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师德标准
① 唐代师德要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范院校是培养未来教师的主阵地,其教师队伍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育人是教师的本分,师德是教师的灵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突出师德,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因此,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工作,也是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具体要求,更是新时代师范院校的神圣使命。
汲取传统师德营养
中华师道传承已久。
春秋时期,孔子独特的师德观成为后世为师者的指导思想,其身体力行的师范行为,成为后来为师者的榜样。孔子师德观的核心:在教育对象上,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仁爱”思想;在教学态度上,始终坚持“诲人不倦”的乐道精神;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坚持身体力行的示范精神;在教育教学中,实施“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为学生做出勤学、勤思、多闻的示范。
汉代从官学择师的条件中我们可以窥见这时作为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素质。同时出现了诸如贾谊、董仲舒、王充、杨雄等不同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提出了影响后世的师德观。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中将“师”与“范”联合起来,第一次形成了“师范”的观念,认为教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师者,人之模范也。”这一思想对后代教师的职业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教育家韩愈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明确了教师的任务,一是传道,即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是首要任务,是教师任务的核心和灵魂。二是授业,即进行专业文化知识的教学。三是解惑,即解学生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现代教师其道德境界的修炼与养成,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于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与感化。师德建设应汲取我国古代传统师道营养,并从中华优秀传统师道思想中挖掘师德内涵。
肩负育师神圣使命
加强新时代师德建设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基本前提。高等教育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抓立德树人工作,就要抓好教师教书育人。
教师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首先要有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加强师德建设对于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提供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教育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包括教育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新时代师德建设是强化高师院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加强师德建设对于新时代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突出师德,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
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培养未来教师的神圣使命,其教师队伍师德建设具有更高的要求。以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落实师德教育新要求,增强师德教育实效性,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加强新时代师德建设是提升高师院校师范生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高等师范院校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母机,肩负着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重任。师范生是未来教师,师范生培养需要一批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因此,师德建设应处在高师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予以落实;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应放在高师院校立德树人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加以推进。
强化引领师德建设
师德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追求,高等师范院校应当将师德价值引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传承弘扬师爱精神,强化精神引领作用。师爱是教师的职业特点和应有的感情修养。高尚纯洁的师爱,能引起师生心灵的强烈共鸣,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高师院校的师德建设必须具有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恒心和全心全意培养、教育学生的强烈责任感。要创新师德修养教师培训课程,着力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强化爱国主义精神与敬业奉献精神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强化价值引领,传承中华师道。
高师院校应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牵头部门明确、院系具体落实、教师自我约束的师德师风工作机制,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要成立师德师风建设指导委员会,对师德教育、师德考核、师德监督、师德激励、师德惩处提出意见。二要实行教师师德承诺机制,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规范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三要加强职后培训的师德教育,让师德建设贯穿教师发展生涯全过程。四要落实教师管理“严管与厚爱、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高师院校要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位。
“根深者叶茂,源浚者流长!”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铸造灵魂、育人新生的过程。新时代的师范教育应着力加强师德建设,既要坚守铸魂的朴素真谛,还要把握育人的时代脉搏。高等师范院校要坚定历史担当与使命担当,以教师的高尚师德推动形成价值引领与精神感召,进而造就大批具有更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卓越教师。
要系统开展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关爱学生教育、道德品行教育,全方位构建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未来卓越教师。通过组织经典诵读、开设专门课程、启动“师德第一课”、进行公益支教、开展志愿服务等形式,建立师生学习、生活和成长共同体,充分发挥教师引领作用,引导师范生提高对教师职业特性和社会角色的认同,切实培养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涵养教育情怀,做到知行合一,力求实现师范生思想素质、道德水平、价值立场的持续提升。
② 中国古代关于师德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哪些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③ 简述我国古代优良师德传统的内容
古代重视思想教育,所以对老师极为敬重。老师是与天地君亲(父母)并列的… 而担任教师的一般都是大儒,德高望重,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学习的典范。 具体内容,麻烦楼主查查教育史,传统文化一类的信息吧!
