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專家訪談
㈠ 急求老年人與艾滋病論文一篇
《南方都市報》報道,據廣州市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負責人介紹,今年艾滋病疫情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就是老人的感染例數增加明顯。
艾滋病雖然被發現還不到30年,但因其死亡率高而至今沒有有效葯物和疫苗,早已成為專業研究和公眾關注的熱點,一些相關信息也被廣泛認知,例如公認的艾滋病高危行為主要有:不潔的采供血、吸毒、不安全的性行為和母嬰傳播,其中不安全的性行為主要存在於性交易和同性性行為中。
從日常生活經驗和相關調查數據來看,在商業賣血者、吸毒者和同性戀者中,老年人並不佔有特別大的比例,所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個案的增加明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性交易傳播。《南方都市報》的報道中也提到,艾滋病防控人員在與感染老人的交流中,總結這些老人染病的原因是,退休後口袋裡有錢但又不是很多,時間空閑,就會光顧一些低檔的娛樂場所,有些老人出於身體狀況的原因,不願意使用安全套,因而不幸中招。
老年人買春,並不是單純的性需求旺盛這么簡單,更與文化生活匱乏、精神空虛有關。隨著生活方式的變革,其樂融融、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形態,已經永遠地過去了。年輕人大多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沒有多少時間陪伴家裡的老人。這個極端功利的社會,也沒能為豐富老人的生活提供多少幫助,所謂寂寞難耐,老人只能將注意力轉向其他生活方式,而從性交易中尋求慰藉,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宣洩通道。
老年人熱衷於買春,除了感染艾滋病和性傳播疾病幾率較高外,還有其他風險。老人因「按摩」或「桑拿」而猝死———也就是傳說中的「馬上風」,就經常見諸媒體報道。事實上,就在今天,《南方都市報》就有報道,黃埔區一位收購廢品的六旬老翁,昨日猝死在一暗娼家中,全身赤裸,懷疑因買春時吃葯過度或病發致死。
當然,不同的人,看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我以前的一個鄰居,父親已經快70歲了,但平日很愛去風月場所「找女人」,鄰居母親對此非常不滿,經常在他面前抱怨,他被嘮叨得煩了,就沖母親說:是我給錢他去玩的,你就別啰嗦了。他這么大年紀了,還有這個心思和能力,作為兒子我很高興,因為這說明他身體還很好……
當越來越多老人走進風月場所尋求性方面的慰藉之時,應該反思和檢討的正是我們———作為社會主流的青壯年階層,我們沒能充分考慮和照顧老人的需要,以至於他們中有些人晚節不保,甚至因此染上本不該有的疾病乃至失去生命。老人感染艾滋病個案增加明顯這個現實提醒我們,除了繼續關注和幫助賣血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防控艾滋病的努力中,也應該包含為勞碌了一輩子的老人提供豐富的精神生活。
㈡ 艾滋病病毒是怎麼樣被發現的
1980年10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Michelael D. Gottlieb醫生遇到了一位不尋常的患者。這位31歲的年青人的口腔和食管發生了嚴重的白色念珠菌感染,血液中CD4+T 淋巴細胞下降至幾近於零,隨後患者出現極度疲勞、氣急、乾咳、高熱、大汗,對他進行纖維支氣管鏡檢和支氣管肺泡灌洗顯示,他患的是一種極其罕見的肺炎:卡氏肺囊蟲肺炎。卡氏肺囊蟲是一種常見的寄生蟲,它廣泛存在於人和某些哺乳類的肺組織內。其隱性或潛在性感染相當多見,但健康人感染後一般不發病,因此,由它所致的肺炎是罕見的,幾乎只發生於器官移植後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放療、晚期癌症以及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中。而這位病人正當壯年,沒有任何已知原因能夠解釋他這非同尋常的嚴重免疫缺陷。
同年10月的稍晚些時候, 洛杉磯Weisman醫生又接連發現了兩例卡氏肺囊蟲肺炎病例,1981年初,第四個病例出現了,緊接著是第五例。
所有這些患者都有一個相同的特徵:他們都是年輕的同性戀者。而在此之前的1978-1979年,在同性戀社區開業的醫生們就已經發現,這一人群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出現了各種免疫缺陷問題,包括肝炎、性病、多種病毒性感染、寄生蟲病等。
五位患者先後死去,現有的治療對他們幾乎毫無幫助,面對這一情況,Gottlieb醫生感到了情況的緊迫,他向醫學界的同行們發出了警告,在最初向《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全美最負盛名的醫學雜志--發出的呼籲被拒絕後,他想到了亞特蘭大疾病控制中心(CDC)。
CDC是美國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流行病控制和研究機構之一, 它的職責就是監護人群中疾病發生流行的趨勢,發出警告,找到病因,控制疾病傳播,撲滅疫情。為了這一目的,它擁有裝備精良的實驗室,全世界第一流的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家以及強有力的經費支持。每周,CDC都會發表一份公告——《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報告一周以來全美121個大城市中疾病發生、流行以及死亡情況。
Gottlieb醫生的報告引起了CDC同仁的關注,經過審核之後,1981年6月 5號他的發現以《卡氏肺囊蟲肺炎--洛杉磯》為題發表於該刊第三十卷第一期。此後不久,《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也在同年稍晚些時候刊發了Gottlieb等人的報告[2]。
◆警告——不可思議的肉瘤
與此同時,紐約大學醫學院皮膚病學和微生物學教授Alvin Friedman-kien醫生向CDC報告了另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的突然爆發--卡波西肉瘤(kaposisarcoma)[3]。
卡波西肉瘤最早由匈牙利醫生Morit Kaposi於1872年報道[4]。 這是一種分化較好的,由血管增生導致的多發性惡性腫瘤,多發生於50歲以上的老年男性,以東歐、地中海地區和亞撒哈拉非洲較多。一般而言,該病幾乎絕無可能在年青人身上發生,即使在上述相對高發地區的老年人中,也是一種罕見病。然而,1981年4月,Friedman--kien 醫生發現的兩名患者都是青年男性,也都是同性戀者。接下來,這位醫生向他在紐約的同行寫信以了解即往有無類似病人,在幾天之內他就搜集到了30多個相同病例,而所有病人都是性慾活躍的年輕男同性戀患者。卡波西肉瘤的發生在免疫學上非常明顯的是與免疫抑制或缺陷相關的,為什麼這些正當壯年的人們會如此不幸呢?
