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歷史評價
王安石變法:
北宋的變法阻力太大，假如是漢武帝那時變法，那就容易多了，再不行明太祖時期，也會容易點，（不過有朱元璋在，也不用王來變法了。）王的變法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北宋做不到，雖然北宋的政策是強干弱枝，但是枝是弱了，干未必強，士族雖然沒有了，但是士大夫在地方的勢力卻是無比強大，就算是神宗這樣在北宋算是比較強硬的皇帝也無法抵禦士大夫的壓力。而且王安石變法一大目的是強兵，但是要強兵先要強將，北宋那防範武將的政策做的到嗎？西漢就不同，那時法制殘酷（隨秦制嘛，雖然比秦好些，但是比之後的各代殘酷許多。）地方上的勢力自景帝掃七國，再打壓各貴族功臣，等到武帝上台，頻繁提拔下層，培養新勢力，打擊舊勢力，鞏固君權，再這樣的背景下，要變法就容易得多，即便比王安石變法更激進的也可以作到。
北宋之後防範武將，重視文人，幾代之後，已經養成士大夫階層，關系盤根錯節，要變法什麼就要觸動他們的利益，由於武將不成氣候，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內部的斗爭，北宋黨爭何嘗沒有皇帝刻意的目的。而王安石變法依靠的是這個階層，打擊的也是這個階層，變來變去，只是一派上台打擊另一派，換湯不換葯，變法卻成了加強自己權利的工具，這樣還能不失敗
不過王也有自己的緣故，用人不當，權力又受到限制，象張居正的權力和政治才能就高出王甚多。當然，明朝的那種環境使得張受到的壓力小於王。但是即便如此，失去皇帝的支持，變法都不免失敗的下場。
② 王安石從宋開始人們對他評價如何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90]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啟超：①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③ 怎樣評價王安石
怎麼說呢。
撇開正史上的評論，這個人是個復雜集合體。
也許有改革的願望，但手法不當，樹敵過多，這在後世是遭到批評最多的地方。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那個時期完全是個虛假命題。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費。官員疊床架屋，甚至可以給親屬子女帶來十多個」蔭封「，國家財政緊張，巨額軍費，官費拖累經濟，在仁宗朝時已呈不得不變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於扭轉這個局面，也就啟用了」負國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岷五州外，無論內政、軍事，經濟，財政等諸多方面，王安石變法無一成果。
相反，變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義的青苗法為例--也沒有實際效果。
《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錢谷為本，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聽起來很不錯，與現代的」農業小額貸款「相似。
事實上呢？
全國差異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區本身就比較富裕，農民不需要這些小錢，不願意貸。而山陝山東等丘陵山區的農民則願意貸款，卻得不到這些錢。
地方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利潤指標，或者強制不需要的農民貸款，或者把這些錢交給地主放貸，需要貸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滿意嗎？
這是王安石所處環境和學識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阻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王安石對政見不同者採取了異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辭職要挾皇帝處分反對派大臣，征誅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領袖蘇東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時見到農民被變法所累--似乎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稱豬為--安石，也見農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蘇東坡提出《寒暑論》意在折衷，區別對待實際情況進行改革，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無情打擊，不用意變法就是我的敵人。
事實上，北宋後期黨爭由此發端。
既然王安石破壞了政治和諧與「君子政治」的傳統，那末，報復也就難免。
神宗死後，掌握政權的高太皇太後與舊黨立即廢除新法，並將新法干將驅逐。哲宗上台後再啟用章淳等，將舊黨成員報復驅逐。哲宗一死，向太後再出手將章淳驅逐，結果沒幾天，書畫皇帝又開始起用蔡京等新黨，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後又是一輪的報復。
北宋，世界歷史上文化，科技，經濟，制度最輝煌的一個朝代就這樣在報復與反報復中來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統治階級精英盡喪，最後留下來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級的人，普通官員和老百姓們就麻木地看著國家被女直人滅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變法起到了一個極端惡劣的破壞作用和引導作用。
④ 王安石評價
評價王安石，其實說的是評價王安石的變法，這就要放置到宋朝當時的大背景下來分析。
「王安石變法的本意究竟是什麼？我們來看他的這一段話，或許有啟發性：
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
也就是說，如果毫無身份地位的平民都能把商品買賣生產的權力占為己有，都能擅自獲得各種物品流通貿易的利潤，放縱他們無窮的慾望，這樣一來身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過只剩下一個名號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爛的衣服，成天憔悴憂愁，為國事操勞，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飽飯，使國家安寧、政治平穩，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選擇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財務，即便是堯舜也不能不把這作為要緊的事情來辦，更何況後代呢？
