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犹鱼也

⑴ 君子曰:“民犹鱼也,今之治民者皆郑人哉”

有道德的人说，人民就像是是鱼儿。现在治理人民的人，都是郑国人吗？

⑵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出自哪篇文章请把整篇文章告诉我，谢谢！！

梅贻琦《大学一解》
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於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於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於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功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日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隐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於心，则其生於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养之实；曰“生於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曰：否。此可与三方面见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於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於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於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於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於外，而学子即有切心於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之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於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於重视个人之修养，而於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於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於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入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无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使黉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知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知《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於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於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绵蛮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关於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於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於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时人对於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不易二也。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於偏注，则史学之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日即於荒秽不治矣。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固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则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求近时过於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学子即成通才，而於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於学识者半，由於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於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西两教皇之争，其终於平息而教权复归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立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运动，郝氏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大学机构自身正复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为彰明较著之若干例证。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於倡导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同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於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赁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出而从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於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於是从事於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己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以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於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学年始分者；二为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胥於此种改革卜之矣。大学亦所以新民，吾侪於新民之义诚欲作进一步之体认与实践，欲使大学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扰民之实，亦胥以此种改革为入手之方。
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於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於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於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进步之机缘，胥於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⑶ 大学里的好老师该是什么样

大学是知识传承和演进的地方，老师是知识的传承者、推进者和守望者，他们用奉献、敬业和博学赢得学生的尊敬、爱戴和仿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讲台上见证着一些名师佳师粉丝众多，另一方面在象牙塔内看到了一些师生关系紧张畸变。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大学生眼中的好老师？

好老师的样子

再塑大学师生的“从游”关系

在大学，师生关系主要是通过以教学活动为载体而形成的，在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中，教师是引领者，故称为导师；学生是习得者，通过跟教师习得知识和方法以及接受人格熏陶而获得发展的能力。

梅贻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的文稿。

据说，在当年的雅典学院，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则形象地比喻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从游”关系是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质。梅贻琦先生所说的“从游”关系，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贴近“熏陶”这个词，彼此之间疑义相析，教学相长。正是这样一种“从游”关系，教学活动才呈现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教师展示生命的魅力，学生舒展生命的活力。

怀海德认为：“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陶行知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

然而，近年来，大学师生间的这种“从游”关系却出现了反向“游离”的倾向：学生逃离课堂或在课堂上做起“低头族”，老师成为学生口中的“老板”，关于大学师生关系畸变的议论也见诸报端。

大学师生关系为何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究其缘由，还要从教学环境的变化说起。

首先是校园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保持宁静是大学的本质要求。在宁静的校园，教师潜心从事教学活动，学生静心吸收知识给养。然而，大学又不是孤岛，大学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扩染到大学，比如社会的变化对校园的拉扯，对老师也好，对学生也罢，都产生了强大的外引力。教师或忙于科研项目，或疲于应对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或忙于求职，或疲于应对各种竞聘或资格考试。大学师生之间的靶向一旦出现分离，亲近感就会自然趋弱。

其次是空间环境的变化。教室的空间环境对师生关系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小班型上课时，教室的空间结构形成了学生仰视教师的空间效果，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教师尽情挥洒，学生倾心领会。这种空间结构所带来的仰视效果，会让学生油然产生对教师的敬仰感。然而，为了满足扩招条件下的基本教学需要，大学的班型不断扩容，甚至有的班型超过百人。特别是在阶梯教室上课，少则百人多则数百人。在这里，教室空间变成了学生俯视教师的空间效果。这种空间效果，弱化了学生对教师的敬仰感。由于“向师性”趋向淡薄，进而也就慢慢失去了对教室这一特定空间所特有的兴趣。

此外还有技术条件的变化。教学过程是学生品读教师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带给学生思想的启迪、成功的体验、自尊的满足，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过程的愉悦和美好；如果学生为教师娴熟的公式推导、流利的背诵或深邃的思想所折服，也会油然产生对教师的敬畏感，进而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求。这样，教师在学生的欣赏中获得了愉快的教学体验，学生在对教师的欣赏中获得了愉快的学习体验。在这种相互认同的愉快体验中，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和最好的学习效果。然而，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现在的许多教学活动依赖课件，教师成为课件的演示者，学生成为课件的观看者。教师囿于讲台，忙于人机对话，一定程度影响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和心灵互应，课堂的气氛时常出现稀松清冷的情况，教师对学生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趋向弱化。

