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
① 阿克頓勛爵的簡介
他是自由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他擔任過下院議員，在曾四次當選的著名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任內，他產生過重要的政治影響。1885-1902年任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主編《劍橋近代史》。作為歷史學家，他把歷史探索的客觀性與歷史性研究中的道德判斷結合起來；作為政治哲學家，他對個人自由以及促進與威脅個人自由的力量的有力分析，深刻影響了20世紀思想史。他的一些極具洞察力的名言深入人心，比如：
Power tends to corruption,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偉人幾乎總是壞人。
Socialism means slavery.
社會主義意味著奴隸制度。
② 阿克頓勛爵的介紹
約翰·愛默里克·愛德華·達爾伯格-阿克頓，第一代阿克頓男爵，KCVO（英語：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理論政治家。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英文常簡稱Lord Acton。自由主義名言「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出自他寫的書《自由與權力》，侯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③ 阿克頓勛爵是誰
阿克頓勛爵1834-1902,英國歷史學家。
舉步維艱的自由史
何懷宏
阿克頓（1834～1902）的名言「權力使人腐蝕，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蝕」早已為我們所熟知，但他的著作不知何故很少被翻譯。他開創的劍橋史的事業倒是我們很熟悉的，延續至今，僅其中的一套劍橋中國史就使我們獲益匪淺。阿克頓十分博學而又極有見識，但卻寫得很少。他去世以後，人們發現他遺下的成千上萬卷書幾乎都被他讀過，頁邊都寫有注釋，還有無數的木格子，其中裝著各種資料和索引卡片。有學者曾經隨意翻閱過幾個格子，其中一個記的是自從荷馬史詩中優力棲斯的老犬開始、人們對動物的同情心的許多古老事例；另一格是專門收集各民族所有出版物中對繼母的苛刻語言的。
最近偶然重新翻到我1991年讀他的《自由史及其他論文》（）所作的筆記，不禁感慨系之。阿克頓寫道：「在每一個時代，自由的進步都被它的自然的敵人——無知與迷信、征服欲與愛安逸、強人對權力的渴望和窮人對食物的渴望——圍困著而舉步維艱。……在所有時代，自由的真誠的友人都是很稀少的，它的取勝一直要歸功於少數人，是由這少數人聯合其他一些目標常常和他們並不一致的人而取得的，這種總是潛存危險的聯合通過給敵手提供恰恰是反對自己的基地，以及在成功時的腐化引起的爭端，有時竟致是災難性的。」
而有關自由的錯誤的觀念，也許比利益的沖突對自由所造成的損害還要大。自由的進步於是要相應於知識的提高和法律的改善。阿克頓所理解的自由是：確保每個人在做他相信是他的義務的事情時，可以不管權威、多數、風俗、意見的影響而得到保護。他說：「我們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標准就是少數所能享受的保護范圍。自由在此就可定義為宗教的基本條件和保障。」亦即自由首先是良心和信仰的自由，或者說，是貢斯當所指稱的「現代自由」。
但在強調參政權的「古代自由」的發展中，未曾就沒有與「現代自由」一致的東西，這尤其體現在法律的改善和權力的分散上。阿克頓認為：梭倫立法的意義在於：上層階級過去一直掌握著立法與司法權，他仍然讓他們掌管，只是把上層階級的標准由不變的血統變成了可變的財富。而窮人也有了從上層階級中選舉行政官的權利。此前，人們知道的反對政治無序無政府的惟一資源只是權力的集中，梭倫卻承擔起通過權力分散而達到同樣效果的任務，他說民主的本質就是不服從任何統治者而只服從法律。任一少數或者多數都不應當獨攬大權。正是後來雅典人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把司法、立法、以及部分的行政權力統一到一起，使立法者凌駕於法律之上，從而使雅典走向了衰落。而古羅馬的自由也經歷了與雅典同樣的興衰。
另外，在有關自由的古典文獻中，尚缺少下面的因素——代議制政府、擺脫奴隸制和良心的自由。那些訴諸更高的權威給政府劃了一條形而上界限的人們，卻不知如何使之成為現實。故蘇格拉底對變質了的民主暴政的抗議，所能做的只是為其信念赴死；斯多亞派只能勸導智慧者避開政治，把未寫下的法律放在自己心裡；直到基督說「讓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才帶來對絕對主義的否定和自由的新的就位。
在阿克頓看來，現代自由實在與基督教有不解之緣，宗教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啟動原則，公民自由是宗教自由的必要條件的觀念，是保留到十七世紀的一個發現。但後來對平等的過度渴望卻使「對自由的希望成為泡影。」未來不容樂觀，但阿克頓又告訴我們，如果有理由對過去驕傲，那麼也有理由對將來的時代抱有希望，「因為將來的故事是藏在過去之中的，那一直存在的與將要出現的是一回事」。
阿克頓：一個史家的信仰與智慧
馮克利
在今日中國，拜官員腐敗與政府反腐敗之賜，沒聽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話的人，也許已經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頓（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頓其人其事的，卻依然極不多見。1887年，他在給《英國歷史評論》主編克萊頓的一封信中，寫下這句令人過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彷彿是流傳於街頭巷尾的諺語，人們並不十分關心它的來源，這似乎是因為它的來源並不十分重要。
