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猶魚也

⑴ 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哉」

有道德的人說，人民就像是是魚兒。現在治理人民的人，都是鄭國人嗎？

⑵ 「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出自哪篇文章請把整篇文章告訴我，謝謝！！

梅貽琦《大學一解》
載《清華學報》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華三十周年紀念號」上冊。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於《論語·憲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病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其答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進而曰「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無它，即學問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獲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已足也。
及至《大學》一篇之作，而學問之最後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見顯著。《大學》一書開章明義之數語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論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新民」。《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孟子於《盡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論「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圍，而其泛論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規律，亦無非闡發「新民」二字之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於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
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范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於教務范圍之種種，下自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於訓導范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苟於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於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准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於社會有所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則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功夫中之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則不然，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屬知之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論之，目前教學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擴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礎為好奇心與求益心，故貴在相當之自動，能有自動之功，斯能收日新之效。所謂舉一反三者，舉一雖在執教之人，而反三總屬學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學，恐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義，釋以今語，即為自我之認識，為自我知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教之人為之啟發，為之指引，而執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教者所得而助長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論語》謂之「善誘」，《學記》謂之「善喻」。孟子有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誘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學中之教學方法，即僅就知識教育言之，不逮尚遠。此體認不足、實踐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與情緒二方面，既為尋常教學方法所不及顧，則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為教師之樹立楷模；二為學子之自謀修養。意志須鍛煉，情緒須裁節。為教師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當之修養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與以自然之流露，則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為此兩方面之品格教育，而與知識之傳授不相干也。治學之精神與思想之方法，雖若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之堅強與情緒之隱稱有極密切之關系。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堅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辦。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其生於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養之實；曰「生於色」者，修養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設學子所從游者率為此類之教師，再假以時日，則濡染所及，觀摩所得，亦正復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學記》所稱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果具備此條件否乎？曰：否。此可與三方面見之。上文不雲乎？今日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者僅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為教師者果能於一己所專長之特科知識，有充分之准備，為明晰之講授，作盡心與負責之考課，即已為良善之教師；其於學子之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此種生活之見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歷年既久，相習成風，即在有識之士，亦復視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種責任完全諉諸他人，曰，此乃訓育之事，與教學根本無干。此條件不具備之一方面也。為教師者，自身固未始不為此種學風之產物，其日以孜孜者，專科知識之累積而已，新學說與新實驗之傳習而已，其於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嘗一日講求也。試問己所未能講求或無暇講求者，又何能執以責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於不相謀面，軍興以還，此風尤甚，即有少數教師，其持養操守足為學生表率而無愧者，亦猶之櫝中之玉、斗底之燈，其光輝不達於外，而學子即有切心於觀摩取益者，亦自無從問徑。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學子自身之修養又如何？學子自身之修養為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學之重心所寄。大學八目，涉此者五，《論語》、《中庸》、《孟子》之所反復申論者，亦以此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後之理學，舉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學耳。其派別之分化雖多，門戶之紛呶雖甚，所爭者要為修養之方法，而於修養之必要，則靡不同也。我儕以今日之眼光相繩，頗病理學教育之過於重視個人之修養，而於社會國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養性幾不復為入德育才之門，而成遁世避實之路。然理學教育之所過即為今日學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別言之。
一曰時間不足。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學生於不上課之時間，又例須有多量之「預備」功夫，而所預備者又不出所習學程之范圍，於一般之修養邈不相涉。習文史哲學者，與修養功夫尚有幾分關系，其習它種理實科目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猶木工水作之習一藝耳。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何以故？曰：無閑暇故。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復雜繁變者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今學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過此種種自修功夫之資料之補助而已，門徑之指點而已。至若資料之咀嚼融化，門徑之實踐，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約之，萬殊者一之，則非有充分之自修時間不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則咀嚼之時間，且猶不足，無論融化。粗識門徑之機會猶或失之，姑無論升堂入室矣。
二曰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學》一書嘗極論無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難；與人相處而慎易，獨居而慎難。近代之教育，一則曰社會化，再則曰集體化，卒使黌舍悉成營房，學養無非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乃僅就智識之切磋而為言者也；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礪，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鑒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復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復知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練之為何物，即無復知《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大學》一書，於開章時闡明大學之目的後，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則因時間之不足，再則因空間之缺乏，乃至數年之間，竟不能如綿蠻黃鳥之得一丘隅以為休止。休止之時地既不可得，又遑論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慮而當亟為之計者也。
三曰師友古人之聯系之闕失。關於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夥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體，於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暄笑謔與茶果徵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志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於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後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猶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於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復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不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於偏注，則史學之與人生將不復有所聯系，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說之「以人鑒人」之原則將日趨湮沒，而「如對古人」之青年修養之一道亦日即於荒穢不治矣。學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養，是近代教育對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面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准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固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准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准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備，則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准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准備，應為通專並重。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求近時過於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為謂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准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准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准備，又須有專識之准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於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干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能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於學識者半，由於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於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
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准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嘗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復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儼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匯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末年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於平息而教權復歸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立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運動，郝氏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戰前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學也。大學機構自身正復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為彰明較著之若干例證。
間嘗思之，大學機構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蓋又不出二途。一曰為社會之倡導與表率。其在平時，表率之力為多，及處非常，則倡導之功為大。上文所舉之例證，蓋屬於倡導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憑藉。表率之效之憑藉為師生之人格與其言行舉止。此為最顯而易見者。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設一校之師生率為文質彬彬之人，其同而與社會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師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教化雲者，教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於學校環境以外，然則學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學生出校而始見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賃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出而從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問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准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於是從事於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聽途說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規定，聊復選習」之不獲己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復有此規定爾，固不敢以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於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製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於此種改革卜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於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之學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雲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此語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頗有以自由主義為詬病者，是未察自由主義之真諦者也。夫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盪放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亦截然不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盪放之實者，斯病矣。大學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則盪放之弊又安從而乘之？此猶僅就學者一身內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則學術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業，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最有關系之大學教育，與從事於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職是之故，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啟，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⑶ 大學里的好老師該是什麼樣

