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教育
民间的私家学术活动在秦汉之际业已恢复。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为绝”。汉代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意识到不能对私学采取摧残和取缔措施;只要善于引导,民间学术活动还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教化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学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又一时难以普及,由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补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两全其美的事。因此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放政策,允许私人收徒讲学,对教学内容一般也不加限制,诸子百家及各类知识技能均可传授。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门生者,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
Ⅱ “经学教育”是指什么
经学
分为今文经学
和
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打个比方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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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象今文经学
愚的观点主张
更象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Ⅲ 汉代经学教育的特点
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学产生于西汉。
汉代起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从此儒学独尊,由於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两汉经学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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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是什么
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门生者,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
Ⅳ 使汉代开始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的任务是谁
这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具体说来: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Ⅵ 唐代经学教育逐渐衰败的原因有哪些
“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诸生散亡,唐肃宗等欲再度兴学,但学官、经师等已不能满足需要。中晚唐以后,国家财政日趋困难,各级学校难以维持,经学教育的发展亦受到严重影响。
Ⅶ “经学教育”是指什么
经学渊源深远,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著书立说之时,上下超过2000年。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时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各家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经学自此诞生。
两汉经学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隋唐经学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朝经学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着作。
明朝经学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粝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经学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
民国以后的经学
到民国时代以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适因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2]。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民国二十年代,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
两岸分治之后,中国大陆对于经学的打击不遗馀力,特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学在中国大陆上更是受到毁灭与破坏,这样的路线导致一部分后世学者认定“文革为五四的总结”。相对之下,当时的台湾对于经典思想的保存较为完整妥善。今日,中国大陆面对西方人权思想的冲击与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内容,企图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叶逐渐建立学术研究单位,这个动作引起了东亚文化圈的重视,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国,皆对此价值的建立表现了高度的兴趣。台湾方面则因政党轮替,在去中国化以本土化为主的思维下,经学研究反而显得低调。
中国大陆方面对于经学研究有政治因素必须避讳,起源于建国初期社会运动大力推展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等,对于经学有重大的破坏,经学在政治上被视为思想的毒草。开放改革之后,关于经学的研究多半依附于中文、哲学或是历史系所中。
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设有经学组,各中文系所亦于思想组中论及经学。2003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成立经学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经学研究所,并与许多中国大陆的经学相关系所、民间的经学推展机关、读经教育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第一任所长黄忠天博士、第二任所长蔡根祥教授成为台湾推展经学最重要的核心人物。2006年,经学研究所提出博士班设立申请,但被教育部驳回。
Ⅷ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经学教育受到影响了吗
“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诸生散亡,唐肃宗等欲再度兴学,但学官、经师等已不能满足需要。中晚唐以后,国家财政日趋困难,各级学校难以维持,经学教育的发展亦受到严重影响。进入五代以后,经学教育较之隋唐虽无大的发展,但兴建学馆、书院和雕印《九经》则为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Ⅸ 动荡五代时期,经学教育是如何稳步发展
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印行、传布和经学教育的发展。当时除了大量印行《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等经学教科书,还刊印了《经典释文》等经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和隋唐相比,五代虽兴替频繁,但学校和科举都保持着,而且各自运转自如。梁时取消了制科,在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等时有更易,但与经学教育有关的诸科,如五经、九经、三礼、三传、明经、开元礼、童子科等,反而有了起色。后唐时,还恢复了先前废止的“帖经”考试方法。据《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但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虽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记。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五代时经学教育和明经科的发展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广为流传,统治者又要依此业维护其统治,使之在继承隋唐经学的遗产和经验教训之后,为当时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特别为宋学的开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儒家经学在魏晋以后的又一次大动荡中,依然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后世经学教育的直接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