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專家訪談

1. 袁道先的訪談錄

2008年2月11日，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我國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壽祥代表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簽署協議，正式將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設在中國桂林。
至此，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成為我國第一個由聯合國授權設立的地學研究中心，它也是聯合國設立的第一個以地質為中心的世界研究中心。
為了這一時刻的到來，已4次擔任IGCP岩溶項目主席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袁道先為之奮鬥了近20年。
世界岩溶研究中心為什麼會選擇落戶中國？眾所周知，KARST（喀斯特，又稱岩溶）是個外來語，且國外的岩溶研究一直走在我們前面，難道我們比別人有什麼更大的優勢？ 袁道先告訴《科學時報》記者，今年2月從巴黎歸來後，很多人帶著這樣的疑惑來他這里尋找答案。
據袁道先介紹，我們的優勢涉及兩方面。岩溶是地質地貌特徵之一，從分布的面積和擁有的類型來看，它在全世界覆蓋面積廣，在40個國家中有分布，世界人口的1/6、約10億人口都生活在岩溶地區。尤其是中國，堪稱岩溶「大國」，面積達344萬平方千米，約占國土面積的1/3。這種地質地貌從地球的溫帶到熱帶、從半乾旱到濕潤的相關國家都有分布，但一般不兼容。唯有中國，岩溶類型發育齊全，呈現四大優勢：大陸碳酸鹽岩古老堅硬，孔隙度小；水熱配套的季風氣候有利於中國岩溶的發育；新生代地殼抬升；大部分未受末次冰期的刨蝕作用。而中國南方亞熱帶岩溶因更具代表性而成為世界岩溶學立典之地。
這些特色決定了中國岩溶不僅形成挺拔俊美的地表形態，多姿多彩、規模巨大的地下溶洞，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是全球少有的「天然岩溶檔案館」。這里既蘊藏著遠古到現在環境和生態變化的記錄，更包含不同地質、氣候、水文、生物條件下，不同岩溶動力系統的特徵及運行規律，表明我國岩溶動力系統類型在全球有很好的示範性。20多年前，許多國外知名的岩溶學家，如加拿大的Ford、英國的Sweeting等，在實地觀察了中國岩溶發育特徵後，曾經發出這樣的預言：國際岩溶學新理論的形成將在中國得到啟示。
僅僅是面積和類型上的優勢，就能讓世界把關注點凝聚在中國嗎？與走在世界岩溶研究前列的歐美相比，中國岩溶研究的優勢在哪裡？
袁道先告訴記者，如何把地域優勢轉化為研究優勢，是他和他領導的研究團隊——國土資源部岩溶動力學重點實驗室20年來一直為之奮斗的目標。從1990年起，他們就開始了與UNESCO在地球科學領域的合作，並成為這一國際研究領域的主要成員。10多年來，他領導的國際工作組已連續申請獲准實施了岩溶科學領域的3個國際地質對比計劃（IGCP）。
但袁道先告訴記者，他們初次實施IGCP計劃並非一帆風順。如第一個IGCP-299「地質、氣候、水文與岩溶形成」（1990~1994）項目取得前，有部分國際知名的專家對由中國來實施產生過懷疑。
為得到國外同行認可，袁道先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岩溶專家在我國行程達6000多公里。在考察了包括亞熱帶、高山、半乾旱地區的岩溶類型，並聽取了袁道先的現身說法後，專家們無不為他的學術思想所折服。
項目完成後，成果得到了IGCP執行局主席Brown博士的高度贊揚，他說IGCP229是執行得最富有成果的項目之一。之後，袁道先又連續完成了另外兩個岩溶方面的IGCP項目：IGCP-379「岩溶作用和碳循環」(1995~1999)和IGCP-448「岩溶地質及其相關生態系統全球對比」(2000~2004)。
這3個對比計劃的出色完成，取得了國際公認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中國岩溶研究的特色，那就是從全球視野上研究岩溶，把地球系統科學思想引入現代岩溶學。15年的奮斗不僅使我國的岩溶研究處於國際學術前沿，也推動了世界各國的岩溶研究。目前，袁道先領導的團隊又承擔了一個新的岩溶方面的IGCP項目——IGCP-513「岩溶含水層與水資源」(2005~2009)。 進入21世紀，隨著岩溶科學研究的深入，世界各國岩溶科學家都覺得有必要建立一個岩溶方面的國際研究中心，以便從全球視野來研究岩溶科學，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過去15年間獲得的經驗和技術，進一步發展有助於岩溶地區可持續增長的科學技術，為當前岩溶地區最緊迫的資源和環境問題，特別是岩溶石漠化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基於這樣的原因，2003年11月，時任IGCP448項目主席的袁道先覺得中國已具備這一條件，他正式向UNESCO提交了在桂林建立國際岩溶研究中心的申請書。
「世界岩溶研究中心設在中國，不僅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尋常，同時對世界岩溶研究也有開創性意義！」袁道先再三強調，岩溶地區的環境非常脆弱，為了當地居民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條件不受改變，需要非常細心的科學管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脆弱的岩溶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尤其是我國南方岩溶地區的石漠化問題，已經成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西部大開發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難點之一。
袁道先曾參與了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起草，就「我國岩溶地區生態恢復重建」提出了5項研究任務，並將其寫入規劃。在袁道先等一批科學家的建議和呼籲下，九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將「推進西南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列為國家目標，「十一五」還在繼續實施。袁道先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不僅要把中國的岩溶問題解決好，也要為世界在這一領域作出貢獻。
為世界岩溶研究中心的建立奮鬥了多年的袁道先表示，目前，在國土資源部的領導和支持下，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正在按預期計劃緊鑼密鼓地籌備運作中。中心將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啟用新的管理模式。中心將聯合更多的中外科學家，致力於為世界各地岩溶地區出現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尋找解決途徑，如石漠化、水質污染、地表塌陷、洪澇、乾旱災害等。而消除貧困、加快社會和經濟增長、維護世界和平將是世界岩溶研究中心今後為之努力的最主要目標。
袁道先告訴記者，他們的研究團隊正在盡心竭力地工作，希望這個中心將來能為「21世紀議程」作出貢獻，特別是為遍布世界的岩溶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2. 專家面對面第一期訪談內容是什麼

找法網《專家面對面》第一期，我們邀請到了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的張慧進律師，與網民朋友一起探討關於家庭暴力的話題，比如，什麼樣的行為算是家庭暴力，遭遇家庭暴力該怎麼辦，等等。另外，張律師對網友在線提出的法律咨詢作了詳細解答。下面是《專家面對面》訪談的全部內容。
主持人：各位網民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找法網專家面對面訪談節目，我是主持人舒元。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的張慧進律師來我們找法網做客。

張律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做客我們找法網，先和網民朋友打個招呼吧!

張律師：大家好!