大学师生关系是一种非凡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大学教育的基石。在大学里，教师是大学精神的代表，承担着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职责。

诚如德国学者包尔生教授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大学教师必须是良善之人，一个能够将伟大、高尚的思想灌输到学生心灵中去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对真理的强烈热爱、引以为荣的独立精神，以及能够自主摆脱傲慢虚荣的高贵谦逊的风度。”

大学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应该通过反思大学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症结，重构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教学体系和充满融洽氛围的大学师生关系；对学生来说，不应成为消极的看客，而应是积极的参与者。尊师是第一学习动力，正所谓“亲其师，得其道”。在大学里，我们必须是一个自立的有才能的自我驱动者，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样，才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重塑大学师生之间的“从游”关系，形成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共生关系，达成共学共进之目的。

⑷ 中国人有句俗语说“师生如父子”，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是( )

指的是教师对学生既有像父母一样的关爱，却没有像父母对自己孩子一样的偏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早在先秦时，古人便把师与天、地、父并列，国家还按照名位、官阶品级，划分了一整套礼仪等级制度，用“法度”即法统、条律来加以贯彻。

故无论今时往昔，尊师重教，不仅关乎个人的发展前途，也关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盛衰兴亡，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得以源远流长的最重要传承。

(4)师生犹鱼也扩展阅读：

教师和学生，本是一对亲密的矛盾体。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说过，“师生犹鱼，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从游”关系，描述出教学活动中美妙的互动。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亦是唯一延续至今且不曾中断的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师者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神圣使命，始终载舟而行，故不曾有停泊之虞。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取向。

⑸ 吾之有恩师,犹鱼之水有矣是什么意思

我有（您这位）恩师，就像鱼儿有了水一样重要。（前后半句的之是助动词不译）

⑹ 院士回归本科课堂为何应当成为常态

近日，武汉大学一门由6名院士、4名教授共同讲授的本科基础课引起广泛而持续的关注。这个群星荟萃的授课团队被学生们称为“偶像天团”。院士们20年如一日地坚守本科课堂，赢得了一届又一届本科新生的青睐。课后排队求院士签名，“集齐签名，召唤神龙”，让这门不点名、不签到的导论课别具魅力，被称之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于院士回归本科课堂充分期待，绝大部分人认为这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受大师的魅力、更好传播前沿知识、培养学术人才。未能听过院士讲课，可谓是许多学生求学生涯中的一大缺憾。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院士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人格魅力的大师。在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让院士们回归本科教学，实质上就是让院士们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对院士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对学生而言，从游大师，在大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成长成才；对学校而言，有效整合院士、名师等宝贵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方能建设师生学习与成长共同体。

⑺ 以若所为，求若所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文言文翻译

原文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缘木求鱼典故漫画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⑴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⑵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⑶土地，朝⑷秦楚，莅⑸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⑹，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⑺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⑻人与楚⑼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⑽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⑾，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⑿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译文
孟子说：“大王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便说：“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为了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为了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呢？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还是为了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呢？这些，您手下的大臣都能够尽量给您提供，难道您还真是为了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的最大愿望便可以知道了，您是想要扩张国土，使秦、楚这些大国都来朝贡您，自己君临中原，安抚四方落后的民族。不过，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宣王说：“竟然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哩。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也没有什么后患。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的愿望，费劲心力去干，一定会有灾祸在后头。”
宣王说：“可以把道理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假定邹国和楚国打仗，大王认为哪一国会打胜呢？”
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胜。”
孟子说：“显然，小国的确不可以与大国为敌，人口很少的国家的确不可以与人口众多的国家为敌，弱国的确不可以与强国为敌。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共有九块，齐国不过占有其中一块罢了。想用这一块去征服其他八块，这跟邹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区别呢？大王为什么不回过来好好想一想，从根本上着手呢？”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做生意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果真做到了这些，还有谁能够与您为敌呢？”

