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暑期学校

❶ 在北京开设国际暑期学校哪家最好

推荐GES国际暑期学校。这个暑期学校因为是教务处出具的成绩单，所以确保能转学分。它的教授都是美国名校教授，哈佛、埃默里、MIT等。好多教授还是录取委员会成员或者奖学金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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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国内的国际暑校怎么样，学分能转到本校吗

这几年国内Summer School已经比较完善了，很多一流的大学都开设了暑校。像ONPS国际暑校在中央民版族大学、青大、电权科大、台湾辅仁大学四个校区。开设5年，转学分已经很有经验了，去年ONPS招生人数也是国内暑校里最多的。

至于学校是否认可学分，每个学校的政策不同，一般情况下去学校相关部门审核syllabus，只要审核通过就表明学校是认可的。

❸ 海宁有什么名人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92年入州学，读前四史及骈散文。1898年到上海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先攻科学，后习哲学，兼习心理学、社会学等。30岁后研究文学，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绩尤优，奠定了其国学大师之地位。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胡适介绍其来任教，先后指导学生研究“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史学”、“金石学”、“中国文学”，另有普通演讲《仪礼》、《说文练习》等，在清华研究院期间撰有《蒙古史》、《克鼎铭文考释》、《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还由清华研究院印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人间词话》等著作。出版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凡四集，四十三种）、《王静安先生遗书》（凡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王国维先生全集》（二十五册）。

刘质平

刘质平（1894—1978），音乐教育家。海宁人。小学毕业后，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师承艺术家李叔同，学习美术及音乐；同时从美籍鲍乃德教授学钢琴。毕业后得李叔同资助去日本东京音乐学校习音乐并研究艺术教育。1918年回国，而李叔同于是年出家。他就继承李志，为我国艺术界垦荒播种，数十年如一日。

回国后，他担任上海城东女学艺术专修科主任3年。1919年夏，与吴梦非、丰子恺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至1924年止），为我国首创的训练音乐、美术、劳作师资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

1920年前后，兼任南通张季直创办的伶工学社音乐课程时，研究国乐，整理昆曲、京剧及民乐乐曲。1921年秋至1931年夏，囊助刘海粟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及艺术教育系主任11年。1923年夏，应湖南省暑期学校之请，为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讲学四周。1931年秋至1937年夏，与徐朗西、汪亚尘等办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附设艺术师范，任艺术教育系主任、教授。1918年至1937年间，同时任教于上海、南通、宁波，除办理几个艺术专科学校外，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师范科、爱国女学师范科、南通女子师范、江苏第二师范、浙江第四师范（后改为宁波中学）、中国体操学堂、中国女子体育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师范、爱国女学体育科和新华艺专女子体育音乐系的音乐教师。

1937年夏，为上海市教育局在新华艺专代办全市中小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并任音乐课程六周。1937年上半年，他受命筹办浙江音乐馆，已招过新生，因抗日战争爆发，音乐馆中途夭折。1937年秋至1946年冬，退居浙东，历任金华师范、金华中学、碧湖浙江省临时联合师范音乐教师九年。1947年春，至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兼教务主任一年半，专任教授二年。

我国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创始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由社员、老教育家黄炎培、经亨颐提议委托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主持。关于小学、初中、高中、简师、普师、专科等六种音乐课程标准纲要，是刘质平起草拟订的。
解放后，刘质平曾任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组主任、山东省音协副主席。

刘质平的著作有：《弹琴教本》（1923年泰东书局）、《开明音乐教程》一、二册（1934年开明书店），与潘伯英、徐希一合编。《开明唱歌教材》一至四册（1935年开明书店）。在福建音专及山东师院任教期间有《歌曲作法》一、二卷，《小学歌曲教材集》上、下册，《中学歌曲教材集》一至三册，《实用和声教材》上、下册，《对位法》、《键盘伴奏基本练习》上、下册。1919年与吴梦非、丰子恺等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出版《美育》杂志（为早期颇有影响的刊物），任音乐编辑，作有《予对吾国现有唱歌书之意见》、《歌曲研究会之成绩》、《我国音乐教授的缺点》、《卿云南风歌谱》等文章。