主持人：張律師，最近這一兩年發生過很多家庭暴力方面的事件，其中比較典型又廣為人知的事件就是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的家暴案，在這個案件當中李陽對妻子KIM不僅有身體上的傷害，也有精神上的暴力，那麼，從法律層面上來講，什麼樣的行為可以看作是家暴行為?法律對家暴行為規定具體有哪些呢?

張律師：家庭暴力包括身體傷害，如毆打、捆綁等；還和精神損害，如辱罵、威脅、恐嚇，這些會給受害人帶來身體、精神的痛苦，社會影響非常壞，對孩子的影響也不好。

主持人：夫妻之間會冷戰，其實冷暴力算家暴嗎?

張律師：那看到什麼程度，對受害人的身體、精神造成了損害的，就算家庭暴力。

主持人：有些人婚後，長期不見妻子，比如一年都年不到幾次面，這樣算家庭暴力嗎?

張律師：這種也算家庭暴力。

主持人：有些婦女遭受家暴後，認為這是家醜，不可外揚，往往選擇「忍」。她們找不到方法去解決。那麼，張律師，婦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後應該採取什麼方法自救?

張律師：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後絕對不能一忍再忍，如果對家庭暴力的縱容，導致家庭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升級，現實中這種情況比比皆是。我建議，婦女遭到家庭暴力後可以通過以下辦法自救：

一是向雙方的親戚、朋友、關系比較好的鄰居求助，他們會對施暴者進行批評，這樣能讓施暴者有所收斂。

二是向居委、村委等組織求助，這些組織里有相關的調協組織，可以對施暴者進行勸導、阻止，也會對他進行批評。

三是向婦聯、工會求助，這些組織也可以對施暴者進行勸導、批評。

四是家庭暴力對受害人造成人身傷害的情況時，可報警，警察會對施暴者進行行政處罰、罰款、拘留等。

遭受家暴後採取這些方法求助，對以後收集家暴證據也是有好處的。

主持人：很多農村婦女認為遭受家暴後報警，警察不管，或者只是調解一下，根本起不到作用。假如遭受家暴後報警求助，警察不管，怎麼辦呢?

張律師：報警後可以要求給書面報警回執、帶雙方當事人到警察局做調解筆錄。如果發生傷勢的話，可要求警察委託法定的鑒定機構做法醫鑒定，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日後要是發生離婚糾紛或者提起人身損害賠償時，這些報警回執、調解記錄、司法鑒定報告可作為訴訟證據。

主持人：也就是說家暴發生後報警處理的，我們有權要求警察出具報警記錄、調解筆錄是吧?

張律師：是，如果警察怠於執行職權的話，可向上一級公安部隊投訴，督促他們行使職權。

主持人：剛才您有說到，家暴發生後可以要求警察委託法定的鑒定機構做傷情鑒定，如果家暴的受害者被打傷後沒有在第一時間報警，而是自行到醫院做傷情檢查，然後再報警。這樣的證據可以採用嗎?

張律師：可以採用的。但我建議，受害人去醫院就醫時先說明受傷原因，讓醫生記錄在案，事後再報警，警察也會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詢問，這樣也能成為證據鏈，證明家暴行為確實發生。

主持人：受害人做法醫鑒定，是不是到任何一家醫院都可以做的?

張律師：法醫鑒定由公安機關委託，不是當事人委託。

主持人：假如女方被男方打傷，過了一段時間才想到要報警、驗傷，這時候傷情已經有所緩解，或者傷已經恢復了。那麼，還能做傷情鑒定嗎?那是不是就沒有家暴證據了呢?

張律師：如果了一段時間傷勢已經好了，不能做傷情鑒定了。但是我們要知道，做傷情鑒定是為了證明家暴的發生，如果沒有傷情鑒定報告，還可以通過其它途徑來證明，比如證人語言、住院病歷、事後男方寫的認錯書等，都可以證明家暴行為的存在。總之，如果受害人錯過了傷情鑒定的時機，還可以通過其它途徑來證明家暴行為的。

主持人：有位在線網友想對張律師提問。她說，一個月前被丈夫打傷，當時醫院診斷為右眼挫傷，視網膜裂孔，已做了治療。後來報警了，但警察沒有做筆錄，就像上面說的情況一樣，然後警察讓她去做傷情鑒定，什麼時候做都可以。後來她去找法醫時，卻被告知已經過了鑒定時效了。她想問，傷情鑒定的時效是怎樣規定的?

張律師：那要看當事人的傷勢情況了，有的輕微受傷，可能一個月過後就沒有痕跡，法醫是沒有辦法做傷情鑒定的。上面提到了，當事人要是錯過了傷情鑒定時機，而報警處理後，警察又沒有做筆錄的，可以要求警察出具一份情況說明，陳述當事人報警時的情況、當事人的描述等，如果以後當事人提起離婚訴訟的話，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還有，當事人當時看病的病歷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主持人：有些受害者遭受家暴後，沒想到要報警，或者不敢報警，然後自己用手機等攝像器材給自己拍照，把傷情記錄下來，或者在家裡安裝隱秘的攝像裝置，拍下家暴的全過程。那麼，家暴受害人用自己的辦法收集到的證據能不能作為訴訟證據呢?

張律師：我建議最好收集有第三人在場的證據，因為女方事先安裝攝像頭拍下男方施暴的過程，這時男方可以辯解，說是女方故意挑釁。因此，又有第三人在場，或者有警察介入調查做筆錄，這時不僅僅有女方單方的證言，在場的親友和警察可以看到當時男方的反應、表現，聽到男方的陳述，可以綜合雙方的表現和陳述來認定案子的事實。如果只有女方單方對傷情的拍照，或者拍下男方打女方的片段，而沒有男方的陳述，對女方是不利的。

主持人：我們現實生活中，住所是獨立的，一般發生家暴時沒有第三人在場，只有自家的孩子看到家暴發生的過程，那麼，自家的孩子能否作證人證言呢?

張律師：未成年孩子可以作證人證言的。但是我建議，家暴發生時大多沒有第三人在場，在家暴發生後馬上找雙方的親友來做調解，這時男方的陳述也可以作為證據的。

主持人：有些男性對妻子施暴後會極力狡辯，不承認有打過女方，說是女方自己摔傷的，那麼，女方是不是就百口莫辯了?

張律師：這要看受害人的傷勢和男方的陳述了，男方不承認施暴，說是女方自己摔傷的，但是有些地方是摔不到的。如果受害人有報警，警察對當事人的詢問是有技巧的，很容易得出事實的真相的。大部分男方施暴後，把事情鬧大了，怕影響婚姻，往往會痛哭流涕，向女方認錯，乞求女方的原諒，這時男方寫下的認錯書也可以作為家暴的證據。

主持人：有些女性受害者遭受家暴後沒有向外界求助，屢次遭受家暴後忍無可忍，會作出反抗，拿刀等工具把男方打傷或刺傷了，這樣算不算正當防衛?