大學是知識傳承和演進的地方，老師是知識的傳承者、推進者和守望者，他們用奉獻、敬業和博學贏得學生的尊敬、愛戴和仿效。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一方面在講台上見證著一些名師佳師粉絲眾多，另一方面在象牙塔內看到了一些師生關系緊張畸變。什麼樣的老師才是大學生眼中的好老師？

好老師的樣子

再塑大學師生的「從游」關系

在大學，師生關系主要是通過以教學活動為載體而形成的，在教與學的雙向互動中，教師是引領者，故稱為導師；學生是習得者，通過跟教師習得知識和方法以及接受人格熏陶而獲得發展的能力。

梅貽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大學一解》是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由清華教務長潘光旦先生代擬的文稿。

據說，在當年的雅典學院，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就可以用「亦師亦友」來形容。梅貽琦先生在《大學一解》中則形象地比喻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從游」關系是大學師生關系的實質。梅貽琦先生所說的「從游」關系，意味著教師與學生的關系非常貼近「熏陶」這個詞，彼此之間疑義相析，教學相長。正是這樣一種「從游」關系，教學活動才呈現出一個美妙的生命互動過程，教師展示生命的魅力，學生舒展生命的活力。

懷海德認為：「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陶行知先生也有類似的說法：「說得正確些，先生創造學生，學生也創造先生，學生先生合作而創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

然而，近年來，大學師生間的這種「從游」關系卻出現了反向「游離」的傾向：學生逃離課堂或在課堂上做起「低頭族」，老師成為學生口中的「老闆」，關於大學師生關系畸變的議論也見諸報端。

