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關於師德
最早的師德標准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范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系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系,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准,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系,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准,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范,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准.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葯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里,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范,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范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范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復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范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應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鑒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范」、「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系,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范.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小學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范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咸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熏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貳』 胡適關於教育史的名言
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叄』 關於胡適的故事
1.怕老婆的小故事
中國現代著名學者胡適是屬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屬老虎的，胡適常開玩笑說：「兔子怕老虎。」當時就流傳了胡適怕老婆的笑話。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給胡適十幾個法國的古銅幣，因錢上有「PTT」三個字母，讀起來諧音正巧為「怕太太」。胡適與幾個怕太太的朋友開玩笑說：「如果成立一個『怕太太協會』，這些銅幣正好用來做會員的證章。」
2.胡說
胡適經常到大學里去講演。有一次，在某大學，講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引用時，他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引起了鬨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3.民國第一紅娘
胡適有「民國第一紅娘」之譽，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屬數不勝數。他喜歡看到青年人相戀、結合，並主持過150多次婚禮。這150多次證婚，從已知的記載來看，大多為胡適同輩友人、晚輩學者，成就的多是學界伉儷；婚禮地點也大多為中國國內。而有一樁胡適在美國證婚的婚禮，且有婚禮現場照片存世，卻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過。
《胡適日記》1939年5月12日這天，記載了他在美國的一次證婚。他寫道：今天本館秘書游建文君與張太真女士結婚。張女士是張履鰲先生的女兒，與上海劇團同來，我病在紐約時，他們正在紐約演戲，故建文與張女士常相見，以後就訂了婚約，我給他們證婚。
4.不幹了
三十年代初,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講課時他常常對白話文大加稱贊,引起一些只喜歡文言文而不喜歡白話文的學生的不滿。
一次,胡適正講得得意的時候，一位姓魏的學生突然站了起來,生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毫無缺點嗎?」胡適微笑著回答說：「沒有。」那位學生更加激動了：「肯定有!白話文廢話大多,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的目光頓時變亮了。輕聲地解釋說：「不一定吧!前幾天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請我去政府部門工作，我決定不去,就回電拒絕了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請同學們根據我這個意思,用文言文寫一個回電，看看空間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剛說完，同學們立刻認真地寫了起來。
十五分鍾過去,胡適讓同學舉手,報告用字的數目,然後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報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白話文的意思是：學問不深,恐怕很難擔任這個工作,不能服從安排。胡適說，這份寫得確實不錯，僅用了十二個字.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胡適又解釋說：「幹不了」就有才疏學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謝謝」既對朋友的介紹表示感謝，又有拒絕的意思。所以,廢話多不多,並不看它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只要注意選用字詞,白話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肆』 關於徐志摩胡適郁達夫等人嫖娼的事情是否屬實胡適為人師表，該如何評價
其他人我不太熟悉不敢亂說，但是郁達夫確實是逛過妓院，這在他自己的作品裡面有提到。
在這里就我知道的說一下民國時期的「嫖娼」——也就是逛妓院，從古到今，我國的文學可以說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青樓文學，此中典範想必當推柳永柳三變。青樓其實在古代更多的是一種文人雅士尋找靈感、傾訴自我苦悶的去處，和現在的肉體交易有很大的不同。雖然青樓文化到了民國已經墮落了，但比起現在的肉體交易還是要「雅」一些【可能說的不太合適】。
從郁達夫的作品裡面，我所看到的民國妓院不是你一去就可以和某某妓女顛鸞倒鳳，而主要是讓這些妓女當個談心陪酒的人，只有老鴇看你經常點這一個姑娘才會讓你留下來過夜。和現在人想像中的直接進行肉體交易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至於如何評價這個問題，我想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吧，你可以說他是個好色之徒，也可以像一些人說「因為他是文人，所以逛青樓也無傷大雅」。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對錯，其實何止是這個問題，很多問題都是沒有絕對對錯的，關鍵還是看LZ如何理解了。
本人的一點拙見，還望LZ不要見怪。
『伍』 胡適說過什麼名言
答：胡適名言
1、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2、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
3、身行萬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
4、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5、對人事可疑處不疑，對原則不疑處存疑。
6、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7、要怎麼收獲，先那麼栽。
8、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9、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10、少說點空話，多做點實事。
