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古代师德传统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⑵ 春秋时期的师德建设对我过当代师德的启示
春秋时期的师德建设对我国当代师德的启示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古人有“敬敷五教”之说。孟子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那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的。“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育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师德建设对我国当代师德的启示
⑶ 我国古代优良师德传统的内容是什么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⑷ 对比古，今，谈谈教师职业道德内涵在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实践中都发生了哪些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文化形态，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
至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有鉴于此，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以“礼乐”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体系，使“礼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礼乐”进行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国家法典的高度，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响力的学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目的和功用是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行为和思想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亦即各种社会规范和约束)的衷心认同。礼乐配合，以礼修身，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以乐治心，感化人们自觉地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保持人们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论语》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的学说，它是探讨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学问。“礼乐”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乐”是用来调整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的功用就是教化人们按照规范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其他社会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礼乐”是为了应对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礼之用，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据这一“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调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原则下的谐和、融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恭善良、求大同存小异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贵和”(即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长期影响和积淀的结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把“亲亲”的血缘关系与“尊尊”的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为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同时又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宗法等级社会。与此同时，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礼乐的制度规范性与艺术熏陶性的特点，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就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不言而喻，没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大同”社会。儒家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礼乐展现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和管理。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当然，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说儒家礼乐文化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都应归咎于儒家礼乐文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如“和为贵”的思想、“仁爱”的精神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原则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儒家礼乐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内容。比如对社会等级的过分强调，对人性情欲的过分节制等等，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来源于儒家礼乐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极端专制王权时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汉代以后确立的“三纲五常”学说，虽然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内在联系，但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是对等的，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汉代以后所确立的“三纲五常”则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以君臣关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无论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应该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对等的以“礼”行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强调“臣忠”。又如孟子在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这样以臣弑君对不对?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孟子的君臣思想与后世的“三纲五常”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而可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并不能与后世的“礼教”简单地划等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礼教”中一些过时、消极、落后的内容完全归咎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⑸ 我国古代对师德的要求有哪些最早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哪些著作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⑹ 简述我国古代优良师德传统的内容
古代重视思想教育，所以对老师极为敬重。老师是与天地君亲(父母)并列的… 而担任教师的一般都是大儒，德高望重，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学习的典范。 具体内容，麻烦楼主查查教育史，传统文化一类的信息吧！
⑺ 中国传统文化对师德培养的作用
（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指教师自身要努力学习、永不满足，同时在教育学生
时要勤奋教导、永不疲倦，即“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大教育家孔子
在《礼记·学记》中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
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
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也就是说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知道不足，知
道不足才能努力学习。西汉著名教育家董仲舒也特别强调“学而不厌”的重要性，他说：“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也就是说，教师学习上勤奋努力，就会学识广博、智慧明达；道义上刻苦努力，
品德就会与日俱增，日有长进的。此外，在学而不厌的基础上教育者更要要诲人不倦。柳宗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切身感受，曾强调到“诲人不倦”是教师道德的重要内容。他说：“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也就是说，若说讲道理和古代文辞，我是从来不对向我请教的人缄默不言的。
（二）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突出强调教师的行动教育，指教师的一言一行、言谈举止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教师要时时、事事、处处都要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做学生的楷模和表率。孔子曾经说过：“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教师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行为端正，不需要相应的命令，学生也会按照教师的行为模式而行为，如果教师本身道德有问题，那么教师的命令学生是不会服从的。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身正天下归之”，主张“教者必以正”。西汉学者扬雄更是明确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可以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这种巨大教育力量，
是来源于教育者的自我对象化的严格律己性和通过平等交往而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的真实感受，因此，它最容易激发学生的敬仰、信任、共鸣、向往和模仿，从
而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
（三）学习之道，有教无类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学习之道，有教无类”的卓越思想，主张不论其贵贱、贫富、长幼、华夷、智愚，均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那之前，“学在官府”，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有权接受教育，也就意味着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孔子创办了私学，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报复。他的弟子不分贵族，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在他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可以说“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是教育思想的一次重大革新，并由此形成了平等、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基本师德伦理思想。
⑻ 我国古代有哪些师德规范
最早的师德标准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⑼ 试论对我国古代传统医德的批判与继承