張律師：實施正當防衛是有要求的。

首先必須針對不法侵害。如果男方確實有毆打女方的行為，女方採取反擊，是符合正當防衛條件的。

第二個是，不法侵害正在發生。如果男方已經停手了，或者趁男方睡著時，女方才對男方進行傷害，是不屬於正當防衛的。

第三個是，主觀上是為了防衛。如果因為男方曾經實施過家暴行為，女方心存怨恨，主觀上是為了傷害男方，也不屬於正當防衛。

第四個是，防衛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

主持人：現在有個網在在線提問，她說跟丈夫認識幾年後被迫登記結婚，婚後丈夫經常對她施暴，女方要離婚，對方卻不肯，並以見面為由，把女方關起來，還對其毆打，想把女方推到湖裡。女方在逃跑過程中無意間用玻璃傷害了對方，那女方屬於正當防衛嗎?

張律師：首先，男方對女方進行毆打，涉嫌故意傷害。還有，男方想把女方推到湖裡，這已經對女方的生命構成威脅，涉嫌故意殺人。女方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拿玻璃刺傷男方，她是為了阻止男方將自己推下湖的行為，所以女方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的。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主持人：那就是說，女方在阻止暴力發生的過程中出現傷害對方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是吧?

張律師：對。

主持人：如果家暴頻繁發生，婚姻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女方一定要離婚，男方堅決不同意離婚。女方想要通過訴訟來達到離婚的目的，要准備哪些證件、材料呢?

張律師：訴訟離婚首先要書寫離婚起訴狀，註明自己的要求，寫明事實和理由。其次要提供相應的證據，法院都會受理。證據包括雙方的身份資料(法院通過審查雙方的身份信息來確定法院管轄)、結婚證、證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證據，想爭取孩子的撫養權的，要提供孩子的出生證、有利於孩子成長的證據，夫妻財產分割方面的證據包括房產證、存摺等。

主持人：又有個網友提問，女方遭到丈夫的暴力，無法逃脫，她想通過訴訟離婚，但沒有戶口本、結婚證，又收到對方的簡訊恐嚇，這種情況她該怎麼辦?
張律師：女方受到男方的恐嚇，可以報警的。女方收到男方的簡訊恐嚇，簡訊內容可以作為證據提交，還可以通過其它途徑取得男方施暴的證據，前面也提到過了。對於女方沒有戶口本、結婚證，女方可以回原戶籍所在地的戶口登記機關出具相應的戶口證明，以及到原戶籍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要求出具婚姻狀況證明。
主持人：如果當事人提交的證件、材料不齊全，法院不受理，怎麼辦?
張律師：起訴所需的證件、材料不齊，法院會告知當事人應按照法院的要求補齊材料。
主持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過家庭暴力，女方忍了一段時間後決定離婚，但沒有家暴證據，如何離婚?
張律師：當事人無法收集家暴證據的情況下，也可以提起離婚訴訟。因為，法院判決離婚是以夫妻感情確以破裂為依據的，法官在庭審中，可以通過詢問雙方當事人來查明案件的事實。如果第一次起訴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雙方的關系沒有改善，或者依然分居，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第二次起訴，法院叛離的可能性很大。
我建議，如果夫妻感情確已破裂，不管有沒有證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證據，都盡快提起離婚訴訟，有助於離婚程序盡快結束。
主持人：如果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沒有發生家庭暴力等事件，一般情況下提起離婚訴訟，法院是不是不會判離呢?
張律師：法院是否叛離，還要看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如果起訴方不能提供夫妻感情破裂的證據，另一方又表達了願意和好，及改善夫妻關系的意願，那麼，第一次起訴判離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法院會給雙方一個和好的機會。如果夫妻關系仍然沒有改善，那麼，第二次起訴離婚，法院就可能會判離了。
主持人：如何證明夫妻感情破裂呢?
張律師：每個不幸的婚姻中各有各的不幸，證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證據也是不一樣的，可以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來提交證據，比如分居滿兩年、對方與第三者同居、家庭暴力、遺棄和虐待家庭成員等法定理由。如果沒有法定理由，起訴方可以列舉證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理由，組織整理相關證據，也是可以的。
主持人：現在再來看看網友提了哪些問題。
有位網友說，男方有遺傳性的精神病，又有家庭暴力，女方起訴離婚，想爭取孩子的撫養權，上訴三個月後仍未開庭，請問法院會怎麼判?起訴的程序是怎樣的?
張律師：精神病患者婚後久治不愈是可以判決離婚的，女方可以收集男方經多次治療仍未好轉的證據。
關於起訴的程序。法院立案後一般一個多月左右會安排開庭。網友說起訴三個月後仍未開庭，可能是案件排期比較後。正常情況下，簡易程序三個月、普通程序六個月可以判決。
主持人：如果雙方分居多年，女方收集到相關證據，向法院起訴離婚，法院向被告送達傳票，被告不簽收或簽收傳票不出庭。是否可以缺席判決?
張律師：被告不簽收的話，法院可以留滯送達的，也就是說法院可以通知居委安排人作證，把傳票留在被告的住處，視為被告已經收到傳票。男方經傳票，仍不出庭，法院視為男方放棄自己的權利，可以缺席判決。至於是否判離，法院還是要審查夫妻感情狀況。
主持人：缺席判決判離的勝數有多少?
張律師：對方是久治不愈的精神病患者，一般法院會判離的。
主持人：女方無法忍受男方的惡習，堅持要離婚，但男方稱要拖住女方，堅決不肯離婚，這種情況下，法官會不會根據女方所提供的離婚證據直接判離呢?
張律師：法官會審查雙方婚前的感情基礎，婚後的感情狀況，產生矛盾的原因，有無和好的可能，這四個因素。如果只有女方單方的證據，法官會審查證據的證明力，是否真實，能否證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只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無和好的可能，法官才會叛離。
主持人：法院受理家暴離婚訴訟案時，是否會先派人到當事人住所附近調查情況?
張律師：法院的調查是依據當事人的申請才做的，因為民事案件的舉證規則是「誰起訴，誰舉證」。女方起訴男方有家暴行為，那麼，女方就要承擔舉證責任，女方應主動邀請證人出庭作證。
如果自己無法收集證據，例如曾經請求居委會的幫助，居委又不配合的話，女方可以向法院申請相關的調查。至於法院批不批准申請調查，法官會先審查當事人是否確實無法收集到證據。
主持人：那我們來看下一個問題吧。
網友問，父親因家庭瑣事打他，那麼親人之間的家暴行為也屬於家庭暴力嗎?
張律師：是的。只要暴力行為是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子女對年老的父母、丈夫對妻子、妻子對丈夫，都屬於家庭暴力。
主持人：親人之間的家庭暴力，能否向法院起訴?
張律師：可以起訴的。如果父親對孩子施暴，孩子可以起訴父親要求其賠償損失，如醫療費、誤工費等。
主持人：親人間的家庭暴力與虐待有什麼區別?應以什麼罪名起訴?
張律師：一是虐待行為可以構成犯罪，但《刑法》未設立「實施家庭暴力罪」的罪名；
二是虐待行為具有連續性、經常性的特點，而家庭暴力可以只是一次，如一次性毆打或一次性暴打，例如，一對夫妻吵架，丈夫在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妻子，這種行為屬於家庭暴力，但不屬於虐待，在刑法上適用「過失殺人罪」而不是適用「虐待罪」；
三是虐待行為不一定均為家庭暴力，如精神折磨導致嚴重後果的，也可能構成「虐待罪」，而家庭暴力一般為肉體折磨，所以婚姻立法者採取了分別規定「禁止家庭暴力」和「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的立法形式。
主持人：網友提問，女方是大陸的，男方是香港人，女方因男方家暴要離婚，他們應該在大陸還是在香港辦離婚呢?程序是怎樣的?
張律師：如果雙方協議離婚，可以到當時登記結婚時所在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手續，簽訂離婚協議就可以了。
如果雙方對離婚達不成協議，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因男方是香港人，涉及到涉外離婚了，但女方是中國人，她可以在中國起訴離婚的。
主持人：離婚訴訟的法院管轄是怎麼規定的?
張律師：如果雙方都是中國人，離婚訴訟由被告的戶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法院管轄。涉外離婚的話，原告的戶籍所在地的法院也有管轄權。
主持人：在香港起訴離婚，女方在大陸收集的離婚證據，香港的法紀會認可嗎?
張律師：在香港起訴離婚，當事人應了解香港法院對於提供證據的要求，不同的證據有不同的要求。大陸收集的證據需到香港法院指定的能被大陸法院認可的公證機關公證才有效。涉外的文件，中國法院都要求做翻譯公證。
主持人：接著下一個問題。網友提問，女方長期忍受家暴，身邊的親友看不過去，請問第三人可不可以起訴施暴者?
張律師：這要看家暴的程度，如果只是對受害人造成輕傷，這是屬於受害者自己能處理的情況，她可以要求配偶賠償、追究配偶的民事責任，也有權利放棄追究。但是如果施暴者對受害方已經造成嚴重的傷害，或者男方的暴力行為已經觸犯我國刑法，那麼受害者的親友、鄰居等可以代為報警。
主持人：再來看下一個問題。很多網友問，女方受到家暴想離婚，又沒有證據，女方起訴離婚有沒有優勢?
張律師：女方所說沒有家暴的證據，實際上是沒有去收集。一個行為的發生，肯定會留下痕跡的，女方需掌握收集證據的方法和途徑，努力收集證據，如果女方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卻又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男方又否定的話，肯定處於不利的訴訟地位。
主持人：這里有個施暴者提問，他平時喜歡喝酒，喝大了就會罵老婆，最近的一次是上星期把女方的臉打腫了，女方離家出走並要離婚，男方知錯了，答應會悔改，那麼，法院還會判離嗎?
張律師：如果男方是第一次，或者是偶爾發生的酒後行為，造成的傷害又不是特別嚴重，然後又有悔改之意的，法院一般會給男方一個改過的機會，不會判離。如果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男方仍然無法挽回女方的感情，女方仍然可以通過訴訟取得離婚判決的。我建議男方多做些工作來挽回妻子的心。
主持人：很感謝張律師對網友所提問題的詳細解答，相信廣大網友有了張律師的答案之後，可以知道如何去維護或者是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的。張律師，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您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或者可以給我們網民朋友在處理家暴問題上一些建議?
張律師：我的建議是，曾經遭受家暴，特別是第一次遭遇家暴絕對不要姑息縱容，因為你的縱容會導致家暴行為不斷升級，不僅對自己會造成很大傷害，對孩子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施暴者也會在暴力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因此，我建議遭遇家暴後一定要及時採取相應的途徑維權，這樣還可為在以後的維權訴訟中取得相應的證據，還可以給施暴者一個警告和教訓，使他不再犯。
主持人：節目的最後讓我們再次感謝張律師的到來，謝謝張律師!更多法律問題的解答，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找法網專家面對面訪談節目，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3. 采訪具有農業氣象科研成果的專家該提哪些問題