王安石的這段話可謂切中要害，甚至可以說是指出了後來明朝滅亡最關鍵的原因。尤其把這段話與崇禎皇帝的遭遇作對照，不能不說王安石是個天才的預言家。
王安石的想法是正確的，他的變法措施也正是力圖貫徹他的想法，即通過加強國家對私人經濟活動的控制、干預、管理來增加財政收入，為政府行使國家職能如抵禦外敵侵略、救濟災民、文化教育等提供充沛的財政支持。當年漢武帝正是任命桑弘羊實行類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對匈奴嚴厲打擊等連續的軍事行動。
然而在宋代初期，要實行這種性質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無論領導者的才能多麼卓越、品德多麼高尚，皇帝支持的決心多麼堅定，都無法改變結局。事實上，宋神宗支持改革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決，王安石更是「真士」中的「真士」，不僅超脫於個人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脫於一般的階級和小集團利益之上，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就出在宋朝政治制度的進化已經過於超前，先進得有些過頭了！皇權過度削弱，政府過度開放，政治過度民主，平民力量過度上升，等級制度過度破壞，輿論力量過度強大。再加上一點，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但思想意識卻根本沒有成熟，像一個被慣壞的孩子。所有這些都導致以加強國家對私人經濟的控制為目標的改革，在大批自認為民請命、以君子自居、置個人得失於不顧的文官集體反對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說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變法的極力反對者司馬光。他們都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傑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樑式的人物。
兩人立場很清楚，司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業者的立場上，而王安石則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
就當時具體情況而言，王安石的立場更有益。這並非是王安石代表進步，恰恰相反，中國當時不是不夠進步，而是進步得過頭了，王安石變法就是把中國往回拉一點，倒退一點。而司馬光等人不是落後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們本身就是進步的體現，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種進步已經超前了，有害而無益。
打個比方，就如一個人前進的路上有一道長長的裂縫，無法繞行。這道裂縫闊兩三米左右，如果就站在那裡直接立定跳遠肯定跳不過去，要摔進裂縫。但如果倒退個五十米，然後來個助跑沖刺，就可能跳過去。王安石的變法實質上就是要社會先倒退這五十米，然後通過助跑沖刺跳過這個裂縫。而司馬光等人不願意放棄已有的進步，不願意倒退這五十米，就這么直接往前走。」
⑤ 王安石在歷史上是個怎樣的人
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分化很嚴重。
有的人把王安石視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把他和董卓、安祿山、秦檜、魏忠賢這樣的梟雄、惡棍、奸臣列為一種人。他們認為，如果不是王安石鼓動宋神宗變更「祖宗家法」，就不會有北宋末年朝堂的上混亂，也就不可能有「靖康之變」，漢人就不會遭到那麼多的苦難。
另一種人則把王安石視為商鞅、管仲這種治國能手，是北宋走出衰敗的希望，之所以失敗，只是因為用人不當，或者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和掣肘。
總的而言，王安石對北宋末年的社會問題看得還是很清楚的，也拿出了很多辦法，這些辦法甚至在局部、局地推行也是相對成功的，但王安石在全國推行，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太過於強大，在政治上影響很大，甚至一度成為多數。歷來政治家對此都很頭疼，任何政治舉措都不可能在多數的反對下成功。後來的張居正改革，就是盡量不出動既得利益的模式下進行改革。
一方面是王安石本人性格急躁、專橫，把任何認同自己理念的人都視為同志，不論其是否投機者；把任何反對自己理念的人都視為自己的對手，而不論對方提出的是不是建設性意見。在這種模式下，北宋政治迅速由政爭陷入黨爭，北宋一直到滅亡，都沒有從黨爭中走出來。
一方面是王安石的政策有很多理想化色彩，比如黃仁宇就質疑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給貧困的農民提供小額低息貸款，這種思想很超前，但是傳統的官僚不是近代的銀行，掌握著近乎無限的公權力和暴力，則這種政策就可能成為迫害農民的新政。
所以，綜合對其評價，就是眼高，但是手低。
⑥ 對於王安石的評價
王安石在詞方面不弱於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氣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範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後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於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於舒、荊，死後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⑦ 王安石的歷史評價，客觀的評價的話到底怎麼評
對歷史稍微熟悉一點的都知道，王安石可以說算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在晚清之前，王安石可謂臭名昭著，甚至有人把他和秦檜並列為宋代兩大國賊。雖然在文學造詣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但政治評價上，王安石一直是抬不起頭的。官方修訂的《宋史》，更是把王安石定義為北宋亡國的元兇。
晚清之後，因為政治需要，王安石突然一下成了媲美孔孟的大聖人，這個形象一直被沿用至今，上了歷史課本，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那麼王安石客觀的說，歷史上應該怎麼評價呢？
