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明暑期班

1. 陳向明教授的《王小剛為什麼不上學了

向明：《王小剛為什麼不上學了——一位輟學生的個案調查》，《教育研究與實驗》1996年第1期；陳向明主編：《在行動中學作質的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339頁。

「中國貧困省基礎教育重讀、輟學研究」是世界銀行在中國資助的扶貧項目中一個技術援助子項目。此課題涉及中國六個省，作為課題的國家級協調機構，北京大學「重讀、輟學課題組」負責課題的總體設計、研究工具的選擇和制定以及課題總結報告的撰寫。1995年6月，我們課題組和西北某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到該省河陽縣進行了一個預調查。以下是定性研究部分的一個個案報告。

在此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這兒所指的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使用的「定性研究」有所不同。後者主要依賴於個人的直覺和哲學的思辨，根據個人的主觀經驗提出一些看法，然後用演繹的方法對自己的思考進行驗證。而前者指的是：在自然環境下，使用實地體驗、開放型訪談、參與型和非參與型觀察、文獻分析、個案調查等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致和長期的研究。這種研究通常以歸納法為主要分析手段，在當時當地收集第一手資料，從當事人的視角理解他們行為的意義和他們對事物的看法，然後在這一基礎上建立假設和理論，並通過各種渠道對研究結果進行相關驗證。

為了保護被研究者，此報告使用的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虛構的。文中的「我」是北京大學的一位中年女研究人員，此次調查的定性研究部分由她主持。報告使用第一人稱是為了再現研究現場，讓讀者了解在什麼樣情境下研究者搜集到了現有的材料，從而對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做出自己的判斷。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還使研究者有機會介紹自己對研究方法的反省，使讀者更充分地了解研究的過程。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銀行提出的課題研究對象是中國貧困省中小學生重讀、輟學問題，希望通過這個研究找到緩解和解決問題的有關對策。我們此次調查中定性研究部分只放在輟學方面。對「輟學」這一概念的定義，教育界有不同的理解。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編著的《義務教育效益研究》將「所有未完成學制規定年限的教育而中斷學習、離開學校的現象統稱為『輟學』」。然後，他們又將這一大概念的「輟學」中的非因病的休學、退學、辦理轉學手續後未連續上學、其他未辦理任何手續而中斷上學等幾項統稱為「流失」。[1] 我們此次調查沒有對「輟學」做如此包涵型的定義。我們使用的基本上是上述的大概念。
二、研究背景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其學齡兒童的教育一直是各界人士密切關注的問題。雖然國家教委發布的小學輟學率是2.19%，中學輟學率是5.78%，但是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比例只有66.91%。[2] 此外，以上數字涵蓋了全國所有的地區，而輟學現象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尤為嚴重。教育界人士一般認為，輟學不僅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影響了基礎教育的發展和國家總體人口素質的培養，而且給輟學生本人帶來身心上的傷害。

對輟學現象的研究目前在中國教育界尚不多見。我們見到的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定量的方法，對全國部分省和地區的輟學數量、輟學的原因以及可以採取的對策進行了統計分析。[3]雖然其中有的調查使用了座談的形式，其報告名為「案例分析」和「典型調查」，這些報告仍舊使用的是定量研究的框架，從研究者的角度對輟學問題進行了因素分析和預測。定量的方法對於我們在宏觀層面上了解輟學現象很有幫助，可是不能在微觀層面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和分析。此外，由於定量研究不重視研究者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對研究的影響，我們從這類報告中看不到研究者的身影以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反省，因此也就無從判斷研究的可靠性。
艾一平等人雖然使用了問卷和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方式，他們的研究報告中也聽不到輟學生的聲音。[4]該調查仍舊著重於從研究者的角度探討輟學的現狀、原因及對策，而沒有再現輟學生的心理狀態和意義建構方式。除此以外，我們見到的對輟學現象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考和呼籲的層次，沒有對輟學的具體情況和過程進行探討。[5]因此，我們認為對輟學現象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解釋性個案調查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
（一）抽樣