那要看你采訪的主題或目的

4. 新農村采訪要怎麼寫啊

「農村工作不僅是一項意義重大、任務紛繁的事業，而且是一項有血有肉、充滿感情的事業。」這是專家張強為新近出版的《為新農村建設支百招》一書所做的點評中的一句話。《為新農村建設支百招》圖文並茂地對如何實際操作新農村建設提出系統的對策，剛剛出版就受到了熱烈歡迎，在北京地區僅20多天的時間，首印的5000冊書就已銷購一空。記者了解到，這本書之所以受歡迎，就在於它抓住了「新農村建設」怎麼搞這個基層幹部和農民最需要的點子上。近日，記者就如何結合實際搞好新農村建設專程采訪該書的作者———北京市順義區三農問題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張林成。

記者：我們看到，關於新農村建設已經出版了不少理論探討性的書籍，是什麼原因啟發你從「支招」的角度編寫這樣一本書的？

張林成：在同農村幹部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不少地方仍然對新農村建設的理解上存在著一定的誤區，也有不少地方雖然有建設好新農村的熱情，但由於缺乏系統的理論和可行性較強的措施，工作起來經常抓不住重點。

從認識上看，有些基層幹部存在把新農村建設當成階段性任務，急於出成效的誤區。甚至有的人認為中央政策經常變，新農村建設「熱」一陣兒就會過去。還有一些農村認為沒有錢就沒法建設新農村，等靠思想較為嚴重。因此，必須讓大家了解到，近年來中央圍繞破解「三農」問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富裕農民、提升農業、振興農村為出發點，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思路相當清晰，目標非常明確。新農村建設不是一時之事，必須做好長期准備。

從操作層面看，新農村建設是黨中央推出的親民愛民惠民的重大舉措，深受廣大農村基層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歡迎，但至於怎樣投入新農村建設，許多基層幹部心裡沒底，表現無所適從，茫然不知所措，迫切需要給予導航。如有一個新農村建設試點村，和建築部門達成口頭協議，計劃興建兩棟居民住宅樓，讓村民免費住進樓房。他們請我幫助策劃，我就對該村的兩位主要幹部說：「我不會順情說好話，而是逆向思維給你們潑冷水，給你們降溫，因為新農村建設不能理解為蓋新房、住新居。況且你們村又沒有經濟實力，建樓佔地又不符合土地利用規劃，讓農民白住房還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因此，我所支的招是不建為宜。」在聽取了我的意見後，該村放棄原來的計劃。再比如諸多農民迫切期望致富，迫切需要開發名優農產品，但又沒有科學技術；迫切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又不知怎樣才能實現；迫切需要到非農崗位就業，又不知到哪裡上崗；迫切需要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又不知從何入手。所以，我認為，新農村建設的路怎樣走，不僅需要農村幹部群眾積極探索，同時需要我們涉農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指導。

