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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成师生

发布时间: 2021-08-07 14:07:43

⑴ 孙中山故事及评价

1)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2)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

⑵ 管卫东深圳中学高考实验班

近日,备受瞩目的“深圳中学高三教改实验班”对外公布教研成果:该班四十几名同学的高考(论坛)成绩比建班之初(分班考试)整体平均分提高近200分;全班93%考上本科,其中19个同学上了重点本科。仅用10个月的时间,教改实验班创出的惊人“奇绩”,令人鼓舞。 该班特邀教育专家“管卫东”由此备受关注。管卫东:思维是一种素质;考试,是在的虚拟空间里,用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过程。真正的素质教育不惧怕高考,每位考生都可以实现他的高分梦想!深圳中学高三教改实验班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近日,本报记者对深圳中学高三教改实验班的师生们进行了采访,了解到教改的全过程,希望这些经验能为2010年的高考生提供借鉴。 实现备考效益最大化 2008年8月18日,管卫东老师正式接受深圳中学邀请,受聘执教2009高考教改实验班,并亲自教授数学英语(论坛)和物理三门课程。目标为:在10个月内,通过对学生思维的训练,达到成绩的提高。 在中国教育界,管卫东被称为“高考命题研究专家”,“中国智力素质培养法之父”,“通过提升学生智力素质,缔造应试高分神话第一人”。在他的教学经历中,高考定向特训营里55%的学生上清华、北大;颠覆传统教学,超限提分。 深圳中学副校长赵立告诉记者,深圳中学一直是教改之路的先行者,此次邀请管卫东执教实验班,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方面,管卫东作为一名考试研究专家,具有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一方面,深圳中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性都很强,两方结合可以寻求突破。 因为担心学生与家长有顾虑,高三分班考前,学校组织学生们观看管卫东的教学录像,采取自愿报名加入的方式组建实验班。“当时学生报名很踊跃。”赵立说。教改实验班作为学校普通班的“平行班”成立后,管卫东一人教授三门课程,这在学校老师中是很少有的,另外学校又为教改实验班配备高考其他两门学科老师。 赵立:实践证明,这次教改是成功的。体现在:与同等层次班级比较,实验班的升学率和学生出路相对要好,一些课程分数还领先;由于管卫东一个老师同时教授三门课程,整合了考试各方面资源,实现了备考效益的最大化,对学生的影响与作用更加深远。 “四步兵法”全程规范高考总复习 接受记者采访的该班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通过十个月的学习,不但考试成绩提高了,综合素质也随之提高。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管卫东老师的《高考提分四步兵法》。 小美同学告诉记者,这个特殊的班级是由年级倒数排名和自愿报名参加教改实验的同学组成,整体人数大大超过其他班级。由于同学们来自不同班级,个性差异明显,所以教改班组建之初被其他同学戏称为“小白鼠班”。面对来自各方质疑的目光,同学们普遍存在信心缺乏等现象,直到管卫东老师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同学们很快接受了管老师的《高考提分四步兵法》,并严格遵照其中的规划进行全年提分训练。 