④ 中国古代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只要大体的框框就好。
教师职业道德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春秋以前,教师职业道德虽然已经出现,但很不系统,往往夹杂于政治道德之中。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广收门徒,创立了许多有关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理论,并以《论语》一书集中反映了出来。其中较为著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体现了一种有关“学”“诲”的师德。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体现了一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师德。
此外还有热爱学生、有教无类、不耻下问、知过而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有关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著名言论,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孔子而后的百家争鸣时期,荀子、墨子、孟子等对教师职业道德体系进一步发展如荀子在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的同时,又提出教师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实际就是在德行信仰、能力、知识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代的董仲舒把“三纲五常”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又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指的是教师的道德品质、知识才干、言谈举止等。
唐代韩愈将师德列于对教师要求的首位,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宋元明清又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朱熹提出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作为教师的道德规范。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德以好学为极”、“欲明人者必须先自明”。
⑤ 师德教育定义出自哪里
使得教育定义出自哪里,一般的都是在教育部门的书上就有的。
⑥ 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⑦ 简述我国古代优良师德传统的内容
在中国师德价值系统中,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在这方面,不同时代都提出了一整套的标准和要求,同时形成了一套修养道德和恪守道德的方法和途径。孔子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提出了“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已”,在教学中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循循善诱”。西汉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唐代韩愈把教师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近代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表的地步。”总之,我国历史上许多教育家和学者对师德都有精辟的论述,这些主张包括立德、修身、治学等多个方面,至今仍是师德的重要内容。
对于师德中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那些闪光的精华,不仅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而且为世人所瞩目,所敬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尚努力在研究、学习其中的优秀部分,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又岂能妄自菲薄?教育者担负着人类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继承师德优良传统是提高师资队伍素质的需要,也是创新教育的需要。但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着重于继承原有的师德传统,这对于变化较慢的社会大体是可以适应的,而在知识、科技、经济、教育和社会变化不断加快、教师角色已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继承”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继承的方法也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在教育创新的大前提下,对师德优良传统的继承应是创新意识下的继承。
