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师生
A. 上联：半部论语治天下，下联（ ）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前。现存《论语》20篇，约500节，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二千多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论语》，认识、发掘其思想，渊远流长，经久不衰。这种研究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国外有学者称：“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为什么《论语》能几千年经久不衰，魅力无限呢？关键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自身体现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论语》所反映的孔子学说，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众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有人认为，“《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木之本、水之源、心之魂”。除此之外，后人对于《论语》的至深酷爱和潜心研究，不能不说是《论语》生命之树常青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载，两千多年来，《论语》研究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千多种，浩如烟海。并且，《论语》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发展。仅近几年出版的研究《论语》的各类版本达几十种之多。它们视角不一，各具千秋。综观众多《论语》研究版本，可分为五种类型，提供于此，供同学们选读：
1．注释式。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作出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唐满先的《论语今译》、来可泓的《论语》、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的《论语译注》等均属这类读本。李学勤主编的《论语注疏》，是对《论语》的点校整理，整理内容包括标点、文字处理、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2．评述式。与注释式所不同的是，注释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则是在注释式的基础上，加了评述。《论语今读》（李泽厚）是原文、译、注、记。作者说，“记”者，我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也。《论语直译》（来可泓）是原文、今评、注译、评述。关于“评述”，作者先将这一章的内容主旨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点明主题。然后，评述分析文章的文意。作者认为，“这是用力最勤的地方”。郭竹平注译的《论语》有“理解”一节。童升编译的《圣算知天命〈论语〉新解》有“评析”。古棣、戚文、周英著《孔子批判〈论语〉译说》有“解说”。《（原注）〈论语〉》有“赏析”。刘琦译评的《论语》则在每篇尾作“评点”。
3．专题式。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确定一个主题，作出编排，加以评述。《孔子论学》以孔子“所创造的教与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从“教学育人”、“虚心好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举贤论人”和“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综观”。《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治天下”的主题，归纳成“为学篇”、“治国篇”、“修身篇”、“交友篇”、“处世篇”、“义利篇”、“治国篇”、“孝亲篇”、“教育篇”等八篇。《〈论语〉与现代管理》认为《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宝库，从《论语》中提炼出与现代管理紧密结合的62个经营理念。《论语菁华》认为《论语》“全面反映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该书按三个部分编写：“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和“教育思想”。
4．组合式。将《论语》与其他相关书合编出版。《儒学十三经》介绍“十三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十三经中就有《论语》。这是一部十三经的“导读本”。还有“丛书”性的。有三种组合，即三种书的组合。中华千古流传书系中有一本《老庄语录·孔子语录·孟子语录》，其中“孔子语录”是《论语》的原文、译文。蔡志忠古典漫画里有“大学”、“中庸”、“论语”三种。包括《论语·儒者的诤言》。还有两种组合。如《论语·孟子》《孔子说·孟子说》。
5．专著式。属研究《论语》的专著。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书中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道。“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论语趣谈》作者着意“突出原著精华，保持一定的品格，又有可读性，让读者不感到枯燥并引起一定的兴趣”。《我与〈论语〉——桃花源游记》是“作者通过刻苦自学，用十几年的时间钻研《论语》的心血之作”。《〈论语〉之谜》，对历史文献浩海留下的“悬案谜团”发掘、整理、分析，有益于增加知识，开阔眼界，丰富生活。
《宋史·赵普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筐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赵普少年时当过小吏，没有学术，也不喜欢读书。后来当了宰相，宋太祖经常劝他读书。他一旦读书以后，很感兴趣，特别是晚年，手不释卷。他一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打开箱子，拿出书来，一读就是一整天。第二天去办公，一切都处理得非常顺利。他死以后，家属打开箱子一看，就只是《论语》二十篇。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载赵普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后人从此引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治天下，就是管理天下。半部《论语》就可指导统治者管理天下，说明《论语》是一部宏观管理学的精品著作，赵普读了此书，"次日临政，处决如流"，确实对宏观管理有指导作用。日本一些企业家把《论语》当作职工必读书，并用《论语》上的观点实行企业管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可见《论语》也可以作为微观的企业的管理学著作。
中国这种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很不相同。中国传统管理学是模糊的、抽象的、不容易操作的。不像西方管理学那样明确、具体而又容易操作。中国传统管理学有这些特点，需要高水平的人去细心体悟，才能加以应用，也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以为管理学就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管理学来说，则不能适应。这是需要"好学深思"，才能"心知其意"。欧洲一些人认为日本企业管理是最成功的，而这其中就有中国传统管理学的内容。中国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在辽阔的国土上管理着五千九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国，中国传统管理学当然有很丰富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绝不是一个学问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赵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公元956年，为了争