第一步是“专项突破、智力解码” ,即训练学生思维,提高其智力素质。阿伦同学高三一年提高了232分,从专科水平进入重点本科分数线。他说,管老师了首先提出了“专项突破”的理念:1、知识点的构建要从对知识本质的认知逐渐发展到真正理解定义;2、在解题时,从问题入手,快速找到思维起点,将思维步骤化。就这样我不但跳出死记硬背的范畴,而且不管遇到多难的题,我都可以用管老师教我的思维分步法快速找到入手点,三步就把题目解出来。我的高考成绩达到600多分。 第二步是“巧妙解题的理科思维方式”。阿为同学高三一年提高182分,从专科水平进入二本A线。他说,刚到这个班级时,我偏科得厉害,只记得当时数学和物理也就70~80分的水平,整体成绩也就在400分左右。但是我在接受了管老师的“题型通解”思想后,理科的学习效率突飞猛进,成绩快速提高。管老师提出:每个学科不同类型的题目,其出题方式几乎都是相通的——在命题过程中省略了学生没有接触过的中间结果。如果直接从题目入手,寻求题目和条件之间的蛛丝马迹,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题目和条件的差异,把答案做出来。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化学等方面,几乎都能沿用这一思维。 第三步是“选择题满分的考试技术”。阿雅同学高三一年提高160分,从专科水平进入重点本科分数线。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脱口而出:“选择题是有缺陷的,利用八个原则,就可以把答案从原题中找出来”。她告诉记者,几乎全班的同学都被管老师提出“选择题考试技术”所折服。在今年的高考数学考试中,阿雅的选择题获得了满分。 第四步是“考场稳定发挥的考试情商培养”。阿成同学高三一年提高204分,从专科水平进入二本A线。刚来这个班时阿成的成绩忽高忽低,原因是一考试就紧张。他告诉记者,管老师训练同学们情商的同时,还制定了最后一个月的备考方案:以“用正确的方法复习、保持良好的心态”。阿成说:“现在的我认为:以前会考的时候曾经拿不到高分,都是思维和考场发挥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取得高分的能力 面对成绩,开创奇迹的人却谦虚低调: “这个成绩提高不是我一个人的付出,是更多校领导、老师的辛勤耕耘及学生自身努力的结果。” 管老师说:《四步兵法》传授的是一种考试技术,它通过对学生思维方式的调整,使学生达到正确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质教育里,影响考试最大的是思维;在人生里程中,影响成功最大的还是思维。所以,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 学生只凭小技巧是无法真正的提高成绩,我很反对仅凭归纳总结,熟能生巧等经验、技巧来培训学生,而主张让学生从本质上具备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与教改同步,同时也是培养人才重要的环节。 管老师说:“任何一种考试,都是素质教育在某一方面的验证。现在很多人过度强调应对考试的方法,这不是教育本身也偏离了教育的初衷。而且还会阻碍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降低了学生的分数。要想构建好思维体系,都要在专业学习上对知识多一些了解,多一些探究的思想。对知识的引导多一些,是每位老师的责任。 最后,管老师欢迎更多的学生来与他进行交流,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全面提高素质。管老师也给出了他的个人博客:http://user.qzone.qq.com/622005211,QQ:622005211。 学习和考试是可以统一的,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深圳中学“火箭班”的教改实践对此给出了最好诠释。