在接到Friedman-kien的報告後,CDC性病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學家JamesW.Curran 來到紐約以核實他的發現。最初,curran和他的同事們似乎並未意識到在洛杉磯Gottlieb 醫生所報告的病例與紐約的病例是相關的,不久以後,他們才確定了這二者之間的關系。1981年7月4號,CDC公報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引起了國際醫學界的轟動,該文題為《男同性戀者中的卡波西肉瘤和卡氏肺囊蟲肺炎》,作者為Friedman-kien及其同事。CDC所加的編者按向全球的醫學界發出了應當密切關注卡波西肉瘤、卡氏肺囊蟲肺炎,以及其他可能出現的與男同性戀者免疫抑制相關的疾病的警告。
同年6月,法國克勞德·貝爾納醫院的W.Rozenbaum醫生在一位法航空中服務員的身上發現了卡氏肺囊蟲肺炎,在對即往病毒的回溯中,他又發現好幾個類似患者。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一發生在美國的疾病可能並不只是一個區域性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流行病。
◆CDC——抽絲剝繭
以上這些病例報告,使 CDC認識到這一疾病的嚴重性,為了確定病因,找到正確的對策。CDC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工作組,負責人為 Curran醫生。他們首先編制了詳盡的調查表,開始進行病例對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這是流行病學中確定某種疾病及相關因子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這一方法的關鍵是以某一人群內(本例即同性戀人群)一組患有某種病(即卡波西肉瘤和卡氏肺囊蟲肺炎)和同一人群內未患該病,但在與患者有關的某些已知因素方面和病例組相似的人(稱為對照)作為研究對象,調查他們過去對某個或某些可疑病因(研究因素)的暴露的有或無及暴露程度(劑量);通過對兩組暴露史的比較,推斷研究因子作為病因的可能性[5]。可見,要使病例對照研究成為可能,就必須先確定可疑的病因,因此,CDC的專家們編制了一份長達23頁的調查表,以期通過詳細的詢問,能找出相關因素。
在編制量表的過程中,Curran及其同事首先需要確定的是哪些方面的因素是需要加以調查的,他們對洛杉磯、舊金山、紐約和邁阿密的患者進行了訪談。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發現在這些患者中性活動是十分活躍的,多數人有多達數十個甚至上百個性夥伴,這再次加深了他們對這一疾病在傳播途徑上與性活動的關系的認識。另一方面,與患者的談話還證實了存在對各種葯物和毒品的廣泛濫用。特別是一種俗稱「激動(Rush)」和「爆破者(poppers)」的血管擴張劑,更是引人注目。 它可以擴張陰莖和肛門直腸粘膜下的血管,從而激發性慾和延長快感。
通過這些訪談,研究人員大致確定了需要對受訪者的那些方面進行了解。但為了盡可能的包括一切可能的相關因素,這一調查表十分詳盡。以至於在調查進行之初,調查員們對向有關受訪者提出如下問題感到十分尷尬,如有關性生活和使用毒品和葯品的問題。CDC不得不對調查員進行「初步脫敏」培訓,以使他們能鎮定自若並恰當的提問。
在完成准備工作後,調查於1981年10月1號開始,一切進展順利,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十分配合。實地調查於同年12月1號結束。接下來就是在用計算機對取得的信息進行分析和統計處理。很快,就有了初步結果。即較之健康對照者,患者們在性生活上要更為活躍得多,他們擁有的性夥伴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其他健康看同性戀者。而最初有關"爆破者"可能是病因的想法看來是不可靠的(雖然以後的進一步研究顯示這種硝酸酯類葯物可以干擾免疫功能,顯示有促進卡波西肉瘤發病的作用)。因此,可得出結論:這是一種性傳播疾病(sexually trasmitted disease)[6]。
◆從GRID 到 AIDS
性行為只是充當了傳播途徑的角色,那麼什麼才是通過這種行為傳播的致病因子呢?看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是一種由微生物所導致的傳染病。根據已有的檢驗結果,似乎由細菌引起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為細菌較大,並且依據當時已有的細菌分離培養條件,如果是細菌的話,在經過對數以千計的血液、淋巴結、體液、機體組織的詳細觀察和檢驗後,應當是可以查明的。人們自然想到了病毒。患者全都表現出嚴重的免疫缺陷和機會性感染,當時已知一些病毒可以對免疫系統造成很大影響,如單純皰疹病毒、巨細胞病毒以及EB病毒等。然而在經過兩個多月的仔細研究後,發現上述所有這些病毒都不是直接導致病人免疫缺陷的元兇。 CDC越來越相信,這是一種我們一無所知的"新"病毒所致的疾病。為了稱呼這種疾病, CDC將其命名為"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綜合征"(Guy related immuno deficiency,GRID)。至此研究工作幾乎陷於停滯,這時,Curran想到了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ititute of Health,NIH)求援。
NIH 是全美也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醫療科研機構,它由13個國家級醫學機構,1420個現代化實驗室,一個容納540 張床位的醫院,以及一個世界上最好的醫學圖書館構成。1981年,NIH的預算費用達60 億美元之巨,幾為當時聯合國預算的4倍。其中的1/4是專用於癌症研究的,國家癌症研究所也因此而成為NIH研究力量最為強大的中心。就在國家癌症研究所, 有一位世界上最傑出的病毒學家。RObert C.Gallo,1980年Gallo博士所領導的小組發現第一種人類逆轉錄病毒--人T細胞白血病病毒(HTLV)。1982年2月Curran帶著有關的資料前往NIH與Gallo會面,希望他能投入到這場尋找新病毒的戰斗中。然而,聲名卓著的病毒學家對此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出於對同性戀的成見以及對此種新病毒引發的疾病復雜性的困惑,加上對這一神秘致死病毒風險的擔心, Gallo在初次見面時並未接受Curran的希望援手的請求。 Gallo的這種態度代表了當時美國醫學界主流對這一可怕疾病的一般認識:這是一種不體面的低級的同性戀流行病,紳士們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工作與GRID(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綜合征)這一臭名昭著的名字聯系起來。