11、其實朋友是人造的關系，是自由選擇的「人倫」，弟兄是天然的關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天倫」。
12、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13、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14、無目的讀書是散步而不是學習。
15、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16、為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17、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
18、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現狀，敢說老實話。
19、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20、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
『陸』 關於母親的教誨胡適
也許貌似胡適的母親去舔了胡適的病眼吧（文章里是這樣說的）
貌似唾液中有溶菌酶吧
溶菌酶是構成人體的第二道防線·
知道的就這么多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柒』 關於胡適的資料
胡適（1891一1962），原名胡洪〔馬辛〕，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為白話文和五四文化的倡導者。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從學於杜威，深受其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並發表論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出版新詩集《嘗試集》，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影響的人物。1919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1920年離開《新青年》，後創辦《努力周報》。l923年與徐志摩等組織新月社。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1932年與蔣廷〔fu2〕、丁文江創辦《獨立評論》。1938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離開北平，後轉赴美國。1958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都有成就，並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等。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晚年潛心於《水經注》的考證，但未及寫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捌』 胡適治學與為人能學到什麼
胡適甫從美國回來，就不斷地推行他所信奉的「實驗主義」。時人把「實驗主義」叫作「實用主義」，因此多招誤解，其實胡適自己說得非常明白：實驗主義乃是一種「特殊哲學」，它包括了歷史的方法與實驗的方法，亦即任何一種制度或學說，必先就歷史闡述其「必然性」，然後再以實驗方法證實其「可行性」。明白這一層，才可以明白鬍適問學從政的態度。所以除了學問之外，胡適還做官從政，做大學校長，擔任駐美大使、駐聯合國代表、國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長，甚至差點還去參選總統，蔣介石也表示願意做他的行政院長……這是近代學人中任何—個人者環曾有過的經歷。
余英時特別指出，胡適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化轉型時期的樞紐性人物，有兩個關鍵因素：他有長期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備，並基於此有異常豐富的嘗試。他作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小說考證以及科學方法，都是為了給中國學術開出新的機運。
在胡適的眼中，近2500年來的中國文學，最缺乏以及最不發達的就是「傳記文學」。究其原因，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中，他這樣說：「傳記是中國文學里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胡適不斷地勸他的朋友們寫自傳，自己也身體力行，因為他相信，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年1月12日的講演中，他講了自己讀西方傳記的感受：「近代新醫學的創始人巴斯德（Pastur）的傳記，是由他的女婿寫的，也是一部最動人的傳記。巴斯德是15世紀中法國的化學家……他一生最大的貢獻也就在微菌的發現……這一科學家的傳記，使我這個外行人一直看到夜裡三四點鍾，使我掉下來的眼淚潤濕了書頁。我感覺到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教育。我國並不是沒有聖人賢人；只是傳記文學不發達，所以未能有所發揚。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損失。」因為，胡適還另外有一個思路，就是他主張通過傳記來宣揚崇拜英雄的風氣。胡適特意提到，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系一國的生命，都被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綉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見識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胡適一定知道自己是一個可以傳世的人，所以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而他的日記也因此被人們認為是寫給別人看的，就像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但在我看來，寫日記是一個好的習慣，他那麼多的著述，我只買了《胡適文存》，卻買了全套的胡適日記，我覺得這比他的一些學術成就還要重要，因為他的日記很細致地記錄了平時的思考，其中含有很多細節。他平時搜集的很多數據也會時時記入日記，並且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記中。不大容易看到情感的起伏，而無不是他的志業所在。例如中國新文化運動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需要哪些知識和行動，需要如何培養、訓練，各種細節，需要的經費……在抗日期間，他甚至記下了日軍軍備的很多方面，例如日本軍艦上火炮的口徑……
從新文學的角度說，胡適有許多的倡導，比如在人名或地名的邊上加一道黑杠。有一回他給章太炎寫信，在章太炎名字的邊上加了杠子，太炎很是生氣，認為胡適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名字邊上加杠子，可當他看到胡適的名字邊上也有杠子時，心中才有些平和，說：原來他的名字也加了杠子。關於這一點，張愛玲還有回憶：「講到加杠子，二三十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適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勝低回。」
胡適無疑是20世紀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學生唐德剛給他做過一個統計，說他差點就是體育中的「十項全能」，只差一項而已。這九個項目是：1.哲學思想，2.政治思想，3.歷史觀點，4.文學思想，5.哲學史觀點，6.文學史觀點，7.考據學，8.紅學的藝術性，9.紅學的人民性。
不管對胡適的評價高低如何，都不能不說胡適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凡是見過他的人，都會有一些敬佩不由得不生出來。張愛玲在一次與胡適的相別時，這樣寫道：「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
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這段形容，真好！張愛玲還說，當她去看胡適的時候，她的一個叫炎櫻的朋友認為胡適並沒有林語堂有名。於是張愛玲感慨：「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與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這話倒是有遠見的。