從某個角度看，確實如此。阿克頓晚年自稱一生碌碌無為，他除了做過《劍橋近現代史》首任主編，為世人留下半部體例獨特的史學著作外，未曾寫下過什麼黃鍾大呂之作，因此我們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與權力》（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The World Publishing Co.,New York, 1955），也不過是幾篇演說、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雜湊而成的一冊。
然而，如果一句話能像民間諺言那樣世代流傳，那也一定是因為它包含著某種智慧。阿克頓並非碰巧說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沒有用系統的著述來陳述自己的思想，並不意味著他沒有自己系統的見解。湯因比曾言，阿克頓是時代精神的一個奇特犧牲品，工業社會不斷逼使人們發掘史料，迷信勞動分工，使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無措，結果是「近代西方史學家中最偉大的頭腦之一」，變成了一名才華虛擲的編輯。湯因比這些話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鴻篇巨制《歷史研究》與阿克頓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當屬難免。然而他稱這個頭腦全為勞動分工所害，卻不太令人信服。阿克頓在史學上無所成就，以今天許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並非分工使他無所適從，而是他的「史以載道」，即西人所謂 「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援經入史）」的傾向實在過於嚴重，這使他無法做到就史言史。
按給文集作序的希梅爾法伯的說法，阿克頓最偉大之處，在於「他給政治帶來了先知的道德熱忱，給宗教帶來了自由主義政治家的人道關懷；他給這兩者同時帶來一個真理：權力，不管它是宗教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這段文字，不但極恰當地指出了阿克頓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的性質，也標明了它的兩個重要來源：阿克頓堅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對人類自由的深切關懷。撇開他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緊密關系這不易理解的一點不談，現代史學為避免曲筆，輒以不做「道德法官」為治史者必須恪守的誡律。以此觀之，阿克頓顯然是犯了大忌。他雖曾師從德國史學巨擘蘭克（Leopold von Ranke），卻一反其師教誨，把歷史視為「宗教的真實證言」，始終堅持以道德評史為史家無可推卸的職責。在宗教勢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紀，他卻依然篤信超然於人類之上的基督並未失敗，因為在他看來，神的統治智慧並不體現於世界的完美，而體現於世界的改善；在這種改善中，自由則是人類所獲得的一個最重要的「道德成果」。他那些文約義廣的史論文章，執意要在史實中尋找信仰和自由價值的佐證，表現出一派正宗「春秋筆法」的氣象，使我們今天讀來，也不時有錢鍾書先生所謂「如獲故物、如遇故人」之感。美國史家亨利·李（Henry C. Lea）指稱阿克頓爵士力主以道德評史為大謬，其著述甚至被人譏為「阿克頓通諭」（借用了「教皇通諭」的說法），當然都不足為怪。
但是平心而論，阿克頓並非不知史實距道德說教相去甚遠。他雖認為「滿懷理想之士前仆後繼，提醒人們小心僭主和暴君，不斷宣揚神法高懸於邪惡的統治者之上」，多半會讓我們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學；他雖稱自由的啟示包含在神的教誨之中，但是與科塞所說那些神遊於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the men of ideas）相反，他並不認為它的實現完全是來自先驗的力量，而取決於「進步文明的各種條件的匯合和共同作用」。他十分清楚，「金錢、土地或人數取得優勢，從而破壞權力平衡的做法，充斥於全部歷史之中。」他不時表現出對歷史經驗的明識，常使我們不能像有人所言，稱他「在細節上全錯了，其信仰卻是正確的」。因此垢病其文為史以載道的做法，也多少失去了憑據。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阿克頓在史學中傳達信仰的做法？也許說他不過像個普通基督徒一樣，「永遠懷著感激生活」，把我們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幸福，都歸於上帝的恩賜，才是更為恰當的評語。他在談述英國憲政發展時一段佈道式的話語，或可視為這一點的佐證：「（英國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質令人矚目，離不開我們的歷史的背景。……無論外國神學家的教權精神，還是法國神學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國神學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跡。源自那個衰落帝國的羅馬法，變成了專制權力共同的支柱，卻被排除在英國之外。教會法受到限制，而且這個國家從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沒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歐陸王權卻藉此製造了許多恐怖。後來，我們的紳士階層保持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地方自治的辦法。教派的分立導致宗教寬容。混亂的普通法教導人們，他們最好的衛士就是法官的獨立與一致。」正是英國歷史中這些已然的事實，才使他能夠「一直用雙眼緊盯著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間」，堅信「引領我們的上帝之光仍未熄滅，使我們遙遙領先於其他自由國家的因緣仍未窮盡」。
