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古代師德傳統的思考
最早的師德標准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⑵ 春秋時期的師德建設對我過當代師德的啟示
春秋時期的師德建設對我國當代師德的啟示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禮記．學記＞
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師道尊嚴」。社會重視教育，尊重教師，首先是由於教師德高身正，嚴於自律，所以教師必須從自身做起，修身養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贏得社會尊重。這個簡單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作深入的思考。
古人有「敬敷五教」之說。孟子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那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的。「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育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這就是春秋時期的師德建設對我國當代師德的啟示
⑶ 我國古代優良師德傳統的內容是什麼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⑷ 對比古，今，談談教師職業道德內涵在我國數千年的教育實踐中都發生了哪些演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中華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匯。從外延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歷史上形成的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的許多文化形態，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從內涵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要代表的、廣泛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主流觀念和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禮」。「禮」是指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另一個經常與「禮」相提並論的范疇則是「樂」。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禮樂文化」。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別於西方文化的特質。
所謂「禮」、「樂」，本源自於上古初民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動。「禮」本是指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活動中的一些儀節規范;而「樂」則是與這些禮儀活動相配合的樂舞。後來「禮」、「樂」的所指逐步擴大化、系統化，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禮儀活動以及與其相配合的樂舞都被泛稱為「禮」「樂」。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謂的「夏禮」、「殷禮」和「周禮」，匯集成為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式，乃至於包括關於禮治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西周初年，偉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據前世流傳下來的禮俗並根據時代需要加以損益而「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與當時的宗法社會相適應的禮樂制度，通過「禮樂」的形式把階級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制度化、固定化，使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和諧的狀態之中，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極盛期。
至春秋時代，隨著社會形態的演變和政治格局的變遷，逐步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有鑒於此，偉大的思想家孔子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創造性地以「禮樂」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體系，使「禮樂」成為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孔子從哲學本體論和社會歷史觀的角度，對「禮樂」進行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闡釋和論證，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生命本質與意義目標的基本觀念，創擬了旨在讓社會各階級(階層)在「禮樂」的約束下和諧共處的社會理想，並使古老的「禮樂」觀念逐步升華為全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此後，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的進一步發揚光大，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日益興盛。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更上升到國家法典的高度，不僅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幾乎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響力的學派。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目的和功用是從外部對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在行為和思想方面進行教化、約束和規范;而「樂」則與「禮」相輔相成，從內心感化、誘導人們對「禮」(亦即各種社會規范和約束)的衷心認同。