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专家访谈

1. 袁道先的访谈录

2008年2月11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寿祥代表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签署协议，正式将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设在中国桂林。
至此，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由联合国授权设立的地学研究中心，它也是联合国设立的第一个以地质为中心的世界研究中心。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已4次担任IGCP岩溶项目主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为之奋斗了近20年。
世界岩溶研究中心为什么会选择落户中国？众所周知，KARST（喀斯特，又称岩溶）是个外来语，且国外的岩溶研究一直走在我们前面，难道我们比别人有什么更大的优势？ 袁道先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今年2月从巴黎归来后，很多人带着这样的疑惑来他这里寻找答案。
据袁道先介绍，我们的优势涉及两方面。岩溶是地质地貌特征之一，从分布的面积和拥有的类型来看，它在全世界覆盖面积广，在40个国家中有分布，世界人口的1/6、约10亿人口都生活在岩溶地区。尤其是中国，堪称岩溶“大国”，面积达344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1/3。这种地质地貌从地球的温带到热带、从半干旱到湿润的相关国家都有分布，但一般不兼容。唯有中国，岩溶类型发育齐全，呈现四大优势：大陆碳酸盐岩古老坚硬，孔隙度小；水热配套的季风气候有利于中国岩溶的发育；新生代地壳抬升；大部分未受末次冰期的刨蚀作用。而中国南方亚热带岩溶因更具代表性而成为世界岩溶学立典之地。
这些特色决定了中国岩溶不仅形成挺拔俊美的地表形态，多姿多彩、规模巨大的地下溶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全球少有的“天然岩溶档案馆”。这里既蕴藏着远古到现在环境和生态变化的记录，更包含不同地质、气候、水文、生物条件下，不同岩溶动力系统的特征及运行规律，表明我国岩溶动力系统类型在全球有很好的示范性。20多年前，许多国外知名的岩溶学家，如加拿大的Ford、英国的Sweeting等，在实地观察了中国岩溶发育特征后，曾经发出这样的预言：国际岩溶学新理论的形成将在中国得到启示。
仅仅是面积和类型上的优势，就能让世界把关注点凝聚在中国吗？与走在世界岩溶研究前列的欧美相比，中国岩溶研究的优势在哪里？
袁道先告诉记者，如何把地域优势转化为研究优势，是他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20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90年起，他们就开始了与UNESCO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合作，并成为这一国际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员。10多年来，他领导的国际工作组已连续申请获准实施了岩溶科学领域的3个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
但袁道先告诉记者，他们初次实施IGCP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如第一个IGCP-299“地质、气候、水文与岩溶形成”（1990~1994）项目取得前，有部分国际知名的专家对由中国来实施产生过怀疑。
为得到国外同行认可，袁道先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岩溶专家在我国行程达6000多公里。在考察了包括亚热带、高山、半干旱地区的岩溶类型，并听取了袁道先的现身说法后，专家们无不为他的学术思想所折服。
项目完成后，成果得到了IGCP执行局主席Brown博士的高度赞扬，他说IGCP229是执行得最富有成果的项目之一。之后，袁道先又连续完成了另外两个岩溶方面的IGCP项目：IGCP-379“岩溶作用和碳循环”(1995~1999)和IGCP-448“岩溶地质及其相关生态系统全球对比”(2000~2004)。
这3个对比计划的出色完成，取得了国际公认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中国岩溶研究的特色，那就是从全球视野上研究岩溶，把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引入现代岩溶学。15年的奋斗不仅使我国的岩溶研究处于国际学术前沿，也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岩溶研究。目前，袁道先领导的团队又承担了一个新的岩溶方面的IGCP项目——IGCP-513“岩溶含水层与水资源”(2005~2009)。 进入21世纪，随着岩溶科学研究的深入，世界各国岩溶科学家都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岩溶方面的国际研究中心，以便从全球视野来研究岩溶科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过去15年间获得的经验和技术，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岩溶地区可持续增长的科学技术，为当前岩溶地区最紧迫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特别是岩溶石漠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基于这样的原因，2003年11月，时任IGCP448项目主席的袁道先觉得中国已具备这一条件，他正式向UNESCO提交了在桂林建立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申请书。
“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设在中国，不仅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同时对世界岩溶研究也有开创性意义！”袁道先再三强调，岩溶地区的环境非常脆弱，为了当地居民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条件不受改变，需要非常细心的科学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脆弱的岩溶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我国南方岩溶地区的石漠化问题，已经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之一。
袁道先曾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起草，就“我国岩溶地区生态恢复重建”提出了5项研究任务，并将其写入规划。在袁道先等一批科学家的建议和呼吁下，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将“推进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列为国家目标，“十一五”还在继续实施。袁道先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岩溶问题解决好，也要为世界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
为世界岩溶研究中心的建立奋斗了多年的袁道先表示，目前，在国土资源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正在按预期计划紧锣密鼓地筹备运作中。中心将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启用新的管理模式。中心将联合更多的中外科学家，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岩溶地区出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如石漠化、水质污染、地表塌陷、洪涝、干旱灾害等。而消除贫困、加快社会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将是世界岩溶研究中心今后为之努力的最主要目标。
袁道先告诉记者，他们的研究团队正在尽心竭力地工作，希望这个中心将来能为“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特别是为遍布世界的岩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2. 专家面对面第一期访谈内容是什么

找法网《专家面对面》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张慧进律师，与网民朋友一起探讨关于家庭暴力的话题，比如，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家庭暴力，遭遇家庭暴力该怎么办，等等。另外，张律师对网友在线提出的法律咨询作了详细解答。下面是《专家面对面》访谈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各位网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找法网专家面对面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舒元。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张慧进律师来我们找法网做客。

张律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做客我们找法网，先和网民朋友打个招呼吧!

张律师：大家好!

主持人：张律师，最近这一两年发生过很多家庭暴力方面的事件，其中比较典型又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案，在这个案件当中李阳对妻子KIM不仅有身体上的伤害，也有精神上的暴力，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家暴行为?法律对家暴行为规定具体有哪些呢?