事情在3個月後發生了變化,82年6月,CDC發現了新情況:一位59歲的血友病患者發生了GRID。與以往不同的是,他不是同性戀者也不吸毒。由於血友病患者的凝血因子功能障礙,他必須定期接受血液製品輸注(凝血因子Ⅷ)。生產一份凝血因子需要1000到2000獻血員的血液作為原料。在這類製品的生產中,血液要經過嚴格的過濾處理,通過這些處理,可以在製成品中完全除去細菌和其他病原微生物,而唯一能通過這些濾過屏障的只有病毒,這就肯定了GRID只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同時,也揭示了血液(經輸血)傳播在GRID發病種的作用這無疑使人們不得不開始正視現實。
數天後,第二例因使用血液製品而發生GRID的病例出現了,緊接著第三例……。顯然,再將這種疾病稱為GRID是不恰當的了。於是,CDC提出了"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這個新名詞,即為人所熟知的AIDS(Acquired ImmuneDeficiency Syndrome)。同時,一位法國醫生在對幾位懷疑為 AIDS的已死亡病人的回顧性調查中發現,這些患者即非同性戀也非血友病,但其中三人在非洲長期生活,並可能有多個異性性夥伴,另外一人則在海地接受過輸血,而研究者已經在一些非洲患者身上證實了HTLV(見前述 Gallo博士所帶領的小組發現)的存在,這就為推論HTLV或其家族中的某一變異成員是AIDS的病原體留下了可能的空間。
這些新發現最終引起了Gallo對 AIDS的關注,他開始投入到對病原體的尋找當中。同樣,他認為引起AIDS的病毒應該就屬於他所發現的HTLV家族。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人員就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然而,他並沒有真正認識到HTLV所引起的人類T細胞白血病和 AIDS在感染特點上的差別,也並沒有深入思考感染的不同時期病毒復制的人特點,他僅僅是將研究工作交給合作者,要求他們去找病毒。事後證明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靜悄悄的巴斯德研究院
此時在法國, Rozenbaum醫生與他們的美國同行們一樣也正面臨著研究止步不前的煩惱。同樣的,法國科學家們也對古怪的同性戀流行病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這時Rozenbaum的合作者,克勞德.貝爾納醫院病毒學實驗室的負責人Vezinet-Brun,建議他向巴斯德研究院的Luc Montagnier教授求援,後者是巴斯德研究院病毒學和病毒腫瘤學系主任,Vezinet-Brun的老師,也是世界病毒學界最卓越的專家……1982年11月,Montagnier領導的小組開始了AIDS的研究。
巴斯德研究院是全世界微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心目中的聖地,這一享譽全球的最高學術機構由巴斯德親手締造,建立於1888年11月14號,為了維護學術的獨立和自由,巴斯德堅持不依靠政府和國家,而完全依靠捐贈,1887年研究院章程規定"巴斯德研究院的目的:1.按照巴斯德先生的方法治療狂犬病;2.研究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傳染病。"
就在這里,在巴斯德的學生魯(Roux)第一次研製成功了白喉抗毒素,開創了計劃免疫的新紀元,挽救了數以百萬計的兒童生命;也是在這里,走出了偉大的微生物學家,鼠疫桿菌的發現者耶爾森(Yersin);還是在這里,梅奇尼科夫(Metchnikov)發現了白細胞吞噬現象並進而創立了細胞免疫學。阿爾貝·卡爾梅特(Calmette.A)在這里成長為傑出的免疫學家,發明了蛇毒抗血清的制備方法,成為又一位拯救無數人生命的人,他創立了里爾和西貢巴斯德研究所。而在突尼西亞巴斯德研究所,夏爾·尼科爾(Nicolle.C)發現了斑疹傷寒的傳播媒介,並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如果願意,這一長串名字還可以繼續列下去:191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博爾德(Bordet)、塞內加爾巴斯德研究所創始人艾蒂安.馬爾舒……[7]。
現在,進入了艾滋病時代,巴斯德精神的繼承人應當怎樣來進行戰斗?著名傳染病學家德布雷(Debre )所說「在艾滋病的特殊問題和巴斯德所關注的問題之間,有著陌生然而深刻的相似……聲稱巴斯德已經預見到艾滋病是愚蠢的,雖然他確實曾經預測來自非洲的新型病毒的入侵;但更為愚蠢和危險的是認為艾滋病的流行需要重新檢討由巴斯德奠定的概念……我們並沒有脫離巴斯德時代。對當今的病人來說,巴斯德的範例是希望的源泉。」
◆山重水復疑無路
正是在這樣一種巴斯德精神和傳統的驅策之下,巴斯德研究院的人們開始了與疾病的斗爭。由於作為逆轉錄病毒的代表,HTLV明顯的摧毀人的免疫系統,因此他們設想,逆轉錄病毒應當是罪魁禍首。
不過,與想當然的美國人相比,他們以更為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由HTLV所導致的T細胞白血病是一種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其特徵是T淋巴細胞不受控制的增生並伴分化障礙以及功能缺陷,最終導致患者發生嚴重免疫缺陷和多系統並發症而死亡。因此,只有在疾病的早期,在病毒處於復制活躍期時才有可能分離並鑒定出病毒,而不是相反。在疾病後期,大量的細胞已經死亡,免疫系統也已崩潰,此時病毒賴以存活的基礎已不復存在,要分離出活病毒是很困難的。所以Montagnier和同事們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疾病初期的患者身上。這就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此後的實踐證明,他們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這年12月,Rozenbaum接到了一名按現在標准看是AIDS無症狀感染期的年青同性戀者,他有多個性夥伴,在頸根部出現了腫大的淋巴結。這引起了Rozenbaum的注意,他請Vezinet-Brun將淋巴結取下,並切割成四塊,將其中一塊送給Montagnier教授進行培養。