禮樂配合，以禮修身，規范人們思想行為;以樂治心，感化人們自覺地按照「禮」的規范來行事，保持人們內心的平衡，從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儒家「禮樂文化」的精髓就是《論語》所提出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社會和諧思想，這也是儒家「禮樂文化」的普世價值所在。眾所周知，儒學基本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倫理的學說，它是探討宗法等級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學問。「禮樂」是儒家傳統倫理思想道德規范體系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觀念。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也是一項倫理道德原則與規范。「禮樂」是用來調整和制約人的行為的。它調節著人的主觀欲求和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能夠維持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孔子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禮記·禮運》)可見，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禮」的功用就是教化人們按照規范正確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其他社會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說，「禮樂」是為了應對社會穩態結構的需求而產生的。
「禮之用，和為貴」，高度概括了儒家「禮樂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據這一「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主張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發生矛盾與沖突時，應採取寬容、謙讓的態度，這樣不但有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也有助於使整個社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當然，儒家所主張的「和」並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調和，而是在一定條件和原則下的諧和、融合。所以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寬容禮讓、謙恭善良、求大同存小異的道德傳統，正是這種「貴和」(即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長期影響和積淀的結果。
儒家禮樂文化的本質特點，是把「親親」的血緣關系與「尊尊」的社會政治關系結合在一起，在「禮」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應的規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於人為的社會政治關系之中，使之成為社會政治等級中的人;同時又把理想的政治社會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緣基礎之上，形成以「禮樂」文化為表徵的宗法等級社會。與此同時，儒家禮樂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禮樂的制度規范性與藝術熏陶性的特點，對自然的人進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納入到政治性倫理性軌道上來，使社會成員都成為「克己復禮」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自覺遵守社會倫理規范，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和諧的目的。而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就是為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而在制度層面、倫理層面和儀節層面所制定的一些規范和原則。不言而喻，沒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於社會道德建設的規范和原則，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的「大同」社會。儒家禮樂文化的特徵就是用禮樂展現和處理人際關系，進行社會調節和管理。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通過引導社會各個階層按照「禮樂」的規范和原則來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種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秩序，達到建立和諧融洽的社會人際關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精神，對中國周秦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廣泛而深刻地滲透於古代社會的政治、法律、軍事、教育、宗教、倫理和文化藝術之中，成為人們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為社會習俗風尚的底蘊，形成周秦以來的數千年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範式。
當然，我們說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對我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並不是說儒家禮樂文化盡善盡美，也不是說我國古代社會在制度層面和思想層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極、落後的因素都應歸咎於儒家禮樂文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孔子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蘊含著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如「和為貴」的思想、「仁愛」的精神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原則等等，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社會價值。