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宜勇事件是什麼

❶ 求一篇·申論·述評·範文

以創新促和諧，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鍾 君 今年以來，國務院先後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等重要文件。這表明在社會分層日趨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復雜、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任務日益繁重、社會公共產品相對短缺的背景下，以創新求和諧，不斷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管理體制，積極創建促進社會和諧的新體制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大力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有著深刻的現實動因。黨中央和國務院不失時機地提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具有極為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是推動社會和諧的客觀要求。只有不斷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才能有效應對當前社會分層日趨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復雜、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任務日益繁重的現實情況，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給為重要的是，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是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是制約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過不斷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良性互動，從而真正實現科學發展。 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是一項綜合的龐大的創新工程，需要經過堅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為推動社會和諧，實現科學發展，必須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開拓思路、多策並舉，有重點、有步驟的逐步推進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這一重大歷史性任務。 其一，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重點內容，是要努力建立社會利益的協調機制，舒緩社會緊張，平和社會心態，促進社會和諧。黨中央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四個著力點，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系和發展社會事業，這些也是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著力點。工作要做實，重心要下移，優先解決廣大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一步做到了，才能為進一步開展更廣泛、更深入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以及整體推動改革開放事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完備的社會管理體制是比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浩大而艱巨的社會建設和改造工程，需要從長計議，穩步推進。 其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前提條件是加大對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的投入。這是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最實在的表現。而評價政府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用於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與用於受益對象的資金的比例。在國際上，一般認為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標志是60%以上的財政預算要用於社會發展，中國當前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可喜的是，最近幾年，中央和各級地方財政對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的投入不斷加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都在大力推進之中，社會事業投入嚴重不足的局面開始有所轉變。這是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部署的，也是全國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眾的福祉。 其三，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的關鍵是明確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分工。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歷史和現實的國情又非常復雜，再龐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攬全部社會事務。在目前我國社會自治能力較弱、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應進一步發揮公眾參與的作用，將公眾參與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維護和確保公眾和社會組織對社會管理的參與權。要創新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努力實現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建立健全重大決策聽證、質詢、公示、論證以及責任追究等制度，減少公共決策的隨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 其四，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難點在於新的運行機制的探索和創造。在經濟領域成功地實行了市場化改革以後，社會管理是否可以市場化？經驗證明，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的作用范圍是有限的。在某些社會領域，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領域則是負面的，無節制地在社會領域尤其是公益事業領域實行「市場化」、「產業化」，難免走偏方向。社會生活比經濟生活復雜得多，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不僅有市場機制，還有法律的、倫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機制，讓這些機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就必須創造綜合的機制系統。 總之，社會管理機制的改革和創新，對於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對於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對於推動我國經濟社會轉入科學發展軌道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推進。

❷ 什麼是十一五計劃十二五呢有啥區別

十一五計劃是中國制定並實施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同理，十二五計劃則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均是對不同五年計劃的簡稱。

二者的區別在於面臨的發展需求及問題不同，計劃的具體內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計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體現出了鮮明的階段性特徵。

十一五計劃從2006年開始實施，到2010年結束，十二五計劃從2011年開始實施，2015年結束，國家的十三五計劃正在實施中。

(2)楊宜勇事件是什麼擴展閱讀：

五年計劃的實施意義

1、對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標對公共部門仍具有重大影響力，因此對經濟的管理具有決定性作用，為國家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向。

2、對人民：國家五年規劃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規劃，是提高全體人民發展能力、創業能力、創新能力的規劃，指導全體人民根據國家發展需求不斷提升自我。

❸ 求一篇經濟危機過後的中國經濟形式的論文

建議
[摘 要]2008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引發了更多的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對本來正處於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動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已成金融危機背景下，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金融危機；勞資關系；對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勞動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是我國的企業，對本來正處於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資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機背景下，如何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 已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勞動關系現狀分析

勞動關系是企業內部最基本的關系。勞動關系是否穩定和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為了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應當對勞動關系不和諧的表現及其因果進行探究。

勞動關系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為實現勞動過程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為基本的社會關系。影響勞動關系的因素有許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內部因素；經濟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外部因素，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就是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影響我國勞動關系大的經濟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制改革，二是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我國經濟體制進入了一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型期，我國的勞動關系經歷著由行政化的勞動關系向市場化的勞動關系的轉變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的實質是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直接追求，工資最大化則是勞動的直接追求，勞動關系的矛盾和沖突即由此而來，這是影響勞動關系的內部因素。勞資沖突體現為勞動者的生存權和資本的財產權的沖突。由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居於社會經濟關系中主導的核心的地位，而勞動者居於從屬和被動的地位，所以，勞資沖突產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於勞動者一方的權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實現而致發生。

從我國目前勞資沖突的性質來看，絕大多數是由於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1]。總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勞資矛盾積累越來越多，進而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勞資沖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麼造成我國勞資矛盾高發這一狀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要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經濟的現代化、企業效率的增長，而且這種現代化和企業的效率增長，是以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作為一個推進器來推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就要把能夠去參與國際競爭的要素確立下來，毫無疑問這就是勞動價格的比較優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靠犧牲勞動者的就業條件和勞動條件作為一個發展的代價和前提。」[2]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勞動爭議不斷增多，爭議數量和涉及勞動者人數不斷上升，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的絕對數已經是所有類型企業中最高的。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 2003 年國有企業結案48771件，佔全國總數的21. 5%;其中集體爭議案件3623件，佔全國總數的33. 5%。在48771 件勞動爭議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勞動者申訴的，佔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單位申訴，只佔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個統計，在全國的群體性事件當中，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總體來看，就是勞工的群體事件佔到全國當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46. 9% ,將近一半。那麼在各種分類的統計裡面，勞資關系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響勞動關系的另一個大的外部因素是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些企業訂單減少、庫存增加、資金緊張、有的企業賴賬、毀約甚至是倒閉和半倒閉。降薪、停發工資、無限期放假、裁員是許多企業無耐的選擇，一些企業主不願意按法律給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經濟補償，出現了突然逃跑等種種行為，使得勞資糾紛井噴增多，引發更多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給本來就比較脆弱勞資關系帶來不少的沖擊。

從2008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來看，比起2003年增長了95% ,就是增長了幾乎是一倍。像東部地區，比如說像上海、深圳這兩地分別增長了300%和280%。根據楊宜勇研究員所提供的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去年中國共有6. 7萬家中小規模的企業倒閉，全年倒閉的企業超過了10萬家。由於長三角、珠三角大規模的企業倒閉，所以大量的民工失業，有的被拖欠工資，有的提前退保還鄉，所以導致勞動爭議和罷工的現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頻率在增加。

其實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客觀的存在，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廠採用減薪、不買社保、剋扣工資、推遲發工資、放假停工等形式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不僅增多，表現也更是激烈。面對這種情況，如果對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處理得當，可以成為推動市場經濟條件發展和完善、成為幫助走出經濟困境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如果處理不當，輕則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重則要引發社會動亂以威脅社會安全，於是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二、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徵

和諧勞動關系是指勞動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和諧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物（自然環境勞動條件等）的關系。

什麼是和諧勞動關系？ 這是我們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首先明確和把握的問題。從勞動關系本身屬性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系的變化，通過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要素、標準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謂和諧的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徵應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合同型的。

《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一經雙方當事人簽訂，即確立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法律關系，他們之間的有關勞動權利義務通過書面形式確定下來，使之固定化、具體化、以此規范和約束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並且通過勞動合同的履行，實現雙方各自的權利[ 3 ]。任何一方違約侵害另一方權益的，都要承擔經濟或法律責任。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不斷提高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合同意識，依法簽訂並嚴格履行勞動合同，充分發揮勞動合同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積極作用。

（二）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法制型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手段，是規范人們行為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在構成、運行、處理等方面應當實現法制化，法律原則、法律方式應當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勞動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以《勞動法》為龍頭建立了調整勞動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規范，在勞動關系運行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這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依據和保障。論文網

（三）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勞動關系主要包括：

（1）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系方面的重大問題，共同參與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2）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整勞動關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會從整體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手段，對涉及職工勞動權益問題，如工資、工時、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生活福利等，由工會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用以規范勞動關系雙方的行為，體現了勞動關系的共同決定權，改變了勞動關系事務的處理由用人單位一方獨占的局面，從而提升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地位和權利。