我讀近代學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讀胡適的時候，心裡卻清明平易，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文風，而且可以從字面紙背看出他的為人。人們通常將他叫作「胡大哥」，僅此稱呼就見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對徐志摩等人的照顧，完全是大哥風度。有一次，《國文天地》的記者去訪問胡適，張口就說：「大哥大」胡！您好！胡說：你這個人怎麼這么不禮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羅勿助」，怎麼叫我大哥大?記者說：您不是胡博士嗎?胡說：是啊！我一生得過36個博士學位。記者說：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譯豈不正是「大哥大胡」嗎？胡說：正是！記者說：那麼我稱您「大哥大胡」，豈不名正而言順。胡適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禮，失禮。原是彼此對「大哥大」這一語義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誤會。
胡適的一生，到臨死前都溫文爾雅、春風化雨，並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態度不同。20世紀50年代，經常替他拉洋車的車夫都說，沒有見過如此態度平易近人的學者。
但也有例外，魯迅從認識胡適起，就對胡適懷有戒心。他認為在辦《新青年》雜志時，陳獨秀像個開著的房間，說內有武器，刀叉劍戟看得分明，胡適則像個關著門的房間，門上寫著內無武器，總讓人生疑——所有認識胡的人，幾乎都會誇胡適，為什麼魯迅要這么說，卻是奇怪。
反過頭來，胡適對魯迅卻是贊譽有加。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對魯迅早期的雜文表示過極大的贊賞之情。比如魯迅在《隨感錄四十一》寫過「學學大海」、「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話，胡適說，看了這段文字，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另外，胡適看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也不禁報以熱情的誇獎，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構甚精，斷制也甚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魯迅所以那樣看胡適，原因大概是因為胡適與周家兄弟在辦《新青年》時有過意見分歧，但只能算是不同意見，並非至於結仇。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和陳源（西瀅）在《晨報》發生激烈筆戰，徐志摩主編該報副刊版，勸了幾次無效後，停登雙方文章。胡適作為各方的好友，出於好意給周家兄弟寫了封勸說信，言詞懇切地勸雙方停止打此無意義筆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從此與胡適絕交，魯迅再也不和胡適來往了。倒是溫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動與胡適和好。胡適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寫道：「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魯迅是不能與胡適和好的了，從20世紀30年代初，魯迅就不時在文章中挖苦胡適。1931年，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適見溥儀，是在1922年5月。溥儀宮里剛安電話，他就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胡適在1922年7月所寫《宣統與胡適》一文中這樣寫道：「陽歷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
當時約定了5月30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試作新詩。」
但是溥儀與胡適的相見，卻惹起了紛紛的議論，有人說「胡適要做帝師」，胡適不得不解釋說：「這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稱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盤里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干凈，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異的新聞了。」幾年後，這件事情又被魯迅翻起。其實更有甚者，是魯迅在以一條不實的新聞報道，說胡適為日本侵略者獻策。魯迅在《偽自由書》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
但胡適對魯迅卻不以牙還牙。1936年魯迅去世後，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胡適罵魯迅，胡適在回信中卻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這不是因為胡適不知道魯迅罵過他，他只是不做回應罷了。魯迅死前說：「—個也不寬恕。」如果有來世，他會寬恕胡適嗎？
倒是周作人對胡適有許多的感念。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身處困境的周作人寫了一篇回憶名為《回憶胡適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對胡適一句好話沒講，只是細數胡適幫助他出了幾本書，幾篇文，得了多少錢，分毛清楚。其中他特別提到第三回出版《希臘擬曲》一事：「這是我在那時的唯一希臘譯品，一總只有四萬字，把稿子賣給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報酬，實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價了。我在序文的未了說道：『這幾篇譯文雖只是戔戔小冊，實在也是我的很嚴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譯些文章，但是沒有像這回費力費時光，在這中間我時時發生恐慌，深有黃胖揉年糕，出力不討好之懼，如沒有適之先生的激勵，十之七八是中途擱了筆了，現今總算譯完了，這是很可喜的，在我個人使這三十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覺得喜歡，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紹，雖然只是太少。
諦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話道，一點點的禮物捎著大大的人情。鄉曲俗語雲，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意重。姑且引來作為解嘲。』關於這冊譯稿還有這么一個插話，交稿之前我預先同適之說明，這中間有些違礙詞句，要求保留……適之笑著答應了，所以它就這樣的印刷著。」到了文末，周作人特別說起：「《希臘擬曲》的稿費四百元，於我卻有了極大的好處，即是這用了買得一塊墳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畝的地面，因為原來有三間瓦屋在後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買來，但是後來因為沒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種的柏樹過了三十多年，已經成林了。別葬著我們的次女若子，侄兒豐二，最後還有先母魯老太太，也安息在那裡，那地方至今還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氣總算不是白花了，這是我所覺得深可慶幸的事情。」走筆到此，我不禁擱筆遠思凝想了小半天。
胡適一生溫和，信奉自由主義，強調寬容，這樣的態度，在朋友間可以傳為美談，也可以讓我輩後人追想不已，但他對中國的政治顯然認識不清。只要我們看一段話就清楚了。他說：1919年北大辭退陳獨秀，是他最痛心的事，因為陳的離開，造成了中國思想的左傾；而《新青年》的分化，則使北大自由主義變弱。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如果陳獨秀仍在北大，受胡適和陶孟和影響，就不至於十分左傾。這種話不管對錯，讓我們看到的卻是胡適的心靈。還有，1948年底，南京派飛機到北平接走了胡適，同行的有陳寅恪。胡適到南京後又說動政府派出一架飛機去北平接他學界的那些朋友，飛機返回，機艙門打開，只有幾個人走下來，胡適不由得痛哭失聲——從1919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48年，30年的時間不算長，但已是新舊世界之異了。
『玖』 胡適的一篇文章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02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 ，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