大學師生關系為何出現這樣一種狀況？

究其緣由，還要從教學環境的變化說起。

首先是校園環境的變化。從理論上講，保持寧靜是大學的本質要求。在寧靜的校園，教師潛心從事教學活動，學生靜心吸收知識給養。然而，大學又不是孤島，大學存在於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擴染到大學，比如社會的變化對校園的拉扯，對老師也好，對學生也罷，都產生了強大的外引力。教師或忙於科研項目，或疲於應對各種社會活動；學生或忙於求職，或疲於應對各種競聘或資格考試。大學師生之間的靶向一旦出現分離，親近感就會自然趨弱。

其次是空間環境的變化。教室的空間環境對師生關系也會產生很大影響。在小班型上課時，教室的空間結構形成了學生仰視教師的空間效果，教師在講台上講，學生在座位上聽，教師盡情揮灑，學生傾心領會。這種空間結構所帶來的仰視效果，會讓學生油然產生對教師的敬仰感。然而，為了滿足擴招條件下的基本教學需要，大學的班型不斷擴容，甚至有的班型超過百人。特別是在階梯教室上課，少則百人多則數百人。在這里，教室空間變成了學生俯視教師的空間效果。這種空間效果，弱化了學生對教師的敬仰感。由於「向師性」趨向淡薄，進而也就慢慢失去了對教室這一特定空間所特有的興趣。

此外還有技術條件的變化。教學過程是學生品讀教師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如果能夠帶給學生思想的啟迪、成功的體驗、自尊的滿足，學生就會感受到學習過程的愉悅和美好；如果學生為教師嫻熟的公式推導、流利的背誦或深邃的思想所折服，也會油然產生對教師的敬畏感，進而轉化為對知識的渴求。這樣，教師在學生的欣賞中獲得了愉快的教學體驗，學生在對教師的欣賞中獲得了愉快的學習體驗。在這種相互認同的愉快體驗中，達到了最好的教學效果和最好的學習效果。然而，由於技術條件的變化，現在的許多教學活動依賴課件，教師成為課件的演示者，學生成為課件的觀看者。教師囿於講台，忙於人機對話，一定程度影響了與學生的情感交流和心靈互應，課堂的氣氛時常出現稀鬆清冷的情況，教師對學生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趨向弱化。

大學師生關系是一種非凡的人際關系，對於大學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大學教育的基石。在大學里，教師是大學精神的代表，承擔著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才的雙重職責。

誠如德國學者包爾生教授在《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大學教師必須是良善之人，一個能夠將偉大、高尚的思想灌輸到學生心靈中去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對真理的強烈熱愛、引以為榮的獨立精神，以及能夠自主擺脫傲慢虛榮的高貴謙遜的風度。」

大學正處於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們應該通過反思大學師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切實把握教育教學中存在的症結，重構充滿生機活力的教育教學體系和充滿融洽氛圍的大學師生關系；對學生來說，不應成為消極的看客，而應是積極的參與者。尊師是第一學習動力，正所謂「親其師，得其道」。在大學里，我們必須是一個自立的有才能的自我驅動者，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績。

這樣，才能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重塑大學師生之間的「從游」關系，形成一種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共生關系，達成共學共進之目的。

⑷ 中國人有句俗語說「師生如父子」，這句話的真正內涵是( )

指的是教師對學生既有像父母一樣的關愛，卻沒有像父母對自己孩子一樣的偏愛。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尊師重教的國家。早在先秦時，古人便把師與天、地、父並列，國家還按照名位、官階品級，劃分了一整套禮儀等級制度，用「法度」即法統、條律來加以貫徹。

故無論今時往昔，尊師重教，不僅關乎個人的發展前途，也關乎一個民族與國家的盛衰興亡，這也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得以源遠流長的最重要傳承。