⑶ 孙中山故事的名字

孙中山的故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 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

⑷ 喜来登酒店属于哪种类型的连锁饭店,经营中有哪些成功之处

经典的闪电促销战术
1962年深秋的一天,位于波士顿的喜来登饭店的公司总部格外忙碌。雄心勃勃的董事长亨德森先生不顾65岁的高龄,亲自主持管理高层的办公会议。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公司主要骨干外,60多名来自各地的专职销售员也出席了会议。他们大多数刚刚走出机场,风尘仆仆,却又显得非常的平静,毕竟他们对于这样的场面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不用多问,就已经知道被召来总部的原因是亨德森先生收购了一家饭店,喜来登大家族里增添了新成员。
亨德森先生是北美商界出了名的经营高手,被誉为最佳意义上的资本家。他最擅长看准机会,收购一些经营不善却富有潜力的饭店。买到手后,他再重新设计、更新设备、改善经营,使旅馆本身增值,然后再看准时机高价出手。当然,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并不是谁都可以仿效的。除了收购、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外,还要有精准的眼光以及高超的经营技巧。
喜来登饭店的促销工作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长期一贯的高投入,每年光是在美国本土的广告宣传费就超过4000万美元,并特聘固定的广告公司长年服务;其次是举办多种有创意的促销活动,如优惠常客的喜来登国际俱乐部活动,针对商务旅游者的喜来登公务旅行者计划(set),喜来登家庭旅行计划等;至于创立全球性的预订网络和率先设置无烟客房等举措,则早已为酒店业界纷纷仿效。当然,最卓有成效的还是著名的闪电促销战术。
这一次收购的新饭店是一家有200间客房、经营了5年的汽车旅馆,饭店设有餐厅、咖啡厅、酒吧、会议厅、室内游泳池、网球场、豪华套房、10间行政办公室以及可以停放250辆轿车的停车场。在喜来登集团接手以前,这座有一流设施的饭店已连续几年亏损,客房出租率连年滑坡,一度低于20%,餐厅、娱乐收入则更是每况愈下,回天无力的店主只好忍痛将它低价出售了。亨德森先生已经以低于建造成本的理想价格购得了这座富有潜质的饭店,在紧锣密鼓的交接工作之后,由60多位销售员组成的销售小分队出发了,销售闪电战也拉开了帷幕。
1.全面细致的市场调查
60多名经验丰富的销售员像蝗虫一样地钻进了新饭店所在的城市。他们马不停蹄、不知疲倦地走访、咨询,灵敏的触角伸进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都有大量的市场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送给设在饭店五楼的销售攻坚部,总部里干练的统计分析人员将这些信息汇总,最后整理出详尽完整的饭店市场分析报告。分析报告中认为:
(1)主要客源:
①本地150家生意兴隆的轻工生产厂家,主要是改装修配厂和代理机构;
②三所主要的大学,即阿成工学院,医科大学和文法学院;
③经过饭店的全国州际公路“出口处”。
(2)客源消费规律:
①星期一、二、三、四晚上生意不好,来客稀少,除非大学举行足球赛、毕业典礼或一些特殊事情发生;
②旺季集中在9月到来后,5月及圣诞节期间生意不多,夏季是明显的淡季;
③主要住店客人是出差到此的商务人士和当地的工人、大学办事人员,其次是学生的父母、大学的一般访客以及参加特殊活动的人,再次是少量过路人;
④在市场上占有率较高时期,食品和酒吧的生意主要来自住店的客人,住店商务宴会的生意也不错,大多是当地各工厂参加的会议;
