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對師德

⑴ 歌頌師德的古文名句或者詩句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⑵ 我國古代有哪些師德規范

最早的師德標准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⑶ 師德風尚丨中國古代的師德師風，你了解多少

師德就是教師的道德，教師道德是一種職業道德。教師的職業道德，是教師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從事教育活動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情操和品質。

⑷ 中國古代對於教師的要求

《學記》是我國最早的教育管理文獻之一。成文於戰國末期，由漢儒記錄編輯，流傳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文章中對當時教師的素質的闡述，標示出中國古代的教師素質曾經有過的高度，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教育管理思想，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其實我們的很多的教育理念並沒有如我們的想像一樣超越了古人。
本文就《學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

一、教師需具備一流的道德學識水準
《學記》為當時的國家設立了一個教學計劃，提出了大學教育的學習內容和基本程序：「學校里每年招收學生入學，每隔一年對學生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學生斷句分章等基本閱讀能力的情況，第三年考查學生是否專心學習和親近同學，第五年考查學生是否在廣博的學習和親近老師，第七年考查學生討論學業是非和識別朋友的能力，這一階段學習合格叫做小成。第九年學生能舉一反三，推論事理，並有堅強的信念，不違背老師的教誨，達到這一階段的學習標准叫做大成。」《學記》以「知類通達」為學習的最高目標，照後世著名學者王夫之的解釋，就是「通所知以達於行」，這對「大學」畢業生的要求極高，《學記》還認為：「只有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才能教化百姓，移風易俗，周圍的人能心悅誠服，遠方的人也會來歸順他。」通過這樣長期的大學教育培養的人才，道德學識水準已達到了理想化的程度，可以想見，作為執掌當時的最高等教育並由君王認真考察挑選的教師，當然需具備更高的道德學識水準，具有在當時國家級的可比性。我們知道，先秦時期教育並不普及，名師如孔子，亦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之說，成才率似乎也不高，而其中「可以為師」的好象沒有幾個人，漢代專置五經博士，由他們任大學教師之職，道德學識水準要求極高，選拔也極嚴，全國僅十餘人。《學記》還這樣描述了古代君王對教師師德的敬重：「古代君王以選擇教師為首要任務。」「在教育工作中，尊敬教師是難能可貴的。尊敬教師才能重視他傳授的道。在上的君王能尊師重道，百姓才能專心求學。根據禮制，教師被天子召見，可以免去朝見君王的禮節，這就是為了表示尊師重道的緣故。」「大學開學的時候，天子或官吏穿著禮服，備有祭菜來祭祀先哲，表示尊師重道。」應當說，在當時的社會體制下，教師的社會地位是極為崇高的，很多方面甚至於已經超過了當時的政府官吏。這當然與教師所具備的道德學識水準緊密相關。

二、教師需具備高超的教育教學水平
一流的道德學識水準並非作為教師的唯一條件，《學記》還要求教師具備高超的教育教學水平。《學記》論述了很多的教育教學原則和方法，為現代的教育學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財富，諸如「預」的原則，及時施教的原則，循序漸進的原則，啟發性原則，「相觀而善」的原則等等，其思想的精華至今為教育工作者廣泛運用，這里暫不展開論述。我們只就古代教師素質來看，會發現《學記》對教師教育教學水平也有極高的要求，具體地說《學記》要求稱職的教師不僅掌握這些教學的基本原則，還要能根據這種原則而實施自己的教學。《學記》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為保證教師素質，《學記》首先要求教師必須有真才實學，「 單靠死記一些零碎的知識，不能作個好教師，一定要有淵博的知識，隨時准備根據學生的提問並給以圓滿的回答才行。」此外還必須教學有方：「誘導而不強牽；勸勉而不強制；指導學習的門徑，而不把答案直接告訴學生。」另外要有進取心：「通過學習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通過教人才能感到困惑。知道自己學業的不足，才能反過來嚴格要求自己；感到困惑然後才能不倦的鑽研。」這些要求，在當時比較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情況下提出來的，體現了超越時代的先進性，到現在仍然煥發智慧與理性的光彩。《學記》認為教師教學的基本特點是要善於啟發誘導，指出：「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只有善於多方啟發誘導的人才能當教師。這里的「博喻」很不容易做到，現代的教師在課堂上對所教學科能隨心所欲、旁徵博引的並能恰到好處地完成教學任務的教師也是不多見的，可見《學記》要求古代教師教學水平達到的高度。《學記》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時觀而弗語」、「開而弗達。」就是說教師對學生的學習經常加以檢查指點，啟發誘導，但不要灌輸，不要包辦代替，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積極思維，使學生融會貫通地掌握知識。《學記》還認為「好的教師不僅給人以知識，還要誘導學生自覺地跟著他學。教師講課，要簡單明確，精練而完善，舉例不多，但能說明問題。」這些意見對現代教師的教學仍然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學記》對不合格的教師，有如下闡述：「今天的教師，單靠朗誦課文，大量灌輸，一味趕進度，而不顧學生的接受能力，致使他們不能安下心來求學。不能因材施教，不能使學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教學的方法違背了教學的原則，提出的要求不合學生的實際。」並指出了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這樣，學生就會痛惡他的學業，並怨恨他的老師，苦於學業的艱難，而不懂得它的好處。即使學習結業，他所學的東西必然忘得快，教學的目的也就達不到，其原因就在這里。 」《學記》指出了當時教學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誦、滿堂灌、滿堂問、只趕進度，而忽視啟發誘導，不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現象，「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領先的。」筆者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多年，多年來此類型的教師還是隨處可見，兩千多年後以《學記》的語句來形容當代的一些教師的教學行為，似乎無須作多大的改動。