（3）職工民主管理制度。職工民主管理是職工依法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所在單位內部事務，其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職工意志對用人單位意志的影響和制約，用人單位意志對職工意志的吸收和體現，從而使勞動關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我國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職工代表大會，應當加強職代會制度建設，依法落實職代會職權，使職代會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機制。

（四）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救助型的。

勞動關系雙方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和看問題角度的不同，產生一些矛盾難以避免，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套解決矛盾和化解沖突的有效機制。我們既要正視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決矛盾。勞動爭議就是勞動關系矛盾的表現，勞動爭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影響范圍比較大，看似簡單的勞動爭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❹ 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新常態2000論文

論文示例：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標志著中國經濟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和准備，正在實質性地轉向新的發展階段。新常態是發展中的調整和調整中的發展相統一的歷史過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體現新常態的根本性特徵和推動新常態形成與發展的邏輯主線，這既是世界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將對中國整個社會的發展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新常態一旦形成並在實踐中展開，其時空意義必然會超越經濟領域而成為具有一定整體性的社會現象。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社會發展又該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新常態概念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一個新表述，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通常是聯動的，經濟的新常態也必然反映到社會形勢上。」本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說。
在社科院當日召開的「2014年度創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社會藍皮書》發布會上，「社會新常態」成了專家學者們熱議的詞彙。
社科院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社會也有一種發展的「新常態」，我國社會發展實際上進入一個「新成長」階段。社會發展呈現從以數量導向為主向以質量導向為主轉變的趨勢。
「從近兩年發展的情況看，這種新成長的特徵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呈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前發展形勢的新特點，或者說在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出一些轉折時期的特徵。」李培林說。
轉折一
城鎮化發展的階段轉折
國際上城鎮化的發展階段，通常分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區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等幾個階段。
我國城鎮化水平從2011年開始超過50%，2014年估計會達到近55%。李培林說，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加速型、跨越型的發展，一方面城鎮向人口集中還沒有結束，另一方面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現象已經展開，這預示著一種新的趨勢到來。
「雖然這些跡象還只是以農家休閑、鄉村養老、城市人經營鄉村第三產業等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一種未來大潮的徵兆。」李培林說，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並非城鎮化的倒退，而是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的提升，孕育著巨大的新發展空間。
社科院研究顯示，像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恐怕很難單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來解決城鎮化問題，估計我國城鎮化要到2035年前後達到75%才會穩定下來。
藍皮書稱，在我國，逆城鎮化的過程遲遲沒有產生，並非只是因為發展階段未達到或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問題，與戶籍的限制和農民住宅無法進入市場也有很大關系。
李培林認為，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結構變動彈性，應當因勢利導，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
轉折二
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階段轉折
最新研究發現，中國的失業率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情況下並沒有出現惡化，反映真實失業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與統計口徑有一定局限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非常接近。「這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候從未有過，是一種意外的驚喜。」李培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光金介紹，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進新增就業的措施發揮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業崗位1000多萬個；二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就業拉動作用，服務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於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如北京的快遞服務業和汽車代駕服務業這種新業態的就業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勞動力供求關系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和勞動力人口的總量都已經開始下降。
「未來我國甚至會出現比較突出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李培林說。
同時，社科院研究也顯示，經濟新常態下就業結構性問題突出。藍皮書作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雲說，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以高校畢業生為主的青年就業問題突出。預測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將超過30%，新成長失業人員及其中的應屆畢業生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大齡勞動者就業壓力或將增大，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被邊緣化；技能結構矛盾將進一步緊張；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影響，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就業難度或將進一步加大。
轉折三
收入分配變化的階段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在拉開收入差距、提升經濟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場經濟本身規律的雙重作用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一路擴大的態勢。這種態勢到2008年達到頂點，基尼系數為0.491。此後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數開始緩慢回落。
陳光金分析，這種回落得益於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城鄉差距開始縮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4年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區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對發展滯後的中西部地區已經連續近10年經濟增長速度快於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三是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四是大規模地減少貧困。
陳光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為增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量和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
藍皮書作者、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未來我國總體居民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但「個人所得稅的快速增長值得重視」。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12.4%，而全部稅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轉折四
職業結構變動的階段轉折
陳雲對記者表示，經濟新常態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必然伴隨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深刻變化。
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和中西部地區趕超為特點的區域性結構變化，都將要求對人力資源的配置進行調整。
2013年，我國經濟產出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而第二產業比重為43.9%，第一產業比重為10.0%。2014年延續了這種態勢。社科院預測，到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有可能首次超過50%。李培林認為：「這是我國即將從工業化中期轉入工業化後期的重大標志。」
李培林說，由於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於工業，更高於農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也會更深刻地反映到職業結構的變動上。或者說，我國將開始一個新的職業結構階段，即所謂「白領時代」，在非農從業人員當中白領從業人員總量超過藍領從業人員。西方國家一些有爭議但備受關注的議題如「大眾消費時代」、「中產階層」等都是在這個階段提出的。
轉折五
居民生活消費的階段轉折
200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曾連續十幾年呈下降態勢，但近兩年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強勁。
根據2014年上半年的數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
「經濟新常態下，消費也處於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陳光金說，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應進一步優化，要讓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費增長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國內消費已經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李培林說，居民生活消費層級不斷提升，以房、車、休閑、旅遊、通信、網購引領的新型大眾消費時代到來。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認為，應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換，包括讓民間投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投資主渠道，讓國內社會消費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
轉折六
社會發展質量的階段轉折
「社會新常態」也意味著人們要直面環境污染、貧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戰，並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解決問題，提升社會發展質量。
社科院研究發現，目前，勞動爭議仍然是社會矛盾沖突數量最多的一個方面。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共受理案件52.2萬件，涉及勞動者72.1萬人，同比分別增長5.6%和11.1%。
由各種勞動爭議引發的勞動者群體性事件數量也有較大增長，事件焦點主要涉及工資（討薪）、企業裁員和經濟補償、計程車運營爭議、職工保險福利爭議等問題。
此外，房價、食品葯品安全、環境質量等仍為人們關注的主要社會問題。盡管政府出台了多種措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些依然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問題。
「社會新常態下，我國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發展數量和規模擴張的階段，已經逐步為更加註重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階段所替代。」李培林說，如今，人們對生活質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氣清潔、滿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個更加註重社會發展質量的新階段已經開始。
李培林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適應這種新常態。
上述六個階段轉折，意味著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常態，或者說一種新成長階段。這既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也意味著新的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

❺ 人民日報：誰是弱勢群體

人民日報：誰是弱勢群體？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來源：網路

誰是弱勢群體？收入差距加大致國民弱勢心理蔓延

1. 有車族、大學教授等紛紛自稱為「弱勢群體」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讓「弱勢心理」蔓延

「你覺得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嗎？」記者問。

「是的，我屬於。」扛著編織袋的農民工這樣回答，大學生、小商販這樣回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元的「白領」、「金領」們也這樣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價菜價一起漲，弱勢群體難招架」，「大學教授也是弱勢群體」，「醫生是絕對的弱勢群體」……在互聯網的各種論壇里，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也常常應者雲集。

「弱勢群體」不是新詞彙。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之後，社會上一般將「弱勢群體」的范圍定義為「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連開私家車的人都說自己「弱勢」，是不是太過矯情？

「這些人，光和特別有錢的人比。一個月拿1萬多、經常坐飛機，還說弱勢！」田林3年前從貴州一家軍工企業退休，近40年的工齡，月養老金剛過1500元。「我們廠里好多高工，當年也是復旦、同濟畢業的高材生，現在退休了也就拿兩三千元。他們還沒抱怨，大城市裡每月賺1萬多的小年輕卻天天喊窮，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這么認為。他從黑龍江農村老家出來，幫老鄉管理一家小建築公司，年收入10來萬。「別看有點錢，我仍然屬於弱勢群體。」老章說：「每到一個地方，你得先請有關部門的人吃飯。安排到位啥都好辦，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塵、噪音說事兒，讓你干不下去。一個村委會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夠嗆！不送紅包，村裡就設路障堵車。更別說為了拿項目蓋章、貸款啥的，老難了！」他抱怨「掙點錢，低聲下氣」。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實指出，界定「弱勢群體」主要有三個標准：