因此，阿克頓的信仰，實是一種不脫離經驗與制度嬗變的信仰，既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類言論，我們與其把它完全當作一種出自形而上人性論的斷語，倒不如說是一種來自經驗的概然性知識，而且這完全談不上是創見，只能算是他對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傳統的一個回應。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說在政治學中的邏輯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也早就說過：「把權威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慾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慾望的激情所腐蝕。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個人更可取。」阿克頓的言論雖充滿一個信仰者的執著，但阿克頓所以為阿克頓的感人之處，還來自於他從史實中總結出的警言。
阿克頓的史論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處，是他無論何時談到的「權力」，並無特定的人稱屬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權力，王公貴族的權力，人民的權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錢的權力，或自稱代表自然法、「進步力量」、正義與和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權力，總之不管什麼權力，只要它以暴力為後盾（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為「絕對的權力」，都會傾向於（「tend to」，譯為「導致」，語勢上未免太過強硬了一些）殘暴、腐敗和不義。
只有這樣的權力觀，才有可能為我們提供觀察二十世紀殘暴政治的人都能從中汲取教益的識見。在他看來，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過於「道德與宗教不分，政治與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諸方面，只有一個立法者和一個權威」。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終貫穿著一個我們春秋筆法的本土史學中不得見的基本立場，即人間所能享有的無論宗教自由還是世俗自由，皆是權力平衡的產物。在論及古典時代的文明沒落的原因時，他說：「個人、家庭、團體和屬地（這些當然都是保持權力平衡所必需的社會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於統治權力可以把它們用於自己的目的。共同體支配著公民，一如主子支配著奴隸。由於忽視私人利益，忽視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進步，希臘和羅馬都喪失了維系國家繁榮的關鍵因素。」他從這種現象中，讀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會的種種謬誤——功利主義，對專制與權威、不法與自由的混淆」的源頭。對於這些謬誤的主義與混淆的觀念，一百多年後的我們，肯定要比阿克頓有更切膚的感受。因此當我們看到阿克頓說，「只要某個單一的明確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權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一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不知是該佩服他的遠見卓識，還是該為我們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阿克頓對私人和公共領域的多元化在制衡權力中的作用多有論述，他這方面的言論，是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但往往被許多反自由主義者所忽視的另一面是，它也構成了現代知識傳播或交往理論中的基本成分。今天人們談論甚多的公共交往學說，許多論者只往批判理論或哈貝馬斯處追索，卻沒有看到自由主義有關共同體生活的大量言論，適足構成這種公共交往思想不可缺少的一環。