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儒家禮樂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過時的、消極的、落後的內容。比如對社會等級的過分強調，對人性情慾的過分節制等等，都有矯枉過正之嫌。此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一些消極、落後的思想觀念表面看來似乎來源於儒家禮樂文化，但實際上並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導的「禮」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世極端專制王權時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漢代以後確立的「三綱五常」學說，雖然與孔子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內在聯系，但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君臣、父子雙方的要求是對等的，即要求雙方都要依「禮」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漢代以後所確立的「三綱五常」則強調君、父的絕對權威，以君臣關系而言就是「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無論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觀念中卻不是這樣的!如《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定公向孔子咨詢應該怎樣處理君臣之間的關系，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可見孔子這里強調的是君臣之間對等的以「禮」行事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只強調「臣忠」。又如孟子在見齊宣王時，齊宣王詢問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他們這樣以臣弒君對不對?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見，孟子的君臣思想與後世的「三綱五常」觀念是大相徑庭的。從而可知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並不能與後世的「禮教」簡單地劃等號，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禮教」中一些過時、消極、落後的內容完全歸咎於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經過創造性的借鑒和轉換，完全可以成為我國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當然，我們對儒家禮樂文化的借鑒並非簡單的繼承，而是批判地繼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原有的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過時的、落後的內容必須堅決摒棄，其過分節制人的情慾的一面也應該予以消除或調整，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儒家禮樂文化的「和諧」精神完全可以幫助我們適當地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道德、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家庭和社會秩序等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從而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和諧，保證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宗旨，用現代意識和眼光挖掘傳統禮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發揚中華民族重禮節、尚美善的優良傳統，建構與現代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禮儀規范和審美情趣。我們相信，通過吸收儒家傳統禮樂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完全可以實現傳統與現實的對接，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現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規范、倫理規范和禮儀規范，並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性化的新型社會。
⑸ 我國古代對師德的要求有哪些最早研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哪些著作
最早的師德標准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⑹ 簡述我國古代優良師德傳統的內容
古代重視思想教育，所以對老師極為敬重。老師是與天地君親(父母)並列的… 而擔任教師的一般都是大儒，德高望重，一言一行都是學生學習的典範。 具體內容，麻煩樓主查查教育史，傳統文化一類的信息吧！
⑺ 中國傳統文化對師德培養的作用
（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指教師自身要努力學習、永不滿足，同時在教育學生
時要勤奮教導、永不疲倦，即「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大教育家孔子
在《禮記·學記》中說「雖有佳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
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也就是說只有在學習的過程中才能知道不足，知
道不足才能努力學習。西漢著名教育家董仲舒也特別強調「學而不厭」的重要性，他說：「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也就是說，教師學習上勤奮努力，就會學識廣博、智慧明達；道義上刻苦努力，
品德就會與日俱增，日有長進的。此外，在學而不厭的基礎上教育者更要要誨人不倦。柳宗元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切身感受，曾強調到「誨人不倦」是教師道德的重要內容。他說：「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嗔目閉口耶？」也就是說，若說講道理和古代文辭，我是從來不對向我請教的人緘默不言的。
（二）以身作則，為人師表