按經濟學標准，弱勢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徘徊在貧困線邊緣；就業不穩定，容易失業；工作條件惡劣；缺乏社會保障，等等。按社會學標准，則包括社會地位、社會融合度等特徵，比如一些職業雖然收入高，但缺乏社會尊重或者「難登大雅之堂」，從業者覺得被社會邊緣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溝通，語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絕感。按照政治標准，則涉及個人的權利權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會的歧視等等。

如今那麼多並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人認為自己「弱勢」，原因何在？

「隨著經濟社會加快轉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都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的沖擊。」李實說，近幾年，雖然人民群眾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幾年隨著資源向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集中，小企業的生存開始變得艱難，有遭受排擠的『不公平』感。此外，個別權力部門的『尋租』問題還十分突出，使一些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強勢』者仍然無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實說。

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

2. 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困人口，構成我國弱勢群體的主要部分

——在中國仍然有超過359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城市底層居民生活困難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廣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這些奢侈品商標，計程車司機李雲強一個都拼不出來。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面前走過的時尚男女，只為有人招呼他「拉活兒」。

老李一個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撐著全家的開支。「在北京，這點錢真不夠花。老婆從不去超市買菜，總是趕在大市場收攤時買人家挑剩下的『堆兒菜』。」開了16年出租，他的頸椎、腰椎都不好，但還顧不上看病。「家裡存款不多，怕不夠孩子上大學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勢群體誰是？」老李指著商場大門說：「那些人買一件衣服的錢，我可能一年都掙不回來。」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幾個小區翻撿居民垃圾箱。「物業的清潔工早晨才來，我能撿到不少有用的東西。」王元菲56歲，她和丈夫都沒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價漲得厲害，她說如果自己不出來「拾荒」，家裡吃飯、水電費都成問題。撿回來的東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鄰右舍都有意見，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年近七旬的劉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頂上乞討。高海拔的日曬在她臉上、手上留下了一層硬痂。別人勸她進城討去，她捨不得家裡的癱瘓兒子。劉四玲告訴記者，家裡的地被「開發」了，但給她的補償款比別人少。她找到村委會，人家三兩句就把她打發走。「我一個沒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誰說理去！」

盡管有專家說，「弱勢群體」是個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但在當下的中國，像王元菲、劉四玲這樣的人，無疑是絕對的「弱者」。

「我國的弱勢群體，主要是農民中的絕大部分人、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人口。」李實說，由於農業生產具有「靠天吃飯」的特點，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狀況非常不穩定。進城的農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類公民」對待，在城裡干最苦最累的活兒，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中，有些人的生活還比不上有土地作為最後保障的農民，當現金性收入斷絕的時候，城市貧困家庭連吃飯都成為問題。

相關數據顯示，按照年人均純收入1196元人民幣的貧困線標准，中國仍有359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戶2340萬人，月人均補助160元。盡管近年來政府千方百計提高救助標准，降低救助門檻，但許多城市困難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戶，生活困頓不堪。「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窮人有多窮。」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目前中國城市人口的貧困仍被嚴重低估，實際的貧困人口數，約占總人口8%以上。

不僅是經濟上的「弱勢」。近年來，征地強拆、黑磚窯、工資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農民、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居民等人群。

3. 誰在聽他們說，誰能為他們說

——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是扶持「弱勢群體」的重要方面

李雲強目前每個月開出租能掙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兒錢」。所有的司機都抱怨「份兒錢」重，可沒人敢和老闆說不。「誰敢跟『飯碗』叫板？現在出租公司都是私營的，找個借口就能把你開除。」李雲強回憶，十來年前報紙上還替他們呼籲過這事兒，但現在沒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裡有個小電視，她也偶爾翻看那些揀回來的報紙、雜志。「我覺得現在的電視劇、報紙什麼的都在說有錢人的生活，好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根本不存在。」

農民出身的小老闆章德旺現在經常上網。他注意到近幾年一些事件通過網路「炒熱」後，確實幫很多基層老百姓解決了難題。「不過，又有幾個農民是捨得買電腦、上網的？」章德旺認為網民發帖並不能完全代表群眾的聲音，「有的網站為了點擊率故意扯玄，據說現在還有專門發帖的公司。」他說，今年以來一些農產品價格漲幅比較快，網路上替城裡人抱怨的多，為農民說話的少，那是因為「誰用得起，誰的嗓門就大。」

「媒體話題一般追求新聞效應，甚至在篩選事實。在一個社會中，傳媒對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社會公眾對弱勢群體的認識，乃至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給弱勢群體表達利益的機會，媒體的責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捨，這讓國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層就走樣兒，效率、針對性打折扣，比如蓋辦公樓不差錢，扶貧卻捉襟見肘。但政府和官員也同時面對輿論壓力，如果媒體能多反映農民和底層市民的生活現狀並傳達他們的希望和要求，的確能引起管理部門對弱勢群體的重視。」李實說。

「北京有7萬名出租司機，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無援，」李雲強覺得應該有工會之類的組織替大家出頭，跟老闆討價還價。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必須建立利益訴求凝聚和表達的組織依託，即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積極穩妥地發展民間組織，充分發揮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機構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領導下的協商對話制度、利益表達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讓很多「弱勢群體」面對自身權益受損時，因為維權成本過大而選擇了沉默和放棄。專家指出，對經濟、文化和法律意識等處於不利局面的「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使他們能夠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護，是政府的責任。據了解，目前我國共有法律援助機構3000多個，擁有專職人員1.2萬多人，但相對社會需求依然遠遠不足。

4. 讓「弱勢群體」早日富起來、強起來

——「弱勢群體」大量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表現。要加大公共政策對其傾斜力度

「任何社會當中都有弱勢群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李實認為，特別是處於轉型階段的國家，由於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勢群體的問題尤為突出。

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橄欖型的社會構架，但他們也同樣經歷過因弱勢群體龐大而導致各類社會問題積聚的階段。比如美國在二戰前的大蕭條時期就是這種情況。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來慢慢消除社會矛盾。

解決中國目前「弱勢群體」的問題，同樣需要從公共政策入手。

——讓弱勢群體富起來。「最近剛剛出台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認為這其中要特別突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點應放在『提低』上，窮人漲工資得『快上加快』，這才能縮小收入差距。而這涉及到收入增長計劃、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調整，是個系統工程。比如用公共財政給保障房、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擴大補貼范圍、提高低保金發放標准、實現低保金與物價聯動等等。

此外政府還應加大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事業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加公共產品供應種類與數量，讓低收入群眾享受均等公共服務與及時社會救助。」李實說。有專家測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間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較大進展，至少應當減少基尼系數0.05，將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8減少到0.43左右。

——讓弱勢群體強起來。「比如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消除對進城農民工『身份歧視』，讓他們享受平等的就業、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發展民間社團組織，鼓勵勞資之間開展薪酬、福利談判；保障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和參與社區事務權，等等。此外，掌握話語權的各類媒體，也應該增加對弱勢群體的關照，反映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促使全社會從感情上接納弱勢群體，在行動上關注弱勢群體，在各種制度設計時照顧弱勢群體，把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當作構建和諧社會的頭等大事。」李實說。

❻ 社會新常態六新內容

中國社科院解析「社會新常態」：面臨六大階段性轉折

社科院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社會也有一種發展的「新常態」，我國社會發展實際上進入一個「新成長」階段。社會發展呈現從以數量導向為主向以質量導向為主轉變的趨勢。

「從近兩年發展的情況看，這種新成長的特徵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呈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前發展形勢的新特點，或者說在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出一些轉折時期的特徵。」李培林說。

轉折一

城鎮化發展的階段轉折

國際上城鎮化的發展階段，通常分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區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等幾個階段。

我國城鎮化水平從2011年開始超過50%，2014年估計會達到近55%。李培林說，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加速型、跨越型的發展，一方面城鎮向人口集中還沒有結束，另一方面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現象已經展開，這預示著一種新的趨勢到來。

「雖然這些跡象還只是以農家休閑、鄉村養老、城市人經營鄉村第三產業等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一種未來大潮的徵兆。」李培林說，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並非城鎮化的倒退，而是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的提升，孕育著巨大的新發展空間。