⑧ 师德到底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教学已有二十多年了,可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是师德的问题。最近通过学校组织的师德师风教育的学习和讨论,“师德”这个问题像春笋一样豁地一下在心田里冒了出来,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师德是装裱在厅堂墙壁上的那一框框闪亮的条文吗?是,抑或不是?师德是一本本学习资料的叠加吗?是,抑或不是?师德是一次次的学习和讨论吗?是,抑或不是??我在脑海中搜索,脑海中像是起了雾,茫茫一片,一时之间还真不清不楚。《一切为了学生——重庆开县优秀教师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专辑》、《新时期师德精神的领悟》和《爱的教育——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报告专辑》像一盏盏引航灯,一闪一闪的,让我看到了师德的轮廊,让我感受到了渐渐明朗的师德形象。“一切为了学生”,“新时期师德精神”,“爱的教育”令我感动,令我汗颜,更令我深思。回顾这么多年的教学历程,我的师德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我应当追寻一种怎样的师德?几天来,我探寻着,思索着;不,其实是多少年来,我在学习着,实践着。现在我想以漫话的形式,对自己关于师德的实践和思考作个小结。一、漫话爱心纵观师德,她是一株树木,树木的根应该是爱心。可以说,一个教师没有爱心,那么她的师德之树,就会枯萎。爱是教育的源泉和动力,由此才能萌发关爱学生的热情。热爱学生是师德的重要内涵。有了热爱学生的精神,我们才会关注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有的老师说,他能热爱学生,但无法喜欢顽皮、捣蛋的学生;有的老师说,他能关心学生,但他无法接受落后的学生。这话听起来合情,想起来也合理,探究起来,则还是教师缺乏爱心的表现。有谁不喜欢懂文明、讲礼貌、学习优秀的学生?又有谁不厌烦邋遢、捣蛋、学习糟糕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其实站在师德的层面放大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憎恶顽皮学生,嫌弃落后学生是师德的一种缺陷;一些小学生学习落后也符合自然规律,我们的教师应当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学生,而不能局限于纪律、制度、成绩、责任制、奖金的圈子里去分析。热爱学生难,热爱有缺点的学生更难,惟其难,更能体现爱心,映衬师德。作为教师,应当具有科学发展观,既要看到人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也要充分认识人发展阶段中的个别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古时候,有个叫周处的人,年轻时,横行乡里,人们视为祸害。长大后,周处成了统率千军万马,为百姓和国家谋利益的大将军。有篇古文《伤仲永》,文中讲到年幼的仲永才思敏捷,很受人们称赞,可仲永成年后,却与常人无异,庸碌无为,无人再知道他。又有举世闻名的《丑小鸭》等,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自然规律:人的发展有其共性,亦有其个性。切忌因为学生有缺点,就歧视他,抛弃他,甚至体罚。诚然有许多老师斥责,体罚学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像学生的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可是蕴含于责斥,体罚里的爱心,哪个小学生又能够接受和感悟?斥责和体罚只能导致学生心生怨懑,有害于教学,也有害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我认为恨铁铁成泥;爱铁铁才能成钢。记得有一位家长说得好,他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经常受批评,原因是学习成绩差。在家里胡闹时,别的方法都不管用,只要说“去告诉你的老师”,他就立马收敛了。可见他怕老师甚于猛虎。一个学生一提起老师就战战兢兢的,再加上每天受批评,他还能有好成绩吗?本来这学生学习就落后了,有不懂的问题又不敢向老师请教,他能好得起来吗?想想家长的意见,看看现行的教育状况,给人的感慨确实很多。我们教师都应扪心自问:“我关注落后学生吗?热爱落后学生吗?给过他们表扬和鼓励了吗?”我们给“丑小鸭”的关爱确实太少了。大诗人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著名教育家于永正说:“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在教师的眼中,每一个学生都应当是有用之才;在教师的心间,每一个学生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关爱。只有把爱心洒向每一个学生的老师,才能看到有缺点的学生也光彩。二、漫话敬业敬业可以算是师德之树的一个主要枝干吧!他是爱心的延伸和发展。教师的敬业是一种把全部心灵和才智献给孩子的真诚。因为敬业,我们才不计个人得失,愿意面对各种困难;因为敬业,我们才刻苦学习,辛勤耕耘,努力成为科研型、创造型的教师。我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从不敢懈怠自身的学习,始终坚持自强不息的心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自我充电”,钻研教育教学,写教学后感,总结和探索教学实践。是对教育的挚爱,使我增强责任;是对教育的敬业,使我不断努力,勇于探索。今年我担任课改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为了使学生想学、会学、乐学,我潜心钻研,先后在教学中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尝试教学活动,总结和形成了一套以学生为主的趣味识字教学方法。不辞辛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是师德文化中古老而灿烂的明珠。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师德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在继承古代师德中的优秀品质同时,必须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师德的内涵。教师的敬业中也应该赋予新的内容。敬业须竞业,教师要有竞争意识,有竞争理念,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和业务能力的水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教师如果不勤奋好学,热爱和研究教育事业,他就会掉队,落伍。他以前的知识再渊博,也不过是一潭死水。