夺淮南江北地区，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由于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大获全胜，为他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此以后，赵普便被视作心腹，如影随形地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宋朝建立后，赵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晋封为韩王。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按理说，赵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颇受倚重的开国元勋，只须照章办事即可功德圆满、善始善终，可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概言之，赵普的后半生是：因专横跋扈而受制约、因贪图钱财而受猜忌、因不学无术而受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就其秉性来说，来自大臣的不满，来自皇帝的约束、猜忌，甚至是罢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对他的轻视。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不平之语。
宋初君臣认为，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而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为了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韩王经宿不敢洗”。这段话出自赵绍祖《读书偶记》，《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也记载此事，却多有不同，言太祖还说了一句话：作相须读书人。分明是说，你赵普并不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来，赵普后来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是他自当年滁州之战结识赵匡胤以来，第一次远离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赵普由野入朝，几年间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赵普昔日不学无术的劣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君臣们也越发认为赵普的学养不够了。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从赵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完全是一种牢骚不平之语：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个又能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 ——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 “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
B. 十三经和二十五史检索系统的特点和作用各式什么
目前最主要的古籍全文检索系统几乎全部集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 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旧称瀚典全文检索系统）是迄今最具规模的中文古籍数据库,也目前网络中资料整理最为严谨的中文全文数据库。它包含整部二十五史、整部阮刻十三经、超过2000万字的台湾史料、1000万字的大正藏以及其它典籍，合计字数13400万字，并以每年至少1000万字的速率增长，蔚为壮观。 汉籍电子文献所有资料包括二十五史、诸子、古籍十八种、古籍三十四种、大正新修大藏经、上古汉语语料库.大部分资料则免费开放，不仅提供查询，还可全文浏览古籍。 在汉籍资料库的一级栏目的最后，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文资料库师生版，是为普及文史教育而向台湾大中......
C. 请问“国子监”是干什么的是培养太监的还是……
是古代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代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
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宋属礼部。宋初承五代后周之制，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端拱二年(989)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依旧为监。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前，国子监系宋朝最高学府。但高、中级官员子弟坐监读书，仅是挂名，数量既少，平日听课者又甚寥寥。自设太学和其他各类学校后，国子监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凡太学、国子学、武学、律学、小学、州县学等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画三礼图、绘圣贤像、建阁藏书、皇帝视察学校，皆属其主持筹办。元丰改革官制(见元丰改制)前，国子监官员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自元丰三年(1080)起，改设国子祭酒(即旧判监事)、司业(祭酒的副手)、丞、主簿、太学博士(即旧直讲)、学正、学录、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官，监内分成三案：厨库案管太学钱粮、颁发书籍条册，学案管文、武学生公私试、补试、上舍试、发解试等升补、考选行艺，知杂案管监学杂务。各案设胥长、胥佐、贴书等吏人多员。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朝廷执政、侍从等官迭互充任，职事颇简，仅出纳钱粮，实际成为士大夫休养之所。崇宁四年(1105)，罢三京国子监官，各设司业一员。
辽太祖置南面上京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丞、主簿、下辖国子学。中京另建国子监，设官与上京同。金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设祭酒、司业各一员；监丞二至三员，一员兼管女直学。元初置国子监，属集贤院，下辖国子学，设祭酒、司业，掌国子学的教令；监丞，专领监务。另建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学，以示与汉人、南人之别。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在北京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清代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宗学、觉罗学等除外)，设管理监事大臣一员；祭酒，满、汉各一员；司业，满、蒙、汉各一员。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并归学部。