刘质平毕生从事音乐教育，造就人才甚众。以早年任教于上海艺术专科师范、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为例，学有所成的学生有缪天瑞、王云阶、邱望湘、钱仁康、钱君陶、谭抒真、江定仙、喻宜喧、唐学咏、俞绂棠等。

徐志摩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蒋复璁

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海宁硖石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曾孙。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梁启超自欧洲购回大批图书，与其叔蒋百里创办松坡图书馆，复璁出任编辑。1924—1926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6年北京图书馆建成，任该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期间刻苦钻研，主张对传统分类进行改革。

1930年，经浙江省政府选派，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并攻读于图书馆学院，同时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任客座馆员。1932年学成归国。次年，派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多方奔走，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以筹措经费，并与世界各国建立交换关系，馆藏外文书刊得以大量增加。1937年抗战爆发，随蒋百里出使意、德。次年初回国，即投入护送善本图书西迁工作。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任首任馆长。1941年初，冒险潜往孤岛上海，抢救沦陷区的珍贵古籍，多方收购，达数万册。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担任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主持江南地区文教单位接收事宜。曾从戴笠手中收回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毛公鼎，又通过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收回日军从香港劫走的珍贵古籍。此时，南京中央图书馆藏书已达100万册，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以为表彰。

1948年起，大陆善本图书被分批运往台湾，复璁奉命参与其事。1950年，寓居香港教书。1951年去台湾大学讲授国文。是年皈依天主教。1954年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精印经过复制的历代法书名画，并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在此期间，兼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并多次到美、日、韩国、前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和地区考察访问。曾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得到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罗马教廷“圣额我略高级爵士”称号。1983年退休时，台湾当局授予二级景星勋章。在此前后，又获得台湾“教育部”金质奖章及“行政院”文化奖章。退休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尤精图书、博物。著有《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

许姬传

许姬传(1900—1990)，号思潜，海宁长安人。幼受家庭熏陶，8岁随外祖父徐致靖读书。徐是戊戌变法重要人物，思想开明，讲授经史诗文以外，还教他弈棋、吹笛、唱昆曲、读小说。1919年到天津，在直隶省银行当文书。对京剧发生浓厚兴趣，经常向京胡圣手陈彦衡学习谭(鑫培)派声腔，并结交京剧界人士王瑶卿、杨宝忠、言菊朋等。

1929年南迁上海，在江苏省财政厅当挂名差使，对戏曲钻研益深。经常发表评论文章，前后有100多篇，颇有影响。1931年，梅兰芳移家上海，姬传开始与之往来。先后合编《抗金兵》、《生死恨》等剧本，在上海、南京公演。时值抗战前夕，深受观众欢迎。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登舞台，姬传正式参加梅兰芳剧团，任秘书及编剧。建国后，梅兰芳兼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姬传兼任该院秘书。自1931年至1961年，梅兰芳兼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姬传兼任该院秘书。

自1931年至1961年梅兰芳逝世，30年间，姬传一直跟随他到全国各地演出，并出访日本，对梅兰芳的艺术活动出力颇多。编有《梅兰芳文集》，并与人合作撰写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忆艺术大师梅兰芳》、《梅兰芳舞台艺术》、《中国四大名旦》等，对梅兰芳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还著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燕赏斋谈艺录》等，其中颇多艺坛珍贵史料。此外，精于文物鉴赏，熟悉书画古物。又工书法，得“二王”神韵，潇洒自如，行家评价很高。

贾祖璋

贾祖璋(1901—1988)，海宁黄湾人。1920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长安、袁花任教。192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标本模型检定员。1930年，转任编译所博物生理部编辑。结合本职工作，刻苦攻读生物学，并自修英文、日文。