從當前一些專家學者對於新農村建設的論述看，往往過於宏觀和原則。由於對農民的需要了解得不清楚，提出的建議往往可操作性不強。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我自1986年從部隊轉業後，長期以來一直在農業戰線上工作。順義區的426個村，我去搞過調研的有388個。2001年我從區農委副主任崗位上退居二線後，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三農」問題的研究上，2004年創辦了北京市第一家民辦的三農問題研究機構———北京市順義區三農問題研究會。因此，我憑著長期同農民打交道，且熟悉農村工作的內在優勢，策劃了這本書。其目的在於把中央精神結合實際具體化，在總結京郊農村建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農村改革中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提出具有較強的實效性和可操作性的應對招數。

記者：我們從您的書中了解到，您一共為新農村建設支了132招，概括地講，您認為作為基層幹部怎樣才能找准新農村建設的切入點？

張林成：很多基層幹部因為對中央政策吃不透，往往感到新農村建設工程浩大，不知從何處著手。我認為，作為一名村幹部，想搞好新農村建設，首先要摸清四種結構。一是村內的產業結構，了解村內的工業、農業及第三產業各佔多大比重，都有哪些主要項目；二是村內的就業結構，了解村內從事一二三產業的各有多少人，佔多大的比例；三是了解農民的家庭收入結構。我們的經驗是，如果一家人都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就很難走上富裕；四是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結構，因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直接關系著就業。把這些結構摸清楚，制定計劃就有了針對性。除此，我還認為，新農村建設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是選准切入點。根據村集體的自身經濟實力，從農民生產生活中最關心、利益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決而又容易見成效的事務抓起。讓農民在新農村建設的初始階段就得到實惠，嘗到甜頭，看到希望，有助於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堅定信心，更有助於調動農民投身於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否則，不重視調研，決策只憑拍腦門，實踐證明是不行的。

5. 2013年5月4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播出了一期節目《管不住的「神農丹」》，曝光了山東濰坊部分農民使

6. 現場采訪需要注意什麼事項

現場采訪技巧如下；

1、采訪前要做足准備工作
特別是進行一些重大策劃報道專、技術性強的報道，以及名人訪談屬時，采訪前一定要做大量的准備工作。首先是查找相關資料，通過網上搜索等途徑，找到有關采訪對象的所有資料。

7. 求一篇采訪先進人士的文章

我以對話形式幫助你：
我在網上找到的，如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8119/page-1.html
還有http://enews.guitarchina.com/article/2007/0207/1990.html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589-1217497851
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4493.html
最後，重量級是ID首席科學家李世鶴
http://gang7.blog.china.com/200806/2869482.html

身邊的～～～～～～～～
真英雄就在身邊——記采訪06年郝龍彪獎學金獲得者呂培和王文強
http://www.caihongwang.cn/news/show.php?itemid=229
和諧春運的「幕後英雄」——鐵路春運采訪見聞
http://www.gov.cn/jrzg/2007-02/12/content_524586.htm
你樂意參考一下。
望採納。

8. 就國內時事訪談節目有哪些

31集大型系列訪談節目《定格》
《對話新農村》《讓愛翻越大山》《訴說》《版新聞會客權廳》《教育面對面》《服務面對面》《財富人生》《大家看法》《會見財經界》《22°觀察》《心靈之約》《雙城記》《專家論壇》《今日話題》《高端訪問》《面對面》
《信心江蘇》《對話江淮》《唐山聲音》《今日關注》，《實話實說》，《焦點訪談》
美國著名新聞訪談節目《60分鍾》