张律师：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伤害，如殴打、捆绑等；还和精神损害，如辱骂、威胁、恐吓，这些会给受害人带来身体、精神的痛苦，社会影响非常坏，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

主持人：夫妻之间会冷战，其实冷暴力算家暴吗?

张律师：那看到什么程度，对受害人的身体、精神造成了损害的，就算家庭暴力。

主持人：有些人婚后，长期不见妻子，比如一年都年不到几次面，这样算家庭暴力吗?

张律师：这种也算家庭暴力。

主持人：有些妇女遭受家暴后，认为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往往选择“忍”。她们找不到方法去解决。那么，张律师，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自救?

张律师：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后绝对不能一忍再忍，如果对家庭暴力的纵容，导致家庭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升级，现实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建议，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可以通过以下办法自救：

一是向双方的亲戚、朋友、关系比较好的邻居求助，他们会对施暴者进行批评，这样能让施暴者有所收敛。

二是向居委、村委等组织求助，这些组织里有相关的调协组织，可以对施暴者进行劝导、阻止，也会对他进行批评。

三是向妇联、工会求助，这些组织也可以对施暴者进行劝导、批评。

四是家庭暴力对受害人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时，可报警，警察会对施暴者进行行政处罚、罚款、拘留等。

遭受家暴后采取这些方法求助，对以后收集家暴证据也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很多农村妇女认为遭受家暴后报警，警察不管，或者只是调解一下，根本起不到作用。假如遭受家暴后报警求助，警察不管，怎么办呢?

张律师：报警后可以要求给书面报警回执、带双方当事人到警察局做调解笔录。如果发生伤势的话，可要求警察委托法定的鉴定机构做法医鉴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日后要是发生离婚纠纷或者提起人身损害赔偿时，这些报警回执、调解记录、司法鉴定报告可作为诉讼证据。

主持人：也就是说家暴发生后报警处理的，我们有权要求警察出具报警记录、调解笔录是吧?

张律师：是，如果警察怠于执行职权的话，可向上一级公安部队投诉，督促他们行使职权。

主持人：刚才您有说到，家暴发生后可以要求警察委托法定的鉴定机构做伤情鉴定，如果家暴的受害者被打伤后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而是自行到医院做伤情检查，然后再报警。这样的证据可以采用吗?

张律师：可以采用的。但我建议，受害人去医院就医时先说明受伤原因，让医生记录在案，事后再报警，警察也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这样也能成为证据链，证明家暴行为确实发生。

主持人：受害人做法医鉴定，是不是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做的?

张律师：法医鉴定由公安机关委托，不是当事人委托。

主持人：假如女方被男方打伤，过了一段时间才想到要报警、验伤，这时候伤情已经有所缓解，或者伤已经恢复了。那么，还能做伤情鉴定吗?那是不是就没有家暴证据了呢?

张律师：如果了一段时间伤势已经好了，不能做伤情鉴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做伤情鉴定是为了证明家暴的发生，如果没有伤情鉴定报告，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证明，比如证人语言、住院病历、事后男方写的认错书等，都可以证明家暴行为的存在。总之，如果受害人错过了伤情鉴定的时机，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证明家暴行为的。

主持人：有位在线网友想对张律师提问。她说，一个月前被丈夫打伤，当时医院诊断为右眼挫伤，视网膜裂孔，已做了治疗。后来报警了，但警察没有做笔录，就像上面说的情况一样，然后警察让她去做伤情鉴定，什么时候做都可以。后来她去找法医时，却被告知已经过了鉴定时效了。她想问，伤情鉴定的时效是怎样规定的?

张律师：那要看当事人的伤势情况了，有的轻微受伤，可能一个月过后就没有痕迹，法医是没有办法做伤情鉴定的。上面提到了，当事人要是错过了伤情鉴定时机，而报警处理后，警察又没有做笔录的，可以要求警察出具一份情况说明，陈述当事人报警时的情况、当事人的描述等，如果以后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话，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还有，当事人当时看病的病历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主持人：有些受害者遭受家暴后，没想到要报警，或者不敢报警，然后自己用手机等摄像器材给自己拍照，把伤情记录下来，或者在家里安装隐秘的摄像装置，拍下家暴的全过程。那么，家暴受害人用自己的办法收集到的证据能不能作为诉讼证据呢?

张律师：我建议最好收集有第三人在场的证据，因为女方事先安装摄像头拍下男方施暴的过程，这时男方可以辩解，说是女方故意挑衅。因此，又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有警察介入调查做笔录，这时不仅仅有女方单方的证言，在场的亲友和警察可以看到当时男方的反应、表现，听到男方的陈述，可以综合双方的表现和陈述来认定案子的事实。如果只有女方单方对伤情的拍照，或者拍下男方打女方的片段，而没有男方的陈述，对女方是不利的。

主持人：我们现实生活中，住所是独立的，一般发生家暴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只有自家的孩子看到家暴发生的过程，那么，自家的孩子能否作证人证言呢?

张律师：未成年孩子可以作证人证言的。但是我建议，家暴发生时大多没有第三人在场，在家暴发生后马上找双方的亲友来做调解，这时男方的陈述也可以作为证据的。

主持人：有些男性对妻子施暴后会极力狡辩，不承认有打过女方，说是女方自己摔伤的，那么，女方是不是就百口莫辩了?

张律师：这要看受害人的伤势和男方的陈述了，男方不承认施暴，说是女方自己摔伤的，但是有些地方是摔不到的。如果受害人有报警，警察对当事人的询问是有技巧的，很容易得出事实的真相的。大部分男方施暴后，把事情闹大了，怕影响婚姻，往往会痛哭流涕，向女方认错，乞求女方的原谅，这时男方写下的认错书也可以作为家暴的证据。

主持人：有些女性受害者遭受家暴后没有向外界求助，屡次遭受家暴后忍无可忍，会作出反抗，拿刀等工具把男方打伤或刺伤了，这样算不算正当防卫?

