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
『壹』 比較文學 跨學科研究
在中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比較文學中提倡跨學科研究的呼聲日漲，各種嘗試性研究方興未艾，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熱點。這種研究的突出表現之一，是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樂黛雲、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一書。此書雖然是各種文章的集結，但所涉及的范圍是比較廣的，如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其他藝術等等。作為一本首倡全面開展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其推進與促進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當前的比較文學領域，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已不再僅僅限於呼喚或復興的時候了，而是正處在蓬勃開展、成果不斷涌現的階段。預計在今後的十年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將會更為扎實，更為深入，更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又一顯著特徵，並為國際比較文學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兩點：
一、新方法論的運用已成為學者們的自覺實踐，使文學學科內部的研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自1986年方法論熱以後，文學學科對新方法論的認識與接納，經歷了一個從騷動走向沉靜，從外在壓力走向了內在要求的過程。學者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本學科內的研究是難有突破性進展的。隨著科學的發展，學科邊界正在不斷交叉、融匯，產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學科。文學研究在新方法論的推動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學科。如藝術人類學，雖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門完整的學科，但大量的研究實踐與成果卻強有力地顯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與人類學的研究學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為人重視，除了它開掘了許多為世人未知的人類學資料以外，在新方法論指導下所做的重新審視與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這從蕭兵、葉舒憲、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這一點。葉舒憲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從翻譯介紹西方原型批評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後對中國神話、中國先秦文學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自覺運用西方新方法的實踐中產生的。他承認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認為這並不意味著生搬硬套，而是一種立足於中國國學根脈的一種雙向選擇的「溝通」和「互釋」。它是使西學化入國學並使之更新的同時，又使國學化入世界學術總體的一種極好途徑。他同時以錢鍾書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具體參見葉舒憲《人類學視野與考據學方法更新》，載《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學史的撰寫問題，無論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是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們都進行過多次的討論。這也是在方法論討論與文化研究熱的推動下開始的。理論意識的覺醒與方法論的自覺運用幾乎是同時展開的。盡管在目前，我們還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通史，但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性進展的斷代史著作、個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現了，如有論老舍與中國文化的，有論周作人與中國文化的，最近漳州師院的林繼中博士還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構文學史——中唐至北宋》，在此書中，他明確把文學現象看作整個社會文化構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學史和社會總體文化構型之間存在著互涵互動的關系，它受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的整合作用驅動，而又以自身的變革參與了文化的建構。雖然此書只有四章，字數也就14萬字，但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們對中唐至北宋這一時期的文學史運動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可以說，文學的文化史研究已成為多數學者的趨向，一個具有「文化史派」特徵的文學史研究學派正在逐漸形成。這也是跨學科研究推動的結果。
二、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自身發展與建設的成績為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88年以來，隨著文化熱的涌動，社會科學中的各門學科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如宗教學研究(尤其是關於中國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的研究)、民俗學研究、語言文字的文化學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昌盛。這對比較文學研究無疑是極大的推動。正是在各門學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跨學科研究的新勢頭。比如，一些宗教學者跨入到文學領域來研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象賴永海；而一些文學研究者也對宗教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探討，象葛兆光、張伯偉、蔣述卓、馬焯榮等等；形成了宗教與文學關系的研究熱。又如隨著文化語言學的興起，申小龍、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學者，又開始了從文化角度把中國文學的審美特徵與中國的語言文字結合起來進行深入探討的征程。它走的是與西方語言學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於中國語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國文學與美學特徵的大膽嘗試。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各門學科的發展為前提的，反過來，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又必將推動各門學科的更大發展。
