荣是相一致的。

⑤加入WTO后，劳动者的性别差异日益淡化，而其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越来越被看重。

（2）加入WTO后劳动力供给的新特点：

①由于就业结构变化日趋频繁，劳动者出现了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倾向。

②加入WTO后，下岗职工求职比重下降和失业人员求职比重上升，与下岗职工出中心，一部分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直接转为失业有密切的关系。2003年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进口将关闭，新产生的下岗职工将直接转为失业人员，这也将成为导致未来失业人数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业人员、下岗职工分别下降了2．1、1．5和1．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也较大。

③加入WTO后，青年成为劳动力市场最活跃的分子，而且男性劳动力就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压力比女性更大。

（3）加入WTO后劳动力供求状况对比的新特点：

①加入WTO后，商业和服务业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工种的就业机会有所增多，而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有所减少。这一点也在大学生分配难得到了印证。2002年大学生一次就业率只有70％左右，比2001年有所降低，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②加入WTO后，从劳动力市场的增量来看，女性的就业状况略好于男性，45岁以上的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再就业的难度较大。

③加入WTO后，人才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尤其稀缺。今后，提升大专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显得比较紧迫，大专毕业生应该以培养高级专业技术工人为导向。

3、农村就业机会不足，农民工外出就业增多

加入WTO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新特点是：

（1）农民工返乡减少效应大于外出减少效应。

（2）城市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被监测企业新招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加10．7％，退离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减少了7．8％，被监测企业使用农村劳动力总数比2001年同期增加4．3％。

（3）外出农民工就业收入增加，说明这种就业是由有效需求直接拉动的。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均月收入为645．4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2．7％。

（4）东部农村的就业机会增多，而中、西部农村的就业机会相对不足，使得来自东部的新招农村劳动力略有减少，而来自中部和西部的新招农村劳动力略有增加。

（5）由于对农业冲击的压力开始初步显现，农村劳动力开始主动向外寻找机会转移，而事实上，加入WTO后也给城市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使得外来农民工的求职成功率大幅度上升。

（二）长期发展趋势

据各方面测算，加入WTO后，尽管对目前就业机会的冲击不大，但是就业机会的结构转换将在2004年－2006年间加剧表现：

1、就业机会呈净增加的状态，但是没有一些人原来估计的那么乐观。以后每年因加入WTO，直接拉动经济增长1．6－1．8个百分点，中国将增加大约200万个就业机会。

2、就业结构不断升级。由于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来第二产业在中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长期来看，未来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的就业总量将呈迅猛发展的势头，但是一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3、结构性失业成为主要特征。这其中既包括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与新增就业机会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也包括劳动者创业精神不足与市场潜在机会增多的不匹配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使得加入WTO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就业的增长，以遏制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的势头。

加入WTO后就业环境的发展趋势与问题

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主要的不是就业机会问题，而是就业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在应对加入WTO后的就业环境问题时，既要抓体制建设，完善政府与市场就业之间的关系；又要抓制度建设，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冲突。

1、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有所下降

从就业的质量来看，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一方面，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倡导，人们未来将追求和主张“体面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对资本的吸引和企业出于国际竞争力方面的考虑，一些简单、通用、熟练型的工种可能出现就业质量下降。这就是国际上说的不是追赶竞赛“RACE TO THE TOP”�而是寻底的竞赛“RACE TO THE BOTTOM”�这一点过去已经在乡镇企业和一些外商合资企业�外来加工型中得到了证明。一般说来，更长的劳动时间，更加恶劣的生产环境�有毒、有害，更加低廉的小时工资，更加裸露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成为就业向下竞争的主要标志。这是由资本的意志所决定的。中国未来的就业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毫不例外地向下发展，究竟向下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平衡状态，特别取决于加入WTO以后，工会作用的到位程度。

2、劳资纠纷、劳动争议会大量增加

加入WTO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强权，人为地制造一种不利于劳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劳工迫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短缺的压力，可能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现实，但是内心的不满情绪会增长。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随着劳资矛盾的不断尖锐，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因为某个极端事件作为导火索，会造成大规模的旨在维护劳工权益的群体性事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工人的各种知识和意识普及加快，特别是法律意识，所以他们对于贯彻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赋予他们的权益将变得越来越主动，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标志是劳动争议案件不断上升。