大體也就這些了
（此外鳳凰衛視還有些類似節目:風雲對話 冷暖人生 魯豫有約 名人面對面 鏘鏘三人行 財經正前方 問答神州） 希望您能滿意。

9. 李海鷹的記者訪談

從「扒別人的」到「被別人扒」
早期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版權，但在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版權的概念。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記者:我查到的所有資料都顯示，您是在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的，為什麼是在這一年?在我印象中，在那之前就已經開始流行了鄧麗君，在那年之後，張明敏1984年進央視春晚，香港流行音樂才正式開始登陸內地。但您進入流行樂壇的時間，似乎剛好在二者之間。
李海鷹:資料上記錄的年份，其實是我正式進入太平洋影音公司作配曲時的年份。其實在那之前，我是從部隊出來的。如果說最早接觸音樂，已經說不清楚是在什麼時候，但我記得自己15歲時，有人送了我一把秦琴，也就是類似於二胡的一種樂器，我在樓道里用撥片撥，嘴裡哼著胡謅的廣東小調。結果住在樓上的一個上海工程師下樓來，看了一眼我撥弦，對「這琴不高級，小提琴才高級。」然後把秦琴放到了我肩上，拿了把木尺遞給我，「在琴弦上來回鋸，用不著撥。」這算是我小提琴的啟蒙吧。但也就是因為這個，一年之後，我作為全校惟一會五線譜和略懂小提琴的人考進了廣州粵劇團，然後又進入廣州星海音樂學院作曲進修班學習了一年半。
1983年時，開始有唱片公司找我來做配曲，這種工作解釋起來有點費勁，應該是相當於出版社的約稿。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了自由音樂人。所以，一般跟人說起來，我都說自己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我個人應該說，那時就受鄧麗君的影響更大。
記者:粵劇團也算是個有編制的文藝單位吧，如今似乎大家不太看重這個了，但在80年代初，似乎很難想像有人甘願放棄體制內的生活，跑出來單乾的。當時，您就沒有過顧慮?
李海鷹:好像……我還真沒有過什麼顧慮。因為我記得在80年代初期時，廣州這里的流行音樂行業就已經比較先進，幾乎是領先全國了，當時廣州的太平洋，新時代，中唱，白天鵝，簡直就是整個中國流行音樂的四大天王啊，所以從粵劇團出來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猶豫，家裡也沒有特別反對，因為當時是唱片公司覺得我配器比較有潛力，水平也不錯，所以才請我過來的，我算是憑本事吃飯吧，有本事在，不怕沒單位。在早期，其實我配了不少中國民歌+架子鼓這樣的東西，有時也有一些弦樂，這種形式的磁帶，當時真的很好賣，街上那些拎著四個喇叭雙卡錄音機的，大部分裡面都放這些呢，還有舞廳里，因為架子鼓節奏感比較好，所以很多跳舞的也都在用。
早期那段時間，還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雖然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版權，但在那時候，改革開放剛開始，大家都還沒有什麼版權的概念，出現這種事情也很正常。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記者:80年代初，大家對於「流行音樂」的概念還不夠明確，而對於流行文化和廣東，更有很多誤解，比如我記得小時候學校里的老師還在教育我們，說廣東那邊受港台影響深，年輕人都是喇叭褲、漢奸頭，手裡拎著錄音機，放出來的都是靡靡之音。您這樣的，應該就算是靡靡之音的作者了吧?後來覺得，廣東流行音樂的興起，應該不僅是受影響的問題吧，畢竟廣東人也不是沒有原則和主見，不管在早期還是什麼時候，廣東音樂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您覺得呢?
李海鷹:關於廣東流行音樂和北方流行樂的興起，的確有點不同。北方，比如北京，歷來都是文化中心，在那裡呆一陣你就知道，那裡有一種感覺，就是各種思想、各種潮流都能匯聚在那裡，你可以在北京談論先鋒藝術，也可以在那裡聽京劇，這些東西還很好地融合在同一座城市之中。但這個文化中心同時也決定了，它對於任何新鮮事物，不是屬於它本身文化衍生出來的事物，都會有一種排斥感，因為它是中心嘛，因此一改革開放，在北京好多事情都需要很激烈地爭論之後，才有可能被人們所接受。說白了就是說完了才做，很浪費時間。
而廣東則不同，廣東人在接受任何新音樂方面，都沒有什麼障礙。香港那邊的流行音樂一過來，聽著好聽，聽著比革命樣板戲更讓大家興奮，人們自然也就跟著去唱，跟著喜歡了，不像北京，還要辯論半天，廣東人不管那些，真的直接就做起來了。我記得改革開放剛開始那陣，也的確是有不少東西讓我不太習慣的，這邊也在一些事情上有過爭論，但在流行音樂方面，廣東基本沒猶豫過，發展得很堅決，也很快，所以，到1985年前後，廣東流行音樂也就形成了一個高峰。
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記者:1986年時，中國音樂界，南北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比較大，可以寫入音樂史了:崔健站到了工體，向全世界吼出了他的《一無所有》；同樣在這一年，百名歌星集體演唱了《讓世界充滿愛》，這也讓大家發現了流行音樂人合力的前景。另外一件聽起來比較小，但與您有點關系，而且也很有意義:太平洋公司推出了實驗性的專集《為我們驕傲》，其中就收有您的七首原創歌曲。
李海鷹:《為我們驕傲》的推出，其實還是和政府有關。1985年，廣州舉辦了一屆「紅棉杯」新歌新風新人大獎賽，推出了「十大歌星」、「十大金曲」———這種做法也是學香港的，但在內地，還是第一次，這也開創了內地音樂的排行榜先例。這事出來的時候，北京之類的城市，唱流行歌的人該被怎麼定義，什麼樣的是娛樂明星什麼樣的是表演藝術家，還在討論之中呢。當時北方跟娛樂最搭邊的，應該就算是春節聯歡晚會了。但這並不代表著北方音樂人就沒開始作為。在那段時間，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因為語言障礙加地域流傳，他們沒機會聽到這些。但北京有很多駐華使領館啊，一改革開放，外國人的東西也來了。北京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可能聽不了鄧麗君，但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事實上，流行音樂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重心依然在歐美。所以長期就是這樣的現象，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根子還在西方。至於中國南方北方，其實差異並不大。我那時候就在研究邁克爾·傑克遜，其實跟北方音樂人，也沒什麼區別，大家都是在學習，都是在模仿。所以，崔健在1986年的出現，也只能說明，中國北方的流行音樂，已經開始有了原創，有了自己的風格。但他們這種原創，和我們一樣是吸收外面的流行元素。只不過廣東音樂人過了一手而已。但像電燈，像汽車，我們也都是過了一手學來的，大家不照樣都在用著，也沒什麼特別不好。
而廣東這邊，因為流行歌曲的起步就是從唱片公司做起的，而不是從音樂人手中起步的，這就使得它的商業味道比較重，當時唱片公司對原創歌曲沒信心，自然原創出現的也就比較少。另外，其實如果說樂隊和現場演出，廣州出現得也很早，70年代末，廣州就有「茶座」駐場樂隊，但他們也是靠翻唱港台、歐美流行歌曲混飯吃。在《為我們驕傲》出現之後，為了支持新人大獎賽及原創作品，廣州文化局規定:歌手們每晚唱港台歌曲不得超過30%。從這之後，我才真正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原創方面。
《彎彎的月亮》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
記者:但您似乎沒經過多少醞釀，很快您就寫出了《彎彎的月亮》，順帶還捧紅了劉歡。
李海鷹:《彎彎的月亮》實在是個特例。寫流行歌曲，其實很多時候你搞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更多的時候，人們的喜好和心理，你是無從琢磨。所以，並不是經驗豐富就能寫出最流行的歌曲來。
《彎彎的月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中國還是「西北風」盛行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把歌寫成這樣才能好賣，好唱。1989年，音樂電視片《大地情雨》製作組請我給他們配插曲，結果我想了想，當時真是「靈光一閃」，差不多半小時內就把曲子寫好了，取了個名字就叫了「彎彎的月亮」。這首歌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結果寫完了，錄出來，很多行家都說實在太陰柔了。《黃土高坡》作曲者蘇越搖著頭說:「軟綿綿的，兒歌一樣的東西，怎麼出得來?」但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感覺的確讓人耳目一新。更巧的是，這首歌的首播又恰逢廣州電台推出全國首個流行音樂排行榜，結果導致了歌曲迅速包攬各項冠軍，不但在內地走紅，還反攻到了香港，很多人都記得香港有兩個版本的《彎彎的月亮》。
當時整個中國盛行:「西北風」，為什麼會有這么一個現象呢?我分析是因為這片土地跟中國太多的事情有關了。所以那時出現了很多描述這片土地的作品，像《黃土地》，《紅高粱》，油畫《父親》等等。
流行音樂與時代從來都是很緊密地結合，所以自然也不能免俗地尋根。當時把陝西民歌的確挖掘了不少，而且挺有意思的，大家也都沒覺得土。因為這類歌曲實際上也的確符合當時的不少年輕人的心態。搖滾，在當時，甚至有很多人看來都是有些另類的東西，但年輕人需要呼喊，需要發泄他們的精力，而西北風這樣的唱法，剛好適合他們，積極，健康向上，充滿陽剛。不過西北風作為一種歌壇的形態，出現一批是不錯的，但最後演變成「非西北風不唱」就有點過了，這點也挺有意思，其實很多東西，流行歌曲也好，經濟方面的也好，甚至影視也好，只要有人開頭做了，大家都一窩蜂地跟過去，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弱點。 回望之後，不停地轉身
《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體現。