张律师：实施正当防卫是有要求的。

首先必须针对不法侵害。如果男方确实有殴打女方的行为，女方采取反击，是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

第二个是，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如果男方已经停手了，或者趁男方睡着时，女方才对男方进行伤害，是不属于正当防卫的。

第三个是，主观上是为了防卫。如果因为男方曾经实施过家暴行为，女方心存怨恨，主观上是为了伤害男方，也不属于正当防卫。

第四个是，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主持人：现在有个网在在线提问，她说跟丈夫认识几年后被迫登记结婚，婚后丈夫经常对她施暴，女方要离婚，对方却不肯，并以见面为由，把女方关起来，还对其殴打，想把女方推到湖里。女方在逃跑过程中无意间用玻璃伤害了对方，那女方属于正当防卫吗?

张律师：首先，男方对女方进行殴打，涉嫌故意伤害。还有，男方想把女方推到湖里，这已经对女方的生命构成威胁，涉嫌故意杀人。女方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拿玻璃刺伤男方，她是为了阻止男方将自己推下湖的行为，所以女方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的。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主持人：那就是说，女方在阻止暴力发生的过程中出现伤害对方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是吧?

张律师：对。

主持人：如果家暴频繁发生，婚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女方一定要离婚，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女方想要通过诉讼来达到离婚的目的，要准备哪些证件、材料呢?

张律师：诉讼离婚首先要书写离婚起诉状，注明自己的要求，写明事实和理由。其次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都会受理。证据包括双方的身份资料(法院通过审查双方的身份信息来确定法院管辖)、结婚证、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的，要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证据，夫妻财产分割方面的证据包括房产证、存折等。

主持人：又有个网友提问，女方遭到丈夫的暴力，无法逃脱，她想通过诉讼离婚，但没有户口本、结婚证，又收到对方的短信恐吓，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办?
张律师：女方受到男方的恐吓，可以报警的。女方收到男方的短信恐吓，短信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提交，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取得男方施暴的证据，前面也提到过了。对于女方没有户口本、结婚证，女方可以回原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出具相应的户口证明，以及到原户籍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
主持人：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件、材料不齐全，法院不受理，怎么办?
张律师：起诉所需的证件、材料不齐，法院会告知当事人应按照法院的要求补齐材料。
主持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过家庭暴力，女方忍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离婚，但没有家暴证据，如何离婚?
张律师：当事人无法收集家暴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提起离婚诉讼。因为，法院判决离婚是以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为依据的，法官在庭审中，可以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来查明案件的事实。如果第一次起诉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关系没有改善，或者依然分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第二次起诉，法院叛离的可能性很大。
我建议，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不管有没有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都尽快提起离婚诉讼，有助于离婚程序尽快结束。
主持人：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家庭暴力等事件，一般情况下提起离婚诉讼，法院是不是不会判离呢?
张律师：法院是否叛离，还要看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如果起诉方不能提供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另一方又表达了愿意和好，及改善夫妻关系的意愿，那么，第一次起诉判离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法院会给双方一个和好的机会。如果夫妻关系仍然没有改善，那么，第二次起诉离婚，法院就可能会判离了。
主持人：如何证明夫妻感情破裂呢?
张律师：每个不幸的婚姻中各有各的不幸，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来提交证据，比如分居满两年、对方与第三者同居、家庭暴力、遗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等法定理由。如果没有法定理由，起诉方可以列举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理由，组织整理相关证据，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现在再来看看网友提了哪些问题。
有位网友说，男方有遗传性的精神病，又有家庭暴力，女方起诉离婚，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上诉三个月后仍未开庭，请问法院会怎么判?起诉的程序是怎样的?
张律师：精神病患者婚后久治不愈是可以判决离婚的，女方可以收集男方经多次治疗仍未好转的证据。
关于起诉的程序。法院立案后一般一个多月左右会安排开庭。网友说起诉三个月后仍未开庭，可能是案件排期比较后。正常情况下，简易程序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可以判决。
主持人：如果双方分居多年，女方收集到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向被告送达传票，被告不签收或签收传票不出庭。是否可以缺席判决?
张律师：被告不签收的话，法院可以留滞送达的，也就是说法院可以通知居委安排人作证，把传票留在被告的住处，视为被告已经收到传票。男方经传票，仍不出庭，法院视为男方放弃自己的权利，可以缺席判决。至于是否判离，法院还是要审查夫妻感情状况。
主持人：缺席判决判离的胜数有多少?
张律师：对方是久治不愈的精神病患者，一般法院会判离的。
主持人：女方无法忍受男方的恶习，坚持要离婚，但男方称要拖住女方，坚决不肯离婚，这种情况下，法官会不会根据女方所提供的离婚证据直接判离呢?
张律师：法官会审查双方婚前的感情基础，婚后的感情状况，产生矛盾的原因，有无和好的可能，这四个因素。如果只有女方单方的证据，法官会审查证据的证明力，是否真实，能否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只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的可能，法官才会叛离。
主持人：法院受理家暴离婚诉讼案时，是否会先派人到当事人住所附近调查情况?
张律师：法院的调查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才做的，因为民事案件的举证规则是“谁起诉，谁举证”。女方起诉男方有家暴行为，那么，女方就要承担举证责任，女方应主动邀请证人出庭作证。
如果自己无法收集证据，例如曾经请求居委会的帮助，居委又不配合的话，女方可以向法院申请相关的调查。至于法院批不批准申请调查，法官会先审查当事人是否确实无法收集到证据。
主持人：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吧。
网友问，父亲因家庭琐事打他，那么亲人之间的家暴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吗?
张律师：是的。只要暴力行为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子女对年老的父母、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属于家庭暴力。
主持人：亲人之间的家庭暴力，能否向法院起诉?
张律师：可以起诉的。如果父亲对孩子施暴，孩子可以起诉父亲要求其赔偿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等。
主持人：亲人间的家庭暴力与虐待有什么区别?应以什么罪名起诉?
张律师：一是虐待行为可以构成犯罪，但《刑法》未设立“实施家庭暴力罪”的罪名；
二是虐待行为具有连续性、经常性的特点，而家庭暴力可以只是一次，如一次性殴打或一次性暴打，例如，一对夫妻吵架，丈夫在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妻子，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但不属于虐待，在刑法上适用“过失杀人罪”而不是适用“虐待罪”；
三是虐待行为不一定均为家庭暴力，如精神折磨导致严重后果的，也可能构成“虐待罪”，而家庭暴力一般为肉体折磨，所以婚姻立法者采取了分别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和“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的立法形式。
主持人：网友提问，女方是大陆的，男方是香港人，女方因男方家暴要离婚，他们应该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办离婚呢?程序是怎样的?
张律师：如果双方协议离婚，可以到当时登记结婚时所在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签订离婚协议就可以了。
如果双方对离婚达不成协议，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男方是香港人，涉及到涉外离婚了，但女方是中国人，她可以在中国起诉离婚的。
主持人：离婚诉讼的法院管辖是怎么规定的?
张律师：如果双方都是中国人，离婚诉讼由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法院管辖。涉外离婚的话，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的法院也有管辖权。
主持人：在香港起诉离婚，女方在大陆收集的离婚证据，香港的法纪会认可吗?
张律师：在香港起诉离婚，当事人应了解香港法院对于提供证据的要求，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要求。大陆收集的证据需到香港法院指定的能被大陆法院认可的公证机关公证才有效。涉外的文件，中国法院都要求做翻译公证。
主持人：接着下一个问题。网友提问，女方长期忍受家暴，身边的亲友看不过去，请问第三人可不可以起诉施暴者?
张律师：这要看家暴的程度，如果只是对受害人造成轻伤，这是属于受害者自己能处理的情况，她可以要求配偶赔偿、追究配偶的民事责任，也有权利放弃追究。但是如果施暴者对受害方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或者男方的暴力行为已经触犯我国刑法，那么受害者的亲友、邻居等可以代为报警。
主持人：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很多网友问，女方受到家暴想离婚，又没有证据，女方起诉离婚有没有优势?
张律师：女方所说没有家暴的证据，实际上是没有去收集。一个行为的发生，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女方需掌握收集证据的方法和途径，努力收集证据，如果女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却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男方又否定的话，肯定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
主持人：这里有个施暴者提问，他平时喜欢喝酒，喝大了就会骂老婆，最近的一次是上星期把女方的脸打肿了，女方离家出走并要离婚，男方知错了，答应会悔改，那么，法院还会判离吗?
张律师：如果男方是第一次，或者是偶尔发生的酒后行为，造成的伤害又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又有悔改之意的，法院一般会给男方一个改过的机会，不会判离。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男方仍然无法挽回女方的感情，女方仍然可以通过诉讼取得离婚判决的。我建议男方多做些工作来挽回妻子的心。
主持人：很感谢张律师对网友所提问题的详细解答，相信广大网友有了张律师的答案之后，可以知道如何去维护或者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张律师，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可以给我们网民朋友在处理家暴问题上一些建议?
张律师：我的建议是，曾经遭受家暴，特别是第一次遭遇家暴绝对不要姑息纵容，因为你的纵容会导致家暴行为不断升级，不仅对自己会造成很大伤害，对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施暴者也会在暴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我建议遭遇家暴后一定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途径维权，这样还可为在以后的维权诉讼中取得相应的证据，还可以给施暴者一个警告和教训，使他不再犯。
主持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张律师的到来，谢谢张律师!更多法律问题的解答，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找法网专家面对面访谈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采访具有农业气象科研成果的专家该提哪些问题