一個社會共同體形成的各項有利於個人自由的制度，既為我們提供了一道保護私人生活的屏障，更是一個有利於群聚與合作的架構，一個促進群體生活演變調適的對話環境，就此而言，阿克頓所秉持的自由主義傳統，雖可名之為「個人主義」 的，但它也是一種有關千千萬萬的個人如何共處與合作的「群體之學」。像某些「批判理論」一樣，自由主義把這種對話共同體的存在，視為一個讓各種尚不知對錯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在和平的環境下得以展開的過程，因為這是人們形成共同體的道德規范和公共目標所必需的社會學前提。在哲學認識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大量有關「真理」如何產生（或無法產生）的言論，有心者不妨把它們與自由主義的共同體理論做一比較。譬如被國人忽視而近年來又因利奧塔等人宣揚而重新走紅的美國哲學家皮爾士，他最寶貴的思想遺產之一，便是他在「真理」問題上仍堅持客觀主義立場，但也認為「真理」只能存在於一個在（科學）共同體的自由對話中逐漸形成或展開的無盡過程之中。再譬如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哲學，也把「正確」語用的形成，歸因於一個語言群體習慣性交往的過程。其實，不惟真理和語言用法，遵約守信的習慣、權錢關系納入法治、特權變為平權的過程，也莫不如此：沒有參與的自由，沒有對話，是不可能建立起取得共識的交往規則的（雖然它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真理」）。在政治哲學的領域，此類識見可以說隨處可見。姑不論以鼓吹「開放社會」著稱的卡爾·波普，不管是阿倫特的古典共和主義，還是保守主義者奧克肖特的「公民社團」理論，我們都可從中看到大量有關這種開放性共同體的思想。即或被許多人拿來與自由主義抗衡的哈貝馬斯，不但明確認為市民階層（「資產階級」）是一個促發現代性的「對話倫理」的共同體，而且把它視為一支與專權和僵化體制相抗衡的最重要的力量——當然，沒有哪個自由主義者會反對這樣的思想。因此，就公共領域在對話中產生基於自由的共識的作用而言，西方自由主義和一些左翼思想流派的分歧，也許被人們做了過分的誇大。
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阿克頓有關教會和民族問題的文章，我們即可看到，他為解決教會和信眾的分歧所提供的辦法，其中既有堅定的保守主義信念，更包含著豐富的「對話交往理論」。對他而言，教會更像是一個對話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個刻板嚴厲的「組織」，它對於信徒的價值，在於它為討論和取得共識提供了一個場所。他說，「在教會中長期得到堅持和許可的神學觀點及其他觀點，是在時間的磨礪中獲得真知灼見，並因教皇的默許而確立了具有一定約束力的權威地位，因此如果不是出於輕率，便不能輕言放棄。」他在這里觸到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至關重要的政治學問題，即自由和權威的關系：教會雖是一個權威機構，但它真正的合法性並不來自它的制度化權力本身，而在於它和信徒的普遍信念相一致。只要它大體做到了這一點，激烈否定其權威不但不會帶來變革，反而會引起分裂或反動，因為「碩果累累的勝利來自於天主教信眾在知識、觀念和信念上的逐漸演變」，它將迫使傳統的代言人與新的環境相適應，最終克服拋棄成規的優柔寡斷。因此最合理的改革方式應當是，在影響權威之前先影響它的信眾，使其看法緩慢而平靜地作用於教會，這樣的改變「既不會產生任何破壞道德的沖突，也不會導致喪失體面的屈服」。但是這種體制中不言自明的另一面是，這一切都要以一個開放的「信仰共同體」為前提：教會不能禁止對「教令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進行審查，就讓理智和良心上作出讓步」；信眾也不能「因為權威被濫用便拋棄權威」，因為「這兩種做法同樣都是罪過，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將維護宗教真理的全部責任拋給教會戒律的執行者，並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脫；乾脆叛教也不能讓良心釋然。」
這種共同體哲學，也被阿克頓延伸到了他對當時正在崛起的民族主義的認識中。依他之見，他那個時代有三種最重要的「社會批判理論」，即「平等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它們所反對的，都是統治者因自私和濫用權力而造成的秩序。尤其是「得勢前景最為看好的」民族主義，它「不僅是革命最強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來各種運動的真實本質」。雖然它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但是「在它宣布已經進入的革命時代，它必定始終保持著力量」 。伊賽亞·伯林曾在其名篇《民族主義》一文中斷言沒有哪個十九世紀的思想家預見到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重要影響。博學如伯林者竟未看到阿克頓的《論民族》一文，不能不說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但是不難想見，以一個天主教徒的普世情懷，阿克頓雖洞察到這股潮流的強大，卻不可能對其表示完全認同。在他看來，民族主義固然有其提醒壓迫的存在、提出改革方向的正面作用，卻不能將它視為重建世俗社會的政治基礎，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可以服務於截然對立的政治原則和各式各樣的黨派」。它把集體意志看得高於一切，把人們的各種利益全都納入一個虛幻的統一體，要求其犧牲自己的習慣和義務。它也許會以民族自治、人民的自由和保護宗教為旗號，其實它卻「只為自己說話」，「如果它無法和它們結合在一起，它為了獲勝不惜讓民族犧牲所有其他事業」。讀到這里，我們也許更易於理解，為何在二十世紀狹隘民族主義常常與好戰黷武的軍國主義形影不離。
不過這只是民族主義的一極。阿克頓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是那種由啟蒙運動培養出來的世界主義者，他不否定還存在著一種健康的民族感情。哈耶克在二戰結束前夕一次題為《歷史學家與歐洲未來》的演說中，曾特別建議把阿克頓的民族理論作為戰後消除德國狹隘民族情緒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不但因為他要求史學家必須像阿克頓那樣，不以價值中立為由迴避道德判斷，敢於說出「希特勒是壞人」，還因為在他看來，阿克頓持有一種十分開放的民族觀。