1983年1月3號, 淋巴結培養在巴斯德研究院「狂犬病樓」的一間小實驗室里開始。這間實驗室取名為"布呂"(Bru)室,這是那為患者姓氏的第一個音節。由於逆轉錄病毒的特徵是能產生逆轉錄酶,並從而用病毒RNA逆轉錄為病毒DNA,再進一步在DNA指導下開始從DNA→RNA→蛋白質的表達過程。因此,只要找到了逆轉錄酶,就可以肯定逆轉錄病毒的存在。 逆轉錄酶大量出現在細胞分裂增殖的時期,要找到它們,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細胞大量分裂增殖,而通過細胞培養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巴斯德研究院這一尋找病毒的四人小組中,就正有一位優秀的細胞培養專家。她就是Francoise.Barre -sinoussi。在經過兩周的努力後,果然在培養基中發現了逆轉錄酶的蹤跡,AIDS的元兇就要現身了。
然而,很快就出現了異常——培養基中的細胞開始大量死亡,這是難以解釋的,因為如果這種病毒是HTLV的親戚的話,那它應當是引起細胞大量異常增生,而不是相反。在排除了其他可能引起細胞死亡的因素--如培養基被其他微生物污染、培養環境不合適--之後, Bru小組的人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根本不同於HTLV的全新病毒,它可能正是通過導致淋巴細胞的大量死亡來引發艾滋病的。為了證實這一想法,Friancoise Barre -sinoussi將從健康獻血者血液中取得的淋巴細胞放入含有病毒的培養基中。接下來發生的事證實了這一看法。培養基中逆轉錄酶的含量急劇上升,隨後又是細胞的死亡。通過與Gallo提供的兩株HTLV進行的比較,更證明了他們猜想的正確。 更進一步的證明來自對病毒更直接的認識:給它照一張"標准像"。
1983年2月3號,在巴斯德研究院顯微鏡室的電子顯微鏡下,人類第一次與HIV狹路相逢,從此我們的敵人與我們正面相對了。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歷史將永遠記住三位偉大科學家的名字,他們無愧於巴斯德遺產繼承者的稱號,讓我們再次重復一下這三位科學家的名字吧,他們是:Luc Montagnier、Friancoise Barre -sinoussi和Jean-claude Chermann(Bru小組實際工作負責人)。
◆並不光彩的細節
此時 Gallo出現了,開始他先是竭力否認巴斯德人所發現的是一種新病毒,他認為(「他認為」!)這種病毒不過是他所發現的HTLV的一個變種,他將之稱為HTLV-Ⅲ,由於法國人最初將這一病毒命名為「人類T淋巴細胞病毒」(Human T-lymphocytic Virus)其詞頭縮寫HTLV恰好與「人類T細胞白血病病毒」(Human T-cell Leukemia Virus)的詞頭縮寫HTLV相同, 這就使得Gallo 可以據此混淆視聽。巴斯德人很快發現了這一陰暗伎倆,他們立即將病毒重新命名為「淋巴腺病相關病毒」(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LAV)
而且,他們進行了更多的深入研究,並令人信服的證實了該病毒的獨特性,同時為了能夠盡快控制流行,他們立即投入了建立一種可以對 LAV進行快速檢測的方法的研究,以期在血液製品中篩除含有 LAV者,保護接受輸血的患者。 很快他們就成功的發展出一種基於酶聯免疫吸附實驗(ELISA)的快速檢驗方法。由於該技術具有巨大的商業潛力,美國當局唯恐自己會失去這一可以帶來巨額利潤的市場,1984年四月他們拒絕批准巴斯德研究院在美國的專利申請,同時卻竊取了巴斯德人的思路,另外自己搞了一套雖然檢驗程序不同,本質卻毫無差別的 ELISA檢測法,並立即投入國內市場。直到1986年底,巴斯德研究院的ELISA法才被美國專利局批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1984年4月23號,美國衛生部正式宣布「Gallo和他的研究小組發現的一種新病毒——HTLV-Ⅲ,是AIDS的致病因子。」 1984年5月,Science上一篇以Gallo為第一作者的文章展示了"他所發現的" HTLV-Ⅲ的顯微鏡照片——與法國人的照片驚人的相似。兩年後,他卻不得不承認,這些照片並非他的實驗室所拍攝,而完全來自於法國人。不過,他將他實驗室的一位攝影師拎出來作了替罪羊。
以後的調查發現, Gallo於84年聲稱發現的"HTLV-Ⅲ"實際上的確是來自於巴斯德研究院,不過似乎並不是他有意的抄襲。原因是1983年4月,在他仍然堅信HTLV是AIDS的病因時,他曾要求Montagnier 將一些巴斯德人所發現的病毒株寄送給他,以便證明法國人的錯誤。正是這些病毒污染了他在NIH的實驗室中的培養皿,使得"他的"HTLV-Ⅲ是如此的相似於法國人的LAV。 而這也就能解釋為什麼1985年相繼發表的LAV和HTLV-Ⅲ的基因測序結果如此相近。[8、9]
不過,故事的末尾還有一個戲劇性的事件。Montagnier和他的同事後來發現,起初他們認為的那株來自 Bru的病毒株,實際上來源於另一患卡波西肉瘤的AIDS患者(LAI株),該株病毒造成了培養中的污染。在混合培養中,LAI株生長速度快於Bru株。因此,NIH的那一株病毒其實也就是LAI株。[10]
◆塵埃落定
經過激烈的爭論後,這場風波於1986年結束,同年5月,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給艾滋病病毒重新起了一個名字,這就是今天為人所熟悉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11]
1987年3月,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和法國總理希拉克在華盛頓簽署協議,最終結束了巴斯德研究院與NIH的之間的爭論。協議肯定了兩個小組對AIDS研究所做出的貢獻,卻並未指明究竟是誰首先發現了病毒。 這就是日後許多美國教科書在提到AIDS病原體發現者時多采"美法科學家共同發現說"的來由。不過,在世界病毒學界,更多的人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還是樂意指出,該病毒是由Montagnier等人首先發現的。
㈢ 急!外國高危,如果感染了N和O亞型艾滋,國內查的出嗎
小趙:有個網友問歐亞型病毒檢測不到的問題
曹:能夠出來,沒人說過不能出來。
這一句話來自曹韻貞教授關於艾滋病的訪談錄,相信你看了應該沒這個顧慮了!
希望你遠離高危!保護好自己!