那要看你采访的主题或目的

4. 新农村采访要怎么写啊

“农村工作不仅是一项意义重大、任务纷繁的事业，而且是一项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事业。”这是专家张强为新近出版的《为新农村建设支百招》一书所做的点评中的一句话。《为新农村建设支百招》图文并茂地对如何实际操作新农村建设提出系统的对策，刚刚出版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北京地区仅20多天的时间，首印的5000册书就已销购一空。记者了解到，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抓住了“新农村建设”怎么搞这个基层干部和农民最需要的点子上。近日，记者就如何结合实际搞好新农村建设专程采访该书的作者———北京市顺义区三农问题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张林成。

记者：我们看到，关于新农村建设已经出版了不少理论探讨性的书籍，是什么原因启发你从“支招”的角度编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林成：在同农村干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地方仍然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也有不少地方虽然有建设好新农村的热情，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可行性较强的措施，工作起来经常抓不住重点。

从认识上看，有些基层干部存在把新农村建设当成阶段性任务，急于出成效的误区。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央政策经常变，新农村建设“热”一阵儿就会过去。还有一些农村认为没有钱就没法建设新农村，等靠思想较为严重。因此，必须让大家了解到，近年来中央围绕破解“三农”问题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富裕农民、提升农业、振兴农村为出发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思路相当清晰，目标非常明确。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时之事，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从操作层面看，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推出的亲民爱民惠民的重大举措，深受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但至于怎样投入新农村建设，许多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表现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措，迫切需要给予导航。如有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建筑部门达成口头协议，计划兴建两栋居民住宅楼，让村民免费住进楼房。他们请我帮助策划，我就对该村的两位主要干部说：“我不会顺情说好话，而是逆向思维给你们泼冷水，给你们降温，因为新农村建设不能理解为盖新房、住新居。况且你们村又没有经济实力，建楼占地又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让农民白住房还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我所支的招是不建为宜。”在听取了我的意见后，该村放弃原来的计划。再比如诸多农民迫切期望致富，迫切需要开发名优农产品，但又没有科学技术；迫切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又不知怎样才能实现；迫切需要到非农岗位就业，又不知到哪里上岗；迫切需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又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的路怎样走，不仅需要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同时需要我们涉农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指导。

从当前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论述看，往往过于宏观和原则。由于对农民的需要了解得不清楚，提出的建议往往可操作性不强。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自1986年从部队转业后，长期以来一直在农业战线上工作。顺义区的426个村，我去搞过调研的有388个。2001年我从区农委副主任岗位上退居二线后，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三农”问题的研究上，2004年创办了北京市第一家民办的三农问题研究机构———北京市顺义区三农问题研究会。因此，我凭着长期同农民打交道，且熟悉农村工作的内在优势，策划了这本书。其目的在于把中央精神结合实际具体化，在总结京郊农村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农村改革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提出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招数。

记者：我们从您的书中了解到，您一共为新农村建设支了132招，概括地讲，您认为作为基层干部怎样才能找准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