三、教師應掌握學生的學習心理
《學記》指出：「學生在學習上有四種過失，是施教的人必須要了解的：人們學習失敗的原因，或者是因為貪多，或者是知識面偏窄，或者是態度輕率，或者是畏難中止。這四點，是由於學生的不同心理和才智所引起的。教師懂得受教育者的不同心理特點，才能幫助學生克服缺點。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受教育者能發揮其優點並克服其缺點。 」在這里，《學記》把學生在學習上容易犯的毛病歸納為四種：貪多務得、孤陋寡聞、掉以輕心、遇難則退。這四種毛病，因人而異。《學記》認為教師要糾正他們的錯誤，必須掌握他們的學習心理。《學記》還認為，教師應該知道：「錯誤出現了再去禁止，就有堅固不易攻破的趨勢；放過了學習時機，事後補救，盡管勤苦努力，也較難成功；施教者雜亂無章而不按規律辦事，打亂了條理，就不可收拾；自己一個人瞑思苦想，不與友人討論，就會形成學識淺薄，見聞不廣；與不正派的朋友來往，必然會違逆老師的教導；從事一些不正經的交談，必然荒廢正課學習。這六點，是教學失敗的原因。」 教師還應該知道：「會學習的人，能使教師費力不大而效果好，並能感激教師；不會學習的人，即使老師很勤苦而自己收效甚少，還要埋怨教師。會提問的人，象木工砍木頭，先從容易的地方著手，再砍堅硬的節疤一樣，（先問容易的問題，再問難題），這樣，問題就會容易解決；不會提問題的人卻與此相反。會對待提問的人，要回答得有針對性，象撞鍾一樣，用力小，鍾聲則小，用力大，鍾聲則大，從容地響，讓別人把問題說完再慢慢回答；不會回答問題的恰巧與此相反。」以上的精闢論述，都對教師提出了應掌握學生的學習心理的要求，可以說這些要求已經超越了歷史和時代，到如今依然實實在在，得到當代教育工作者的認同。《學記》這些關於教師素質的見解和主張，是針對兩千年前的社會發展情況來談的，在當時非常先進，到現在則太過簡陋，教育事業的發展，使得現代教師面臨的教學形勢和任務已經完全不同，科學的教育管理對教師也有了更新的要求，但聯系今天學校的教學情況，我們從《學記》的論述中，看我國古代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依然能得到深刻的啟迪。

