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师德

⑴ 歌颂师德的古文名句或者诗句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⑵ 我国古代有哪些师德规范

最早的师德标准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⑶ 师德风尚丨中国古代的师德师风，你了解多少

师德就是教师的道德，教师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⑷ 中国古代对于教师的要求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管理文献之一。成文于战国末期，由汉儒记录编辑，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文章中对当时教师的素质的阐述，标示出中国古代的教师素质曾经有过的高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管理思想，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如我们的想象一样超越了古人。
本文就《学记》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

一、教师需具备一流的道德学识水准
《学记》为当时的国家设立了一个教学计划，提出了大学教育的学习内容和基本程序：“学校里每年招收学生入学，每隔一年对学生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学生断句分章等基本阅读能力的情况，第三年考查学生是否专心学习和亲近同学，第五年考查学生是否在广博的学习和亲近老师，第七年考查学生讨论学业是非和识别朋友的能力，这一阶段学习合格叫做小成。第九年学生能举一反三，推论事理，并有坚强的信念，不违背老师的教诲，达到这一阶段的学习标准叫做大成。”《学记》以“知类通达”为学习的最高目标，照后世著名学者王夫之的解释，就是“通所知以达于行”，这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极高，《学记》还认为：“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周围的人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会来归顺他。”通过这样长期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道德学识水准已达到了理想化的程度，可以想见，作为执掌当时的最高等教育并由君王认真考察挑选的教师，当然需具备更高的道德学识水准，具有在当时国家级的可比性。我们知道，先秦时期教育并不普及，名师如孔子，亦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说，成才率似乎也不高，而其中“可以为师”的好象没有几个人，汉代专置五经博士，由他们任大学教师之职，道德学识水准要求极高，选拔也极严，全国仅十余人。《学记》还这样描述了古代君王对教师师德的敬重：“古代君王以选择教师为首要任务。”“在教育工作中，尊敬教师是难能可贵的。尊敬教师才能重视他传授的道。在上的君王能尊师重道，百姓才能专心求学。根据礼制，教师被天子召见，可以免去朝见君王的礼节，这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的缘故。”“大学开学的时候，天子或官吏穿着礼服，备有祭菜来祭祀先哲，表示尊师重道。”应当说，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极为崇高的，很多方面甚至于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政府官吏。这当然与教师所具备的道德学识水准紧密相关。

二、教师需具备高超的教育教学水平
一流的道德学识水准并非作为教师的唯一条件，《学记》还要求教师具备高超的教育教学水平。《学记》论述了很多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为现代的教育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诸如“预”的原则，及时施教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启发性原则，“相观而善”的原则等等，其思想的精华至今为教育工作者广泛运用，这里暂不展开论述。我们只就古代教师素质来看，会发现《学记》对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也有极高的要求，具体地说《学记》要求称职的教师不仅掌握这些教学的基本原则，还要能根据这种原则而实施自己的教学。《学记》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保证教师素质，《学记》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 单靠死记一些零碎的知识，不能作个好教师，一定要有渊博的知识，随时准备根据学生的提问并给以圆满的回答才行。”此外还必须教学有方：“诱导而不强牵；劝勉而不强制；指导学习的门径，而不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另外要有进取心：“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通过教人才能感到困惑。知道自己学业的不足，才能反过来严格要求自己；感到困惑然后才能不倦的钻研。”这些要求，在当时比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到现在仍然焕发智慧与理性的光彩。《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指出：“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这里的“博喻”很不容易做到，现代的教师在课堂上对所教学科能随心所欲、旁征博引的并能恰到好处地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师也是不多见的，可见《学记》要求古代教师教学水平达到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学记》还认为“好的教师不仅给人以知识，还要诱导学生自觉地跟着他学。教师讲课，要简单明确，精练而完善，举例不多，但能说明问题。”这些意见对现代教师的教学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学记》对不合格的教师，有如下阐述：“今天的教师，单靠朗诵课文，大量灌输，一味赶进度，而不顾学生的接受能力，致使他们不能安下心来求学。不能因材施教，不能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学的方法违背了教学的原则，提出的要求不合学生的实际。”并指出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样，学生就会痛恶他的学业，并怨恨他的老师，苦于学业的艰难，而不懂得它的好处。即使学习结业，他所学的东西必然忘得快，教学的目的也就达不到，其原因就在这里。 ”《学记》指出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满堂灌、满堂问、只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笔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多年，多年来此类型的教师还是随处可见，两千多年后以《学记》的语句来形容当代的一些教师的教学行为，似乎无须作多大的改动。

三、教师应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
《学记》指出：“学生在学习上有四种过失，是施教的人必须要了解的：人们学习失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贪多，或者是知识面偏窄，或者是态度轻率，或者是畏难中止。这四点，是由于学生的不同心理和才智所引起的。教师懂得受教育者的不同心理特点，才能帮助学生克服缺点。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受教育者能发挥其优点并克服其缺点。 ”在这里，《学记》把学生在学习上容易犯的毛病归纳为四种：贪多务得、孤陋寡闻、掉以轻心、遇难则退。这四种毛病，因人而异。《学记》认为教师要纠正他们的错误，必须掌握他们的学习心理。《学记》还认为，教师应该知道：“错误出现了再去禁止，就有坚固不易攻破的趋势；放过了学习时机，事后补救，尽管勤苦努力，也较难成功；施教者杂乱无章而不按规律办事，打乱了条理，就不可收拾；自己一个人瞑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就会形成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与不正派的朋友来往，必然会违逆老师的教导；从事一些不正经的交谈，必然荒废正课学习。这六点，是教学失败的原因。” 教师还应该知道：“会学习的人，能使教师费力不大而效果好，并能感激教师；不会学习的人，即使老师很勤苦而自己收效甚少，还要埋怨教师。会提问的人，象木工砍木头，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再砍坚硬的节疤一样，（先问容易的问题，再问难题），这样，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不会提问题的人却与此相反。会对待提问的人，要回答得有针对性，象撞钟一样，用力小，钟声则小，用力大，钟声则大，从容地响，让别人把问题说完再慢慢回答；不会回答问题的恰巧与此相反。”以上的精辟论述，都对教师提出了应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的要求，可以说这些要求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时代，到如今依然实实在在，得到当代教育工作者的认同。《学记》这些关于教师素质的见解和主张，是针对两千年前的社会发展情况来谈的，在当时非常先进，到现在则太过简陋，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现代教师面临的教学形势和任务已经完全不同，科学的教育管理对教师也有了更新的要求，但联系今天学校的教学情况，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看我国古代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依然能得到深刻的启迪。

引用文献：
《礼记.学记》

⑸ 我国古代对师德的要求有哪些最早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哪些著作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⑹ 古代师德小故事

文化巨人——孔子的师德故事

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⑺ 中国古代关于师德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哪些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⑻ 歌颂“师德”的古诗词有哪些

歌颂“师德”的诗句大多不是直接表达，而是借物喻人，具体如下：

1、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春蚕结茧到死时丝才吐完，蜡烛要燃尽成灰时像泪一样的蜡油才能滴干。

2、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白居易

裴令公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哪里用得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呢？

3、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

你采尽百花酿成了花蜜，到底为谁付出辛苦，又想让谁品尝香甜。

4、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落下的花朵营养了大地，提供了养料，培育了下一代。

5、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郑燮

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

⑼ 古代有关师德的名言

1、语言作为工作对我们之重要，正如骏马对于骑士的重要。

2、教育者和教师必须在专他自身和在自己的使命属中找到真正的教育的最强烈的刺激……把自我教育作为他终身的任务。——第斯德

3、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忘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