㈣ 張正天的國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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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天強調指出:化學致癌物質、物理致癌物質、生物致癌物質,如亞硝胺(nitrosamines)、黃麴黴素(aflatoxin)、微生物毒素等等,這些致癌物質通過食物、水源和空氣進入人體,導致人體正常細胞惡變成癌細胞(Cancer cells)。
國際國內:偉大的世界醫學哲學家、醫學實踐家、我國中醫「超級中葯」發明人、中國金方專家委員會主席張正天早已在國際上明確指出:致癌物質是導致癌症的罪魁禍首。無論是哪種癌腫的發病還是癌細胞轉移、擴散,都是因為致癌物在病人體內的持續存在,而清除掉病人體內的各種致癌物質則是挽救各種癌症病人最根本、最有效的辦法。病人體內沒有了致癌物,就不會有癌細胞。
中國金方安徽省淮硤中醫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將舉辦「國際中醫葯重大科技成果博覽會」,專家們將現場進行自我注射艾滋病病人的血液而無懼感染艾滋病毒,以此向世界宣告祖國中醫學已經取得開天闢地以來,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我國中醫「超級中葯」可以極速起效、強力挽救諸如艾滋病並發臟器衰竭、惡性腫瘤、癌細胞轉移全身擴散等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急、疑難、重大疾病;展示我國中醫學現代化的改革創新已經完全掌握解決「十大國際醫學難題」的金鑰匙。
張正天指出:生活中,致癌物質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空氣、水源、葯物、輻射、飲食中的亞硝胺類黃麴黴素類、病毒(常見的EB病毒、HBV病毒、HPV病毒)及細菌、寄生蟲在代謝或菌體裂解產生的病原微生物毒素等等,這些致癌物質通過食品、水源、空氣、葯物等進入人體,在人體酶類作用下(變成間接致癌物或最終致癌物),導致人類正常細胞惡變成癌細胞。大多數情況下機體有能力將各種致癌物質排除體外或將其吞噬、轉化成非致癌物質。如有的致癌物質經過機體的代謝變成代謝結合物而被排泄掉,有的致癌物質被機體的免疫監視系統發現,將其識別、包圍而最後被徹底化解。這就是致癌物質無處不在,但大多數人並沒有患上癌症的原因。
張正天指出:致癌物質是導致癌症的「罪魁禍首」。治療癌症,就必須清除去癌症病人身體里的致癌物質,致癌物質一旦得到逐步地清除,癌細胞會迅速甚至立即停止復制,轉移的癌細胞也將逐漸消失。
張正天強調指出:致癌物質是導致癌症的「罪魁禍首」,那麼治療癌症,就必須清除癌症病人體內的致癌物,致癌物質一旦得到清除而逐步減少,癌細胞就會停止復制,轉移的癌細胞也將迅速消失。否則,其它任何治療手段均是徒勞無用的。實踐證明:臨床上為癌細胞已經出現廣泛轉移、全身擴散的終末期癌症病人做「清除體內『致癌物質』」的治療後,CT和血液復查發現:轉移的癌細胞迅速減 少、臟器癌變的腫塊逐漸縮小直至完全消失,「血清-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oncofetal antigen)」也恢復了正常。
張正天指出:通過常規檢查聯合針對性精確檢測,如:鱟試驗內毒素檢測、致癌物-DNA加合物定性定量檢測等周密系統地檢測,綜合分析,精確定位,方可制定出科學、正確的搶救方案。如臨床上中葯紫草提取物紫草多糖、麝香酮類物質可以清除掉宮頸癌病人體內的「乳頭瘤病毒(HPV)」,宮頸癌迅速康復;清除掉白血病患兒體內的「RNA型病毒及電離輻射等致癌物」,急劇惡化的白血病,迅速停止惡化並逐漸好轉直至完全康復。科學、正確地治療癌症應該是在手術、放化療的常規方法中,中西醫有機聯合,整體出發、多向調控,特別是阻斷「致癌物質Carcinogenic substance」的繼續侵入,清除掉病人體內持續存在的「致癌物質Carcinogenic substance」,全面調整、修復病人的免疫功能,瓦解癌細胞的「生存環境」,促使癌細胞自然凋亡,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治療癌症、真正地從根本上解決癌症。臨床醫生必須掌握放、化療嚴格的應用指征,杜絕放療、化療的濫用。放、化療的濫用會在殺滅病人體內癌細胞的同時,也同時殺滅了病人身體的免疫細胞。免疫細胞是身體抗擊腫瘤、防止腫瘤擴散、轉移的生命衛士,豈可殺滅?因為濫用「放、化療」在「毒殺」癌細胞的同時,也「毒殺」了正常免疫細胞,同時「摧毀」了病人身體的免疫系統,使病人本來就已經非常「脆弱的免疫狀態」,更加脆弱、更加衰竭,最終導致「免疫崩潰」,加速了病人身體迅速地毀壞、崩解,導致癌症病人的迅速死亡。通常,手術、放化療僅僅適用於身體免疫狀況尚佳的局部癌腫,局部癌腫切除後或短暫的放化療之後,必須還要清除掉體內的致癌物,防止復發。體內致癌物一天不除,癌細胞隨時都會復發、轉移擴散。
張正天《論西方醫學三大常規治癌辦法:手術、放療和化療》
張正天指出:當今世界,許多臨床醫生和病人都對於手術、放化療等常規治癌手段,過分依賴、過分迷信,存在著極大的認識誤區。
手術、化療和放療是惡性腫瘤西方醫學的三大常規治療方法。但是手術切除腫瘤卻無法清除所有的腫瘤細胞,更不能去除腫瘤發生的原因,無法切除引起疾病的根源。臨床現實證明:,無嚴格手術指征的「勉強手術」、濫用「抗癌葯、放化療」,將會直接摧毀病人「風中燭火」式的僅存的「免疫力」和「生命力」,導致病人的病情迅速惡化和快速死亡。
張正天指出:「癌,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現」。 即癌症的病理本質是一種邪毒蓄積、致癌物導致正常細胞「惡變」的全身性疾病,而不僅僅是局部的問題。
臨床現實證明,切除了乳腺癌,癌細胞轉移到了肺、骨等處;切除了肺癌,癌細胞轉移到胸膜並發胸水或轉移到骨、肝臟等;切除了胃癌、腸癌,癌細胞又轉移到肝臟、腹腔淋巴等等。放化療則由於對正常免疫細胞劇烈的毒性,絕不可瞎用亂用。
放化療前,都要病人及家人簽署「放、化療會抑制骨髓,引起全血細胞減少;紅細胞減少引起貧血、白細胞減少造成感染、血小板減少引起出血,任何一項發生都可能危及生命」……已經明確告知放化療的後果。
更為嚴重的是:單一的放、化療,會抑制、降低病人的免疫功能,會破壞甚至摧毀病人殘存的免疫功能,直接加速中晚期病人的死亡。
張正天指出:放療和化療技術方法的問世,曾對部分癌症早期病人有一定療效。但是對於中晚期病人及癌細胞已經轉移擴散的病人,有百害而無一利。
因為中晚期腫瘤病人的免疫功能已經是「風中燭火」, 如果再濫用「放、化療」,在殺滅病人體內「癌細胞」的同時,也同時殺滅了病人身體的「免疫細胞」,而免疫細胞是身體抗擊腫瘤、維持生命、防止腫瘤轉移擴散的「生命衛士」,豈可殺滅?
放、化療在「毒殺」癌細胞的同時,也「毒殺」了正常的免疫細胞,「摧毀」了病人身體的免疫系統,遏制了病人的免疫抵抗,使病人本來就已經非常「脆弱的免疫狀態」,更加脆弱、更加衰竭,最終導致「免疫崩潰」,導致病人身體迅速地毀壞、崩解,加速中晚期癌症病人的死亡。臨床上更常見的是:放、化療使癌腫縮小的同時,癌細胞卻又轉移到了其它的臟器……
所以,臨床醫生應嚴格掌握放、化療的適應症,杜絕放療、化療的濫用。
因此,治療癌症的關鍵:是在逐步清除病人體內的致癌物質的同時,一定要全面增強病人身體的免疫功能、修復身體的免疫系統,增加病人免疫細胞的活力、糾正身體「脆弱的免疫狀態」,保持潔凈的機體「內環境」。
在這樣健康標準的情況下,正常細胞又如何能夠蛻變成癌細胞?在這樣的情況下,癌細胞又如何能夠生存?