記者:咱們終於說到90年代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第一件值得說的事情，自然是1990年的亞運會。那次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其實對整個中國流行樂壇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由此就誕生了很多優秀的音樂作品，劉歡、韋唯等眾多歌手開始大紅大紫。事實上，在那前後流行起來的一些體育歌曲，已經與西北風有著明顯的區別了，但與之後1993年、1994年開始的流行音樂高潮相比，又有一定的區別，您是怎麼看待當時這批作品的?
李海鷹:《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覺醒。北京作為首都，擁有著被稱為「正統」的文化，這種文化很不容易被同化。而任何流行文化想要進入北京這個圈子，它也必定要有一個被消化然後再拿出的過程。所以，80年代流行音樂在南方，在廣東這邊興起的時候，北京並沒有很迅速地跟上，但它的這種「正統」因素一旦發揮，那麼就會形成一種擁有北京特殊氣質的流行元素。所以在90年代初開始，北京就開始爆發了，在那之後第一次流行音樂高峰開始，北京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行音樂中心地位，這與首都的這種特殊文化氛圍有很大關系。處在這其中，古典的、現代的、民族的，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這就跟廣東不同。在廣東，就算流行音樂再差，也能占據音樂的半壁江山。
記者:似乎我們還是得回到您的代表作之一的《彎彎的月亮》，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這首歌開始被香港人翻唱了，這在內地流行音樂界的確算個了不起的創舉。
李海鷹:被香港人翻唱的，其實是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巫啟賢的，另外一個是呂方的。呂方那個版本，其實是華納香港方面購買的版權。但他們改的時候，把歌詞改成往思鄉的情緒上走，但對我來說，這首歌根本不是想說思鄉。在那首歌寫完幾年之後，我仔細思考後覺得，其實這首歌的主旨，表現的是一種回望，一種從經濟時代向農業時代的回望，一種現代人群向自己舊有的精神家園的回望，這種回望，跟尋根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是尋根。在我看來，我們不能否認人們都有尋找精神家園的傾向，我也有。我們國家不是宗教國家，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這之前被割裂過，所以更有尋找精神家園的理由。但不論是尋找還是回望，在那個時代，都不會明白自己的心究竟該往哪裡擺。就像《一無所有》裡面唱的那樣，「我曾經問個不休」。
記者:90年代中期，中國流行音樂迎來了它真正的黃金時代。從1993年開始，不管是北京、上海、廣州，還是香港、台北，幾大流行音樂中心都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流行音樂產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都有人在傳唱，在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您的作品，但我注意到，就在1994年時，您居然開始舉行個人作品音樂會了———一般情況下，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都是一位創作者開始有些走下坡路了之後，才進行的回顧和總結。但更奇怪的是，在那之後，您還有更加經典的音樂出現……
李海鷹:每個音樂人的創作，都會有高潮和低谷。在高峰的時候，這個人可能可以寫出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東西，結果大家就會把他的這些作品當作這個人的標桿———比如我和《彎彎的月亮》，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遠保持在同樣的高水平上。我覺得，不管是《彎彎的月亮》還是之後的一些歌，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我並沒有因為一首歌而形成標桿，換句話說，我沖過去了。
1994年舉辦過一屆我的個人作品音樂會，當時幾乎全國的音樂人都在支持我。那次是在北京搞的，當時很多廣東音樂人，都專程飛到北京去，買票進場來支持我，而北京的那些搞流行音樂的，也都在後台出口處站著，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種姿態，一種表態支持的方式。
記者:好像那場演唱會劉詩昆老師也去了吧?這在當時似乎也是流行音樂界的一大創舉，讓一向演奏嚴肅的古典音樂的鋼琴家現場演奏流行音樂，您是怎麼做到的?
李海鷹:其實那次音樂會不是劉詩昆老師第一次在現場彈這支曲子。因為我認識他，就是在一場電視台辦的宴會上看到他彈這曲子的。後來我要辦個人音樂會了，突然想起這件事，就給那家電視台打了個電話，他們台長挺支持我，就給了我劉詩昆的電話，打過去，問他是否願意在這個場合彈，他就來了。結果誰也沒想到會有那麼轟動。劉老師當時往那裡一坐，一抬手，一開始，然後到了中間的部分，總之一首曲子下來，下面觀眾一共鼓了六次掌———連劉詩昆老師自己都樂了，沒想到會有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興奮。
那次個人音樂會，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最值得說的一點，就是它的現場感。那次是一個完整的現場音樂會，真演奏、真唱。這比「真唱運動」早很多。在我看來，音樂的本質就是現場演奏和現場的演唱，就像體育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可預知性，在賽前，你只能知道誰是熱門，但你永遠都不會事先知道，劉翔在比賽前是否會退賽。現場版的音樂最大的魅力也在於此，每個人、每一次的發揮都不相同，你不知道下一秒誰會出現意外。但流行歌壇就是這樣，很多人為了穩定，寧可假唱。
記者:您又舉辦了一次個人音樂會，相比於1994年的那次，您覺得這次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李海鷹:我覺得，這兩次個人音樂會，都是一種記錄。不光是對我，對很多和我同一個時代成長起來的音樂人來說，都是一個記錄。事實上我們那一代音樂人，不管是寫歌的還是唱歌的，歲數也都不小了，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以後是沒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了。所以，我這兩場個人音樂會，對很多歌手應該也都是一種一輩子的紀念吧。這次音樂會讓我同樣感動的是，在中國這30年來流行音樂界的許多歌手同樣都來了，而且都坐在台下看著，這在流行音樂界，已經很難了。
這次的音樂會，比上一次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次居然出動了交響樂團———流行歌曲用交響樂團來伴奏，難道不值得這些音樂人留下記憶么? 尋找文化中一脈相承的東西
記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個中國的流行音樂輝煌期之後，很多音樂人選擇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沒有選擇蟄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來，同樣也沒選擇繼續創作同類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我們又聽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稱標桿性的作品:《七子之歌》。聽說這首歌也是您的「靈感」之作?
李海鷹:這首歌的淵源也有些奇特。當時是央視要拍一個紀錄片，叫《澳門歲月》，為澳門回歸做准備的。當時他們邀請我給這個節目做幾首歌，這個歌詞是他們找來的，說是聞一多寫的，關於澳門的一首詩。後來我想看看這詩的前因後果，看看聞一多到底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於是就到外面去買聞一多全集，但從頭翻到尾，也沒有翻出來這首詩在哪裡。後來我就想試一下，因為我的故鄉中山與澳門隔得並不遠，就運用了一些家鄉的歌謠感覺進去。當時根本沒想過什麼國家任務，但後來這首歌很受歡迎，結果被確定為唯一的主題歌曲，這些其實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門人都很喜歡這首歌。
記者:後來這首歌還跟著嫦娥一號上了天，是不是覺得有點無心插柳的感覺?
李海鷹:那也是他們選的，當時是國防科工委選出來，帶到天上去的，他們通知過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並沒有對此進行過任何努力。
記者: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末，其實香港方面一直對內地流行音樂有著很大的影響，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甚至還出現過四大天王在人民大會堂同台唱歌的壯觀景象。但進入新世紀之後，香港流行音樂對內地的影響看起來正在減弱，甚至香港歌手的專集，也幾乎必備普通話版了。
李海鷹:香港流行音樂的問題其實很復雜。整個香港的繁榮，都與大陸息息相關。不管是轉口貿易，還是它的經濟對整個珠三角地區的輻射，都可以算做一體化基礎上的真正共同繁榮。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從吸收外來元素到自己引領地區流行趨勢。內地之前對香港的趨之若鶩，也跟當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韓學習流行一樣。如今香港流行音樂沒有當年在內地那麼紅火，很大原因也在於如今內地人的眼界也開闊了，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之一。在眼界開闊了之後，面對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們自然不容易像剛開始接觸時那麼興奮，畢竟大家的選擇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這種東西不像法典那麼至高無上，也沒那麼嚴謹，更不需要太過認真地去總結一套理論，進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這樣，該自然沉澱的，就會自然沉澱下來，過了很多年之後，變成經典。像《彎彎的月亮》之類的歌曲就是。這種東西，應該是古今如一的。因為根據歷史學家考證，像《陽關三疊》這些名家詩詞，其實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訴我，他們考證當年的陽關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麼一排酒樓，唐代酒樓就有唱曲兒的，估計在那裡唱的歌，《陽關三疊》自然免不了，那時就是這樣的風俗。