⑤本地散客市场潜力大,但顾客普遍认为饭店客房价格过高,尤其是停车场每天5美元的收费让人难以接受;
⑥饭店的食品、娱乐项目根本没有打开本地市场,本地人在饭店举行婚宴或一日庆典的非常少。
2.闪电般的出击速度
明确了市场形势以后,销售部被分成了6个小分队,受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开当地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务宴会、庆典等活动的订单,并建立起覆盖全城的客源网络,确保饭店能获得占优势地位的市场份额,使饭店迅速上升为全城最好的饭店。6个小分队各由一名资深的区域销售经理带队,负责某个方面的攻关。
第一分队由科夫曼博士率领,专攻3所大学的市场。他们向各校的系主任寄出调查表,咨询他们对饭店的看法,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成为饭店的销售代理人;免费提供场地,邀请大学师生于周末在酒店组织一些专题研讨会,例如“如何在证卷市场上投资”、“学习如何打网球”、“政府的福利政策计划研讨”等;鼓励学校前来举行各种校友集会、毕业庆典活动。
第二分队由德塞利女士主持,针对各个工厂。德塞利女士召集全城各工厂的女秘书、女经理聚会,建立秘书俱乐部和女经理俱乐部,为会员发放优惠金卡,并对她们揽来的业务进行积分奖励。全年度招揽业务最多者将获得最新款的福特跑车一辆。
第三、四分队由约翰逊先生统领,主攻本地的散客市场。他们将全城居民分为20个小片,每个销售员负责一个小片,并根据各片实际情况确立相应的业务指标。销售员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文质彬彬地钻进了所有的居民小区。短短一个月时间,几乎走访了全城20万居民中的80%,并对其中约3000户居民进行跟踪推销,发放出至少一万张一次性优惠卡,并成功地接到了300多份预订单,足够餐饮部忙乎大半年了。
第五分队由斯特思先生领衔,主要是协调与当地所有公司、公共机构的关系。并从中获取订单,建立发展起庞大的代理人网络。
第六分队由琼斯小姐负责,主要是处理与当地传媒和过境客户的关系。他们在支付了一笔可观的广告费用之后,获得了本地几大电视网的黄金时段的广告权,并且因此招致了全国几十家广告机构的垂询。
一个月以后,喜来登收购的饭店重新开张,顿时生意爆满,令所有竞争对手羡慕不已。当然,笑得最开心的还是亨德森先生,这是他闪电促销战术的又一次胜利,“我们又救活一家新饭店,哦,应该说是,我们又收获了一片市场”!
喜来登的管理十诫
早期创建大饭店公司的人,大多数是科班出身。如里兹先生刚开始当餐厅服务员,斯塔特勒先生刚开始当前厅行李员,希尔顿先生早年也帮助他开小店的妈妈招待客人。可是亨德森先生与他们不同,他直到44岁时才认真从事饭店业。他在饭店经营管理技术上没有太多创新,但他为喜来登饭店公司有效管理而制定的喜来登十诫(The Sheraton Ten Commandments)却很有意义。
第一诫,不要滥用权势和要求特殊待遇。这是对管理人员的约束。亨德森先生说,他每到一个喜来登饭店,那里的经理总是为他安排最好的客房,像招待贵宾那样送上一篮新鲜水果。他又说,那些经理不理解,其实作为董事长的他,最爱听的话是:“对不起,那间总统套房不巧已被人住上了。”因为这样,那间总统套房每天至少可获得几百美元的收入。
第二诫,不要收取那些讨好你的人的礼物。收到的礼物必须送交一位专门负责礼品的副经理,由饭店定期组织拍卖这些礼物,所得的收益归职工福利基金。这一约束的目的在于防止有人因私人得到礼品好处,在交易中就用饭店的财物去作人情。如负责食品采购的经理,为了回报供货商人几美元礼品的好处,常常会提高食品购买价格而使饭店增加数十万美元的开支。