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突出強調教師的行動教育，指教師的一言一行、言談舉止都會對學生產生重要影響。教師要時時、事事、處處都要通過自己的模範行為做學生的楷模和表率。孔子曾經說過：「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就是說如果教師道德高尚、作風正派、行為端正，不需要相應的命令，學生也會按照教師的行為模式而行為，如果教師本身道德有問題，那麼教師的命令學生是不會服從的。孟子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身正天下歸之」，主張「教者必以正」。西漢學者揚雄更是明確指出：「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可謂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可以說，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的這種巨大教育力量，
是來源於教育者的自我對象化的嚴格律己性和通過平等交往而耳濡目染、潛移默
化的真實感受，因此，它最容易激發學生的敬仰、信任、共鳴、嚮往和模仿，從
而增強了教育的實效性。
（三）學習之道，有教無類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提出「學習之道，有教無類」的卓越思想，主張不論其貴賤、貧富、長幼、華夷、智愚，均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在那之前，「學在官府」，也就是說只有貴族才有權接受教育，也就意味著只有貴族子弟才有當官的資格。為了改變這一現象，孔子創辦了私學，他希望通過興辦教育來培養「賢才」和官吏，以實現其政治報復。他的弟子不分貴族，不分國界，不分種族，只要有心向學，都可以在他創辦的學校接受教育。可以說「有教無類」思想的提出是教育思想的一次重大革新，並由此形成了平等、公平的對待每一個學生的基本師德倫理思想。
⑻ 我國古代有哪些師德規范
最早的師德標准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⑼ 試論對我國古代傳統醫德的批判與繼承
翻閱我國歷代醫學論著，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論述的是醫術、醫風、醫德修養，但字里行間卻充滿了古代醫者崇高而又偉大的人格精神。這些傳統醫學中的理想人格精神內容極為豐富而又十分樸素，概括起來，大致包括以下幾類。
一、仁愛救人的人格理想傳統醫學始終將「仁愛救人」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強調,洋溢著一種人道主義的博愛精神和「仁愛」的崇高人格理想,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精湛醫術。祖國醫學認為,醫為救人活命之術。因此歷代醫家非常強調醫術精湛。唐代著名大醫家孫思邈的《大醫精誠》所說的「精」就是指精湛的醫技，他認為有精湛的醫技能夠治病救人，使病人起死回生就是大醫。他本人正是對醫術精益救精的典範。少年開始「留心作意，殷勤學之」，醫學造詣極深，成為一代名醫。清代葉天士為求醫術精良，先後拜師17位，他這種虛心好學，精勤不倦鑽研醫術的事跡一直被後人傳頌並激勵著有志獻身醫學事業的醫務工作者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攀登一個又一個高峰。二是主張博施濟眾。古代醫家從樸素的人道主義感情出發，主張博施濟眾，貧富不分，認為無論何人，只要患病，都有權得到治療。許多醫家都以不分貧富貴賤，一視同仁為自己的行醫准則。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提出「發大慈惻隱之心」，「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醫生與病人的心理應是「皆如至親之想」，在接待痛苦病人時，他更加強調不但把病人當親人，而且要把病人之痛當己痛。張仲景要求醫家能「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陳實功在《醫家五戒十要》中指出：「凡病家大小貧富人等，請觀者便可往之，勿得遲延厭棄。」宋代唐慎微以及張炳、郭玉等均在這方面給後人樹立了榜樣。可見，主張博施濟眾是歷代醫者所崇尚人格理想和追求的人格目標。三是追求嚴謹醫風。晉代名醫張叔和說「醫葯為用，性命所系。」因此，他強調作為決斷人之生死的醫生，在診治中必須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切不可敷衍塞責。《素問·征四失論》指出醫療效果不佳，首先是醫生「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張仲景亦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嚴厲批評了那種「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葯」的草率行為。中醫歷來強調用望、聞、問、切四診合參之法診治疾病，在臨證之時，應做到「無一病不究其原因，無一方不洞其理，無一葯不精通其性」，這才是嚴謹的醫療作風。名醫倉公的診籍，對患者的姓名、里居、職業、症狀、病理、治療過程、預後推斷及應驗等，記載均頗詳細，因此病因分析及診斷都很精確。徐大椿醫術能達到「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高明之程度，就是他幾十年專心致志，嚴謹求實的治病態度和高度責任心的結果。
二、不畏艱險的人格精神我國古代傳統醫德規范要求醫生為人治病要不顧個人辛苦與安危，一心救治病人。孫思邈說：「凡大醫治病……不得瞻前顧後，身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其有患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見惡者，但發慚愧凄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元代朱丹溪對有疾求醫者：「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他曾說：「病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趙夢弼的中夜叩門，無不應者。清代名醫傅青主為醫治一病危之病人，趕了五天五夜的路程。這些醫家都以他們不畏艱險，一心赴救的高尚行為為後人樹立了不朽的典範。
三、謙和謹慎的人格風貌傳統醫學提倡謙和謹慎，醫患之間，醫者應言談文雅有禮，舉止溫和可親。孫思邈說：「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醫生出診應「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醫生到家進而看病要做到：「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盼，絲竹湊，無得似有所娛，珍饈適薦，食如無味」。在病人面前不能「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同事之間要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醫家五戒十要》中指出：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輕侮傲慢之心，切要謙和謹慎……」孫思邈也曾指出，醫者應「志存救濟，勿驕勿妒，尊師重道，切磋醫術」。古代醫家這種講究同道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提倡謙和謹慎，尊重同行的學者風度和寬弘精神，在今天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正確對待功利、競爭具有很好啟迪作用。