記者:來之前我把您這幾十年來的代表歌曲又翻聽了一遍，感覺您這些年來創作的歌曲，都有點曲風偏軟，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關?因為我們聽香港流行音樂，也很少能聽到那些比較硬朗、比較鏗鏘的歌曲，當然，搖滾除外。
李海鷹:1994年時，曾經召開過南北流行音樂人的一個研討會。但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認同這種地域性的劃分。我承認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輕柔的路子，但我覺得這更多是與作者自身有關，而單純地根據地域劃分南派北派，並不科學。因為流行音樂屬於文化的范疇，中國的文化，又有著悠久的歷史，就算中央集權開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都是從中央輻射開的。就算你說南方、說廣東，廣東這幾千年來同樣是在中央統治下的，並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劃分也只能是分個人。
不過，如果真要說南派，我覺得廣東最大的好處在於，它雖然一直處於中央的統治范圍之內，但自古以來始終被中央認為是「蠻夷之地」，處於「化外」，中央對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統治就行，所謂的「教化」程度並沒有那麼深，對所謂文化正統的觀念也沒有那麼深。這樣的先決條件也就決定了廣東在接受新鮮事物方面沒有內地其他原來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麼多障礙。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較容易———包括我們自己，誰都不會把廣東當作是中國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會辛亥革命也好、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也好，都是從廣東起步，因為他們容易接受這些思想。不過，廣東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進一步地發展，就必須進京，打入文化核心層，讓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當年康有為要實施自己的主張，就必須進京，革命也必須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時間廣東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我覺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為廣東的文化思想本來就領先，而因為經濟建設領先全國，文化硬體配套建設得也不錯，如今在軟體上也開始下功夫，自然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目標。但是，這種建設不能偏，廣交、廣芭這些團隊應該有，但這些得搞出一些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而流行文化在廣東本來就占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發展則要更多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主導。就像流行音樂，它和古典音樂，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頌音樂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樂唯一的評判標准，是公眾是否喜歡，聽起來很民主的樣子，但也很現實。
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記者:進入新世紀之後，您的創作似乎又開始轉移方向了，以影視作品的音樂居多，為什麼呢?
李海鷹:其實從《七子之歌》以後，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經投放到影視方面的音樂上了。因為我不是很想做實驗性的音樂，不想做只被專家們認可的東西，我喜歡做讓大眾認可的東西。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為在我看來，古典和流行，沒界限。不管什麼時候，人們對於比較有特點、有張力、大型的、精緻的作品，都會有一定的期待，這也是我的目標和方向了。
記者:搞了這么多年的流行音樂創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應該也算得上是廣東流行音樂界的翹楚了。就您看來，您的創作之路對後來的廣東流行音樂界都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可以這樣說，因為您的創作風格，導致了整個廣東流行音樂界的風格變成了現在這樣相對集中?
李海鷹:我覺得不能這么說。就我個人而言，我的流行音樂創作，屬於古典音樂+民族音樂的模式，如果說對我有影響的流行音樂人，我不能不說，當年的鄧麗君的確算一個。但流行文化屬於大眾文化，不能說是由一個人來進行引領或者影響。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創作人共同製造出來的。而且，廣東的特色就在於，它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領全國風氣之先，這也就決定了廣東的創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種單一的模式和風格的熏陶，更無從談起讓某一人統領誰。我唯一認可的，是自己的創作人身份。而創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創作的事是個人的，但不是主觀的。所謂的引領一時風氣之類的，只能是後人來進行總結。
不光是人，我覺得作品也一樣。一部文化作品，該有多大的影響力，就會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不是行政上的干預就能起作用的。你看，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麼領導方面的問題，他的作品開始是禁書，但在來看，不照樣是經典?而創作者則不應該在作品一出來就急著去關心它的社會反饋，得沉下心來，製作一些有價值的、有思考的東西，走自己獨特的路，一個創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覺得作為作者，就該寫點自己的東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總想那些獎做什麼?
記者:從現在看來，您的這些歌曲，曲風實在多樣，但您給人留下的經典作品，在您說來可都是「靈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這么多年支撐您的「靈感」的源頭是什麼呢?畢竟很多音樂人，在寫完其中一些的優秀歌曲之後，創作能力便開始減弱了。
李海鷹:要說源頭……還得算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但我研究傳統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從古代吸取營養，然後作用於現代。我覺得，1842年之後，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就開始變了，到胡適，「五四」之後又變了。我覺得自從「五四」之後中國就一直沒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東西出現。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東西。但我研究這些，不是單純地去做研究，或者說將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像我也看戲劇，但並不是想把崑曲保留並發揚光大。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去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從元明清的劇本，到古代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看起來，很多東西依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戰亂和動盪環境下產生的東西，不會是這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所以，我之前說《彎彎的月亮》時大家都在尋根，都在回望，我告訴你為什麼，因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們無比深厚的傳統文化。
而且，如果說吸收，我認為更應該吸收它最根本的東西。在我看來就算是傳統文化，其中太多具體的東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們為什麼這么說?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有人把它玩到頭了，讓後人只能望其項背，無法超越了。但這些東西里，又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就像《紅樓夢》里也有詩歌，但我們任何人都不會說，《紅樓夢》里的詩歌超越了所有唐詩。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這些一脈相承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