第三诫,不要叫你的经理插手装修喜来登饭店的事,一切要听从专业的装潢师玛丽·肯尼迪。这一约束在于强调专家管理。1941年,亨德森买下了波士顿有名的科普雷广场饭店(Copley Plaza),决定对它进行重新装修。如何能保证装修效果使顾客满意呢?亨德森请了8位装潢大师,举行装潢竞赛。每人要装潢一套房子,预算费用为3000美元,要求他们装潢成受客人欢迎的未来型客房。到竞赛结束那天,他举办了一次大型鸡尾酒会,请来了1000名客人,请他们投票选出每人最喜欢的房间。最后,装潢师玛丽·肯尼迪以压倒多数赢得了这场竞赛。从此,玛丽被喜来登饭店公司聘作饭店装潢的总主持人,享德森先生规定,各饭店经理不能擅自修改玛丽的装潢方案。
第四诫,不能违背已经确认的客房预订。超额预订是饭店经理为了防止有一部分预订者不如约入住而造成损失的一种预防措施。但如果预订者都到店入住了,超额预订就会出现有预订的客人没有客房可住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喜来登公司规定,送客人一张20美元的礼券,这张礼券可在任何一家喜来登饭店使用,并派车送客人到另一家饭店居住,车费由喜来登承担。
第五诫,管理者在没有完全弄清楚确切目的之前,不要向下属下达指令。亨德森先生认为,只有管理者理解清楚了每一指令的目的,同时又让下属准确的了解指令的目的,才可使下属更好的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六诫,一些适用于经营小旅店的管理方式可能恰好是经营大饭店的忌讳。亨德森先生认为,在小旅馆里,老板的长处在于他能统管一切事务,可在大饭店里,必须授权予人。大饭店成功的根本点在于选拔部门经理,发挥他们的才干,靠他们去承担责任和行使权力。如食品、饮料、前厅服务的程序,锅炉与电梯的维修等具体事务要由部门经理去考虑。实践证明,提拔小旅馆经理来掌管大饭店往往会出现许多令人头痛的事。只有那些善于授权的人管理饭店才能取得成功。
第七诫,为做成交易,不能要人家的最后一滴血。亨德森先生认为:在谈生意时,几美元的争执在当时看来似乎事关重大,但实际意义并不大。在一些微小的争执中,不要使用“干就干,不干就拉倒”的语句,要有整体与长远的眼光,小分歧可以通融,不要把大路堵死。
第八诫,放凉的茶不能上餐桌。这一诫虽然是直接针对餐厅服务员讲的,但它的精神适用于一切服务人员。这就是要求员工遵循服务的质量要求。如热菜要热,用热盘装盛;冷菜要冷,用冷盘装盛。质量不好,会直接影响饭店的声誉。
第九诫,决策要靠事实、计算与知识,不能只靠感觉。亨德森先生认为,任何决策,首先要把实际情况搞清楚,要认真进行计算,光靠感觉、估计、愿望去办的做法要禁止。
第十诫,当你的下属出现差错时,你不要像爆竹那样,一点就火冒三丈。因为他们的过错也许是由于你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而产生的;你要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去处理。
在喜来登公司的实际经营中,亨德森先生也有一些经营之道很有启发性的:
(1)强调职责和勤奋。
(2)强调客人监督以及对饭店服务质量的评定。
(3)饭店的一切服务和食品要“物有所值”。
(4)以浮动价格调节客源市场。
(5)以竞争来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6)强调目标管理。
亨德森先生著名的格言是:“在饭店经营方面,客人比经理更高明。”凡给喜来登总部来的信,他都要求给予及时的答复。无论是表扬信还是投诉信,都要转给有关经理阅读。对投诉信的处理尤其要认真。他认为顾客的抱怨有不少是建设性的,是饭店制定政策和改进业务的依据。他赞赏运用《顾客意见征询表》,一旦喜来登总部收到的投诉信件少了,他就指示用《顾客意见征询表》去主动征询客人的意见。
喜来登饭店公司采取的促销策略有广告、人员推销、价格优惠、设立国际俱乐部、特殊活动项目等,并利用饭店内部的文体娱乐设施为顾客提供方便周到的服务。在喜来登饭店公司众多的促销手段中,有两点是国际饭店业上的创举:一是设立国际俱乐部,其目的是为了吸引高档市场,并且鼓励该层次客源经常到饭店来住宿;二是开辟“喜来登塔”,提供特殊优质的服务,从而在世界饭店业中加强了喜来登的高级、豪华的形象。