社科院研究顯示，像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恐怕很難單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來解決城鎮化問題，估計我國城鎮化要到2035年前後達到75%才會穩定下來。

藍皮書稱，在我國，逆城鎮化的過程遲遲沒有產生，並非只是因為發展階段未達到或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問題，與戶籍的限制和農民住宅無法進入市場也有很大關系。

李培林認為，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結構變動彈性，應當因勢利導，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

轉折二

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階段轉折

最新研究發現，中國的失業率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情況下並沒有出現惡化，反映真實失業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與統計口徑有一定局限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非常接近。「這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候從未有過，是一種意外的驚喜。」李培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光金介紹，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進新增就業的措施發揮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業崗
位1000多萬個；二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就業拉動作用，服務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於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如北京的快遞服務業和汽車代駕服務業這
種新業態的就業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勞動力供求關系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和勞動力人口的總量都已經開始下降。

「未來我國甚至會出現比較突出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李培林說。

同時，社科院研究也顯示，經濟新常態下就業結構性問題突出。藍皮書作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雲說，這主要表現在四個
方面：以高校畢業生為主的青年就業問題突出。預測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將超過30%，新成長失業人員及其中的應屆畢業生比例均
呈上升趨勢；大齡勞動者就業壓力或將增大，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被邊緣化；技能結構矛盾將進一步緊張；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影響，農村勞動力向二、
三產業轉移，就業難度或將進一步加大。

轉折三

收入分配變化的階段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在拉開收入差距、提升經濟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場經濟本身規律的雙重作用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一路擴大的態勢。這種態勢到2008年達到頂點，基尼系數為0.491。此後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數開始緩慢回落。

陳光金分析，這種回落得益於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城鄉差距開始縮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4年增長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區域差距得
到控制，相對發展滯後的中西部地區已經連續近10年經濟增長速度快於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三是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現持續增長的態
勢；四是大規模地減少貧困。

陳光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為增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量和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

藍皮書作者、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未來我國總體居民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但「個人所得稅的快速增長值得重視」。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12.4%，而全部稅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轉折四

職業結構變動的階段轉折

陳雲對記者表示，經濟新常態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必然伴隨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深刻變化。

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和中西部地區趕超為特點的區域性結構變化，都將要求對人力資源的配置進行調整。

2013年，我國經濟產出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而第二產業比重為43.9%，第一產業比重為10.0%。
2014年延續了這種態勢。社科院預測，到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有可能首次超過50%。李培林認為：「這是我國即將從工業化中期轉入工業化後期的重
大標志。」

李培林說，由於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於工業，更高於農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也會更深刻地反映到職業結構的變動上。或者說，我國將開始一個新的職業
結構階段，即所謂「白領時代」，在非農從業人員當中白領從業人員總量超過藍領從業人員。西方國家一些有爭議但備受關注的議題如「大眾消費時代」、「中產階
層」等都是在這個階段提出的。

轉折五

居民生活消費的階段轉折

200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曾連續十幾年呈下降態勢，但近兩年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強勁。

根據2014年上半年的數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

「經濟新常態下，消費也處於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陳光金說，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應進一步優化，要讓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費增長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國內消費已經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李培林說，居民生活消費層級不斷提升，以房、車、休閑、旅遊、通信、網購引領的新型大眾消費時代到來。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認為，應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換，包括讓民間投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投資主渠道，讓國內社會消費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

轉折六

社會發展質量的階段轉折

「社會新常態」也意味著人們要直面環境污染、貧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戰，並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解決問題，提升社會發展質量。

社科院研究發現，目前，勞動爭議仍然是社會矛盾沖突數量最多的一個方面。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共受理案件52.2萬件，涉及勞動者72.1萬人，同比分別增長5.6%和11.1%。

由各種勞動爭議引發的勞動者群體性事件數量也有較大增長，事件焦點主要涉及工資（討薪）、企業裁員和經濟補償、計程車運營爭議、職工保險福利爭議等問題。

此外，房價、食品葯品安全、環境質量等仍為人們關注的主要社會問題。盡管政府出台了多種措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些依然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問題。

「社會新常態下，我國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發展數量和規模擴張的階段，已經逐步為更加註重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階段所替代。」李培林說，如今，人們對生活質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氣清潔、滿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個更加註重社會發展質量的新階段已經開始。

李培林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適應這種新常態。
上述六個階段轉折，意味著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常態，或者說一種新成長階段。這既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也意味著新的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

❼ 構建橄欖型分配分局的意義

橄欖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對較少，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與「橄欖型」分配結構相對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結構，即低收入者佔大多數的分配結構，這是一種兩極分化的結構。盡管對於當前我國是否屬於「金字塔型」分配結構，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過大，並且呈現繼續拉大的趨勢，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事實。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購買豪宅、名車及各種奢侈品一擲千金，甚至令發達國家的民眾都感慨「中國人真有錢」；另一方面，我國大多數人只是實現初步小康，還存在數量眾多的貧困家庭。許多國家的實踐都證明，收入分配結構呈「橄欖型」的社會比呈「金字塔型」的社會要穩定得多。在我國，人民群眾對收入差距拉大已經意見很大，並且成為許多社會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
貧富懸殊仍在拉大
相關數據顯示，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這跟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對比。而且，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說到貧富懸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個概念——「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相關人士告訴記者，由於基尼系數的計算過程比較繁雜，計算方法也不統一，目前我國國家統計局並不統計基尼系數這一指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此次中央對分配問題的強調，除了「提低」，另一個重點是「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從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的角度看，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關重要。多年來，相對於外貿和投資中國經濟三大動力中的消費顯得薄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佔比重不夠大。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就已強調。多位學者認為，這表明中國決心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然而，「我國至今為止都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楊宜勇有些遺憾地表示。
楊宜勇認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相關的，收入和財產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數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難以提高。
對此，高書生認為，在解讀「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時，學界還出現了兩個偏差或誤讀，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讀為中產階層，二是將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人解釋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來，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對於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兩種解讀事實上幾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這一認識，才能從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現實問題。
高書生意下的「現實問題」如，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發展目標。通過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更好地滿足人們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例如，加強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擔的新稅種，鼓勵高收入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等。同時，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在稅收杠桿中，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應當得到重視。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了調整，新增了實木地板、遊艇、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錶等稅目，但對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健身類、保健類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有專家建議，應當對消費稅稅目和徵收范圍進行適時適當調整，增強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
在當今中國，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會學理論中「橄欖型社會是穩定的社會」的判斷，也已經得到學界和公眾的普遍認可。
社會學理論認為，一個社會大致可分為4個階層：富裕階層、中間（中等）階層、勞工階層和貧弱階層。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的數列，收入和財產從富裕到貧窮逐級遞減，這就讓每一個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在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屬於中間階層，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按照這一劃分方法，中等收入群體，正類似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衡量，不僅包括收入和財產，還應包括職業聲望和自我認同。
在物質財富方面，「收入中等，寬裕有餘」是他們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會以其消費的方式和財產的擁有表現出來。一般認為：有房有車，有一定的金融資產，是其顯著標志，因此中間階層在國外有時也被稱為中產階層。其實，這個衡量尺度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在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應該是異曲同工，或者說，「小康」生活水平其實是中間階層的中國式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財產是收入的積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對於這一群體的形成很重要。
在職業方面，當今社會，職業穩定性相當重要，因為由職業獲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會評價。一般而言，因為知本的崛起，「憑本事吃飯」的知識分子或專業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會得到大多數人的青睞。因此，知識分子、白領、專業人士常常是中間階層的近義詞。
在自我認同方面，由於中間階層意味著一種個人和家庭的有尊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因而承載了很大一部分公眾的期待和夢想。不但在發達國家，而且在一部分發展勢頭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社會大眾都熱衷於躋身中產的行列。發達國家的中間階層認同率達到60%—70%，而在印度，認同率能達到80%。中間階層認同率高，說明一個社會在生活態度上的積極上進，公眾覺得有奔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於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群體正在逐漸形成。中國社科院的陸學藝教授經過長期研究後指出，如今中國的中間階層能佔到23%；而在5年前，這個數字是18%。陸學藝教授曾經期望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以每年1%的幅度增長，現在看來，這個期望正在變成現實。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國的中間階層能夠佔到人口的1/3。隨著今年開始的社會分配政策的調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
社會學理論認為：有社會責任心的中間階層應該是社會中堅，但這有待於這個階層的「自我意識」亦即常說的公民意識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願者自發奔赴災區參加抗震救災，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識的覺醒。
然而，很多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這與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房價高企、持續上漲密切相關。因為擁有一套自有房產通常被看作是中間階層的標識，而當本來有望進入中間階層的社會群體距離這個期望越來越遠時，就會引起利益攸關者的騷動不安。於是，「房奴」、「蟻族」為代表的公眾輿論開始進入社會主流意識。
一個社會中的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壯大，也需要社會管理者理性地給予培育。在發達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採取過一些政策措施幫助藍領工人購買自己的住房，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產，譬如對購房者減免稅收乃至予以補貼。二戰以後，很多國家的政府以住房社會政策來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
30多年前，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表達：讓大多數中國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數學者認為，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穩定的國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高、低收入者所佔比重都不大的「橄欖型」結構。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分配格局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即中產階級。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里，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和公平的發展機會，生活比較安定，社會成員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實進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內去認識，正考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二是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發酵而強化的問題，如貿易保護主義、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一切為選舉服務、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面對守住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多數黨席位壓力的奧巴馬政府，屆時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犧牲國際利益換取國內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時期，一度「克制」的柯林頓國務卿頻頻在人權、網路安全等議題上對中國發難，撇開對華大戰略考慮，顯然有國內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國發展轉型衍生的問題。比如，奧巴馬「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鼓吹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的重大調整，尤其強調美國要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調整結構。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始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的炒作上升到戰略高度，進而容易演變成集體對華施壓的戰略性舉措。一旦處理不慎，容易與已然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糾結在一起，共同沖擊中美經貿關系的基礎。除去上述變數所導致的眾多問題外，還有一些力量在人為激化中美之間的矛盾。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海外輿情。如位於紐約的美國調查公司歐亞集團關於中美關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的預測，盡管論據極不充分，但影響卻十分巨大，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強加的印象，並因此對號入座，彼此相互印證，給客觀事實人為增加幾分主觀色彩，進而誇大風險性與矛盾性，掩蓋中美關系的基本面與合作面。其結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變得更加復雜，進而因此「綁架」整個中美關系發展大局.