翻阅我国历代医学论著，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论述的是医术、医风、医德修养，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古代医者崇高而又伟大的人格精神。这些传统医学中的理想人格精神内容极为丰富而又十分朴素，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一、仁爱救人的人格理想传统医学始终将“仁爱救人”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洋溢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和“仁爱”的崇高人格理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精湛医术。祖国医学认为,医为救人活命之术。因此历代医家非常强调医术精湛。唐代著名大医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所说的“精”就是指精湛的医技，他认为有精湛的医技能够治病救人，使病人起死回生就是大医。他本人正是对医术精益救精的典范。少年开始“留心作意，殷勤学之”，医学造诣极深，成为一代名医。清代叶天士为求医术精良，先后拜师17位，他这种虚心好学，精勤不倦钻研医术的事迹一直被后人传颂并激励着有志献身医学事业的医务工作者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二是主张博施济众。古代医家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出发，主张博施济众，贫富不分，认为无论何人，只要患病，都有权得到治疗。许多医家都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为自己的行医准则。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医生与病人的心理应是“皆如至亲之想”，在接待痛苦病人时，他更加强调不但把病人当亲人，而且要把病人之痛当己痛。张仲景要求医家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宋代唐慎微以及张炳、郭玉等均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榜样。可见，主张博施济众是历代医者所崇尚人格理想和追求的人格目标。三是追求严谨医风。晋代名医张叔和说“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因此，他强调作为决断人之生死的医生，在诊治中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不可敷衍塞责。《素问·征四失论》指出医疗效果不佳，首先是医生“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张仲景亦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严厉批评了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草率行为。中医历来强调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法诊治疾病，在临证之时，应做到“无一病不究其原因，无一方不洞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这才是严谨的医疗作风。名医仓公的诊籍，对患者的姓名、里居、职业、症状、病理、治疗过程、预后推断及应验等，记载均颇详细，因此病因分析及诊断都很精确。徐大椿医术能达到“每视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高明之程度，就是他几十年专心致志，严谨求实的治病态度和高度责任心的结果。
二、不畏艰险的人格精神我国古代传统医德规范要求医生为人治病要不顾个人辛苦与安危，一心救治病人。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不得瞻前顾后，身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见恶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元代朱丹溪对有疾求医者：“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他曾说：“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赵梦弼的中夜叩门，无不应者。清代名医傅青主为医治一病危之病人，赶了五天五夜的路程。这些医家都以他们不畏艰险，一心赴救的高尚行为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三、谦和谨慎的人格风貌传统医学提倡谦和谨慎，医患之间，医者应言谈文雅有礼，举止温和可亲。孙思邈说：“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医生出诊应“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医生到家进而看病要做到：“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无得似有所娱，珍馐适荐，食如无味”。在病人面前不能“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同事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孙思邈也曾指出，医者应“志存救济，勿骄勿妒，尊师重道，切磋医术”。古代医家这种讲究同道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提倡谦和谨慎，尊重同行的学者风度和宽弘精神，在今天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正确对待功利、竞争具有很好启迪作用。
四、见利思义的人格境界中国传统医学价值观念在义利关系上，崇尚道义，反对凭借医技贪图名利，强调医生要“仁”，要义，不得沽名钓誉，“医人不得持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之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宋朝张杲强调“为医者，其绝驰利名之心，专博施救援之心“。北宋庞安时对“踵门求诊者，为群氏舍居之，亲视纤药物，必俞后而后遗……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据《神仙传》记载：三国时的医生董奉，给人看病不计报酬，病愈者前来感谢，便嘱栽杏树几棵，数年一过，成了繁荣的杏林，他又以杏果换取粮食，用于赈济贫困。至今仍有人取用“杏林春暖”来赞颂医德高尚的医生。
中国传统医学人格精神，特别是其中以慈善、仁爱为核心的伦理内容，如果我们的师德建设能结合时代特点给予继承和发扬并予创造性的转化，将能为21世纪的人类和谐、道德进步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
从内容上，可把“仁爱救人”的理想人格框架赋予其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乐于奉献、甘为人梯、诲人不倦的献身精神；把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格精神直接转化为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为推进教育创新顽强拼搏、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把谦和谨慎的人格风貌转化为理解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师友合一的时代风貌；把见利思义的人格境界转化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甘守清贫、淡薄名利、依法执教、爱岗敬业、严谨治学的人格追求。总之，21世纪的理想师德精神，应该是在物质生存以外致力于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认知上求真，道德上求善，情感上求美，具有参与竞争、积极进取、无私奉献、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健全人格精神和健全人格素质，摒弃传统的师道尊严，拒斥处处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础，统一于“四有”、“三热爱”的新人模式，从而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绽放光芒。
从途径上，在弘扬传统医德精华的同时，应深刻挖掘、大力宣扬我们时代许多优秀教师的人格精神，因为在他们身上充满了我们医德所推崇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就是具有时代气息的人格精神。如去年12月14日举行的“以爱的教育”为主题的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原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霍懋征、上海市尚文中学教师黄静华、湖南郴洲市苏仙区塘溪乡五马垅小学教师盘振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以及我们江西九江柘林镇黄岭小学太阳山教学点教师邹有云，他们用心去爱每一个学生，严慈相济，甘为人梯的先进事迹受到了千千万万师生的交口称赞、敬仰、爱戴，他们崇高的师德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塑造自己的美好人格。
从方法上，应制定措施及行为准则。党的十三大为塑造跨世纪人才的理想人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了三条道德原则，即“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原则；“一切用诚实劳动去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的道德原则；以及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已、损公肥私、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行为的“不损人”原则。三层次道德原则运用于师德建设上，那么有师德理想应为高层次，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教书育人、辛勤耕耘、无私奉献；鞠躬尽瘁、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开拓创新”；道德原则应为中层次，即注意师者仪表，有责任心，自觉完善自己的学识和师德，用健康的思想影响学生；道德规则应为低层次，即遵纪守法、完成本质工作、不误导学生、不体罚学生、不谋私徇私。
总之，21世纪的人类充满着竞争和挑战，巨大的压力背后人们更渴望自主、平等、公正，更需要尊重、关心、互助的仁爱思想、人道伦理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医学传统人格精神不失为我们师德建设留下了一笔十分珍贵丰厚的伦理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开发和利用，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服务
⑽ 简述我国古代优良师德传统的内容
在中国师德价值系统中，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在这方面，不同时代都提出了一整套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形成了一套修养道德和恪守道德的方法和途径。孔子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提出了“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已”，在教学中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循循善诱”。西汉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唐代韩愈把教师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近代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表的地步。”总之，我国历史上许多教育家和学者对师德都有精辟的论述，这些主张包括立德、修身、治学等多个方面，至今仍是师德的重要内容。
对于师德中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那些闪光的精华，不仅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而且为世人所瞩目，所敬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尚努力在研究、学习其中的优秀部分，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又岂能妄自菲薄？教育者担负着人类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继承师德优良传统是提高师资队伍素质的需要，也是创新教育的需要。但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着重于继承原有的师德传统，这对于变化较慢的社会大体是可以适应的，而在知识、科技、经济、教育和社会变化不断加快、教师角色已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继承”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继承的方法也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在教育创新的大前提下，对师德优良传统的继承应是创新意识下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