引用文獻：
《禮記.學記》

⑸ 我國古代對師德的要求有哪些最早研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哪些著作

最早的師德標准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⑹ 古代師德小故事

文化巨人——孔子的師德故事

自「而立」之年即以《詩》、《書》、《禮》、《樂》為教，更以他至偉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而示範為教。是他開了我國歷史上私人講學的先河，將以前學在官府，文化知識是貴族們的專利的現象，移植到民間。他首先提出「有教無類」的方針，不分貧賤富貴，均可以在他那裡受教。在弟子中，貧如顏回，富如子貢，貴如孟懿子，然絕大多數是平民子弟，有來自衛、齊、陳、吳……等國的，真可謂桃李滿天下。其教學目的，是傳他的人道學說。即克己復禮為仁，變化學生氣質，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終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材。並採用「因材施教」和啟發式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等風范。更以他誨人不倦的精神，對學生入如慈母般地關懷備至，如嚴父般地導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長，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參之魯，子張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體而任傳道之責，成為宗聖。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語言：宰我、子貢。政事：冉求、子路。文學：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故能將浩瀚的傳統文化推廣和流傳下來。

由於孔子在講學中，所下的功夫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師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發自內心的崇敬。他們追隨、侍奉、保衛他，他們隨他一起奔波行道，周遊列國，備受艱辛與飢餓而毫無怨言。當有人詆毀孔子時，則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當遇到危難時，則捨身護衛。夫子逝世，弟子們如喪考妣，皆在墳周服喪三年。子貢獨守六年。其尊師重道精神，至今仍傳為佳話。後人尊孔子為「至聖先師」是當之無愧的。他的許多教育理論和方法，是當今廣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我們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當時好像沒有學籍管理制度，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誰早不可考，至於配享了孔廟的這七十二個高徒，然而這些先生們都是上古人物，我們隔著幾千年歷史遙遙望去，只彷彿仙靄里頭看神仙，影影綽綽只能看個大概，沒法子畢見其纖毫。而我們上古的出版業又實在落後得驚人，一切文獻，全靠用刀來刻，諸般辛苦之中，難免出現錯別，以至以訛傳訛；更有班愛牽強附會的所謂高人，將錯就錯，胡亂解釋一通，竟就解釋出無窮深意來，甚至被當作了不可改易之經典。於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兩個甚或多個高人，各自拿有一個不同的版本，則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爭個頭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東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們卻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稱謂和說法。比如這孔門七十二聖人的尊姓大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權威資料，可是竟也出入頗大，比如子聲在《史記》上叫樂咳，在《家語》上卻叫樂欣；子徒在《史記》中叫鄭國，在《家語》中卻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舉，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了他的子容，在《論語》叫南宮適，在《史記》叫南宮括，在《家語》里，又叫南宮韜了。等等等等，參差處極多。這些一人多名現象，差不多都是拜傳刻錯誤所賜。而且《史記》與《家語》所開列的，都並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記列了七十七個，還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開頭。誰知道孔子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家語》更是荒唐，題目明明寫著《七十二弟子解》，里頭開列的，卻足足七十六人，最後還又總結說：「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睜著大眼說瞎話，難道連個數都不會數？司馬遷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這孔門弟子花名冊，卻不知該折中於誰。今較其兩者，以《史記》去孔丘時代相對較近，且以實史聞名；而《孔子家語》雖以「孔子家語」名書，卻歷來被視為偽書，當作三國時王肅因襲前人書簡加以修補編定，相對之下，似不如《史記》足憑。兩者相權，取其最接近於真實者。所以，俺決定以《史記》為基礎，與《家語》相雜較。司馬遷所列這七十七人中，說不得有五個是編外人員，至於是哪五個，俺就不得而知了，在這里還請博物君子垂教。

⑺ 中國古代關於師德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哪些

最早的師德標准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⑻ 歌頌「師德」的古詩詞有哪些

歌頌「師德」的詩句大多不是直接表達，而是借物喻人，具體如下：

1、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李商隱

春蠶結繭到死時絲才吐完，蠟燭要燃盡成灰時像淚一樣的蠟油才能滴干。

2、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白居易

裴令公的桃李學生遍布天下，哪裡用得著再在門前屋後種花呢？

3、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羅隱

你采盡百花釀成了花蜜，到底為誰付出辛苦，又想讓誰品嘗香甜。

4、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龔自珍

落下的花朵營養了大地，提供了養料，培育了下一代。

5、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乾為扶持。–鄭燮

新長的竹子要比舊竹子高，它們的生長全憑老的枝幹扶持。

⑼ 古代有關師德的名言

1、語言作為工作對我們之重要，正如駿馬對於騎士的重要。

2、教育者和教師必須在專他自身和在自己的使命屬中找到真正的教育的最強烈的刺激……把自我教育作為他終身的任務。——第斯德

3、含辛茹苦，嘔心瀝血，忘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