张林成：很多基层干部因为对中央政策吃不透，往往感到新农村建设工程浩大，不知从何处着手。我认为，作为一名村干部，想搞好新农村建设，首先要摸清四种结构。一是村内的产业结构，了解村内的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各占多大比重，都有哪些主要项目；二是村内的就业结构，了解村内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各有多少人，占多大的比例；三是了解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一家人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就很难走上富裕；四是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结构，因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着就业。把这些结构摸清楚，制定计划就有了针对性。除此，我还认为，新农村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是选准切入点。根据村集体的自身经济实力，从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利益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决而又容易见成效的事务抓起。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初始阶段就得到实惠，尝到甜头，看到希望，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更有助于调动农民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不重视调研，决策只凭拍脑门，实践证明是不行的。

5. 2013年5月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节目《管不住的“神农丹”》，曝光了山东潍坊部分农民使

6. 现场采访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现场采访技巧如下；

1、采访前要做足准备工作
特别是进行一些重大策划报道专、技术性强的报道，以及名人访谈属时，采访前一定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查找相关资料，通过网上搜索等途径，找到有关采访对象的所有资料。

7. 求一篇采访先进人士的文章

我以对话形式帮助你：
我在网上找到的，如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8119/page-1.html
还有http://enews.guitarchina.com/article/2007/0207/1990.html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589-1217497851
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4493.html
最后，重量级是ID首席科学家李世鹤
http://gang7.blog.china.com/200806/2869482.html

身边的～～～～～～～～
真英雄就在身边——记采访06年郝龙彪奖学金获得者吕培和王文强
http://www.caihongwang.cn/news/show.php?itemid=229
和谐春运的“幕后英雄”——铁路春运采访见闻
http://www.gov.cn/jrzg/2007-02/12/content_524586.htm
你乐意参考一下。
望采纳。

8. 就国内时事访谈节目有哪些

31集大型系列访谈节目《定格》
《对话新农村》《让爱翻越大山》《诉说》《版新闻会客权厅》《教育面对面》《服务面对面》《财富人生》《大家看法》《会见财经界》《22°观察》《心灵之约》《双城记》《专家论坛》《今日话题》《高端访问》《面对面》
《信心江苏》《对话江淮》《唐山声音》《今日关注》，《实话实说》，《焦点访谈》
美国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