臨床實踐證明:癌細胞在正常人體內是無法生存的。例如:在同樣的環境中,有人長癌,有人卻安然無恙。
再者,如「癌症村」,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患上癌症的。
㈤ 我們應該怎樣幫助艾滋病病人
艾滋病患者這一社會群體在社會中是相對特殊的,艾滋病問題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既要受到身體病痛的煎熬,又要承擔社會的種種壓力和歧視。2002年10月,艾滋病專家吳尊友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談時指出,艾滋病感染者中,農村人口佔80%以上。這些貧困人群在政治、經濟上的弱勢地位,使得其中的一些人更容易被迫或「自願」地選擇高危行為,如有償采供血、無保護性措施的商業性行為、共用針管吸毒等。而感染艾滋病使得這些貧困人群更加邊緣化,成為「雙重弱勢群體」。因此,如何對待艾滋病患者,關切到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關注艾滋病群體,關愛艾滋病患者,讓艾滋病患者享有人的各項權利,與普通人一樣平等工作、生活和學習,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對於艾滋病人或感染者的幫助,除了盡量運用醫療的手段外,社會性的支持與救助是關鍵。艾滋病患者面臨的社會排斥主要包括制度、經濟與文化上的剝奪。在制度上,社會管理制度的缺失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上大部分的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主要分布在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之中,以至於他們得不到基本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惠顧」,處於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在經濟生活中,它表現為艾滋病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差距拉大,導致個人和家庭無法融入社會經濟生活,逐漸被社會疏遠甚至淘汰。在文化上,對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文化性的歧視是社會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由於過去艾滋病的發生與傳播往往跟性亂、吸毒等不道德或「過錯」行為相關聯,直到現在,艾滋病約等於道德敗壞的思維方式在人們的頭腦中仍根深蒂固。這種將艾滋病問題的道德化與社會上對艾滋病本身的無知與恐慌結合起來,形成了強大的社會的排斥心理。
因此,只有設法緩解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所受到的社會排斥,我們才能真正地做到關愛和幫助艾滋病患者。這需要政府、社會及每個社會成員的共同協作。在制度上應改革地方管理制度,把艾滋病及感染者的醫療、保護和預防狀況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標准;經濟上應該加大對艾滋病及感染者的財政支付力度,改善其醫療和福利狀況;在文化上要加大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力度,使其進入學校教育中來,改變對艾滋病人的歧視,為他們提供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環境。
㈥ 一杯水上放著一塊玻璃,在太陽底下曬半個小時,會有什麼發現
沒試過~但我試過兩個方形鋼盆上放著一塊傾斜的玻璃~一個盆中放上鹽水~隨著冷熱溫差會有水蒸汽附著在玻璃板上,由於玻璃是斜放的~這些附著在玻璃上水蒸汽會變成液體掉落在另一個盆中~成為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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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個參考、自己看看吧、有幫助襖、
一、什麼叫做同性戀?
同性戀是指一個人無論在性愛、心理、情感及社交上的興趣,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的人,這樣的興趣並未從外顯行為中表露出來。這是1973年,美國心理協會、美國精神醫學會,將同性戀行為自疾病分類系統去除,對於同性戀的定義
(1)同性戀不是病!1980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Ⅲ)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疾病,但是自我認同困難同性戀 (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是指對自己同性戀取向不滿意、且感到持續且明顯的困擾者,仍歸屬於心性疾病(psychosexual disorder)的一種。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之《國際疾病分類》(ICD—9),亦特別註明「同性戀」已被取消,但是「自我認同困難同性戀」仍列入疾病項目中。一般而言,無論是男同性戀或是女同性戀,除非是他自己親口告訴你他的性取向,否則一個人的性取向是一種心理活動,無法從個人的行為表現加以判斷。[購買此相關商品,請去虹來商城]其實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擁有正常的智商、工作能力與表現,只是愛戀的對象是與其性別相同的人罷了!換句話說,只要對自己同性性取向能認同者,皆如一般正常人一樣,同性戀不再被認為是精神異常的行為。
(2)同性性行為不等於同性戀!1950年代,金賽博士的性學報告中將人類性行為取向從0至6分為七個等級,因此大多數人對於同性戀的認識常僅以性行為來做界定,但是同性性行為與同性戀之間仍有相當的差異,因為有些同性性行為的發生會是偶發性及情境式的,例如某些個案他是在軍中與袍澤發生性行為用以發泄性慾,或是過去曾在非自願的狀況下被強迫與同性發生性關系,諸如此類的同性性行為並不等同於同性戀。
(3)同性戀的評估與鑒定,性慾取向可能依時間的改變而有不同,假若性幻想的對象是同性,但卻未曾與同性發生性行為,這樣的個案是否仍確認其為同性戀?因此性治療小組成員,以半結構式「同性戀問卷」與個案做深度訪談,配合其它結構式問卷,並且在評估時將時間的變項考慮在內,詢問個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lt;間中,其(1)性吸引力sexual attraction(2)性行為sexual behavior(3)性幻想sexual fantasies(4)情感的喜好emotional perference(5)社會的喜好social perference(6┳暈胰隙╯elf-idenification(7)同性╱異性的生 活型態 homo╱hetero life-style等之性取向。由此可知,診斷同性戀實需相 當仔細的評估!