(4)師生猶魚也擴展閱讀：

教師和學生，本是一對親密的矛盾體。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說過，「師生猶魚，行動猶游泳，大魚前導，小魚尾隨，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這種「從游」關系，描述出教學活動中美妙的互動。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亦是唯一延續至今且不曾中斷的文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師者肩負傳道授業解惑之神聖使命，始終載舟而行，故不曾有停泊之虞。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傳統極為重要的價值觀念取向。

⑸ 吾之有恩師,猶魚之水有矣是什麼意思

我有（您這位）恩師，就像魚兒有了水一樣重要。（前後半句的之是助動詞不譯）

⑹ 院士回歸本科課堂為何應當成為常態

近日，武漢大學一門由6名院士、4名教授共同講授的本科基礎課引起廣泛而持續的關注。這個群星薈萃的授課團隊被學生們稱為「偶像天團」。院士們20年如一日地堅守本科課堂，贏得了一屆又一屆本科新生的青睞。課後排隊求院士簽名，「集齊簽名，召喚神龍」，讓這門不點名、不簽到的導論課別具魅力，被稱之為「最奢侈的基礎課」。有調查顯示，大學生對於院士回歸本科課堂充分期待，絕大部分人認為這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感受大師的魅力、更好傳播前沿知識、培養學術人才。未能聽過院士講課，可謂是許多學生求學生涯中的一大缺憾。

梅貽琦先生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院士是具有崇高學術地位、社會威望和人格魅力的大師。在一流大學建設進程中，讓院士們回歸本科教學，實質上就是讓院士們回歸教書育人的本分。對院士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對學生而言，從游大師，在大師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中成長成才；對學校而言，有效整合院士、名師等寶貴教育資源，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方能建設師生學習與成長共同體。

⑺ 以若所為，求若所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文言文翻譯

原文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緣木求魚典故漫畫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⑴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⑵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⑶土地，朝⑷秦楚，蒞⑸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⑹，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⑺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⑻人與楚⑼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⑽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⑾，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⑿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譯文
孟子說：「大王的最大願望是什麼呢？可以講給我聽聽嗎？」
齊宣王笑了笑，卻不說話。
孟子便說：「是為了肥美的食物不夠吃嗎？是為了輕暖的衣服不夠穿嗎？還是為了艷麗的色彩不夠看呢？是為了美妙的音樂不夠聽嗎？還是為了身邊伺候的人不夠使喚呢？這些，您手下的大臣都能夠盡量給您提供，難道您還真是為了這些嗎？」
宣王說：「不，我不是為了這些。」
孟子說：「那麼，您的最大願望便可以知道了，您是想要擴張國土，使秦、楚這些大國都來朝貢您，自己君臨中原，安撫四方落後的民族。不過，以您現在的做法來實現您現在的願望，就好像爬到樹上去捉魚一樣。」
宣王說：「竟然有這樣嚴重嗎？」
孟子說：「恐怕比這還要嚴重哩。爬上樹去捉魚，雖然捉不到魚，卻也沒有什麼後患。以您現在的做法來實現您現在的願望，費勁心力去干，一定會有災禍在後頭。」
宣王說：「可以把道理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說：「假定鄒國和楚國打仗，大王認為哪一國會打勝呢？」
宣王說：「當然是楚國勝。」
孟子說：「顯然，小國的確不可以與大國為敵，人口很少的國家的確不可以與人口眾多的國家為敵，弱國的確不可以與強國為敵。海內的土地，方圓千里的共有九塊，齊國不過佔有其中一塊罷了。想用這一塊去征服其他八塊，這跟鄒國和楚國打仗有什麼區別呢？大王為什麼不回過來好好想一想，從根本上著手呢？」
「現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來做官，天下的農民都想到您的國家來種地，天下做生意的人都想到您的國家來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國家來旅行，天下痛恨本國國君的人都想到您這兒來控訴。果真做到了這些，還有誰能夠與您為敵呢？」