大体也就这些了
（此外凤凰卫视还有些类似节目:风云对话 冷暖人生 鲁豫有约 名人面对面 锵锵三人行 财经正前方 问答神州） 希望您能满意。

9. 李海鹰的记者访谈

从“扒别人的”到“被别人扒”
早期给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实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词换一下，然后根据记忆自己配上乐器和曲子，然后再拿出去卖。老实说这种事情的确侵犯了人家的版权，但在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版权的概念。不光是广东，全中国的流行音乐，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记者:我查到的所有资料都显示，您是在1983年进入流行乐坛的，为什么是在这一年?在我印象中，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邓丽君，在那年之后，张明敏1984年进央视春晚，香港流行音乐才正式开始登陆内地。但您进入流行乐坛的时间，似乎刚好在二者之间。
李海鹰:资料上记录的年份，其实是我正式进入太平洋影音公司作配曲时的年份。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从部队出来的。如果说最早接触音乐，已经说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但我记得自己15岁时，有人送了我一把秦琴，也就是类似于二胡的一种乐器，我在楼道里用拨片拨，嘴里哼着胡诌的广东小调。结果住在楼上的一个上海工程师下楼来，看了一眼我拨弦，对“这琴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然后把秦琴放到了我肩上，拿了把木尺递给我，“在琴弦上来回锯，用不着拨。”这算是我小提琴的启蒙吧。但也就是因为这个，一年之后，我作为全校惟一会五线谱和略懂小提琴的人考进了广州粤剧团，然后又进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学习了一年半。
1983年时，开始有唱片公司找我来做配曲，这种工作解释起来有点费劲，应该是相当于出版社的约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自由音乐人。所以，一般跟人说起来，我都说自己1983年进入流行乐坛。我个人应该说，那时就受邓丽君的影响更大。
记者:粤剧团也算是个有编制的文艺单位吧，如今似乎大家不太看重这个了，但在80年代初，似乎很难想象有人甘愿放弃体制内的生活，跑出来单干的。当时，您就没有过顾虑?
李海鹰:好像……我还真没有过什么顾虑。因为我记得在80年代初期时，广州这里的流行音乐行业就已经比较先进，几乎是领先全国了，当时广州的太平洋，新时代，中唱，白天鹅，简直就是整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四大天王啊，所以从粤剧团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犹豫，家里也没有特别反对，因为当时是唱片公司觉得我配器比较有潜力，水平也不错，所以才请我过来的，我算是凭本事吃饭吧，有本事在，不怕没单位。在早期，其实我配了不少中国民歌+架子鼓这样的东西，有时也有一些弦乐，这种形式的磁带，当时真的很好卖，街上那些拎着四个喇叭双卡录音机的，大部分里面都放这些呢，还有舞厅里，因为架子鼓节奏感比较好，所以很多跳舞的也都在用。
早期那段时间，还给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实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词换一下，然后根据记忆，自己配上乐器和曲子，然后再拿出去卖。虽然老实说这种事情的确侵犯了人家的版权，但在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还没有什么版权的概念，出现这种事情也很正常。不光是广东，全中国的流行音乐，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记者:80年代初，大家对于“流行音乐”的概念还不够明确，而对于流行文化和广东，更有很多误解，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学校里的老师还在教育我们，说广东那边受港台影响深，年轻人都是喇叭裤、汉奸头，手里拎着录音机，放出来的都是靡靡之音。您这样的，应该就算是靡靡之音的作者了吧?后来觉得，广东流行音乐的兴起，应该不仅是受影响的问题吧，毕竟广东人也不是没有原则和主见，不管在早期还是什么时候，广东音乐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您觉得呢?
李海鹰:关于广东流行音乐和北方流行乐的兴起，的确有点不同。北方，比如北京，历来都是文化中心，在那里呆一阵你就知道，那里有一种感觉，就是各种思想、各种潮流都能汇聚在那里，你可以在北京谈论先锋艺术，也可以在那里听京剧，这些东西还很好地融合在同一座城市之中。但这个文化中心同时也决定了，它对于任何新鲜事物，不是属于它本身文化衍生出来的事物，都会有一种排斥感，因为它是中心嘛，因此一改革开放，在北京好多事情都需要很激烈地争论之后，才有可能被人们所接受。说白了就是说完了才做，很浪费时间。
而广东则不同，广东人在接受任何新音乐方面，都没有什么障碍。香港那边的流行音乐一过来，听着好听，听着比革命样板戏更让大家兴奋，人们自然也就跟着去唱，跟着喜欢了，不像北京，还要辩论半天，广东人不管那些，真的直接就做起来了。我记得改革开放刚开始那阵，也的确是有不少东西让我不太习惯的，这边也在一些事情上有过争论，但在流行音乐方面，广东基本没犹豫过，发展得很坚决，也很快，所以，到1985年前后，广东流行音乐也就形成了一个高峰。
广东这边的音乐人在研究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乐人，像崔健这样的，直接接触到甲壳虫。
记者:1986年时，中国音乐界，南北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比较大，可以写入音乐史了:崔健站到了工体，向全世界吼出了他的《一无所有》；同样在这一年，百名歌星集体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这也让大家发现了流行音乐人合力的前景。另外一件听起来比较小，但与您有点关系，而且也很有意义:太平洋公司推出了实验性的专集《为我们骄傲》，其中就收有您的七首原创歌曲。
李海鹰:《为我们骄傲》的推出，其实还是和政府有关。1985年，广州举办了一届“红棉杯”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推出了“十大歌星”、“十大金曲”———这种做法也是学香港的，但在内地，还是第一次，这也开创了内地音乐的排行榜先例。这事出来的时候，北京之类的城市，唱流行歌的人该被怎么定义，什么样的是娱乐明星什么样的是表演艺术家，还在讨论之中呢。当时北方跟娱乐最搭边的，应该就算是春节联欢晚会了。但这并不代表着北方音乐人就没开始作为。在那段时间，广东这边的音乐人在研究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乐人因为语言障碍加地域流传，他们没机会听到这些。但北京有很多驻华使领馆啊，一改革开放，外国人的东西也来了。北京音乐人，像崔健这样的，可能听不了邓丽君，但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到甲壳虫。
事实上，流行音乐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重心依然在欧美。所以长期就是这样的现象，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根子还在西方。至于中国南方北方，其实差异并不大。我那时候就在研究迈克尔·杰克逊，其实跟北方音乐人，也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在学习，都是在模仿。所以，崔健在1986年的出现，也只能说明，中国北方的流行音乐，已经开始有了原创，有了自己的风格。但他们这种原创，和我们一样是吸收外面的流行元素。只不过广东音乐人过了一手而已。但像电灯，像汽车，我们也都是过了一手学来的，大家不照样都在用着，也没什么特别不好。
而广东这边，因为流行歌曲的起步就是从唱片公司做起的，而不是从音乐人手中起步的，这就使得它的商业味道比较重，当时唱片公司对原创歌曲没信心，自然原创出现的也就比较少。另外，其实如果说乐队和现场演出，广州出现得也很早，70年代末，广州就有“茶座”驻场乐队，但他们也是靠翻唱港台、欧美流行歌曲混饭吃。在《为我们骄傲》出现之后，为了支持新人大奖赛及原创作品，广州文化局规定:歌手们每晚唱港台歌曲不得超过30%。从这之后，我才真正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原创方面。
《弯弯的月亮》是典型的广东调，整个被雨水淋出来的感觉。跟整体上高亢、硬气的“西北风”完全是两种路子。我更离谱，找来了当时就觉得“声音很飘”的刘欢来唱软绵绵的《弯弯的月亮》
记者:但您似乎没经过多少酝酿，很快您就写出了《弯弯的月亮》，顺带还捧红了刘欢。
李海鹰:《弯弯的月亮》实在是个特例。写流行歌曲，其实很多时候你搞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的喜好和心理，你是无从琢磨。所以，并不是经验丰富就能写出最流行的歌曲来。
《弯弯的月亮》，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中国还是“西北风”盛行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把歌写成这样才能好卖，好唱。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制作组请我给他们配插曲，结果我想了想，当时真是“灵光一闪”，差不多半小时内就把曲子写好了，取了个名字就叫了“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是典型的广东调，整个被雨水淋出来的感觉。跟整体上高亢，硬气的西北风完全是两种路子。结果写完了，录出来，很多行家都说实在太阴柔了。《黄土高坡》作曲者苏越摇着头说:“软绵绵的，儿歌一样的东西，怎么出得来?”但我更离谱，找来了当时就觉得“声音很飘”的刘欢来唱，软绵绵的《弯弯的月亮》，感觉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更巧的是，这首歌的首播又恰逢广州电台推出全国首个流行音乐排行榜，结果导致了歌曲迅速包揽各项冠军，不但在内地走红，还反攻到了香港，很多人都记得香港有两个版本的《弯弯的月亮》。
当时整个中国盛行:“西北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我分析是因为这片土地跟中国太多的事情有关了。所以那时出现了很多描述这片土地的作品，像《黄土地》，《红高粱》，油画《父亲》等等。
流行音乐与时代从来都是很紧密地结合，所以自然也不能免俗地寻根。当时把陕西民歌的确挖掘了不少，而且挺有意思的，大家也都没觉得土。因为这类歌曲实际上也的确符合当时的不少年轻人的心态。摇滚，在当时，甚至有很多人看来都是有些另类的东西，但年轻人需要呼喊，需要发泄他们的精力，而西北风这样的唱法，刚好适合他们，积极，健康向上，充满阳刚。不过西北风作为一种歌坛的形态，出现一批是不错的，但最后演变成“非西北风不唱”就有点过了，这点也挺有意思，其实很多东西，流行歌曲也好，经济方面的也好，甚至影视也好，只要有人开头做了，大家都一窝蜂地跟过去，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弱点。 回望之后，不停地转身
《亚洲雄风》这些歌曲的流行背后，其实体现着另外一种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识的体现。