(4)同性戀者常見的求助問題,自我認同困難,同性戀者因為無法認同自己是同性戀,擔心被他人或家人排斥或是希望經由心理治療改變其性取向,出現社會適應障礙等問題,如焦慮、憂郁、失眠等症狀。情感問題,同性戀者因為與其伴侶之間出現溝通障礙,感情之危機。其它,同性戀者因為被家人、學校師長獲知其有同性戀傾向,故由家長及師長帶個案求助,希望藉由心理治療等方式來改變其性取向。
二、解說社會邊緣的同性戀
文明讓我們增加理性,發展讓我們選擇包容。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2005年之於3000萬中國同性戀群體來說,絕對可以看作是一個節點。媒體已向同性戀話題開放空間———8月8日,央視《新聞調查》欄目首次公開報道中國社會中的同性戀現象,引發空前關注。在這期題為《以生命的名義》的節目中,平時隱匿在角落中的同性戀者們走上前台,[購買此相關商品,請去虹來商城]平靜而真誠地講述著自己的故事;大學「通識教育」階段的沉默也被打破———9月7日,備受關注的《同性戀研究》本科生公選課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正式開課,這是全國高校中第一次在本科生階段開設關於同性戀研究的公選課。僅能容納100人左右的教室不僅座無虛席,而且座位之間的走廊也擠滿了前來聽課的學生和媒體記者。
當然,不要以為中國社會的同性戀話題都如此輕松。盡管社會上的爭議頗多,但這仍是歷史性一刻。同性戀成了可以在媒體上、在街頭巷尾間討論的話題。禁忌一旦打破,一個以隱秘為特徵的時代也宣告結束。對待同性戀的寬容度是社會文明的一個標志,而中國在建造文明和諧的社會中,對待不同生活取向人群的態度也正發生著變化。
3000萬同性戀者: 行走在社會邊緣,同性戀是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為。從犯罪、絞刑架處死,到性變態,再到歐美一些國家認同的正常現象等,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態度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生存處境十分艱難,1997年,中國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的流氓罪,這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另一個標志。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准》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為性變態。
長期致力於同性戀問題研究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說,在生物學的概念上,不分國家、種族、文化和貧富的差距,同性戀占總人口的比例一般為2%-5%。據他估計,目前,我國15歲—60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當然也有部分同性戀是臨時性的,會轉為異性戀。衛生部有關研究人員也表示,同性戀的數字是恆定的。
近年來,我國同性戀者的社會地位逐漸改善,但是,專家普遍認為,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處境依然十分艱難,遭受嚴重的社會歧視。長期以來,處於社會邊緣地帶的同性戀者,大多生活在恐懼和愧疚之中。專家曾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輕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十分令人擔憂。因為受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超過半數人由於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一位同性戀者對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其實我們是正常人,也渴望在陽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由於性取向不同,就被當作『怪物』,過著不正常的生活。」
正是因為歧視同性戀,導致了很多社會不穩定行為的發生。張北川通過跟蹤調查後得出一組沉重的數據:男同性戀者由於被歧視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環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動遭遇傷害,21.3%遭遇過異性愛者傷害,21%的同性戀者在身份暴露後,受到異性戀者的侮辱、毆打和敲詐等。「只有在一個群體普遍被嚴重排斥時,才會出現如此多的相互間的傷害行為,並非該人群普遍存在人格問題的結果。」張北川說。
隱藏復雜社會問題,由於生存的艱難,這個龐大的沉默群體隱藏著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雲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長、昆明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負責人段勇告訴記者,目前,男同性戀者艾滋病感染率高達2%-5%,遠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
「男同性戀者已成為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群」已是盡人皆知。一名致力於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同性戀者說,「多性伴侶」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各種巨大壓力和負擔,同性戀者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渠道宣洩自己的感情,不能和所愛的人共築『愛巢』,我們的感情懸在一根細細的絲上,一遇到外界壓力,這根細絲就斷了。因此,頻繁更換性伴侶也就成為圈子裡無可奈何的普遍現象。」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我國80%以上的同性戀者已經或即將進入異性婚姻,也就是說至少2400萬同性戀者要建立家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間接地刺中了同性戀者的要害。張北川認為,目前我國同性戀者承受的壓力主要來源於社會,尤其對男性而言,因為他們承擔著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的責任。「家庭是社會穩定的細胞,但是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無實或是畸形的,其穩固程度要大打折扣,離婚時有發生,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張北川說。今年3月,江蘇如東縣沿南村就曾發生一起震動社會的女同性戀者活埋異性戀丈夫的慘劇。這也是全國首例女同性戀者殺夫案。專家對此發表觀點說,在江蘇這個慘劇中,正是由於丈夫對妻子同性戀行為的阻止,才引發了同性戀人的過激報復行為。
據了解,許多同性戀者與異性建立了家庭,並有了孩子。但許多人對妻子隱瞞,在外與同性戀發生性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婚後「雙重生活」。這在圈子裡是司空見慣的。「一個潛在的危險隨之而來,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為時,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說,「一旦這個病毒擴散到眾多家庭,那麼在社會大眾中間的影響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是演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三、同性戀的行為或現象