1928年起，陆续出版了《鸟类研究》、《动物珍话》、《鸟与文学》等科学普及书籍，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深受读者欢迎。1932年，进开明书店任编辑。1936年，任《中学生》编辑。此时，经常撰写科学小品，后结集为《生物素描》出版。又编出《中国植物图鉴》60万字，收插图2400余幅，为植物学研究所必备。还编了《初中动物教本》、《初中植物教本》。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任教于桂林、温州。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编写出《开明新编高级生物学》等书。1950年随开明书店迁北京，主编《进步青年》。不久调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58年起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1970年退休，移居福州。1976年，任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并当选为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1979年，当选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一生著译科学知识读物30多部。所写科学小品熔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炉，脍炙人口。《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文，1980年获全国科普创作优秀作品奖。该文与《南州六月荔枝丹》、《蝉》都被选入中等学校语文课本。

贾祖璋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和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曾任福建省政协第四、五届常务委员。

吴其昌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艰困，眇一目，刻苦好学。8岁即能日记数百字。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宋理学。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例假日常怀烧饼坐图书馆中，攻读终日。1923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一生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牧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年参加三一八反帝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九一八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40岁。

吴其昌是著名的文史学家。1936年，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在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曾为他立传。生平著述颇丰，治学范围广博，除前所述外，于训诂、音韵、校勘、农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金文世族谱》、《三统历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以及时论、杂文集《子馨文存》等。

❹ 武汉谨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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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胡适的生平事迹

胡适生平：

1、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

2、"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3、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26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

4、历任：

（1）1917年（26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8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1岁）北大教务长、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41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年（47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2）1946年（55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6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5)辅仁暑期学校扩展阅读：

胡适作品：

1、胡适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有众多文学作品。胡适的作品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淮南王书》、《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等。

2、《白话文学史》是胡适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颠覆了文言文的正统，规范。胡适讲述了白话文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一段新的里程碑。胡适以全面全新的思路和框架结构，揭露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白话文学》打破了前辈文学史中狭隘的框架，把视线延伸到更广的文学领域，提高了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它以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学。

❻ 鲁迅的时代背景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1923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账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1912—1936）》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1926．9—1927．12）》，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时，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他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银洋，即今人民币30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2两银子（当时1两＝一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他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5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500元）。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一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陈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200多圆，后来增加到300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1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时间长达14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60银圆，不久
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发给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1927年9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490两，相当于今人民币44万元，平均每年11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1932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1912—1926）

周树人于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31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24年一贯（1922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60圆；8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125圆，到10月定为月俸220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137．5圆。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2586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后薪俸增为240圆，但到12月仅发给九成即216圆。平均每月收入215．5圆。

1914年共收入3146圆，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发给九成，7月恢复全薪240圆，8月以后月薪增加为280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圆。

1915年共收入3263．1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6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271．93圆。

1916年共收入3276．4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3月以后月薪增为300圆。（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为母亲60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11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100元＝银洋75圆，甚至最
低到60圆。）

1917年共收入3650圆（其中11月发给银洋150圆，兑换券200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100元＝银洋75圆）。平均每月收入304．2圆。

1918年共收入3600圆，平均每月收入3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1）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2）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2月1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100元兑换券＝银洋59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圆。月薪300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1银洋＝1．6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圆。

1920年共收入2640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220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88圆，教育部薪俸2490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214．83圆。

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1922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1921年6月七成210圆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圆，共计456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圆（其中稿酬69圆占3％，讲课费141圆占6．1％；两者合计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192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其间7月7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100圆，8月3日收讲课费并川资200圆。）本年共收入2611．78圆，其中讲课费826．5圆占32．5％，稿酬版税703．28圆占26．9％，教育部薪俸应得3600圆，实得1095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圆。

1924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56％，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4％，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圆，占58％，讲课费705．5圆占25％，稿酬475圆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圆，占13．6％，稿酬1177．3圆，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401．82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2100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1926年8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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