知识必须不断更新,理念也必须不断改进,敬业精神同样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师如果与以前的教师一样,每天抓住学生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备课改作业,那么他的这种敬业就是有缺陷的。所谓教学相长,教师应该一边教一边学,以教导学,以学助教,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识。唯有这样,教师的教学才能成为学生渴求的源头活水。一谈起敬业,我们的脑屏上往往显现“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这样的字眼,其实真正的敬业是快乐而甜蜜的。试想一个教师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整天思绪浮躁,灵魂飘泊,他能快乐吗?一个教师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干工作,别人看到的是劳苦,教师尝到的是劳苦中的幸福与快乐,因为幸福包含在学生点滴的进步里,快乐蕴藏在学生茁壮的成长中。敬业是奉献,敬业更是探索;敬业是辛劳,敬业更是一种快乐。三、漫话人师人师者,为人楷模也,提出教师要为人师表,这既是社会对教师的一种敬仰,也是人们对教师的一种要求。站在教师的岗位上看,为人师表是社会,历史对教师在广义上的要求,是沉甸甸的压力,而不是一种荣耀。所以我们教师要践行为人师表这四个字,就不是梳梳头,穿身新衣,说几句漂亮话而已了,而是要遵纪守法,依法治教,把法律条文上,教育理论上的规定和规律内化为自身的基本素养。比如“面向学生”、“热爱学生”、“发扬民主”、“崇尚科学”、“以人为本”、“注重实践”、“认真继承”、“大胆创新”、“求真务实”、“辨证统一”等等,这些规定不要贴到墙上,写在书上,挂在口上就行了,而是要强化,内化为自身的素质,才有实际意义。举个例子来说吧,有的教师看到学生成绩差,就头疼甚至气愤,因为他看到的是学生的短处,想到的是学生成绩差,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像掉了钱包一样。而有的老师却不这样看,他觉得后进生也有许多可爱的长处,他们参加考试屡考屡败,却能屡败屡考,是何等顽强;他们屡遭讽刺指责,却能不气不馁,是何等坚韧。同样的学生,同样的事件,不同的教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行为,这就是素养的体现,也是教师爱心的写照。有人说,同一件事,有不同看法是观点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并不能代表师德,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人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在冥冥之中,总是受到人的品性的影响的。所谓一句话说得人暴跳,一句话说得人微笑,就是这个理。大年三十的晚上,小孩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妈妈见了,破口就训,奶奶见了却说“岁岁(碎碎)平安!”不但不气,反而很高兴。同是爱心,妈妈的爱意表达还没有修炼到完美的程度。奶奶的爱心则已经内化为自身的品质了。我小时候写作文时,总是写学雷锋做好事,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先想一想雷锋,这很像过去的八股文。在实际中,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是人品的自然表现,很少有人在做好事之前先想一想雷锋是怎样做好事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学习雷锋的效益,而是说学习雷锋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人的品质!如果人人做好事都要想一想雷锋,那么学习雷锋的活动就是失败的。教师也是这样,每当遇到学生考试成绩差,就要靠背诵一番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来开导自己,那么这个教师的师德就还没有内化为品质。师德师风建设的那么多制度和标准,如果没有内化为教师的“心灵尺度”,就会丧失实践的意义,只剩文本上空谈了。有人把教师喻为用爱心点燃生命的蜡烛;有人把教师比作用爱心享受生命的春蚕。为人师表就只能以牺牲个人生活与生命为代价吗?优秀教师就只能以割舍家人快乐和呕心沥血来交换吗?这显然是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我们应该从人性的理念出发,重建为人师表的生命内涵。教师是人,不是神,社会和人民对教师有种种较高的期待和要求,正是教师应当为之奋斗和追寻的。但是一味要求教师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安贫乐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这就会把教师架空,脱离实际。教师与其它人一样,都是不断成长,成熟中的个体,我们不能用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要求教师。我曾听到过一位家长指责说:“那个人不像老师,打麻将。”打麻将是一种娱乐活动,教师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人们会说,别人可以,教师不能。难道教师就不能有自己的娱乐生活了吗?照此推论,总会有一天,有人指责说:“那个人不像老师,经常上厕所。”教师也有七情六欲,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是在爱心和期待生命美满的修养中获得的,不是在过高的制度和约束里实现的。师德是一棵树,热爱学生则是树的主干,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依法治教,严谨治学等等,就是树的枝叶。要想师德之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我们就要呵护好树木的根——爱心。播洒您的爱心吧!您的师德之树一定会茂盛,一定会常青。
⑨ 我国古代对师德的要求有哪些最早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哪些著作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