⑻ 大學里的好老師該是什麼樣 戴建業算嗎 都通過

大學是知識傳承和演進的地方，老師是知識的傳承者、推進者和守望者，他們用奉獻、敬業和博學贏得學生的尊敬、愛戴和仿效。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一方面在講台上見證著一些名師佳師粉絲眾多，另一方面在象牙塔內看到了一些師生關系緊張畸變。什麼樣的老師才是大學生眼中的好老師？好老師的樣子再塑大學師生的「從游」關系在大學，師生關系主要是通過以教學活動為載體而形成的，在教與學的雙向互動中，教師是引領者，故稱為導師；學生是習得者，通過跟教師習得知識和方法以及接受人格熏陶而獲得發展的能力。梅貽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大學一解》是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由清華教務長潘光旦先生代擬的文稿。據說，在當年的雅典學院，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就可以用「亦師亦友」來形容。梅貽琦先生在《大學一解》中則形象地比喻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從游」關系是大學師生關系的實質。梅貽琦先生所說的「從游」關系，意味著教師與學生的關系非常貼近「熏陶」這個詞，彼此之間疑義相析，教學相長。正是這樣一種「從游」關系，教學活動才呈現出一個美妙的生命互動過程，教師展示生命的魅力，學生舒展生命的活力 。懷海德認為：「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陶行知先生也有類似的說法：「說得正確些，先生創造學生，學生也創造先生，學生先生合作而創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然而，近年來，大學師生間的這種「從游」關系卻出現了反向「游離」的傾向： 學生逃離課堂或在課堂上做起「低頭族」，老師成為學生口中的「老闆」，關於大學師生關系畸變的議論也見諸報端。大學師生關系為何出現這樣一種狀況？究其緣由，還要從教學環境的變化說起。首先是校園環境的變化。從理論上講，保持寧靜是大學的本質要求。在寧靜的校園，教師潛心從事教學活動，學生靜心吸收知識給養。然而，大學又不是孤島，大學存在於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擴染到大學，比如社會的變化對校園的拉扯，對老師也好，對學生也罷，都產生了強大的外引力。教師或忙於科研項目，或疲於應對各種社會活動；學生或忙於求職，或疲於應對各種競聘或。大學師生之間的靶向一旦出現分離，親近感就會自然趨弱。其次是空間環境的變化。教室的空間環境對師生關系也會產生很大影響。在小班型上課時，教室的空間結構形成了學生仰視教師的空間效果，教師在講台上講，學生在座位上聽，教師盡情揮灑，學生傾心領會。這種空間結構所帶來的仰視效果，會讓學生油然產生對教師的敬仰感。然而，為了滿足擴招條件下的基本教學需要，大學的班型不斷擴容，甚至有的班型超過百人。特別是在階梯教室上課，少則百人多則數百人。在這里，教室空間變成了學生俯視教師的空間效果。 這種空間效果，弱化了學生對教師的敬仰感。由於「向師性」趨向淡薄，進而也就慢慢失去了對教室這一特定空間所特有的興趣。此外還有技術條件的變化。教學過程是學生品讀教師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如果能夠帶給學生思想的啟迪、成功的體驗、自尊的滿足，學生就會感受到學習過程的愉悅和美好；如果學生為教師嫻熟的公式推導、流利的背誦或深邃的思想所折服，也會油然產生對教師的敬畏感，進而轉化為對知識的渴求。這樣，教師在學生的欣賞中獲得了愉快的教學體驗，學生在對教師的欣賞中獲得了愉快的學習體驗。在這種相互認同的愉快體驗中，達到了最好的教學效果和最好的學習效果。然而，由於技術條件的變化，現在的許多教學活動依賴課件，教師成為課件的演示者，學生成為課件的觀看者。 教師囿於講台，忙於人機對話，一定程度影響了與學生的情感交流和心靈互應，課堂的氣氛時常出現稀鬆清冷的情況，教師對學生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趨向弱化。大學師生關系是一種非凡的人際關系，對於大學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大學教育的基石。在大學里，教師是大學精神的代表，承擔著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才的雙重職責。誠如德國學者包爾生教授在《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中指出的那樣： 「大學教師必須是良善之人，一個能夠將偉大、高尚的思想灌輸到學生心靈中去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對真理的強烈熱愛、引以為榮的獨立精神，以及能夠自主擺脫傲慢虛榮的高貴謙遜的風度。」大學正處於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們應該通過反思大學師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切實把握教育教學中存在的症結，重構充滿生機活力的教育教學體系和充滿融洽氛圍的大學師生關系；對學生來說，不應成為消極的看客，而應是積極的參與者。尊師是第一學習動力，正所謂「親其師，得其道」。在大學里，我們必須是一個自立的有才能的自我驅動者，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績。 這樣，才能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重塑大學師生之間的「從游」關系，形成一種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共生關系，達成共學共進之目的。