3、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的职能应进一步加强

加入WTO以来，我国工会组织的扩展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工会的组建问题，显得尤其紧迫。如何改进现有工会的工作，使工会更加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集体谈判、下岗分流、破产关闭、兼并收购、搬迁转产等项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和主张，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基层工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总的指导下，应该在推行集体谈判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实现劳工与资本的对话，维护劳工的就业基本权益不受伤害。

从就业环境的发展趋势来看，如何防止继续恶化的倾向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完善体制建设，找到解决问题的机制所在；另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使各项有效的规章制度法制化。

加入WTO后就业宏观调控的着力点

尽管加入WTO后，就业问题和就业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政府全面促进就业的思路不能复杂。各种应对办法必须分清层次、分清主次。所谓加入WTO后就业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就是要解决举纲的问题，本报告第四部分关于缓解就业形势的主要对策，就是要解决张目的问题。一般说来，解决就业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事前解决，从战略上安排好，重在治本；另一种是事后解决，从战术上进行修补，重在治标；两者都发生作用，但是前者的效果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加入WTO后，我国的就业政策要转型，要提升到新的境界，要由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转向把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我们要更多地习惯从战略上思考就业问题的解决。

（1）把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时，都应该对宏观劳动力的供求平衡算一本账，以此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求解具体的经济发展措施和社会发展措施，并且把控制失业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

（2）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

治理失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政府也决不是无能为力。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都是可用的工具，一个工具不好使，可以多个工具组合起来使用。

（3）保护就业困难群体

经济发展的确是就业之母，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自动解决所有的就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必须采用事后的办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一方面要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有效的培训，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4）维护就业公平

在促进市场化就业的同时，政府一方面要保护就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还要维护就业公平。一是要为农民工就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坚决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乱收费；二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公开的就业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行为，比如“限男性，年龄35岁以下”等招聘广告。

（5）积极开发人力资本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源，而是浓缩了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所以，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普及义务教育，必须鼓励发展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积极引导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加快教育方式改革。（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杨宜勇）
毕业总是让人悲喜交加，终于结束十多年的学生时代，带着独立的兴奋和对未来的茫然以及一穷二白的社会经验，抛去家人的经济支持，独自一人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是顺应形势找份只要能赚钱的工作，然后再考虑改变就业方向，做回老本行；还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找准职业定位，坚持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

就业派：先独立才有权利自由选择

小雪，女，24岁，考古专业

当初选择考古系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可以考察人类历史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可是当坐在课堂上就明白了，任何一个系别都有让你头疼的枯燥学科。4年的学习生活，只让我的心越来越冷，现在面临毕业，根本就不可能坚定当初的理想，毕竟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最要紧，不是我不想择业，当你听说那些公司只有一个招聘名额，却有好几十人去争抢，其中还不乏研究生、博士生，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不让你着急？更不要说有业不择了。我还是很喜欢考古这个系别，只是理想毕竟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在社会上先有立足之地，然后等到有能力去选择，再回到这个领域。希望那个时候，我还能像当初跨进校园那么兴奋。

文涛，男，25岁，计算器管理专业

你有没有去过招聘会？人山人海中，还没等你看明白招聘要求，就告诉你已经招满了，真是让人有危机感，好象漂在水中快要溺死的感觉，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我尽快工作真的求之不得，否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看看寝室里出去找工作的，基本上都没有和公司正式签约。这些人当中不乏学生时代的骨干和精英，可现在呢，几乎一股脑都被踢到淘汰线以外。而且我们的系别还算时髦，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具有计算机管理经验的人，择业范围应该很广，但是真正到招聘会上去，才发现招聘公司其实需要全才，而且跨行业招聘也屡见不鲜，反而本专业的人遭到排挤。世道这么不好，我觉得应该先就业，就业后才有能力给自己充电，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张静，女，23岁，文秘专业

对于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的我们来说，真是对将要从事的职业没有一点概念，而且对自己的将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这个时候，我认为还是先就业后择业好一些。不管你的读书生涯有多久，最后拿到什么学位，最终的目的还是选择一份工作。而且真正工作起来，你会发现现实生活距离书本上的东西很远，甚至是两码事，所以，不管你选择什么工作，还是要从头学起。如果先就业就可以积累一些丰富的社会经验，包括怎样为人处世等等，等到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什么职业，这个时候再去选择，底气就会比较足，胜算也会比较大。我个人觉得工作是一个能力的积累过程，越早工作就越能够认清现状，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社会，所以，我绝对不会错过任何可以参加工作的机会。