我們採用的是目的性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即：根據研究的目的選擇有可能為研究的問題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樣本。選擇河陽縣是由該省教科所決定的，原因是該縣是一個貧困縣，人均年收入低於省平均數，輟學現象相對其他縣應該多一些。此外，該縣離省城較近，便於我們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按時返回。結果，我們到了河陽縣才從縣教育局了解到，這里輟學的學生並不多。雖然該縣經濟比較落後，但是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人們普遍比較重視教育；而且，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因為經濟落後，鄉鎮企業不發達，沒有像其他經濟發達地區那樣為童工提供打工的機會。此外，我們到達該縣時適逢「雙基」驗收（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文盲）剛過，曾經離開學校的學生也基本返校，我們在縣教育局的幫助下四處尋訪，最後在四所學校（小學中學各半）找到了六位輟學生，並同時采訪了他們的家長、班主任、校長和同學。
此個案的主角王小剛是通過他以前的同學找到的。他就學時的梨樹溝中學校長金柱山，在我們到達河陽縣的第二天，從縣教育局得知我們將到該校了解輟學情況，便召集老師和學生打聽輟學生的去向。經過多方詢問，他了解到從去年起該校共有三名同學輟學。其中一名外出打工了，另一名走親戚去了，只有一個叫王小剛的仍舊在村裡，便派了一名學生到他家，要他和他的家長次日下午到學校來見我們。盡管我們向縣教育局多次表示希望到王小剛家裡去見他們，縣里堅持要他們到學校里來見我們，說是「這樣更方便一些」（對誰更方便一些？——我們沒好意思問）。

（二）收集材料

收集材料的方法採用的是開放式訪談、非正式交談和現場觀察。訪談的時間每次大約一個半小時，地點是由學校指定的，在學校樓二層一位男老師的宿舍里。每次訪談時，我都在徵求了被訪者的同意後用錄音機錄了音，並同時記下被訪者的表情、形體動作、以及自己對對方法的反省。回到招待所以後我便立即對錄音進行逐字逐句的整理，因方言聽不懂的地方請省教科所的人員幫忙。如果談話是非正式的，不能錄音，我便過後在車上、走路時、或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後，憑記憶盡可能多地將談話的內容記下來。我和王小剛本人訪談了兩次，和他的母親、梨樹溝中學現任校長金柱山、王小剛在學時的班主任劉東來和校長官於宏各訪談了一次。我還走訪了王小剛的同學馬力的家，向他本人及父母了解了一些有關的情況。

1995年6月20日上午我們北京大學四名研究人員，加上該省教科所三位科研人員、河陽縣教育局副局長和工作人員，一行九人開著兩部車來到了梨樹溝中學。金校長和其他幾位教師已經在會議室里擺上了茶點歡迎我們。我們首先向金校長介紹了此行的目的，然後了解了學校的基本情況。10點左右，王小剛和他的母親來了（他的父親外出為別人蓋房子去了）。王小剛個子不高，瘦瘦的身軀上掛著一套肥大的西裝，腳上蹬著一雙厚厚的旅遊鞋（我當時的第一想法是：這孩子穿著他爸的西裝來了。後來問他，他說是他自己的，故意做得大一點，可以穿得久一些）。他的面部表情看起來比他同齡的孩子更要成熟：長圓的雙眼透著精明和一絲憂怨。當金校長告訴他「北京來的專家們想和你談談，了解你的一些情況」時，他立刻回答：「可以，沒問題」，可是他帶一點漠然的眼神和緊咬著的嘴角告訴我：這是一個精明、倔強，而且有主見的孩子。

我和他的談話是省教科所研究人員李風陪同，為的是幫助我理解小剛的方言（雖然小剛說他用的是「普通話」，他說的有些話我還是聽不懂）。訪談剛剛開始，縣教育局副局長就推門進來，坐在我們旁邊，似乎打算旁聽下去。我看見小剛明顯地變得緊張起來；他拘束地扭動著身子，面部肌肉緊綳綳的。我想叫局長出去，可又礙著面子，不好意思馬上說。就說：「對不起，能不能請您出去一下。人太多了不太方便。」對誰不太方便？我也沒有說。此後，不時地還有人進來看我們在干什麼。在整個訪談過程中，除了有人打攪以外，小剛顯得比較冷靜，說話很有條理。他使用的語言也比較正規。對此我感到很吃驚：我以為輟學的孩子不會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和表達能力——顯然，我的起法是不對的。

當天下行我們又訪問了他的母親。她中等身材，看上去四十多歲的年紀，一身嶄新的衣服和梳得光亮的頭發告訴我：她為了到學校來見京城裡來的人而著意穿戴了一番。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她笑容滿面，語速很快，有時不容易聽懂，我不得不常常進一步追問。她似乎對我們來了解兒子的事感到榮幸，不停地說著「謝謝你們關心」之類的話。

和小剛的母親交談過以後，我們又采訪了梨樹溝中學的金校長。他是一位40多歲左右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很疲憊，黝黑的臉上爬著深深的皺紋，眼裡布滿了血絲。由於他是在王小剛輟學以後才調到此校，對王小剛的情況一概不知。他主要談了一些學校目前面臨的各種困難以及這些困難有可能對學生輟學產生的影響。