❽ 就業後的問題（請高手指點）

中國加入WTO後的就業問題研究，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破題：一個是中國正式加入WTO時點（2001年12月11日）後的就業問題，這其中既包括舊問題，又包括新問題；另一個是中國加入WTO後引發的新的就業問題。該報告的研究主要側重於後者。但是由於獲取細分數據的困難，只能先對就業做總體分析，然後，摘出與加入WTO直接相關或者直接相關程度較大的就業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加入WTO後就業機會的發展趨勢與問題

加入WTO後，就業情況變得更加復雜。一方面，加入WTO前具有的人口總量過剩型失業和體制轉軌型失業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加入WTO後出現的結構調整加劇型失業和勞動力觀念滯後型失業凸現出來。由於中國加入WTO過渡期內有關保護政策的作用，加入WTO對於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未能充分展開。從近期來看，勞動力的崗位調整要加劇；從遠期來看，就業機會總體上仍然是不斷增加的。

（一）近期發展趨勢

1、就業機會的沖擊沒有原來預計的那麼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

（1）加入WTO以後，受美國經濟緩慢復甦的影響，世界經濟發展一度相對有所好轉。

（2）由於中國加入WTO後有一個過渡保護期，保護期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緩沖作用，一些行業沖擊效應可能弱化或者延遲，有的行業甚至反轉，製造業的優勢凸顯出來。加入WTO沖擊效應弱化的一個原因是，世界市場是分層次的，中國目前還處在垂直分工體系的下端，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在加入WTO後有更加廣闊的發展餘地；另一種解釋是，中國在申請加入GATT時，其實就開始了向WTO邁進的步伐。經濟外向依存度不斷提升，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預防加入WTO過度沖擊的效果。

（3）外資進入中國的速度不斷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就業的作用。

（4）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初見成效，勞務輸出開始啟動。

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加入WTO一年來對中國就業機會的影響總體上產生利大於弊的效果，當然這些影響目前還只是暫時的，對於中國就業機會的深遠影響，還需要更長一些的時間才能充分展開。

2、城市勞動力市場化就業狀況略有好轉

加入WTO後�盡管一方面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就業狀況有輕微的好轉。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2002年第三季度，對全國89個城市勞動力市場進行的調查表明：從總體情況來看，勞動力總量仍然是供大於求的局面，求人倍率為0．78，與上季度和2001年同期分別上升了0．04和0．03。

（1）加入WTO後勞動力需求的新特點：

①中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進一步顯現，成為新的就業增長點，但是其增長潛力究竟如何還需要繼續觀察。

②加入WTO後，在第二產業就業中，製造業是新的增長點；在第三產業就業中，社會服務業和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成為了新的增長點。

③加入WTO後，股份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趨勢逐漸明朗，加上其用工制度靈活且趨於規范，人員要求又涉及各個行業，且企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這些單位已經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

④加入WTO後，為生產直接服務的職業崗位增加，而為生產間接服務的職業崗位其增量相對有所減少，其中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需求較大，與製造業的初步繁榮是相一致的。

⑤加入WTO後，勞動者的性別差異日益淡化，而其綜合素質、專業技能和管理才能越來越被看重。

（2）加入WTO後勞動力供給的新特點：

①由於就業結構變化日趨頻繁，勞動者出現了主動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的傾向。

②加入WTO後，下崗職工求職比重下降和失業人員求職比重上升，與下崗職工出中心，一部分沒有實現再就業的下崗職工直接轉為失業有密切的關系。2003年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進口將關閉，新產生的下崗職工將直接轉為失業人員，這也將成為導致未來失業人數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農村剩餘勞動力、在業人員、下崗職工分別下降了2．1、1．5和1．3個百分點，下降幅度也較大。

③加入WTO後，青年成為勞動力市場最活躍的分子，而且男性勞動力就業的家庭和社會責任壓力比女性更大。

（3）加入WTO後勞動力供求狀況對比的新特點：

①加入WTO後，商業和服務業與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工種的就業機會有所增多，而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就業機會有所減少。這一點也在大學生分配難得到了印證。2002年大學生一次就業率只有70％左右，比2001年有所降低，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②加入WTO後，從勞動力市場的增量來看，女性的就業狀況略好於男性，45歲以上的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實現再就業的難度較大。

③加入WTO後，人才在勞動力市場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其中技師和高級技師尤其稀缺。今後，提升大專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顯得比較緊迫，大專畢業生應該以培養高級專業技術工人為導向。

3、農村就業機會不足，農民工外出就業增多

加入WTO後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的新特點是：

（1）農民工返鄉減少效應大於外出減少效應。

（2）城市企業為農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被監測企業新招的農村勞動力同比增加10．7％，退離的農村勞動力同比減少了7．8％，被監測企業使用農村勞動力總數比2001年同期增加4．3％。

（3）外出農民工就業收入增加，說明這種就業是由有效需求直接拉動的。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人均月收入為645．4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2．7％。

（4）東部農村的就業機會增多，而中、西部農村的就業機會相對不足，使得來自東部的新招農村勞動力略有減少，而來自中部和西部的新招農村勞動力略有增加。

（5）由於對農業沖擊的壓力開始初步顯現，農村勞動力開始主動向外尋找機會轉移，而事實上，加入WTO後也給城市經濟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使得外來農民工的求職成功率大幅度上升。

（二）長期發展趨勢

據各方面測算，加入WTO後，盡管對目前就業機會的沖擊不大，但是就業機會的結構轉換將在2004年－2006年間加劇表現：

1、就業機會呈凈增加的狀態，但是沒有一些人原來估計的那麼樂觀。以後每年因加入WTO，直接拉動經濟增長1．6－1．8個百分點，中國將增加大約200萬個就業機會。

2、就業結構不斷升級。由於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未來第二產業在中國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從長期來看，未來第三產業、特別是社區服務業的就業總量將呈迅猛發展的勢頭，但是一些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對於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