他所肯定的另一種民族觀，除了在反對專制宗主國或殖民政府這一點上與民族對抗的思想相同之外，其他沒有任何共似之處。他認為民族利益雖然是決定國家形式的一種重要因素，但它並非至高無上。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天然地具有多彩多姿而非千人一面、和諧而非大一統的潛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多民族的共存還可構成對國家權力膨脹的最終限制，有可能被民族國家犧牲的私人權利，有機會因民族差異而受到保護。它以「分別存在的」鄉土感情（我想這里有必要指出，這才是「patriotism——愛國主義」的本來含義），影響和牽制著統治者的行動。因此阿克頓也把一個主權國家內若干民族的共存比作教會的獨立，認為它們可以發揮維護權力平衡的相同作用，「避免出現在單一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他樂觀地（也許是過於樂觀了）認為，「同一國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驗證」 。由此他也否定了約翰·穆勒所宣揚過的一種近代自由主義的主流學說：「政府邊界與民族邊界相一致，一般而言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條件。」
當然，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也可以印證現代知識理論中的一條重要原理，即差異是人類合作從而促進知識進步的一個必要條件。正如他所說，「不同民族結合在一國之內，就像人們結合在一個社會中一樣，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條件。生活在政治聯合體中較次的種族，可得到智力上更優秀的種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種族通過和更年輕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復興。在一個更強大、更少腐敗的民族的紀律之下，由於專制主義敗壞道德的影響或民主制度破壞社會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組織要素和統治能力的民族，能夠得到恢復並重新受到教育」 。這些言論中雖然些許透露出盛行於他那個時代的種族主義色彩，如果我們用今日的「民族平等」或「優勢互補」之類說法加以糾正，我想阿克頓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在他的筆下，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國家，並不具有單一種族文化的神秘性，而是應當成為一個「促進融合的大熔爐」，它所逐漸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習俗、活力、創造性上各有所長的不同群體，相互傳播他們的優點，擴大人們觀察生活的視野。民族差別處理不當固然會導致嚴重沖突，但是只要待之以恰當的自治，它也能為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可以使每個人都能「在鄰居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使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促進」 。
雖有這些在當代公共哲學中仍充滿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來，阿克頓是不是個很老派的人物？其實不唯我們，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裡，也難免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他的貴族身份，他堅持讓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與自由主義並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義情懷和保守立場，在在與此後百多年來精神生活的大氣候格格不入。當年哈耶克創立「朝聖山學會」之初，曾建議用阿克頓和托克維爾的名字來為學會命名，就幾乎讓到會的美國人拂袖而去。美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樂於把阿克頓引為同道，並非沒有他們的道理。大概他們對阿克頓曾為美國憲政做過的出色辯護並不領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國文化所討厭的貴族身份，而且還給南方堅信聯邦制的蓄奴分子說過好話——這也是一個從正確的理由推導出來的錯誤結論，因為他總是固執地認為，在維護自由憲政上，權力的平衡比權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實，從阿克頓經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際中，我們看到的還是政治世界為價值排序這個幾乎無終極解的難題。一時一地的問題，決定著一個社會在選擇價值上的優先順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獨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間等等，如果撇開時間因素不談，無一不是極可取的價值，但它們又是只能在歷史中，在具體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才能被人類選擇，從而得到真實生命形態的價值。阿克頓所做出的選擇，是自由和信仰無條件地高於其他價值，並且認為能夠保證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權力制衡原則上的憲政制度。