四、見利思義的人格境界中國傳統醫學價值觀念在義利關繫上，崇尚道義，反對憑借醫技貪圖名利，強調醫生要「仁」，要義，不得沽名釣譽，「醫人不得持已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不得以彼富貴，處之以珍貴之葯，令彼難求」。宋朝張杲強調「為醫者，其絕馳利名之心，專博施救援之心「。北宋龐安時對「踵門求診者，為群氏舍居之，親視纖葯物，必俞後而後遺……治人無數，病人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據《神仙傳》記載：三國時的醫生董奉，給人看病不計報酬，病癒者前來感謝，便囑栽杏樹幾棵，數年一過，成了繁榮的杏林，他又以杏果換取糧食，用於賑濟貧困。至今仍有人取用「杏林春暖」來贊頌醫德高尚的醫生。
中國傳統醫學人格精神，特別是其中以慈善、仁愛為核心的倫理內容，如果我們的師德建設能結合時代特點給予繼承和發揚並予創造性的轉化，將能為21世紀的人類和諧、道德進步產生積極而有效的影響。
從內容上，可把「仁愛救人」的理想人格框架賦予其對教育事業的執著追求，對工作的極端負責，樂於奉獻、甘為人梯、誨人不倦的獻身精神；把不畏艱難險阻的人格精神直接轉化為為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為推進教育創新頑強拼搏、刻苦鑽研、自強不息的時代精神；把謙和謹慎的人格風貌轉化為理解學生、關心學生、愛護學生、尊重學生、師友合一的時代風貌；把見利思義的人格境界轉化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甘守清貧、淡薄名利、依法執教、愛崗敬業、嚴謹治學的人格追求。總之，21世紀的理想師德精神，應該是在物質生存以外致力於精神追求和社會追求，認知上求真，道德上求善，情感上求美，具有參與競爭、積極進取、無私奉獻、自尊自立、自信自強的健全人格精神和健全人格素質，摒棄傳統的師道尊嚴，拒斥處處個人主義的價值基礎，統一於「四有」、「三熱愛」的新人模式，從而在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綻放光芒。
從途徑上，在弘揚傳統醫德精華的同時，應深刻挖掘、大力宣揚我們時代許多優秀教師的人格精神，因為在他們身上充滿了我們醫德所推崇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就是具有時代氣息的人格精神。如去年12月14日舉行的「以愛的教育」為主題的全國優秀教師師德報告會，原北京市第二實驗小學教師霍懋征、上海市尚文中學教師黃靜華、湖南郴洲市蘇仙區塘溪鄉五馬壠小學教師盤振玉、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林崇德以及我們江西九江柘林鎮黃嶺小學太陽山教學點教師鄒有雲，他們用心去愛每一個學生，嚴慈相濟，甘為人梯的先進事跡受到了千千萬萬師生的交口稱贊、敬仰、愛戴，他們崇高的師德感人至深，催人奮進，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塑造自己的美好人格。
從方法上，應制定措施及行為准則。黨的十三大為塑造跨世紀人才的理想人格，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並結合我國國情，確立了三條道德原則，即「公而忘私，勇於獻身，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原則；「一切用誠實勞動去爭取美好生活的積極思想和精神，都應當加以尊重，保護和發揚」的道德原則；以及社會主義道德所要反對的，是一切損人利已、損公肥私、以權謀私、欺詐勒索的思想行為的「不損人」原則。三層次道德原則運用於師德建設上，那麼有師德理想應為高層次，即「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忠誠於人民教育事業；熱愛學生、教書育人、辛勤耕耘、無私奉獻；鞠躬盡瘁、艱苦奮斗、勇於探索、開拓創新」；道德原則應為中層次，即注意師者儀表，有責任心，自覺完善自己的學識和師德，用健康的思想影響學生；道德規則應為低層次，即遵紀守法、完成本質工作、不誤導學生、不體罰學生、不謀私徇私。
總之，21世紀的人類充滿著競爭和挑戰，巨大的壓力背後人們更渴望自主、平等、公正，更需要尊重、關心、互助的仁愛思想、人道倫理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醫學傳統人格精神不失為我們師德建設留下了一筆十分珍貴豐厚的倫理文化遺產，需要我們認真地研究，批判地繼承、開發和利用，更好地為我國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服務
⑽ 簡述我國古代優良師德傳統的內容
在中國師德價值系統中，是以道德價值為核心的。在這方面，不同時代都提出了一整套的標准和要求，同時形成了一套修養道德和恪守道德的方法和途徑。孔子重視自身的品德修養，提出了「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主張教師要「以身作則」「正人先正已」，在教學中力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和「循循善誘」。西漢楊雄說：「師者，人之模範也。」唐代韓愈把教師職責概括為「傳道授業解惑」。近代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張教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修養到不愧為人之師表的地步。」總之，我國歷史上許多教育家和學者對師德都有精闢的論述，這些主張包括立德、修身、治學等多個方面，至今仍是師德的重要內容。
對於師德中的優良傳統，尤其是那些閃光的精華，不僅是我們的寶貴遺產，而且為世人所矚目，所敬仰。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尚努力在研究、學習其中的優秀部分，我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又豈能妄自菲薄？教育者擔負著人類文明傳承的歷史使命，繼承師德優良傳統是提高師資隊伍素質的需要，也是創新教育的需要。但長期以來，我們比較著重於繼承原有的師德傳統，這對於變化較慢的社會大體是可以適應的，而在知識、科技、經濟、教育和社會變化不斷加快、教師角色已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繼承」已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因此，繼承的方法也應隨時代的改變而有所改變，在教育創新的大前提下，對師德優良傳統的繼承應是創新意識下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