3、結構性失業成為主要特徵。這其中既包括勞動者文化素質和技能與新增就業機會崗位要求之間的不匹配問題，也包括勞動者創業精神不足與市場潛在機會增多的不匹配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特別關注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使得加入WTO不僅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於就業的增長，以遏制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斷攀升的勢頭。

加入WTO後就業環境的發展趨勢與問題

我們認為，加入WTO對中國就業的影響，主要的不是就業機會問題，而是就業環境問題。因此，我們在應對加入WTO後的就業環境問題時，既要抓體制建設，完善政府與市場就業之間的關系；又要抓制度建設，協調勞動與資本的沖突。

1、低端勞動力市場就業質量有所下降

從就業的質量來看，中國加入WTO以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將進一步加深：一方面，由於國際勞工組織的倡導，人們未來將追求和主張「體面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由於對資本的吸引和企業出於國際競爭力方面的考慮，一些簡單、通用、熟練型的工種可能出現就業質量下降。這就是國際上說的不是追趕競賽「RACE TO THE TOP」�而是尋底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這一點過去已經在鄉鎮企業和一些外商合資企業�外來加工型中得到了證明。一般說來，更長的勞動時間，更加惡劣的生產環境�有毒、有害，更加低廉的小時工資，更加裸露的社會保障制度，將成為就業向下競爭的主要標志。這是由資本的意志所決定的。中國未來的就業質量會在一定程度上毫不例外地向下發展，究竟向下發展到什麼程度，取決於這兩種力量的平衡狀態，特別取決於加入WTO以後，工會作用的到位程度。

2、勞資糾紛、勞動爭議會大量增加

加入WTO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的增長速度，不得不屈服於資本強權，人為地製造一種不利於勞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勞工迫於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短缺的壓力，可能會忍氣吞聲地接受這種現實，但是內心的不滿情緒會增長。如果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隨著勞資矛盾的不斷尖銳，一旦有風吹草動，或者因為某個極端事件作為導火索，會造成大規模的旨在維護勞工權益的群體性事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後，工人的各種知識和意識普及加快，特別是法律意識，所以他們對於貫徹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賦予他們的權益將變得越來越主動，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問題的一個標志是勞動爭議案件不斷上升。

3、工會特別是基層工會的職能應進一步加強

加入WTO以來，我國工會組織的擴展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特別是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工會的組建問題，顯得尤其緊迫。如何改進現有工會的工作，使工會更加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集體談判、下崗分流、破產關閉、兼並收購、搬遷轉產等項關系工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充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和主張，將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因此，基層工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省總的指導下，應該在推行集體談判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通過實現勞工與資本的對話，維護勞工的就業基本權益不受傷害。

從就業環境的發展趨勢來看，如何防止繼續惡化的傾向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完善體制建設，找到解決問題的機制所在；另一方面要加強法治建設，使各項有效的規章制度法制化。

加入WTO後就業宏觀調控的著力點

盡管加入WTO後，就業問題和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復雜，但是政府全面促進就業的思路不能復雜。各種應對辦法必須分清層次、分清主次。所謂加入WTO後就業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就是要解決舉綱的問題，本報告第四部分關於緩解就業形勢的主要對策，就是要解決張目的問題。一般說來，解決就業問題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事前解決，從戰略上安排好，重在治本；另一種是事後解決，從戰術上進行修補，重在治標；兩者都發生作用，但是前者的效果更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加入WTO後，我國的就業政策要轉型，要提升到新的境界，要由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轉向把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我們要更多地習慣從戰略上思考就業問題的解決。

（1）把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出發點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時，都應該對宏觀勞動力的供求平衡算一本賬，以此為重要的約束條件，求解具體的經濟發展措施和社會發展措施，並且把控制失業率和新增就業機會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和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

（2）充分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調控失業率

治理失業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政府也決不是無能為力。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都是可用的工具，一個工具不好使，可以多個工具組合起來使用。

（3）保護就業困難群體

經濟發展的確是就業之母，但是經濟發展不可能自動解決所有的就業問題。那麼，這個時候政府必須採用事後的辦法，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後顧之憂。一方面要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要通過提供有效的培訓，幫助他們盡快重返勞動力市場。

（4）維護就業公平

在促進市場化就業的同時，政府一方面要保護就業弱勢群體，另一方面還要維護就業公平。一是要為農民工就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堅決取消針對農民工的亂收費；二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公開的就業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行為，比如「限男性，年齡35歲以下」等招聘廣告。

（5）積極開發人力資本

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不是一般意義的人力資源，而是濃縮了人力資本的人力資源。所以，政府必須堅定不移地普及義務教育，必須鼓勵發展中等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積極引導高等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同時加快教育方式改革。（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 執筆人：楊宜勇）
畢業總是讓人悲喜交加，終於結束十多年的學生時代，帶著獨立的興奮和對未來的茫然以及一窮二白的社會經驗，拋去家人的經濟支持，獨自一人面對嚴峻的就業壓力。是順應形勢找份只要能賺錢的工作，然後再考慮改變就業方向，做回老本行；還是根據自己的特長找准職業定位，堅持選擇一份適合自己的職業？

就業派：先獨立才有權利自由選擇

小雪，女，24歲，考古專業

當初選擇考古系是因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領域，可以考察人類歷史中那些激動人心的事情。可是當坐在課堂上就明白了，任何一個系別都有讓你頭疼的枯燥學科。4年的學習生活，只讓我的心越來越冷，現在面臨畢業，根本就不可能堅定當初的理想，畢竟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最要緊，不是我不想擇業，當你聽說那些公司只有一個招聘名額，卻有好幾十人去爭搶，其中還不乏研究生、博士生，這樣的環境怎麼能不讓你著急？更不要說有業不擇了。我還是很喜歡考古這個系別，只是理想畢竟和現實有一定的差距，我現在能做到的就是讓自己在社會上先有立足之地，然後等到有能力去選擇，再回到這個領域。希望那個時候，我還能像當初跨進校園那麼興奮。

文濤，男，25歲，計算器管理專業

你有沒有去過招聘會？人山人海中，還沒等你看明白招聘要求，就告訴你已經招滿了，真是讓人有危機感，好象漂在水中快要溺死的感覺，能夠有一個機會讓我盡快工作真的求之不得，否則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看看寢室里出去找工作的，基本上都沒有和公司正式簽約。這些人當中不乏學生時代的骨乾和精英，可現在呢，幾乎一股腦都被踢到淘汰線以外。而且我們的系別還算時髦，因為在互聯網時代，具有計算機管理經驗的人，擇業范圍應該很廣，但是真正到招聘會上去，才發現招聘公司其實需要全才，而且跨行業招聘也屢見不鮮，反而本專業的人遭到排擠。世道這么不好，我覺得應該先就業，就業後才有能力給自己充電，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張靜，女，23歲，文秘專業

對於剛剛從大學校園走向社會的我們來說，真是對將要從事的職業沒有一點概念，而且對自己的將來也沒有一個清晰的規劃，這個時候，我認為還是先就業後擇業好一些。不管你的讀書生涯有多久，最後拿到什麼學位，最終的目的還是選擇一份工作。而且真正工作起來，你會發現現實生活距離書本上的東西很遠，甚至是兩碼事，所以，不管你選擇什麼工作，還是要從頭學起。如果先就業就可以積累一些豐富的社會經驗，包括怎樣為人處世等等，等到發現自己真的喜歡什麼職業，這個時候再去選擇，底氣就會比較足，勝算也會比較大。我個人覺得工作是一個能力的積累過程，越早工作就越能夠認清現狀，調整自己的狀態去適應社會，所以，我絕對不會錯過任何可以參加工作的機會。

擇業派：堅持自己不隨波逐流

白林，男，25歲，中醫骨科專業

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找到符合自己職業生涯發展空間的工作更重要，只有選擇正確，才能讓自己安穩地生活下去，因為這不僅關繫到自己是否有錢賺，更直接關繫到每天的心情。人生就那麼幾十年，如果不開心，活著又有什麼意義呢？先就業再擇業，只能解決短期的生活壓力，躲開就業問題。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考慮，這種做法只能導致悲劇的發生。如果只是單純為了工作而工作，那麼工作本身就不具有吸引力，根本不能激發你的熱情和新鮮感，即使拿到高薪或者跳槽，也只是一場惡性循環。我對中醫的喜愛是祖傳的，我的爺爺、爸爸都是中醫，但是我並不想回到家鄉的中醫診所就業，而是要在這座城市追尋到自己真正喜歡的工作，而且，我會一直努力。