我們可以把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個歷史學家一廂情願的反歷史的偏見，不少人也會因此而批評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權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們也沒有理由忽視他教給我們的智慧：無論什麼樣的統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權力，都有走向腐敗的傾向。他為此提供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絕對權力有可能「敗壞良知，麻木心靈，使它失去對環境的理解力」。和阿克頓給人留下的史以載道的印象相反，他這些反復強調權力制衡的觀點，說到底並非單純來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種以信仰為根基的經驗主義，或曰史家的智慧。
自由主義的預言家
——讀阿克頓《自由的歷史》
李柏光
一、阿克頓的生平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箴言幾乎眾所周知。但是，對於這一箴言的作者阿克頓勛爵，中國的讀者能確切地知道其名其書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不僅如此，就是在阿克頓的母國英國，在群星閃耀的19世紀，在英國的思想殿堂里，阿克頓當時也只是一個並未吸引人們多大注意力的史學家。當阿克頓於1902年辭世的時候，一般的公眾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晚近的學者只知道他是他所屬的時代最博學的人士之一、劍橋大學的史學教授、大部頭的《劍橋近代史》的主編而已，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史學教授，實際上，他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金子的顆粒是經過無數道艱辛的工序之後才從沙堆里提煉出來的。在對人類的命運和社會生活的認識上，真理的顆粒之顯現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歷史往往是在經歷了許多災難性的悲劇、鬧劇之後又重新回到它曾經試圖超越的起點，重新從歧路中返回原來的出發點。實踐領域如此，思想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我們打掃歷史的塵埃時，我們發現了塵封已久的先知的預言和真理，它們被人們忽視得太久了。阿克頓的思想在西方和中國的命運再次表明了：人們只有在災難過後才會去尋找先知的預言，才會去追尋先知說過的真理。在阿克頓謝世後近一百年的今天，我們把他那對今天的我們極具親切感的著作引進中國，實在是一點也不過時。
阿克頓，1834年1月10日出生於那不勒斯（今屬義大利）。父親是費迪南·理查德·愛德華·達爾伯格—阿克頓，母親是瑪麗·德·達爾伯格（即後來的格蘭維爾伯爵夫人）。他的父親具有英國血統，母親則具有意、法兩國的血統。童年時代，阿克頓在義大利、法國求學。1848年到1854年，他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求學，師從杜林格教授。杜林格影響了阿克頓此後的一生。這種影響不僅反映在阿克頓的思想上，也體現在他的治學風格上。阿克頓十分博學，他飽覽了哲學、文學、史學和神學領域的眾多的書籍，這成了他深厚的學術功底的源泉。
1859年，25歲的阿克頓擔任了英國天主教雜志《漫談者》的主編；1862年，他將該雜志改名為《國內外評論》，1864年停刊；1859年到1865年期間，代表愛爾蘭自治市咯羅成為國會議員；他曾經被慕尼黑大學、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授予榮譽學位；1895年到1902年任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三一學院榮譽成員。他策劃和主持編寫了卷帙浩繁的《劍橋近代史》，但在該書第一卷還未出版之前，他就過世了。他一生沒有撰寫過大部頭的個人專著，這恐怕是他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多產的人，身後留下了許多論文、筆記、演講稿、短文、書信及個人思考的記好錄，正是在這些文字中，後人重新發現了阿克頓。
阿克頓的思考、治學興趣非常廣泛，
⑤ 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鈍寫道:十五世紀
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寫道：「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初，義大利文藝復興中的主要事實便是：教皇與世俗的宗教批評者之間的沖突是以容許新人的某種不敬神的精神進入僧侶統治集團為代價而得到避免。」
⑥ 1,請簡單介紹一下英國的阿克頓勛爵
約翰·愛默里克·愛德華·達爾伯格-阿克頓，第一代阿克頓男爵，KCVO（英語：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理論政治家。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英文常簡稱Lord Acton。自由主義名言「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出自他寫的書《自由與權力》
⑦ 阿克頓在哪個國家
阿克頓一般指阿克頓勛爵，其本人為英國人，在英國。
阿克頓中文名為約翰·愛默里克·愛德華·達爾伯格-阿克頓，第一代阿克頓男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理論政治家。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