⑻ 大学里的好老师该是什么样 戴建业算吗 都通过

大学是知识传承和演进的地方，老师是知识的传承者、推进者和守望者，他们用奉献、敬业和博学赢得学生的尊敬、爱戴和仿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讲台上见证着一些名师佳师粉丝众多，另一方面在象牙塔内看到了一些师生关系紧张畸变。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大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好老师的样子再塑大学师生的“从游”关系在大学，师生关系主要是通过以教学活动为载体而形成的，在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中，教师是引领者，故称为导师；学生是习得者，通过跟教师习得知识和方法以及接受人格熏陶而获得发展的能力。梅贻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的文稿。据说，在当年的雅典学院，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则形象地比喻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从游”关系是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质。梅贻琦先生所说的“从游”关系，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贴近“熏陶”这个词，彼此之间疑义相析，教学相长。正是这样一种“从游”关系，教学活动才呈现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教师展示生命的魅力，学生舒展生命的活力 。怀海德认为：“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陶行知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然而，近年来，大学师生间的这种“从游”关系却出现了反向“游离”的倾向： 学生逃离课堂或在课堂上做起“低头族”，老师成为学生口中的“老板”，关于大学师生关系畸变的议论也见诸报端。大学师生关系为何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究其缘由，还要从教学环境的变化说起。首先是校园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保持宁静是大学的本质要求。在宁静的校园，教师潜心从事教学活动，学生静心吸收知识给养。然而，大学又不是孤岛，大学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扩染到大学，比如社会的变化对校园的拉扯，对老师也好，对学生也罢，都产生了强大的外引力。教师或忙于科研项目，或疲于应对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或忙于求职，或疲于应对各种竞聘或。大学师生之间的靶向一旦出现分离，亲近感就会自然趋弱。其次是空间环境的变化。教室的空间环境对师生关系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小班型上课时，教室的空间结构形成了学生仰视教师的空间效果，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座位上听，教师尽情挥洒，学生倾心领会。这种空间结构所带来的仰视效果，会让学生油然产生对教师的敬仰感。然而，为了满足扩招条件下的基本教学需要，大学的班型不断扩容，甚至有的班型超过百人。特别是在阶梯教室上课，少则百人多则数百人。在这里，教室空间变成了学生俯视教师的空间效果。 这种空间效果，弱化了学生对教师的敬仰感。由于“向师性”趋向淡薄，进而也就慢慢失去了对教室这一特定空间所特有的兴趣。此外还有技术条件的变化。教学过程是学生品读教师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带给学生思想的启迪、成功的体验、自尊的满足，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过程的愉悦和美好；如果学生为教师娴熟的公式推导、流利的背诵或深邃的思想所折服，也会油然产生对教师的敬畏感，进而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求。这样，教师在学生的欣赏中获得了愉快的教学体验，学生在对教师的欣赏中获得了愉快的学习体验。在这种相互认同的愉快体验中，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和最好的学习效果。然而，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现在的许多教学活动依赖课件，教师成为课件的演示者，学生成为课件的观看者。 教师囿于讲台，忙于人机对话，一定程度影响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和心灵互应，课堂的气氛时常出现稀松清冷的情况，教师对学生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趋向弱化。大学师生关系是一种非凡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大学教育的基石。在大学里，教师是大学精神的代表，承担着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职责。诚如德国学者包尔生教授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大学教师必须是良善之人，一个能够将伟大、高尚的思想灌输到学生心灵中去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对真理的强烈热爱、引以为荣的独立精神，以及能够自主摆脱傲慢虚荣的高贵谦逊的风度。”大学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应该通过反思大学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症结，重构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教学体系和充满融洽氛围的大学师生关系；对学生来说，不应成为消极的看客，而应是积极的参与者。尊师是第一学习动力，正所谓“亲其师，得其道”。在大学里，我们必须是一个自立的有才能的自我驱动者，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样，才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重塑大学师生之间的“从游”关系，形成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共生关系，达成共学共进之目的。

⑼ 梅贻琦的个人成就

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他的教育理论和主张，对中国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适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梅贻琦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从事于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同时，他的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与统一。
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重视师德
在德育中，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贻琦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重视体育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贻琦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群育
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他的“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⑽ 吾之有恩师,犹鱼之水有矣是什么意思是

“吾之有恩师,犹鱼之水有矣”是“我又来了恩师，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地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畅游, 是感谢恩师对自己的教育帮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