鄧婕，女，24歲，導演專業

很多30多歲的專家都提倡先擇業再就業，他們經歷過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就業困難，明白如果沒有合適的工作，就不要急於求成的道理，如果隨便找一個工作去混，只能失去方向和前進的動力。我的很多同學畢業後紛紛去做群眾演員，雖然安慰自己說這樣是體驗生活，能夠為自己將來的導演天分的發揮積累點經驗，但真正跳出來的又有多少，上幾屆的師兄師姐，不少混成了三流演員，整天流連片場，不肯再花力氣從頭開始，做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電影。反正我做人的原則就是凡事不湊合，一定要自己滿意才能接受。我可以先去接一些符合專業的工作，譬如去拍MV或者商業短片，但不會脫離太遠，奉勸那些急於求成的同學找工作雖然不能太挑剔，但也不能隨波逐流。

胡大志，男，25歲，財政管理專業

對於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生來說，畢業的時候一無所有，所以第一份工作的意義是很大的。就好象一場戀愛，初戀總是最讓人難忘，如果選擇錯誤對象，有可能會悔恨終生，迫於就業壓力，「先就業，後擇業」，日後如何再進行選擇？在一個環境待久了，你的做事方式和判斷能力都局限於自己工作經驗中，很難有更高的提升，如果重新擇業，跟從頭開始沒什麼區別，這樣的選擇依然是被動的，不被看好的。我認為要對自己有一個良好的社會定位和規劃之後再進行有選擇性的就業，知道自己的底線，也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在工作中真正發揮自己的潛力，並為以後的職場生涯開拓出更廣闊的道路。

中立派：擇業和就業的關系就像雞和蛋

孫岩，男，24歲，哲學專業

我是學哲學的，什麼事情都願意從本質上考慮。其實擇業和就業的關系說白了就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如果就業是為了力求目前生活的安穩，那麼，擇業則是為了興趣而寧願等待，其實兩者無所謂好與壞，各有利弊罷了。但是不管怎樣，都要明白自己的生存條件，有了這個前提才能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我們要去怎樣選擇，而是客觀環境逼迫你不得不做這樣那樣的選擇，只要不產生反感，能夠開開心心生活下去，我個人覺得怎樣選擇都可以。

陳方，女，24歲，圖書管理專業

說實話，如果有機會去擇業，誰願意選擇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公司或者職位去浪費青春？這個問題之所以提出，是因為現在的學生大多追求個性，對未來還是充滿了幻想和憧憬。不過這樣也好，如果肯為自己心儀的工作花費時間，也算善始善終。只是在這漫長等待的時間里，千萬不要把自己弄得貶值了。用人單位才不在乎你有多大的工作熱情，而是在乎你能為他們創造多大的價值。如果你的精神需求真的完全大於物質需要，大可不必擠破頭去做那些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人力資源經理客觀分析

對於學生來講，無論就業和擇業誰先誰後，可能只是是出於一時的沖動，或者是個人長久的選擇，對於人力資源經理來說，看到的只是兩種行為的弊端。這種副作用會導致先擇業後就業的人可能出現職業上的空白期，而先就業後擇業的人則會發生頻繁跳槽而毫無作為的現象。

先來說說空白期。不管空白期長短，用人單位都會追究造成空白期的原因，是因為客觀逼迫還是主觀放棄，這期間求職者是否樂觀積極地度過，他們在這段時間內從事的種種活動等，都會成為人力資源經理考量一個人綜合能力的依據。當然，拋開應屆畢業生，可能存在很多因素。譬如女性生育、嘗試創業、學習充電等合理的原因，如果是這樣，會給予諒解和肯定。反之，在這種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下，如果是個人主觀原因的放棄甚至是逃避，則會留下不好的印象，畢竟現在的工作對於個人的責任感要求很高，如果求職者的性格和行為中存在著種種消極因素，這種情況就會被慎重考慮，應聘的成功性應該不會很大。

應聘建議：面對面試官的種種提問，求職者不要急於為自己辯解，而是要說出自己當時的真實想法，譬如一定要選擇一份自己喜歡的職業，才能發揮出自己的潛能，能夠為公司創造出更多的價值，這也是對用人公司的一種負責，不要含糊其辭和拐彎抹角，否則這種不誠實的態度，會讓你的個人形象在面試官心中大打折扣，從而影響你的順利發展。

再來說一個普遍的現象——跳槽。通過調查發現，一個正常的就業者，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新鮮感持續一年就幾乎不存在了，同時，他對這份工作的認真度和責任感也會慢慢降低，適應一個工作體系和工作規律後，人總能找到空子，讓自己工作得更舒服些，從而忽略企業價值的創造。而心理學家通過研究發現，一個新人從適應、熟悉、融入企業到完全勝任一份工作的平均周期最多三年，可是現在就業形勢嚴峻，從就業市場反饋的報告表明，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城市跳槽周期是一年半的人越來越多。對於用人單位來講，通常工作不滿一年的新人跳槽，人力資源經理會很少給他們面試機會；如果求職者在一年半之內跳槽，人力資源經理一定會問求職者跳槽的原因以及他第一份工作的相關環境，或許還要了解一下他畢業後選擇第一份工作的動機和興趣，最終對求職者的性格、興趣、特長有綜合的分析，從客觀角度來講，人力資源經理更喜歡那些有自知之明的求職者，如果他們對自身的缺陷有充分認識，又有機會能夠改善，這種富有靈性，勤奮好學的人將是企業的不二人選。

應聘建議：剛畢業的人一旦選擇一份工作，盡量不要在第一年內就變動，甚至頻繁變動。一旦有機會進入一個公司，從企業制度、人員結構以及企業文化的角度來看，達到最終的融合至少需要一年，如果還沒有和自己的團隊融合就毅然離開，那隻能說明是你自己有問題，不適合這份工作。這樣的所謂就業經歷有缺陷的求職者，人力資源經理是很難考慮的，相反，2～3年的跳槽周期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通常來講，用人單位選擇人才會考慮兩個方面：專業背景和工作經驗，如果求職者同時符合這兩個要求，將會很容易得到這份工作，但是在實際的招聘過程中，這樣的完美境界其實很難達到，所以人力資源經理會根據職位情況的需要來調整。譬如管理類、市場營銷、廣告策劃類的職位可以偏重於對其工作經驗的考量，如果求職者有2～3年的相關工作經驗，面試官可以部分忽略甚至完全忽略求職人員的專業背景。但是，對於應屆畢業生，通常的考量辦法是一半對一半，我們一要看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以及在校期間，是否有校內外的實際工作經驗，從而衡量他們的職業素質，挖掘他們的職業潛能，這就涉及到工作技能方面的鍛煉。但是精密設計或者研發類的技術性職位，就需要對求職者的專業背景作一個充分的考量，當然，這也不局限於特定的專業，如果真的符合要求的求職者，用人單位會考慮花些成本作一些適當的工作培訓。

應聘建議：人力資源經理總是會給求職者打分，通常也分為優秀、優良、及格和不及格這樣幾種類型。優秀的求職者，他們所學的專業和所從事的工作具有一致性，甚至有過需求崗位的工作經驗，這樣的人很容易通過面試，甚至可以適當提出良好的待遇要求。優良的求職者，他們在工作經驗或者專業能力的某一方面略有欠缺，雖然不影響整個人的技術發揮，但還是有80%的可能得到工作，用人單位也會考慮進行培訓。及格的求職者，只能作為候補隊員考慮，即便得到了這份工作，如果沒有顯著的成績，還是很難得到晉升和發展空間。總之，不管是擇業還是就業，在面試官面前，只看到求職者與崗位需求之間的吻合度，在專業技能、工作經驗和認真度上都有強烈的一致，才有機會得到工作，不管是你喜歡的還是討厭的。