国子监，始于隋代，为教育机关，至清代变为只管考试，不管教育的考试机构；到清末则成为卖官机构。国子监学生，等于秀才，分文武两种，文称文生，武称武生。凡依照惯例规定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给朝廷，即可称为“例监生”。他们有资格去见县官，但没有什么实权。"（摘自黄现璠著《中国封建社会史》，1952年12月）
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国子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国子监街内，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子监，保存至今，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D. 半部论语治天下（下联）
一套题典出尖兵
E. 认真阅读短文，说说造成月牙泉今非昔比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是游人和水位
F. 十三经刻石碑所刻得十三经包括哪些经传
国子监内有十三经刻石碑共190座,原置放于东西六堂,县位于国子监与孔庙的夹道之内。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经包括：《周易》、 《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共63万余字。经书由蒋衡花费十二年的时间书写而成。乾隆皇帝命和珅为主刘墉为副安排考订蒋衡所书的经书并动工刻石。这部十三经刻石成于乾隆年间,故又被称为“乾隆石经”。
十三经刻石-简介
十三经刻石原置于国子监六堂之前,以为师生学习研讨之用,后因国子监翻修改陈于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内。国子监内有十三经刻石碑共190座,国子监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当时有学生200余人。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叫“监生”,大致有三种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秀才中选拔的正途监生,到此作进一步深造；二是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逞逻、交趾、俄罗斯等；三是“捐监”,挂名监生,只要交足银子,就能领取“监照”,算是监生。
十三经刻石-《十三经》的由来
“经“的本义,乃“编丝缀属之称,……以竹简为书,亦编丝追属也”,(掌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盖经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
古代典籍常由熟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形制颇似纵横交织的纺织物,“韦编三绝”成语故事重中的“韦编”就是这种竹简书。在战国时代,不仅儒家典籍,其他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称“经”。墨有《墨经》,道有《道经》,法有《法经》。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超乎众学之上,儒家典籍“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便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
“经”的内容起初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到汉武帝时,《乐经》已经佚失,故武帝只立了五经博士。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东汉,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称“七经”。以后到唐代,《礼经》一分为三,成为《仪礼》,《周礼》、《礼记》。三部解释《春秋经》的“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升格为“经”,这样加上原有的《诗经》,《书经》、《易经》,合称“九经”。宋代以后,“九经”又增添《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十三经”。
《十三经》的内容
《十三经》是儒家学派的十三部经典著作。
十三经刻石
《周易》,十三经之首,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最初为占卜之书,后世对其不断的阐述说明,逐渐演变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哲理性典籍。
《尚书》是中国历史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关于夏商周三代。
《诗经》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105篇,多为贵族文人所作的正乐；颂,40篇,是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午乐。
《周礼》记载的是官制体系。
《仪礼》以“士”的日常礼仪为主,反映了古代贵族生活中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四个方面的各种礼仪规范。
《礼记》是对《仪礼》的补充。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三传之一,是我国编年史的初祖,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3年中,周朝和各诸侯之间的大事。
《春秋-公羊传》不讲历史,而是对《春秋》所记史实进行褒贬评论。
《春秋-榖梁传》也是一部对《春秋》所述史实进行评价的著作。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典籍。
《孟子》主张的核心是“仁政”。
《孝经》儒家伦理思想。
《尔雅》对古代文献中的词语做出解释。 *) =*">
G. 《论语》如何成为经典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整理什么?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这与只凭《毛主席语录》来妄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样吗?而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那也有似于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当近代以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五四以后的激进派有称道孔子的，说他是“革命家”，这自然是夸张，揭竿造反这种事孔子不会干。但他是当时的“异见人士”则毫无疑问。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过去我国史学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认为周秦分别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且把秦以后的政治结构称为“封建专制主义”。于是维护周制的孔子就被斥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人物，而汉武帝以后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学又被斥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这样讲了---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汉语传统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具体相信什么“五种形态”，但总相信历史进化论，认为后来总比先前好，后来的秦不管是什么“社会”，总比先前的周“进步”，而孔子要“复古倒退”，总是不对的。