择业派：坚持自己不随波逐流

白林，男，25岁，中医骨科专业

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找到符合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空间的工作更重要，只有选择正确，才能让自己安稳地生活下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自己是否有钱赚，更直接关系到每天的心情。人生就那么几十年，如果不开心，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先就业再择业，只能解决短期的生活压力，躲开就业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只能导致悲剧的发生。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工作而工作，那么工作本身就不具有吸引力，根本不能激发你的热情和新鲜感，即使拿到高薪或者跳槽，也只是一场恶性循环。我对中医的喜爱是祖传的，我的爷爷、爸爸都是中医，但是我并不想回到家乡的中医诊所就业，而是要在这座城市追寻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而且，我会一直努力。

邓婕，女，24岁，导演专业

很多30多岁的专家都提倡先择业再就业，他们经历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业困难，明白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就不要急于求成的道理，如果随便找一个工作去混，只能失去方向和前进的动力。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纷纷去做群众演员，虽然安慰自己说这样是体验生活，能够为自己将来的导演天分的发挥积累点经验，但真正跳出来的又有多少，上几届的师兄师姐，不少混成了三流演员，整天流连片场，不肯再花力气从头开始，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反正我做人的原则就是凡事不凑合，一定要自己满意才能接受。我可以先去接一些符合专业的工作，譬如去拍MV或者商业短片，但不会脱离太远，奉劝那些急于求成的同学找工作虽然不能太挑剔，但也不能随波逐流。

胡大志，男，25岁，财政管理专业

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来说，毕业的时候一无所有，所以第一份工作的意义是很大的。就好象一场恋爱，初恋总是最让人难忘，如果选择错误对象，有可能会悔恨终生，迫于就业压力，“先就业，后择业”，日后如何再进行选择？在一个环境待久了，你的做事方式和判断能力都局限于自己工作经验中，很难有更高的提升，如果重新择业，跟从头开始没什么区别，这样的选择依然是被动的，不被看好的。我认为要对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定位和规划之后再进行有选择性的就业，知道自己的底线，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在工作中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为以后的职场生涯开拓出更广阔的道路。

中立派：择业和就业的关系就像鸡和蛋

孙岩，男，24岁，哲学专业

我是学哲学的，什么事情都愿意从本质上考虑。其实择业和就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如果就业是为了力求目前生活的安稳，那么，择业则是为了兴趣而宁愿等待，其实两者无所谓好与坏，各有利弊罢了。但是不管怎样，都要明白自己的生存条件，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去怎样选择，而是客观环境逼迫你不得不做这样那样的选择，只要不产生反感，能够开开心心生活下去，我个人觉得怎样选择都可以。

陈方，女，24岁，图书管理专业

说实话，如果有机会去择业，谁愿意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公司或者职位去浪费青春？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大多追求个性，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幻想和憧憬。不过这样也好，如果肯为自己心仪的工作花费时间，也算善始善终。只是在这漫长等待的时间里，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贬值了。用人单位才不在乎你有多大的工作热情，而是在乎你能为他们创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的精神需求真的完全大于物质需要，大可不必挤破头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人力资源经理客观分析

对于学生来讲，无论就业和择业谁先谁后，可能只是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是个人长久的选择，对于人力资源经理来说，看到的只是两种行为的弊端。这种副作用会导致先择业后就业的人可能出现职业上的空白期，而先就业后择业的人则会发生频繁跳槽而毫无作为的现象。

先来说说空白期。不管空白期长短，用人单位都会追究造成空白期的原因，是因为客观逼迫还是主观放弃，这期间求职者是否乐观积极地度过，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从事的种种活动等，都会成为人力资源经理考量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依据。当然，抛开应届毕业生，可能存在很多因素。譬如女性生育、尝试创业、学习充电等合理的原因，如果是这样，会给予谅解和肯定。反之，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下，如果是个人主观原因的放弃甚至是逃避，则会留下不好的印象，毕竟现在的工作对于个人的责任感要求很高，如果求职者的性格和行为中存在着种种消极因素，这种情况就会被慎重考虑，应聘的成功性应该不会很大。

应聘建议：面对面试官的种种提问，求职者不要急于为自己辩解，而是要说出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譬如一定要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能够为公司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也是对用人公司的一种负责，不要含糊其辞和拐弯抹角，否则这种不诚实的态度，会让你的个人形象在面试官心中大打折扣，从而影响你的顺利发展。