记者:咱们终于说到90年代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件值得说的事情，自然是1990年的亚运会。那次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其实对整个中国流行乐坛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由此就诞生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刘欢、韦唯等众多歌手开始大红大紫。事实上，在那前后流行起来的一些体育歌曲，已经与西北风有着明显的区别了，但与之后1993年、1994年开始的流行音乐高潮相比，又有一定的区别，您是怎么看待当时这批作品的?
李海鹰:《亚洲雄风》这些歌曲的流行背后，其实体现着另外一种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识的觉醒。北京作为首都，拥有着被称为“正统”的文化，这种文化很不容易被同化。而任何流行文化想要进入北京这个圈子，它也必定要有一个被消化然后再拿出的过程。所以，80年代流行音乐在南方，在广东这边兴起的时候，北京并没有很迅速地跟上，但它的这种“正统”因素一旦发挥，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拥有北京特殊气质的流行元素。所以在90年代初开始，北京就开始爆发了，在那之后第一次流行音乐高峰开始，北京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流行音乐中心地位，这与首都的这种特殊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处在这其中，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这就跟广东不同。在广东，就算流行音乐再差，也能占据音乐的半壁江山。
记者:似乎我们还是得回到您的代表作之一的《弯弯的月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这首歌开始被香港人翻唱了，这在内地流行音乐界的确算个了不起的创举。
李海鹰:被香港人翻唱的，其实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巫启贤的，另外一个是吕方的。吕方那个版本，其实是华纳香港方面购买的版权。但他们改的时候，把歌词改成往思乡的情绪上走，但对我来说，这首歌根本不是想说思乡。在那首歌写完几年之后，我仔细思考后觉得，其实这首歌的主旨，表现的是一种回望，一种从经济时代向农业时代的回望，一种现代人群向自己旧有的精神家园的回望，这种回望，跟寻根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是寻根。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否认人们都有寻找精神家园的倾向，我也有。我们国家不是宗教国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之前被割裂过，所以更有寻找精神家园的理由。但不论是寻找还是回望，在那个时代，都不会明白自己的心究竟该往哪里摆。就像《一无所有》里面唱的那样，“我曾经问个不休”。
记者: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音乐迎来了它真正的黄金时代。从1993年开始，不管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是香港、台北，几大流行音乐中心都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流行音乐产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都有人在传唱，在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您的作品，但我注意到，就在1994年时，您居然开始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了———一般情况下，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都是一位创作者开始有些走下坡路了之后，才进行的回顾和总结。但更奇怪的是，在那之后，您还有更加经典的音乐出现……
李海鹰:每个音乐人的创作，都会有高潮和低谷。在高峰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可以写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东西，结果大家就会把他的这些作品当作这个人的标杆———比如我和《弯弯的月亮》，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同样的高水平上。我觉得，不管是《弯弯的月亮》还是之后的一些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并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形成标杆，换句话说，我冲过去了。
1994年举办过一届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当时几乎全国的音乐人都在支持我。那次是在北京搞的，当时很多广东音乐人，都专程飞到北京去，买票进场来支持我，而北京的那些搞流行音乐的，也都在后台出口处站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姿态，一种表态支持的方式。
记者:好像那场演唱会刘诗昆老师也去了吧?这在当时似乎也是流行音乐界的一大创举，让一向演奏严肃的古典音乐的钢琴家现场演奏流行音乐，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海鹰:其实那次音乐会不是刘诗昆老师第一次在现场弹这支曲子。因为我认识他，就是在一场电视台办的宴会上看到他弹这曲子的。后来我要办个人音乐会了，突然想起这件事，就给那家电视台打了个电话，他们台长挺支持我，就给了我刘诗昆的电话，打过去，问他是否愿意在这个场合弹，他就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会有那么轰动。刘老师当时往那里一坐，一抬手，一开始，然后到了中间的部分，总之一首曲子下来，下面观众一共鼓了六次掌———连刘诗昆老师自己都乐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兴奋。
那次个人音乐会，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值得说的一点，就是它的现场感。那次是一个完整的现场音乐会，真演奏、真唱。这比“真唱运动”早很多。在我看来，音乐的本质就是现场演奏和现场的演唱，就像体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在赛前，你只能知道谁是热门，但你永远都不会事先知道，刘翔在比赛前是否会退赛。现场版的音乐最大的魅力也在于此，每个人、每一次的发挥都不相同，你不知道下一秒谁会出现意外。但流行歌坛就是这样，很多人为了稳定，宁可假唱。
记者:您又举办了一次个人音乐会，相比于1994年的那次，您觉得这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李海鹰:我觉得，这两次个人音乐会，都是一种记录。不光是对我，对很多和我同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音乐人来说，都是一个记录。事实上我们那一代音乐人，不管是写歌的还是唱歌的，岁数也都不小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以后是没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这两场个人音乐会，对很多歌手应该也都是一种一辈子的纪念吧。这次音乐会让我同样感动的是，在中国这30年来流行音乐界的许多歌手同样都来了，而且都坐在台下看着，这在流行音乐界，已经很难了。
这次的音乐会，比上一次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次居然出动了交响乐团———流行歌曲用交响乐团来伴奏，难道不值得这些音乐人留下记忆么? 寻找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记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个中国的流行音乐辉煌期之后，很多音乐人选择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没有选择蛰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来，同样也没选择继续创作同类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称标杆性的作品:《七子之歌》。听说这首歌也是您的“灵感”之作?
李海鹰:这首歌的渊源也有些奇特。当时是央视要拍一个纪录片，叫《澳门岁月》，为澳门回归做准备的。当时他们邀请我给这个节目做几首歌，这个歌词是他们找来的，说是闻一多写的，关于澳门的一首诗。后来我想看看这诗的前因后果，看看闻一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于是就到外面去买闻一多全集，但从头翻到尾，也没有翻出来这首诗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试一下，因为我的故乡中山与澳门隔得并不远，就运用了一些家乡的歌谣感觉进去。当时根本没想过什么国家任务，但后来这首歌很受欢迎，结果被确定为唯一的主题歌曲，这些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门人都很喜欢这首歌。
记者:后来这首歌还跟着嫦娥一号上了天，是不是觉得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
李海鹰:那也是他们选的，当时是国防科工委选出来，带到天上去的，他们通知过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并没有对此进行过任何努力。
记者: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其实香港方面一直对内地流行音乐有着很大的影响，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甚至还出现过四大天王在人民大会堂同台唱歌的壮观景象。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香港流行音乐对内地的影响看起来正在减弱，甚至香港歌手的专集，也几乎必备普通话版了。