❾ 民族復興大業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監測求解答

楊宜勇認為，這表明我們的民族復興大業已經完成了大概62%。秋風先生在《社會治理中的數據迷信》一文中對其研究方法進行了批評：這種方法反映了當前社會治理理念與模式當中存在科學主義的弊端，「而科學主義一定會導致嚴重的偏頗」，這種偏頗是「迷信理智，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迷信數據」。02對楊宜勇先生的研究結論，我也存疑，但對秋風先生對其問題的分析和診斷，我更不能苟同。02綜觀全世界，社會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個發展趨勢就是科學化，而一切問題科學化的基礎就是數據。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場以定量分析、實證研究為核心的思潮席捲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問題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評估不再是拍腦袋的簡單過程，也不是「偉、正、光」的宏觀大論、更不是「紅、厚、黑」的權謀學，而是立足數據、著眼細節，運用統計學、運籌學、博弈論、管理學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推演的過程。近年來，得益於計算機技術和海量資料庫的發展，我們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的能力不斷增強，已經進入了大數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個人在真實世界的社會行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記錄，這種記錄的細度很小、頻度很高，為社會問題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數據。舉個例子，政治新聞的跟帖、視頻網站的下載記錄、微博平台的互動記錄等都為政治從眾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數據。因為能測量得更准、計算得更加精確，社會治理的科學化正在全面興起。02在這種趨勢和大潮之下，我認為，中國社會治理領域的問題恰恰不是科學主義導致的偏頗、不是數據迷信，而是科學主義嚴重不足、缺乏用數據來說話的理性精神。02我們不妨從秋風先生為了證明「數據迷信」列舉的案例說起。他認為，地方政府強調GDP增長，不顧環境污染，堅持引進一些項目，最終引發了新近的一起群體性事件。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為GDP在數據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對於民眾的影響難以量化。02我認為這個例子是不成立的。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環境污染同樣可以通過空氣、水、土壤、森林、雜訊等各式各樣的指標進行量化。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哪個結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GDP數據得到了決策者更大的加權，而污染指標卻被忽視。這恰恰說明，我們的決策過程科學性不夠、理性不足，遠遠談不上迷信「理性和數據」。相反，現實情況往往是，決策者沒有合理使用數據，同時又受制於錯綜復雜的理念和利益之爭，從而罔顧事實，做出錯誤的政策決定。02回到民族復興大業的命題。我認為，通過制定科學的指標，這項宏偉浩大的工程是可以量化也是可以監測的，這對現在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而言根本不是難事。秋風先生在文章中指出，62%的比例引起了民眾的鬨笑，原因在於，有一些指標如法律體系的公正性、對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開放性等「簡直沒有辦法測量，即便測量，也可能出現嚴重偏差」。這種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其實一份設計合理、取樣科學的調查問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項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畢竟，公不公平，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桿秤，為政者，是要善於去「讀」出它的刻度，這也正是民意調查的價值所在。我們當前社會治理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需要在決策制定和政策評估的各個環節，推行民意調查的科學方法。02至於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開放，那指標就更多了。不妨設想，當我們能夠每年向全世界輸出10部票房大片的時候，當我們能每年向全世界哪怕貢獻一部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的時候，或者當我們也擁有蘋果、谷歌之類的本土創新型企業的時候，我相信，不僅中國人會認同這種復興，在這些指標和數據面前，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會朝我們豎起拇指。02面對「62%」的結論，民眾鬨笑的主要原因是這個數據和個人感受相差太遠，這是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如秋風先生所言，是過度迷信理智和數據而造成的偏頗。民眾的鬨笑，也可能說明大眾對如何在社會治理中推進科學的評估方法還相當陌生甚至無知。考慮到我們長期重理念、重概括、輕邏輯、輕數據的傳統，這並不意外。這又證明，中國社會其實非常需要在社會治理中普及科學的評估知識和數據的應用。這是一種啟蒙，這種啟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要前提，也是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

❿ 關於自然災害的形勢與政策論文，2000字！！！！

關於中國自然災害的現狀和解決的方案

自然災害是指由於自然異常變化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社會失穩、資源破壞等現象或一系列事件。「自然災害」是人類依賴的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異常現象，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觸目驚心的。它們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發、泥石流、海嘯、台風、洪水等突發性災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乾旱、海岸線變化等在較長時間中才能逐漸顯現的漸變性災害；還有臭氧層變化、水體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類活動導致的環境災害。這些自然災害和環境破壞之間又有著復雜的相互聯系。

自然災害孕育於由大氣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共同組成的地球表面環境中。無時無地不在發生，當這種變異給人類社會帶來危害時，即構成自然災害。因為它給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包括以勞動為媒介的人與自然之間，以及與之相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災害都是消極的或破壞的作用。所以說，自然災害是人與自然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自然和社會兩重屬性，是人類過去、現在、將來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世界范圍內重大的突發性自然災害包括：旱災、洪澇、台風、風暴潮、凍害、雹災、海嘯、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災、農林病蟲害等。 中國自然災害種類繁多。地震、台風、暴雨、洪水、內澇、高溫、雷電、大霧、灰霾、泥石流、山體滑坡、海嘯、道路結冰、龍卷風、冰雹、暴風雪、崩塌、地面塌陷、沙塵暴等等，每年都要在全國和局部地區發生，造成大范圍的損害或局部地區的毀滅性打擊。自然災害是地理環境演化過程中的異常事件，卻成為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之一。

縱觀人類的歷史可以看出，災害的發生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自然變異，二是人為影響。因此，通常把以自然變異為主因的災害稱之為自然災害，如地震、風暴、海嘯；將以人為影響為主因的災害稱之為人為災害，如人為引起的火災、交通事故和酸雨等。 自然災害形成的過程有長有短，有緩有急。

自然災害通常是劇烈的，其破壞力極大。持續時間有長有短。災難包括了很多因素，它們會引起受傷和死亡，巨大的財產損失以及相當程度的混亂。一次災難事件持續時間越長，受害者受到的威脅就越大，事件的影響也就越大。另一個影響災難程度的主要特徵，是人們是否獲得了足夠的預警。自然災害有許多重要的特徵，它們突然、有力，無法控制，引起破壞和混亂，通常很短暫，有最低點，有時可以預報。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種類最多的國家，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將自然災害分為七大類：氣象災害、海洋災害、洪水災害、地質災害、地震災害、農作物生物災害和森林生物災害和森林火災。近40年來，每年由氣象、海洋、洪澇、地震、地質、農業、林業等七大類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平均每年因災死亡數萬人。此外，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和生態惡化，尤其是災害高風險區內人口、資產密度迅速提高，使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影響范圍與危害程度均在增長，成為一些地區長期難以擺脫貧困的重要制約因素。

2008年以來我國發生了系列重大自然災害如震驚世界的汶川地震、暴雪、青海地震、舟曲泥石流、長江沿線各省重大洪澇災害，面對這些如此頻繁且重大的災害，在世界上來說都是少見的。

中國自然災害的多發性與嚴重性是由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的，並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中國大陸東瀕太平洋，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台風源，西部為世界地勢最高的青藏高原，陸海大氣系統相互作用，關系復雜，天氣形勢異常多變，各種氣象與海洋災害時有發生；中國地勢西高東低，降雨時空分布不均，易形成大范圍的洪、澇、旱災害；中國位於環太平洋與歐亞兩大地震帶之間，地殼活動劇烈，是世界上大陸地震最多和地質災害嚴重的地區；中國約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數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的工農業產值分布在氣象災害、海洋災害、洪水災害和地震災害都十分嚴重的沿海及東部平原丘陵地區，所以災害的損失程度較大；中國具有多種病、蟲、鼠、草害滋生和繁殖的條件，隨著近期氣候溫暖化與環境污染加重，生物災害亦相當嚴重。另外，近代大規模的開發活動，更加重了各種災害的風險度。

針對中國自然災害的基本特點與保障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加強防災減災工作的總目標是：

(a)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自然災害綜合防治體系，綜合運用工程技術與法律、行政、經濟、管理、教育等手段，提高減災能力，為社會安定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b)加強災害科學的研究，提高對各種自然災害孕育、發生、發展、演變及時空分布規律的認識，促進現代化技術在防災體系建設中的應用，因地制宜實施減災對策和協調災害對發展的約束；

(c)在重大災害發生的情況下，努力減輕自然災害的損失，防止災情擴展，避免因不合理的開發行為導致的災難性後果，保護有限而脆弱的生存條件，增強全社會承受自然災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