再来说一个普遍的现象——跳槽。通过调查发现，一个正常的就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新鲜感持续一年就几乎不存在了，同时，他对这份工作的认真度和责任感也会慢慢降低，适应一个工作体系和工作规律后，人总能找到空子，让自己工作得更舒服些，从而忽略企业价值的创造。而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一个新人从适应、熟悉、融入企业到完全胜任一份工作的平均周期最多三年，可是现在就业形势严峻，从就业市场反馈的报告表明，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跳槽周期是一年半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用人单位来讲，通常工作不满一年的新人跳槽，人力资源经理会很少给他们面试机会；如果求职者在一年半之内跳槽，人力资源经理一定会问求职者跳槽的原因以及他第一份工作的相关环境，或许还要了解一下他毕业后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动机和兴趣，最终对求职者的性格、兴趣、特长有综合的分析，从客观角度来讲，人力资源经理更喜欢那些有自知之明的求职者，如果他们对自身的缺陷有充分认识，又有机会能够改善，这种富有灵性，勤奋好学的人将是企业的不二人选。

应聘建议：刚毕业的人一旦选择一份工作，尽量不要在第一年内就变动，甚至频繁变动。一旦有机会进入一个公司，从企业制度、人员结构以及企业文化的角度来看，达到最终的融合至少需要一年，如果还没有和自己的团队融合就毅然离开，那只能说明是你自己有问题，不适合这份工作。这样的所谓就业经历有缺陷的求职者，人力资源经理是很难考虑的，相反，2～3年的跳槽周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通常来讲，用人单位选择人才会考虑两个方面：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如果求职者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将会很容易得到这份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招聘过程中，这样的完美境界其实很难达到，所以人力资源经理会根据职位情况的需要来调整。譬如管理类、市场营销、广告策划类的职位可以偏重于对其工作经验的考量，如果求职者有2～3年的相关工作经验，面试官可以部分忽略甚至完全忽略求职人员的专业背景。但是，对于应届毕业生，通常的考量办法是一半对一半，我们一要看他们大学中所学的专业以及在校期间，是否有校内外的实际工作经验，从而衡量他们的职业素质，挖掘他们的职业潜能，这就涉及到工作技能方面的锻炼。但是精密设计或者研发类的技术性职位，就需要对求职者的专业背景作一个充分的考量，当然，这也不局限于特定的专业，如果真的符合要求的求职者，用人单位会考虑花些成本作一些适当的工作培训。

应聘建议：人力资源经理总是会给求职者打分，通常也分为优秀、优良、及格和不及格这样几种类型。优秀的求职者，他们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一致性，甚至有过需求岗位的工作经验，这样的人很容易通过面试，甚至可以适当提出良好的待遇要求。优良的求职者，他们在工作经验或者专业能力的某一方面略有欠缺，虽然不影响整个人的技术发挥，但还是有80%的可能得到工作，用人单位也会考虑进行培训。及格的求职者，只能作为候补队员考虑，即便得到了这份工作，如果没有显著的成绩，还是很难得到晋升和发展空间。总之，不管是择业还是就业，在面试官面前，只看到求职者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吻合度，在专业技能、工作经验和认真度上都有强烈的一致，才有机会得到工作，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