在這之後，為了檢驗從王小剛、他母親以及金校長處了解到的情況，我們提出采訪王小剛在學時的班主任劉東來和校長官於宏。由於劉老師和官校長都已於去年夏天分別調到別的學校去了，縣里化了兩天的時間才找到他們。縣里說不論是去他們學校還是去他們家裡交通都不方便，於是安排他們到梨樹溝中學來和我們見面。6月 22日上午，我們首先面見了劉老師。他年齡28歲，尚未成婚，敦實的個頭，看起來精力旺盛，細眯著的雙眼總是帶著笑容。他很健談，在整個訪談過程中滔滔不絕，不需要我太多的提問。他是1993年8月調入梨樹溝中學的，1994年7月就調走了。因此，他只了解他班上去年級輟學的三個同學的情況（從這里我了解到僅他所教的一個班就有三人輟學）。他所介紹的王小剛輟學的原因和王小剛自己說的很不一樣。這使我感到困惑。

和原校長官於宏的談話也是在6月22日進行的。官校長年齡45歲，已有十年當校長的經歷。他說話不緊不慢，顯得很沉著。雖然他去年8月才調到外校去，卻對王小剛的情況不太了解：「我對輟學的學生都不太了解，學生主要和班主任聯系。」官校長主要談了談中國農村教育中日益惡化的困境及其對孩子輟學的影響。對金校長、官校長和劉老師，我除了了解他們對輟學情況的介紹和看法以外，還詢問了他們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的學習情況以及他們對這些人的期待的看法。目的是了解他們個人在具體生活中是如何行動的，以避免他們用一些口號似的語言來回答我的問題。

由於從別人那兒了解到有關王小剛輟學的原因和他自己說的有些出入，我請求再次訪問王小剛。6月23日上午，我們又到了梨樹溝中學。由於學校一時找不到王小剛，我不得不在學校里等他。縣里的負責同志強烈要求我中午跟車回縣里吃飯，我化了很大的努力才說服他們讓我留下來。在等待時，我和學校的幾位老師和管理人員進行了熱烈的交談，從他們那兒我了解到很多關於河陽縣學校的情況，特別是教師的現狀和想法，進一步驗證了金校長、官校長和劉老師談到的很多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和學生輟學之間的關系。中午，我和校長以及三位教師一起吃午飯。飯菜很簡單：一盤青椒炒茄子、外加湯面。我很高興他們沒有因為我而特意加菜（我在決定留下來時便將這作為一個「條件」）。雖然這里的飯菜和縣里的相比是天壤之別，我卻吃得比在縣里更香：因為我有機會獨自和學校的人員交談。此行所到之處總是有各級「領導」陪同，浩浩盪盪。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能收集到的材料有多少「真實可靠」。

午飯過後，小剛還是沒來。下午三點左右小剛來了，一身泥土，額上淌著汗水，才知他和母親在田裡等待灌水，現在仍舊沒有輪到他家。他是被同學從田裡叫來的。這次他穿著破舊的汗衫和長褲，已經沒有了穿西裝時的矜持和拘束，看起來比上次小了很多。我們在第一次談話的房間里又談了一個多小時。我進一步詢問了他輟學的原因和一些細節。除了某些細節有出入以外，他說的和上次基本相符。

由於他提供的輟學原因和其他人的解釋仍舊不一樣，我想從更多的途徑來進行驗證，同時也想親眼看看村裡的具體情況，便提出來去小剛家以及他的同學們家去看看。金校長堅決不同意，說「村子裡不安全，你會迷路的。」我化了很多口舌，終於說服了金校長。在金校長忐忑不安的目光陪同下，我和小剛上路了。剛進村不久，迎面便看到縣里來接我的小車。我趕緊跑過去，請司機等我一會。然後問小剛能否帶我去附近他任何一個同學家。小剛家在村子西頭，太遠，已經不可能去了。我們到達小剛同學馬力家時，他正和父母躺在炕上看電視。見我們來了，馬上爬起來穿衣服。馬力看上去很靦腆，看到我臉都紅了。我做了自我介紹，然後問了他一些問題。他的父母在旁邊不時地插話，可惜大部分我都聽不懂。馬力的回答從側面驗證了王小剛所說的一些情況。他父母的意見也反映了部分家長的態度。我發現這種家訪能夠提供更為自然真實的情況。