李海鹰:香港流行音乐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整个香港的繁荣，都与大陆息息相关。不管是转口贸易，还是它的经济对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辐射，都可以算做一体化基础上的真正共同繁荣。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吸收外来元素到自己引领地区流行趋势。内地之前对香港的趋之若鹜，也跟当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韩学习流行一样。如今香港流行音乐没有当年在内地那么红火，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今内地人的眼界也开阔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眼界开阔了之后，面对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们自然不容易像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兴奋，毕竟大家的选择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这种东西不像法典那么至高无上，也没那么严谨，更不需要太过认真地去总结一套理论，进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这样，该自然沉淀的，就会自然沉淀下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变成经典。像《弯弯的月亮》之类的歌曲就是。这种东西，应该是古今如一的。因为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像《阳关三叠》这些名家诗词，其实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诉我，他们考证当年的阳关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么一排酒楼，唐代酒楼就有唱曲儿的，估计在那里唱的歌，《阳关三叠》自然免不了，那时就是这样的风俗。
记者:来之前我把您这几十年来的代表歌曲又翻听了一遍，感觉您这些年来创作的歌曲，都有点曲风偏软，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关?因为我们听香港流行音乐，也很少能听到那些比较硬朗、比较铿锵的歌曲，当然，摇滚除外。
李海鹰:1994年时，曾经召开过南北流行音乐人的一个研讨会。但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同这种地域性的划分。我承认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轻柔的路子，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与作者自身有关，而单纯地根据地域划分南派北派，并不科学。因为流行音乐属于文化的范畴，中国的文化，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就算中央集权开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都是从中央辐射开的。就算你说南方、说广东，广东这几千年来同样是在中央统治下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划分也只能是分个人。
不过，如果真要说南派，我觉得广东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虽然一直处于中央的统治范围之内，但自古以来始终被中央认为是“蛮夷之地”，处于“化外”，中央对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统治就行，所谓的“教化”程度并没有那么深，对所谓文化正统的观念也没有那么深。这样的先决条件也就决定了广东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没有内地其他原来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么多障碍。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较容易———包括我们自己，谁都不会把广东当作是中国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会辛亥革命也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也好，都是从广东起步，因为他们容易接受这些思想。不过，广东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进一步地发展，就必须进京，打入文化核心层，让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当年康有为要实施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进京，革命也必须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时间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我觉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为广东的文化思想本来就领先，而因为经济建设领先全国，文化硬件配套建设得也不错，如今在软件上也开始下功夫，自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这种建设不能偏，广交、广芭这些团队应该有，但这些得搞出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而流行文化在广东本来就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发展则要更多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导。就像流行音乐，它和古典音乐，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颂音乐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乐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公众是否喜欢，听起来很民主的样子，但也很现实。
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记者:进入新世纪之后，您的创作似乎又开始转移方向了，以影视作品的音乐居多，为什么呢?
李海鹰:其实从《七子之歌》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经投放到影视方面的音乐上了。因为我不是很想做实验性的音乐，不想做只被专家们认可的东西，我喜欢做让大众认可的东西。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为在我看来，古典和流行，没界限。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对于比较有特点、有张力、大型的、精致的作品，都会有一定的期待，这也是我的目标和方向了。
记者:搞了这么多年的流行音乐创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应该也算得上是广东流行音乐界的翘楚了。就您看来，您的创作之路对后来的广东流行音乐界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您的创作风格，导致了整个广东流行音乐界的风格变成了现在这样相对集中?
李海鹰: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流行音乐创作，属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模式，如果说对我有影响的流行音乐人，我不能不说，当年的邓丽君的确算一个。但流行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不能说是由一个人来进行引领或者影响。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创作人共同制造出来的。而且，广东的特色就在于，它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领全国风气之先，这也就决定了广东的创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种单一的模式和风格的熏陶，更无从谈起让某一人统领谁。我唯一认可的，是自己的创作人身份。而创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创作的事是个人的，但不是主观的。所谓的引领一时风气之类的，只能是后人来进行总结。
不光是人，我觉得作品也一样。一部文化作品，该有多大的影响力，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不是行政上的干预就能起作用的。你看，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么领导方面的问题，他的作品开始是禁书，但在来看，不照样是经典?而创作者则不应该在作品一出来就急着去关心它的社会反馈，得沉下心来，制作一些有价值的、有思考的东西，走自己独特的路，一个创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觉得作为作者，就该写点自己的东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总想那些奖做什么?
记者:从现在看来，您的这些歌曲，曲风实在多样，但您给人留下的经典作品，在您说来可都是“灵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么多年支撑您的“灵感”的源头是什么呢?毕竟很多音乐人，在写完其中一些的优秀歌曲之后，创作能力便开始减弱了。
李海鹰:要说源头……还得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我研究传统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从古代吸取营养，然后作用于现代。我觉得，1842年之后，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就开始变了，到胡适，“五四”之后又变了。我觉得自从“五四”之后中国就一直没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东西出现。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东西。但我研究这些，不是单纯地去做研究，或者说将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像我也看戏剧，但并不是想把昆曲保留并发扬光大。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去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从元明清的剧本，到古代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看起来，很多东西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战乱和动荡环境下产生的东西，不会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所以，我之前说《弯弯的月亮》时大家都在寻根，都在回望，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们无比深厚的传统文化。
而且，如果说吸收，我认为更应该吸收它最根本的东西。在我看来就算是传统文化，其中太多具体的东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有人把它玩到头了，让后人只能望其项背，无法超越了。但这些东西里，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像《红楼梦》里也有诗歌，但我们任何人都不会说，《红楼梦》里的诗歌超越了所有唐诗。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这些一脉相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