⑼ 梅貽琦的個人成就

梅貽琦熟讀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後轉為專攻物理。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以及他的教育理論和主張，對中國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中國著名的兩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都是和梅貽琦的名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他任清華大學校長的17年裡，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
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大學的校長是好當的，情形恰恰相反，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盪，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都是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干，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大學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適那麼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也常為時賢所徵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貽琦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梅貽琦在長達47年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極有參考價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並以此指導其從事於教育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豐碩成果，這些經驗和思想是值得我們後人加以吸收、總結、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加以繼承和借鑒。同時，他的令人稱道的人格魅力與品德氣質以及個人修養，都反映出近代中西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在人格方面有機、完美、和諧的融合與統一。
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後的核心觀念。
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並非西方「LiberalE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採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於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於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徵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為著名的「從游論」。
最後，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於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1931-1948）。他的教育思想體現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體、美、群。這是對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和蔡元培一樣，梅貽琦也是把德育作為五育之首的。
重視師德
在德育中，梅貽琦非常重視教師的師德。許多人對「大師」有片面的理解，僅看到學問的一面，而梅貽琦講的「大師」則是學問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說：老師不但要「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榜樣。為此，他提出了「從游」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來自然地引導學生，達到「不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貽琦強調人格與愛國。他對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說：「諸君在國外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態度，研求真理。」
重視體育
清華大學一向重視體育，並把體育作為德育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與梅貽琦的倡導很有關系，他認為這是學生「養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貽琦說高尚人格具體體現在「團體精神」、「急功好義」、「遵守紀律」上，要借團體的運動「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並在學籍管理上明確規定「體育不及格，不得畢業」。這些十分值得我們借鑒與深思。1928年，梅貽琦還是教務長的時候，就曾明確告訴學生：「須知體育之目標，不單是造就幾個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選手，不單是要得若干銀盾、錦標，除此之外，也許可以說在此之上，還有發展全人格的一個目標」。後來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學生「服務社會，團結合作」的精神，就應該在德育、智育、體育之外再加一個「群育」。對於這種提法，梅貽琦顯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經擔任校長的梅貽琦對自己的學生說：今天我們提倡體育，不僅是為了鍛煉個人的身體，更是為了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我們要借團體項目，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他還說：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在於能不能取勝，而在於是不是各盡其能，使本隊團結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現。在體育比賽中，「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假如在比賽之前，有人因為沒有取勝的可能就放棄比賽，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忘記了在團體中應盡的任務。
群育
群育則是梅貽琦德育觀中有特色的部分，這源於他對人類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他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他的「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梅貽琦生於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後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准無產階級了。」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梅貽琦後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留學歐美的經歷影響了梅貽琦。他甚至於全盤接納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很瞧不起體育，一度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教師砍去一半，把享有聲譽的馬約翰教授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後，則給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師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華發展為「體育大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岳霖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⑽ 吾之有恩師,猶魚之水有矣是什麼意思是

「吾之有恩師,猶魚之水有矣」是「我又來了恩師，就像魚有了水一樣地在知識的海洋里自由暢游, 是感謝恩師對自己的教育幫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