（三）成文

此報告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定性研究常用的五種成文形式[6]。（1）現實的故事（realist tale），盡可能真實地再現當事人看問題的觀點，從被訪者的角度將王小剛輟學的情況進行描述和分析，盡可能使用他們的語言來描述研究結果；（2）坦誠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介紹我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過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現訪談情境和對話片段；（3）印象的故事（impressionist tale），詳細描寫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當事人的反應和表情動態；（4）批判的故事（critical tale）從社會文化的大環境對王小剛的情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5）規范的故事（formal tale），盡管我沒有試圖用研究結果去驗證某一外在理論，但我的研究設計和提問的方式反映了我頭腦中先入為主的某種觀念。這一點我在下面的討論部分將進一步說明。

（四）推廣度及其他

定性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樣，其研究結果不能像定量研究那樣當然地推廣到從中抽樣的人群。但是，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將研究結果推廣到有關人群，而是使有類似經歷的人通過認同而達到推廣。雖然對王小剛的調查只是一個個案，其真實性只限制於他一人，可是對他輟學情況的深入剖析可以使很多處於類似情形的人得到一種認同，他們在讀到這個報告的時候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迪和共鳴。

有關此研究的效度檢驗、倫理道德問題和假設的建立，請見此文最後的討論部分。

四、研究結果

（一）背景介紹

王小剛是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家住河陽縣梨樹溝。河陽縣地形地貌以山丘為主，梨樹溝位於兩座大山之間，共有住戶300多家。雖然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村民的生活有所好轉，和河陽縣其他地方相比仍屬中下等。村子裡簡陋的土房子擁簇地一起，形成一個東西走向的狹長地帶。中間有一條泥土路穿過，路邊可見散亂堆積著的泥土和垃圾。當我們的汽車從路上駛過時，路邊蹲著的老頭老太太們都抬起頭來看著我們，眼睛裡透著好奇的驚訝。他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陳舊，泛著多次水洗後留下的白色痕跡。

梨樹溝中學位於村子的盡東頭。校舍是一棟兩層的白色樓房，去年由世界銀行貸款加上村民捐款修建而成，代替了以前破舊的危房。新校舍採光很好，屋子裡光明透亮，但構造比較粗糙，牆壁粉刷得不平等，窗戶上沒有紗窗。我們采訪時雖然天氣比較熱，但也不能開窗，怕蚊子進來；我們從窗戶里看到，有的學生一排排坐在課桌旁看書，有的在老師的帶領下高聲朗讀英文，紀律好像很不錯。樓房的北面是一個泥土鋪成的大操場，西北角有一小棟破舊平房是教師用餐的地方。廁所位於校舍的東邊，仍是中國農村常用的茅坑：在地上挖一個坑，上面搭一塊木板，坑裡蛆蟲涌動，臭氣撲鼻。梨樹溝中學共有教師八人，其中三人是民辦教師。兩名女教師。老師的平均年齡是30歲。梨樹溝中學共有三個年級，總共三個班，121名學生，其中女生50人。學生全部住在村裡，中午回家吃飯，晚上回家睡覺，學校不必負責他們的住宿。

王小剛家裡有五口人。爸爸是瓦工。除了為本村蓋房修屋以外，還經常外出幹活，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孩子的生活和學習。媽媽在家務農，並操持家務。父母都只讀到小學畢業。家裡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姐姐，念到了初中三年級。她曾打算繼續念高中，可是沒考上，復讀了一年後還是沒考上，便放棄了繼續學習的念頭，現已出嫁到外村。小剛的妹妹在梨樹溝小學念二年級，成績不錯。王小剛本人於1993年9月入梨樹溝中學就讀初中一年級。當時他年僅十三歲。他的班主任劉東來是一位年輕的男老師，教語文和政治課。小剛的功課不太好，尤其是語文和政治成績比較差。

（二）輟學的過程和原因

進入初中半年以後，1994年初冬的一個清晨，小剛和劉老師發生了直接的沖突，促使小剛做出退學的決定。下面是小剛在我和他的第一次訪談時對這一事件的陳述。

我：「當時因為什麼事情不上學了？」

他：「因為我們的老師……我的成績有點不太好，老師打得厲害……就不上了。」

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有一天早晨早自習的時候，冷得厲害。我冷得不行，就跑到火爐旁烤火。老師看見了，說你怎麼不好好背書，就打我。他後來出去了，我還不背。又去烤火。他進來打我。把我叫到辦公室又打了。」