这种看法问题也很大，姑且不说“后来总比先前好”的庸俗“进步史观”能否成立，就算“后来”确实更为“进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则社会怎么能继续“进步”?而这种批判利用过去的资源、采取“复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实甚为常见。中世纪晚期西欧著名的“复兴”运动(过去译为“文艺复兴”不确，而且望文生义容易误解)不就是以复希腊罗马之古为标榜的吗?它是“复辟”了古希腊罗马的所谓“奴隶制”还是推动西欧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对于孔子的复古、“从周”，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个超时空的神仙，捧成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话大话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复古”就骂他“反动”，似乎“先进分子”就只有满嘴摩登一身时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加给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们论孔子，当然要讨论这“古”当不当“以”，但更要讨论这“今”该不该“非”。---这且按下不表。 丧家烈士鲁诸儒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以法治国儒治心《论语》于是而为经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H. 十三经由来“十三经”包括哪些书
国子监内有十三经刻石碑共190座,原置放于东西六堂,县位于国子监与孔庙的夹道之内。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经包括:《周易》、 《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共63万余字。经书由蒋衡花费十二年的时间书写而成。乾隆命和珅为主刘墉为副安排考订蒋衡所书的经书并动工刻石。这部十三经刻石成于乾隆年间,故又被称为“乾隆石经”。
十三经刻石-简介
十三经刻石原置于国子监六堂之前,以为师生学习研讨之用,后因国子监翻修改陈于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内。国子监内有十三经刻石碑共190座,国子监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当时有学生200余人。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叫“监生”,大致有三种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秀才中选拔的正途监生,到此作进一步深造;二是外国生,大致来自高丽、逞逻、交趾、俄罗斯等;三是“捐监”,挂名监生,只要交足银子,就能领取“监照”,算是监生。
十三经刻石-《十三经》的由来
“经“的本义,乃“编丝缀属之称,……以竹简为书,亦编丝追属也”,(掌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盖经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
古代典籍常由熟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形制颇似纵横交织的纺织物,“韦编三绝”成语故事重中的“韦编”就是这种竹简书。在战国时代,不仅儒家典籍,其他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称“经”。墨有《墨经》,道有《道经》,法有《法经》。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超乎众学之上,儒家典籍“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便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
“经”的内容起初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到汉武帝时,《乐经》已经佚失,故武帝只立了五经博士。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东汉,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称“七经”。以后到唐代,《礼经》一分为三,成为《仪礼》,《周礼》、《礼记》。三部解释《春秋经》的“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升格为“经”,这样加上原有的《诗经》,《书经》、《易经》,合称“九经”。宋代以后,“九经”又增添《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十三经”。
《十三经》的内容
《十三经》是儒家学派的十三部经典著作。
十三经刻石
《周易》,十三经之首,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最初为占卜之书,后世对其不断的阐述说明,逐渐演变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哲理性典籍。
《尚书》是中国历史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关于夏商周三代。
《诗经》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105篇,多为贵族文人所作的正乐;颂,40篇,是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午乐。
《周礼》记载的是官制体系。
《仪礼》以“士”的日常礼仪为主,反映了古代贵族生活中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四个方面的各种礼仪规范。
《礼记》是对《仪礼》的补充。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三传之一,是我国编年史的初祖,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3年中,周朝和各诸侯之间的大事。
《春秋-公羊传》不讲历史,而是对《春秋》所记史实进行褒贬评论。
《春秋-谷梁传》也是一部对《春秋》所述史实进行评价的著作。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典籍。
《孟子》主张的核心是“仁政”。
《孝经》儒家伦理思想。
《尔雅》对古代文献中的词语做出解释。 *) =*">
I. 十三经刻石的十三经刻石的用途
十三经刻石原置于国子监六堂之前，以为师生学习研讨之用，后因国子监翻修改陈于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内。国子监内有十三经刻石碑共190座，国子监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当时有学生200余人。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叫“监生”，大致有三种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秀才中选拔的正途监生，到此作进一步深造；二是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逞逻、交趾、俄罗斯等；三是“捐监”，挂名监生，只要交足银子，就能领取“监照”，算是监生。
J. 为人师者,德以配天地,出处
出自《礼记.学记》的一段：
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
拓展资料版：
《礼记》又权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
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
《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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