所謂同性戀現象是指以同性為滿足性慾的對象的現象。同性戀者經常受到與自己同性別的人吸引。這種吸引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肉體上的。他們之間會發生戀愛,過性生活。同性戀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性戀是否是病態,目前的意見尚不一致,但多數人認為在有異性存在的情況下發生排他性的同性戀往往屬於病態。雖然我對同性戀持否認態度,認為違背了人類生息的自然法則,但只要不對別人造成傷害,自己又不認為應該接受治療,那也不必視之為洪水猛獸。但是我在咨詢和治療中發現,同性戀患者往往並發一種到多種心理疾病,至少應該對那些心理疾病進行治療。
同性戀可見於各種年齡段,但以未婚青少年多見。西方國家比東方國家多見。據統計,同性戀在男性中約佔5%,女性中佔3%。有些屬於雙重戀,即對同性和異性都產生性愛。同性戀現象是跨地區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現象,存在於各個種族、各個階級、各個民族和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們當中。同性戀產生的原因至今尚無肯定的學說,一般認為與以下因素有關:
(1)遺傳因素,有人發現同性戀者在單卵雙生子中遠比雙卵雙生子中多見,而且男同性戀可能是母系遺傳的。
(2)內分泌因素,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性腺分泌不平衡是導致同性戀的原因。男同性戀者血液和尿中睾丸酮較異性戀對照組少,而女同性戀者尿中睾丸酮較異性戀對照組多。同時男同性戀者精子計數較少,畸形精子較多。但我認為,也可能是同性戀的心理和行為引起激素水平的變化。實驗結果證明,給男同性戀者補用睾丸激素的結果並不能激起他的異性戀行為,而只是增加了同性戀行為中的性慾強度。
(3)心理因素。如果正常的性心理發展得到不良的家庭或環境影響,成熟的異性戀驅力將被阻滯或者歪曲。家庭的影響在同性戀的發生上是非常明顯的。男同性戀者的母親具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同同性戀傾向的兒子異乎尋常地親密。弗洛伊德認為這引起了孩子的自戀,但我認為是愛的排斥性使他們對母親過分崇拜,其他的女性都看不上,同女人的交往略為失敗,從而加強了對異性的應激性拒絕。懦弱無能的父親也使兒子無法得到一個適當的行為模範。為了兒子聽話,常反對粗魯莽撞行為,而鼓勵更富於女性化的活動。生活在男性比較多的環境中,或者經常與異性玩耍,或者被當作異性對待,可能使兒童發生角色認同錯亂,使其性格、生活風格男性化。對異性的恐懼和緊張。
(4)經濟因素在同性戀的發生上可能有一定作用,特別是在男性,由於經濟貧困無力娶妻或者出於一種逃避男性責任的潛在傾向,易導致同性戀。
我認為,同性戀還和以下因素有密切關系:①社會風氣。在太平洋西南部的馬來群島上的土著居民中。年輕人通過手淫達到快感作為異性性交的替代是受到鼓勵的。對於男性來說,同性戀關系得到社會贊同。在一生的某些時間,幾乎每個男性都從事深度的同性戀活動。此類活動在社會上可以公開討論,被當是象手淫、婚內性交一樣正常的事情。北非的斯旺人普遍有男同性戀行為。顯要的斯旺男子相互借用對方的兒子,公開談論他們之間的男性性愛,就象討論與女性的性愛一樣毫無忌諱。已婚和未婚的男子都遵循習俗的要求進行同性戀活動。如果一個斯旺人不同其他男子發生性行為,就會被視為怪人。②避孕措施的有效性。僅僅為了滿足性器官快感,但又害怕懷孕。[購買此相關商品,請去虹來商城]③性開放程度。明清時候我國同性戀活動達到一個小小的高潮,這是政府的禁娼規定導致的。但必須注意,這只是觀念、顯性和隱性的區別,同性戀傾向並不會因為某個社會對它持嚴厲的否定態度而減少,也不會因為社會規范的寬容而增多。④男女性別比。失衡的男女性別比會導致同性戀習俗的出現,並使人們逐漸將其合理化。在西伯利亞東北部的一些部落中,常有一些男子做其他成年男子的妾。⑤性別歧視。特別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會造成大量的男同性戀者。⑥體質較弱是男同性戀的成因之一。⑦自戀傾向。同性戀者喜歡同性的伴侶,因為他比異性伴侶更象自己。
我認為,人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只要不傷害他人,他人無權干涉。但是,從目前司法來看,同性戀行為是犯法的,主要是流氓罪。對同性戀的壓制並沒有自然的依據,只是文化和時代的產物。同性戀是否道德,也是以特定時空的主流道德觀為依據。近年來同性戀運動在國外某些地區取得了一定成功。國內對同性戀行為也逐漸傾向寬容。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意識進一步開放,限制會逐步寬松。
既然當代中國不能接受同性戀現象,那麼同性戀者只能從兩方面著手改善環境。一是文化改變,這也許難度相當大。再就是同性戀行為的糾正,增加對異性的興趣,使他們從同性戀活動中擺脫出來。同性戀的預防應自童年開始,當發現他們有些模糊和不自覺的同性戀傾向時,應加強教育和引導。如有特殊家庭背景者應及時予以處理。對於已經成年的同性戀者,可以動用心理治療的技術幫助其找出原因,樹立正確認識,在異性交往方面給予適當指導,以促進其行為的改變。對於有些同性戀者應盡可能地鼓勵他們與異性結婚,通過婚後正常的性生活與快感體驗來彌補過去的創傷。
現有的同性戀治療方法不是完全有效的。運用規范的心理分析療法治療,成功率在25%-35%,而用抑制同性戀傾向的電擊療法或嘔吐療法,成功率也不過是50%。雖然我國重新定義精神病標准,同性戀不再統劃為病態,但是,同性戀畢竟是一種有悖人類發展需求的一種行為或現象,因此,始終是一種陰影,這是無可辯駁的。
以非病患的同性戀和異性戀作為樣本,研究顯示,這兩個群體在心理適應上的差異非常小。同時還發現,男同性戀與男異性戀比較,男同性戀的自我接受程度較低,也較孤單,這個現象可以歸因於相當比例的男同性戀者,他們的人際關系並不穩定。有些研究指出男同性戀者的性伴侶人數較多,特別是在艾滋病盛行之前,是由於他們具有不正常的沖動,和對性伴侶毫無選擇。事實上,比較客觀的解釋是,所有男性對於偶然發生的性行為都有高度渴望,但是同性戀者發生意外性行為的機會較多,因為男同性戀者和男異性戀者對於發生意外性行為的興趣是相當的。
研究沒有發現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個樣本群在心理適應上的差異,但是有證據顯示,同性戀者有酒癮和抑鬱的比例較高。這些偏高的比例,可能是同性戀者經常體驗到歧視和羞辱的結果,而不是對同性戀本身性取向造成的結果。
總之,大部分研究顯示,同性戀者的心智是健全的,雖然他(她)們可能涉及遺傳和其他生理變項,但性取向的確實成因目前還不清楚,研究者正積極地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㈧ 我是男生,可我對男的比對女的更感興趣
不用著急的
你應該不是個男同(我是腐女啊呵呵)
對同性戀也不排斥,甚至有點意思
這個不用擔心的啊~
你不討厭女的,證明你還正常,
所以你不是個同性戀,最多是雙性戀
而科學家調查表明,至少40的所謂「正常人」都是雙性戀
這不用緊張的~
你要明白,就算你對BL感興趣,沒什麼好怕好懷疑的
順其自然,既然是雙性戀的話,將來你有可能也會遇上喜歡的女生的,這其實比遇上一個真正喜歡的男生要容易,所以你極有可能不會成為gay的,雙性戀是正常現象,就看你將來遇上的喜歡的人是男生還是女生,你只是有這方面的傾向罷了啊
㈨ 一旦人們感染艾滋病病毒,一定會出現症狀嗎
曹教授說過他從事這么多年艾滋病的研究, 網路一下"hiv秦躍進"有hiv阻斷葯 大多數會在2-4周出現症狀。少數會推遲,但始終會出現長期低燒等狀況。然後進入潛伏期。網路上問題太雜,我建議你多查查在艾滋病上有很大成就的專家,以及他們的訪談。畢竟大多網友沒有專注或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所以你查的越多反而對你的影響以及認識有偏差。
艾滋病分為四個時期,急性感染期、潛伏期、發病前期、發病後期。一般來說外面給大家發的防艾宣傳冊上的很恐怖的圖片就是發病後期的。一般來說,只要按醫生要求服用葯物,艾滋病是可以治療的,但是以目前的水平是沒有辦法治癒的。所以說也會有人在潛伏期很久而不進入發病期,自然也就沒有明顯症狀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