⑸ 按要求作文。(60分)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这种现象

参考例文
更重要的事
从小,父母和亲戚们都非常关心我的学业、成绩。当我因名列前茅而得到一份份父母赠送的小礼物时,当我因成绩好而被老师和同学称赞时,我一度认为,学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然而,直到半年前我才发现……
那天傍晚我的心情低落,满脑子都是被划了一道道叉叉的试卷。那鲜艳的红色否定了我的努力,让我从被人羡慕的天堂跌落到了深渊谷底。
回到家,母亲在客厅布菜,父亲笑着摸着我的头,叫我赶紧入座吃饭。我沉默地拿出这次的成绩单递给他们,忐忑地等待着责骂的到来。犹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作业也不做。等到期末成绩出来后,母亲拿起鸡毛杆子就往我身上招呼,疼得我眼泪直掉。自此之后,我发奋学习,就是为了躲避这种疼痛。没想到这次很可能又要往事重演了。
“傻盯着面前的菜看什么,吃呀!”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我的手有些发软,对疼痛的恐惧让我浑身提不起劲。
“这是怎么了?他爸,赶紧的……”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医院特有的消毒药水味道钻入我的鼻孔,我不自禁地打了个喷嚏。
“你终于醒了,真是快吓死妈妈了——来,喝口水,肯定渴了吧。”妈妈端着一杯温水温柔地照顾着我,爸爸也请假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这种温情的生活我似乎总觉得离我的世界特别遥远——妈妈不是应该痛骂我这次成绩的下降吗?爸爸不是应该站在妈妈那边,沉默地不帮我吗?
“告诉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医生说你受了刺激。”面对着妈妈严肃的表情,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次我成绩下滑了,没考好……”
“就为这?”爸爸听了后皱紧了眉头。
“……你们不打我吗?”我心虚地把心里话问了出来。
“成成都是大人了,我们怎么会打你。”妈妈不解地看着我。
“可是,小时候你们打得可狠了。那会我成绩一下降你们就骂我,成绩好就送我东西。还有同学们也是,我成绩好的时候就说我聪明,这次成绩出来却理都不理我……”我破罐子破摔,决心把自己的委屈都哭出来。
“阿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看,胡老师听到你的话眼睛都红了。我们不理你,是怕你敏感,觉得我们在笑话你。你别生气啊。”我吃惊地看着同桌的到来。他的身后是班主任胡老师。
“成成,小时候打你是怕你学坏,现在你长大了,我们从来都是以你为傲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你快不快乐……”
感受着他们的关怀,我眼泪又掉了下来:其实,我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别人能够爱我、关心我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

⑹ 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

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

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1883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

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6)阿成师生扩展阅读: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

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⑺ 孙中山的故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孙中山故事二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一生喜欢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看他,发现他的生活很艰苦,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离开前,这几个留学生凑了40英镑,送给孙中山补贴生活。

三天以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来到孙中山的宿舍门口,他们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 “算了,先生大概不在。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姑娘说。

“等一下儿,我来敲。”一个不高不矮的年轻人说。他用力敲了一会儿,孙中山才来开门。孙中山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正在看书,没听见你们敲门。快请进!”

他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看见桌子上摆满了新书。大家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30英镑。他们觉得很奇怪,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还有钱买书?”

“这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10英镑呢!”

“你应该多买一些好吃的,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著说:“我觉得买书比买吃的还重要。”

⑻ 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关爱的事例有什么

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然而,未成年人的权益却时常被侵犯,如何去减少这些事件的发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案例1:
残疾少年阿鹏、阿成上学难
【事件】家住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镇班仲营村13岁的阿成和15岁的阿鹏自小患有疾病,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看着兄弟俩整天呆在家里,父母急在心头。在四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8月15日,父亲邵应海来到省妇联,请求为孩子联系残疾人学校上学事宜。
【维权经历】经过多方咨询、查找各类残疾人学校的相关信息(主要是接收条件),并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省妇联工作人员为邵应海提供了省特殊教育学校、湟中县职业技术学校残疾人培训班、省某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三所学校。但因两个孩子早期未接受过系统的康复治疗与训练,随班就读或上残疾人学校有一定困难,最终,邵应海夫妇将两个孩子送进了省某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托养、教育、训练。就此事,省妇联以“残疾少年儿童辍学事件的思考”为题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
案例2:
白血病少女晓玲治病难
【事件】2007年8月20日,西宁市城中区居民刘书香夫妇拖着疲惫的身躯敲响了省妇联权益部的门。原来,他们正在上高二的女儿晓玲被医院确诊患有白血病,需要数十万元医疗费。贫困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
【维权经历】经过调查核实,省妇联权益部立即联系了省民政厅慈善总会等单位,刘书香夫妇也向西宁市政府、民政局、教育局、共青团西宁市委等多家单位求助。与

⑼ 孙中山的一些小故事,要真实的,谢谢啦

接上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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