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要走向成熟與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為，在未來的研究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實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學術支點，並在這支點上盡可能對與之相關的學科作多而深的研究，這樣才能避免那種空泛的、晴蜓點水式的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
其次，進行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學的審美批評與分析。
再次，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還應不斷開拓新的邊緣課題研究，比如文學與音樂、文學與史學、文學與家族傳統、文學與廣告藝術、文學與影視藝術等等，都有待加強研究。
『貳』 為何說比較文學是1門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文學的血脈不來同，但是自，都直指人性，也就是木心先生所說，文學就是人學。那末，比較文學比較的，自然就是文脈。文脈所涉，包括語言，文化，民族，學科的別類，所做的文學研究，固然也就是逾越，語言，文化，民族，學科的文學研究了， 查看更多答案>>
何為文學性？
概括的說，「文學性」是人類在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個比較籠統、廣泛，可明顯的意會但是又難以言傳的文學特性。
關於文學性的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大家都持有不同的觀點，在本文中所探討的文學性多為文學性的直觀表現方面的內容。文學性首先表現在形象性上面，為了更好的刻畫人物形象，、渲染氣氛等，採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加以文學加工，呈現出文學上美的體驗，文學性在小說中表現出的特點最為明顯，諸如性格刻畫、心理描寫、環境渲染、細節鋪陳等方面。
除此之外，關於文學性的定義還有以下幾種說法：文學本體論的定義，認為文學語言的參照物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幻想中的人和事；文學語言的陳述條件與某些特殊的條件相關。文學的「可敘述性」取代了信息的地位。
我贊同的文學性就是文藝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提到文學性，我想就和很多學習理科的人聽說文學一個樣，我們對於文學，並不能給出它具體的定義，但是對於感覺到的那種藝術魅力，卻是難以否認它的存在的。
其次，何為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的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於19詩集末20世紀初。
比較文學最起初是由法國學者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各國文論家對於比較文學都開始了探索，但是由於它的發展時間較短，對於比較文學下所涵蓋的范圍有很多研究的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
回到我們開篇提出的問題，文學性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我所探究的文學性並不是經過翻譯或者加工過的作品的文學性，而是原作品的中的文學性在翻譯流傳的過程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的文學性。本文主要探究的就是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注重了忽略了的文學性問題何在？又或者是對原文學作品的思想藝術以及人物刻畫等發生了變化上新生出來的文學性是否能將其作為原文學作品中潛在的文學性作為探究。
對於不同民族的文化研究，第一步都是先按照翻譯者對於文本的認識進行解剖的，同樣的一部文學作品，不同的翻譯家會持有不同的意見。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於翻譯者本身所受到的文學文化的影響，必定對原文本的理解達不到最透徹的認識，又或者是進行進行了加工和改造，可以說是翻譯家在第一次對文本作品解讀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他國化的傾向。就我自己的觀點而言，能將他民族的作品進行翻譯的人學術上的造詣自然是不用懷疑的了。只是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依舊沒有能夠很好的站在原作品的文化氛圍中進行探討，畢竟各自民族的文化氛圍對翻譯家的影響是最大的，即使作家刻意注重了文化氛圍的影響，也不能很好的將原作品中的文化內涵用自己民族的文化來表現，由於文化氛圍的眼中影響，於是原文獻作品的文學性問題便被擱置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受科學研究領域各學科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發展趨勢的影
響，究中又出現了「泛文化」的傾向。 泛文化的傾向與美國學派的「跨學科研究」有相似之處，比較文學研在一些非文學化傾向比較突出的「跨學科研究」課題中，文學被其他學科的內容所排擠，失去中心地位，比較文學的研究就帶有了「泛文化」的意味。但在「跨學科研究」的理論中，文學還能保住其中心地位。但是在泛文化的文學現象中，文學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這對於比較文學的研究來說是偏離了文學的基本軌道的，就類似於捨本逐末，舍棄了文學的基本的東西而空洞的研究沒有內涵的軀殼，足以可見到文學性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應該受到相對的重視。
在這里，僅舉出朱生豪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兩行詩作為例子進行論證原作品的文學性沒有受到翻譯家重視的現象。
『肆』 跨學科研究對於比較文學有哪些意義
您是北師大的學生？
哈哈~
『伍』 為什麼說比較文學是一門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僅提供我自己的觀點：之所以說是比較文學，那應該是有對比的文學，在漢語言文學的對回立面是其它語言文答學，對漢族文學的對立面是其它民族文學。對所研究的漢語言文化來說，還有其它語言的文化，並且，比較文學研究還可能涉及到哲學、歷史等人文學科。所以，它是「一門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