❾ 民族复兴大业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监测求解答

杨宜勇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已经完成了大概62%。秋风先生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方法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当中存在科学主义的弊端，“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偏颇”，这种偏颇是“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02对杨宜勇先生的研究结论，我也存疑，但对秋风先生对其问题的分析和诊断，我更不能苟同。02综观全世界，社会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科学化，而一切问题科学化的基础就是数据。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为核心的思潮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问题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评估不再是拍脑袋的简单过程，也不是“伟、正、光”的宏观大论、更不是“红、厚、黑”的权谋学，而是立足数据、着眼细节，运用统计学、运筹学、博弈论、管理学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推演的过程。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库的发展，我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在真实世界的社会行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这种记录的细度很小、频度很高，为社会问题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举个例子，政治新闻的跟帖、视频网站的下载记录、微博平台的互动记录等都为政治从众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因为能测量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正在全面兴起。02在这种趋势和大潮之下，我认为，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恰恰不是科学主义导致的偏颇、不是数据迷信，而是科学主义严重不足、缺乏用数据来说话的理性精神。02我们不妨从秋风先生为了证明“数据迷信”列举的案例说起。他认为，地方政府强调GDP增长，不顾环境污染，坚持引进一些项目，最终引发了新近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GDP在数据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对于民众的影响难以量化。02我认为这个例子是不成立的。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环境污染同样可以通过空气、水、土壤、森林、噪声等各式各样的指标进行量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结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GDP数据得到了决策者更大的加权，而污染指标却被忽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过程科学性不够、理性不足，远远谈不上迷信“理性和数据”。相反，现实情况往往是，决策者没有合理使用数据，同时又受制于错综复杂的理念和利益之争，从而罔顾事实，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02回到民族复兴大业的命题。我认为，通过制定科学的指标，这项宏伟浩大的工程是可以量化也是可以监测的，这对现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根本不是难事。秋风先生在文章中指出，62%的比例引起了民众的哄笑，原因在于，有一些指标如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开放性等“简直没有办法测量，即便测量，也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实一份设计合理、取样科学的调查问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项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毕竟，公不公平，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秤，为政者，是要善于去“读”出它的刻度，这也正是民意调查的价值所在。我们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需要在决策制定和政策评估的各个环节，推行民意调查的科学方法。02至于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开放，那指标就更多了。不妨设想，当我们能够每年向全世界输出10部票房大片的时候，当我们能每年向全世界哪怕贡献一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也拥有苹果、谷歌之类的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时候，我相信，不仅中国人会认同这种复兴，在这些指标和数据面前，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会朝我们竖起拇指。02面对“62%”的结论，民众哄笑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数据和个人感受相差太远，这是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如秋风先生所言，是过度迷信理智和数据而造成的偏颇。民众的哄笑，也可能说明大众对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推进科学的评估方法还相当陌生甚至无知。考虑到我们长期重理念、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传统，这并不意外。这又证明，中国社会其实非常需要在社会治理中普及科学的评估知识和数据的应用。这是一种启蒙，这种启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❿ 关于自然灾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关于中国自然灾害的现状和解决的方案

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

自然灾害孕育于由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共同组成的地球表面环境中。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当这种变异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时，即构成自然灾害。因为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包括以劳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灾害都是消极的或破坏的作用。所以说，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农林病虫害等。 中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地震、台风、暴雨、洪水、内涝、高温、雷电、大雾、灰霾、泥石流、山体滑坡、海啸、道路结冰、龙卷风、冰雹、暴风雪、崩塌、地面塌陷、沙尘暴等等，每年都要在全国和局部地区发生，造成大范围的损害或局部地区的毁灭性打击。自然灾害是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中的异常事件，却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之一。

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自然变异，二是人为影响。因此，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海啸；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害，如人为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和酸雨等。 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有缓有急。

自然灾害通常是剧烈的，其破坏力极大。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灾难包括了很多因素，它们会引起受伤和死亡，巨大的财产损失以及相当程度的混乱。一次灾难事件持续时间越长，受害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事件的影响也就越大。另一个影响灾难程度的主要特征，是人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预警。自然灾害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它们突然、有力，无法控制，引起破坏和混乱，通常很短暂，有最低点，有时可以预报。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的国家，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将自然灾害分为七大类：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作物生物灾害和森林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近40年来，每年由气象、海洋、洪涝、地震、地质、农业、林业等七大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平均每年因灾死亡数万人。此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生态恶化，尤其是灾害高风险区内人口、资产密度迅速提高，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影响范围与危害程度均在增长，成为一些地区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的重要制约因素。

2008年以来我国发生了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如震惊世界的汶川地震、暴雪、青海地震、舟曲泥石流、长江沿线各省重大洪涝灾害，面对这些如此频繁且重大的灾害，在世界上来说都是少见的。

中国自然灾害的多发性与严重性是由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大陆东濒太平洋，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台风源，西部为世界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陆海大气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天气形势异常多变，各种气象与海洋灾害时有发生；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易形成大范围的洪、涝、旱灾害；中国位于环太平洋与欧亚两大地震带之间，地壳活动剧烈，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和地质灾害严重的地区；中国约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区，所以灾害的损失程度较大；中国具有多种病、虫、鼠、草害滋生和繁殖的条件，随着近期气候温暖化与环境污染加重，生物灾害亦相当严重。另外，近代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更加重了各种灾害的风险度。

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基本特点与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强防灾减灾工作的总目标是：

(a)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综合运用工程技术与法律、行政、经济、管理、教育等手段，提高减灾能力，为社会安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b)加强灾害科学的研究，提高对各种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及时空分布规律的认识，促进现代化技术在防灾体系建设中的应用，因地制宜实施减灾对策和协调灾害对发展的约束；

(c)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努力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防止灾情扩展，避免因不合理的开发行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保护有限而脆弱的生存条件，增强全社会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