我：「怎麼打的？」

他：「打耳光，打了好幾個耳光。」

我：「打哪裡？」

他：「臉上打。」

我：「你知道他為什麼打你嗎？」

他：「就是因為烤火……因為我不背，跑去烤火。」

我：「當時是怎麼想的？」
他：「很生氣……當時很氣憤……打了我以後很喪氣，好幾天都很喪氣。過了兩三天以後我就不去學校了。」

小剛說在這次挨打以前，他已經被劉老師打過幾次，打耳光和屁股，「老師經常在班上說我，經常打。」此後，他在劉老師上課時便逃課，逃過五、六次。每次都是偷偷地溜出去，躲在學校大操場的另一邊，坐上45分鍾，過了這節課再進去。有時候，同學來找他，但從來沒找著過。「我四處亂轉。」他很害怕劉老師，因為他語文和政治功課不好，背不出來，還會挨打。「寧願拿著課本在外頭背，也不想去上課，害怕他打我。」這次因為「打得比較狠」，他在幾天以後又有劉老師課的時候便決定不去了。「我決定不去了。再去的話，老師還會打我，他打了我，以後還會找我的。」

這里王小剛提出了兩個不同的問題：（1）他是否真的受到劉老師的體罰；（2）體罰是否是他輟學的主要原因。為了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找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在訪談王小剛在學時的班主任劉東來時，他談到了小剛輟學的原因是因為成績不好，隻字未提體罰小剛之事。末了，我只好採取迂迴的辦法問他學校是否有老師打學生的事情發生。他看上去神情有點不安。「個別也有。比如學生幹了破壞性事情，如用彈子打燈泡，其他學生又包庇犯事的學生，老師調查了很久都查不到，只有用體罰。」我問他，「怎麼打的？」他回答說，「用手打。」「打哪兒？」「脖子或者屁股，就這么打。」他用力地把手往下一抹，眯眯眼笑了……。「你班上有這種情況嗎？」他說，「也有打燈泡事件，但我只是教育一下。」我問：「你有過打學生的事情嗎？」他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剛畢業教書時也打過，教不會，心情急。後來就沒有打過了。」他在訪談開始時告訴我他已從事教學九年——很顯然，從他的陳述來看，他去年沒有打過王小剛。

梨樹溝中學原校長官於宏說學校里沒有體罰的現象存在，「變相體罰還是有的，比如諷刺挖苦學生。打是沒有了。初中一般是不打了。」「為什麼初中不打了？」我問。「因為學生大了。」他的他在梨樹溝中學工作五年來，沒有體罰現象，也沒有學生反映這個問題。

有關體罰的問題，小剛的母親所提供的情況與劉老師和官校長所說的不一樣。當我問她是否聽小剛說過老師打他一事，她說有，「他和老師關系不好，老師有時候打他，背不會時老師打他。」但是，「老師不打怎麼學得會呢？」她笑著說，「娃娃不好好學，也不能盡怨老師。」她聽說學校里老師打人的現象比較多，主要是年輕老師性子急，對差生恨鐵不成剛，不喜歡他們。

當我第一次問王小剛的同學馬力是否見過學校老師打人時，他說聽說過，但沒有親眼見過。在我進一步聲明我是從北京來的研究人員，不會把他說的話告訴學校以後，他說看見過一次：「（有一個同學）背不出書，（被劉老師）打耳光。」我問他怕不怕劉老師，他說不怕，因為左老師（「教洋文的老師」）更可怕，背不出書就打，同學們都很怕他。他的父母在旁邊插話：「老師打學生是為了學生好；學生不好好學習，家長管不了，不打怎麼辦？……這不是真打！」從馬力家出來的路上，我問小剛，「開始時馬力說沒有看見老師打人是為什麼？」他說不知道，我說學校的老師都說沒有體罰，他仰頭望著我說：「可能他們不知道，也可能他們不想告訴你」小剛似乎對自己的看法堅信不移，說起來理直氣壯，很難相信他是在撒謊。

從有限的調查材料中，我很難知道王小剛是否真正被劉老師打過，劉老師和官校長的回答是否定的，王小剛、他的母親和同學的回答卻是肯定的。由於這一問題無法得到答復，對第二個問題（即體罰是不是王小剛輟學的主要原因）就更難回答了。王小剛本人在兩次訪談中都直言不諱，堅持老師打人是他退學的主要原因。然而，由於劉老師和官校長對第一個問題持否定態度，我無法問他們第二個問題。王小剛的母親雖然說老師打人是她兒子不上學的一個原因，但是她不認為老師打人是一件壞事。盡管馬力說看到了劉老師打人，馬力的父母認為老師打人是為學生好，我卻沒有問他們劉老師打人是不是導致小剛退學的原因（事實上，我也沒法這么問）。我當時想法是：如果我能找到劉老師是否打過學生的旁證，就能知道王小剛輟學的原因。現在看來，這是不夠的。即使劉老師體罰王小剛是事實，也不能因此而推論出體罰就是真正導致王小剛輟學的原因。

這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