無論從私德還是變法的初衷，王安石都是無可指責的，否則早就上奸臣傳了。（以王安石身後罵名之甚，沒上奸臣傳也算個奇跡。） 熙寧變法在短期內應該說也算成功的，締造了北宋的巔峰。
但是從結果論來說，熙寧變法並沒有效執行下去，並且演變了黨爭。要知道熙寧之前，北宋處於一個整個中國歷史君臣關系非常夢幻的局面，我敢說中國歷史沒任何一個時代君臣關系要比北宋熙寧變法之前好：皇權和相權達到了一個高度的平衡。而熙寧之後，新舊兩黨爭來爭去，朝政荒廢，朝令夕改，讓北宋迅速的沉淪了下去。說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罪魁禍首，也算公允之論。
⑧ 王安石變法評價
首先，推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雖然變法推行的時間不長，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寧間的六、七年內，京畿及各路興修水利共一萬七百餘處，溉田三十六萬多頃，等於全國墾田數將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處。 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於抑制豪強縉紳、高利貸者和富商大賈，給貧苦百姓帶來一定好處。由三司制定的國家預算，大大裁減了冗費支出，每年可節省行政費十分之四。荒地的開墾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稅收有所增加。冗員冗兵的裁減，不僅使府庫比前充實，也使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當時全國保甲民兵約七百餘萬，為仁宗朝兵額之六倍，但訓練費用僅占以前募兵費的五分之一。神宗時對遼、西夏作戰雖仍不利，但熙寧六年曾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國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獲短期之安定局面。
但是，革新是很不容易的。先要有人敢創新，後因人們習慣舊事物，不接受新事物，會用盡方法去阻撓新事物的產生。變法的內容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農民的剝削，打擊了他們的經濟特權，因此他們紛紛向神宗遞上奏章和文書，攻擊變法。這因此成為導火線。在進行變法前，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未能接納保受派的意見，使司馬光等「舊黨」大臣群起抨擊，遂使新政的推行，倍覺困難。而王安石的變法中，朝臣認為新政違反祖制，有些富豪因新政損害他們的利益，故激烈反對。而且，王安石急於求成，在短短數年內，次第頒布紛繁的法例，一事未已，一事又興，很難收到實際的成效。另用人但求擁護新法，而不問其品格，故幸進小人如曾布、魏繼宗等均為所用 ，日後在變法派中起了分裂、破壞的作用。
自宋初以來，各級官員冗濫無能，基層吏胥貪墨枉法，故欲富國強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而王安石變法注重於理財，忽略了行政之改革。以百孔千蒼之各級行政而欲其負責推行重大之變法，自不可能。在內政亟待改革的形勢下，王安石又屢啟邊釁，對西夏等用兵，結果作戰失利，使遼乘機略地，既損國威，又耗國力。加以久旱成災，飢民流離失所，守舊派遂以天怒人怨為藉口，大肆攻擊新政，使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亦大為動搖。新法本身也有缺點，例如貸款給農民，取息二分，仍嫌過高；農民借款容易，往往超借而難以清還。以上種種因素令都是導致黃安石變法失敗的，其中變法主要在與保字勢力的激烈爭斗中敗下陣來。
⑨ 時人今人對王安石的評價
撇開正史上的評論，這個人是個復雜集合體。
也許有改革的願望，但手法不當，樹敵過多，這在後世是遭到批評最多的地方。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那個時期完全是個虛假命題。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費。官員疊床架屋，甚至可以給親屬子女帶來十多個」蔭封「，國家財政緊張，巨額軍費，官費拖累經濟，在仁宗朝時已呈不得不變的境地。
神宗初登大位，急於扭轉這個局面，也就啟用了」負國家三十年盛名「的王安石。
因此，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迅速出台。
然而，除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岷五州外，無論內政、軍事，經濟，財政等諸多方面，王安石變法無一成果。
相反，變法的危害是巨大的，以最有意義的青苗法為例--也沒有實際效果。
《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錢谷為本，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聽起來很不錯，與現代的」農業小額貸款「相似。
事實上呢？
全國差異很大。
江南、成都平原地區本身就比較富裕，農民不需要這些小錢，不願意貸。而山陝山東等丘陵山區的農民則願意貸款，卻得不到這些錢。
地方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利潤指標，或者強制不需要的農民貸款，或者把這些錢交給地主放貸，需要貸款的反而拿不到手。
老百姓能滿意嗎？
這是王安石所處環境和學識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阻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王安石對政見不同者採取了異常激烈的手段，常以辭職要挾皇帝處分反對派大臣，征誅是也。
人所共知的文化領袖蘇東坡本是支持王安石的，只是在守制時見到農民被變法所累--似乎現在還有一些地方稱豬為--安石，也見農民的怨恨之情了。所以蘇東坡提出《寒暑論》意在折衷，區別對待實際情況進行改革，這就立即遭到了王安石的無情打擊，不用意變法就是我的敵人。
事實上，北宋後期黨爭由此發端。
既然王安石破壞了政治和諧與「君子政治」的傳統，那末，報復也就難免。
神宗死後，掌握政權的高太皇太後與舊黨立即廢除新法，並將新法干將驅逐。哲宗上台後再啟用章淳等，將舊黨成員報復驅逐。哲宗一死，向太後再出手將章淳驅逐，結果沒幾天，書畫皇帝又開始起用蔡京等新黨，一用就是二十年，然後又是一輪的報復。
北宋，世界歷史上文化，科技，經濟，制度最輝煌的一個朝代就這樣在報復與反報復中來回，一干就是70年，直到統治階級精英盡喪，最後留下來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級的人，普通官員和老百姓們就麻木地看著國家被女直人滅亡。
究其根源，王安石變法起到了一個極端惡劣的破壞作用和引導作用。
⑩ 對王安石的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范仲淹評價道： 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