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1. 請介紹幾本關於歷史評論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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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湜的成果發表

1.謝湜，〈清代杭州城市管理與社會生活——以火政為中心的研究〉。《華學》第7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19-332。
2.謝湜，〈「利及鄰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開發和縣際關系〉。《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頁12-27。
3.謝湜，〈清代江南蘇松常三府的分縣和並縣研究〉。《歷史地理》第2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11-139。
4.謝湜，〈十五至十六世紀江南糧長的動向與高鄉市鎮的興起——以太倉璜涇趙市為例〉。《歷史研究》2008年第5期，頁35-57。
5.謝湜，〈陳坤《如不及齋叢書》與晚清潮州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24-248。
6.謝湜，〈11世紀太湖地區農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5期，頁94-106。
7.謝湜，〈宋元時期太湖以東的地域開發與政區沿革〉。《史林》2010年第5期，頁64-74。
8.謝湜，〈太湖以東的水利、水學與社會(12-14世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第1期，頁17-31。
9.謝湜，〈11世紀太湖地區的水利與水學〉。《清華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3期，頁98-105。
10.謝湜，〈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體轉變及相關問題〉。《史學集刊》2011年第4期，頁44-49。
11.謝湜，〈明代太倉州的設置〉。《歷史研究》2012年第3期，頁29-43。
12.謝湜，〈十五、十六世紀江南賦役改革與荒地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二分，2012年6月，頁345-388。
13.謝湜，〈16世紀太湖流域的水利與政區〉。《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5期，頁92-104。
14.謝湜，〈治與不治：十六世紀江南水利的機制困境及其調適〉。《學術研究》2012年第9期，頁109-119。
15.謝湜，〈十六世紀江南城鄉商貿與市鎮網路〉。《華學》第11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73-184。
16. 謝湜，〈「以屯易民」—明清南嶺衛所軍屯的演變與社會建構〉。《文史》2014年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75-110。
17. 謝湜，〈明末清初江南的「異鄉甲」——嘉定、常熟墾荒碑研究〉。廈門大學民間文獻研究中心編《民間歷史文獻論叢》第二輯《碑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274-298。
18. 謝湜，〈千頃頗黎色：江南水利史之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2月4日第701期A05版。
19. 謝湜，〈14-18世紀浙南的海疆經略、海島社會與閩粵移民〉。《學術研究》2015年第1期，頁99-113。 1. 謝湜：《高鄉與低鄉：11-16世紀江南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將出）
2.唐章雄、謝湜編著：《雞山村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將出） 1.謝湜，評Carolyn Cartier,Globalizing South China，《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二卷第一期，2004年，頁227-230。
2. 謝湜，評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三卷第一期，2005年，頁173-176。
3.謝湜，〈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新寫法——阿蘭·貝克新著《跨越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鴻溝》述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4期，頁146-154。
4.謝湜、潘弘斐，〈區中之「界」與界上之「區」：對區域研究前提的一種反思——讀《區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區食鹽專賣研究》〉。《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7期，頁37-42
5. XIE Shi, 「Bey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verseas Trade of the Ming Dynasty(a book review on LI Qingxin』sThe Overseas Trad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1, No.3.(Sept. 2008)
6.謝湜，〈漱珠岡上望琅玕——讀冼玉清遺著《漱珠岡志》〉。收入《「中華文明視野下的西樵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頁446-474。
7. 謝湜，〈水鄉尋鎮，江南織夢——《清代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空間透視》述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1期，頁144-154。 1．〈千古州縣事，廿載看沿革〉（上、下），載《SOHO小報》2008年8月總第92期、9月總第93期。
2．〈從「雙重編碼課」探問「共同核心課」之路——「中國環境史」通識課程教學心得〉，發表於《復旦通識教育》第四卷第二期，2010年12月，並被收入《教學研究與實踐》（教師論文集）（2010-2011年度），中山大學出版社

3. 中國近代史評論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系統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結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賣國賊的英勇斗爭，著力地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基本結構就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這三次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高潮為中心來展開歷史畫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條線索作為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而堅持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主體來論述中國近代史。作者認為，在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農民反抗斗爭，正是這些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才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給予內外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作者認為，就連戊戌變法這場由社會上層演出的歷史劇當中，「歷史的真正主角其實既不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後或光緒皇帝，而是成億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為求生存而斗爭的貧苦勞動人民，其中主要是農民大眾。」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始終環繞著愛國主義的思想來分析具體的歷史事件。 作者評論太平天國的宗教色彩時指出，拜上帝會的創立「並不是基督教俘虜了洪秀全，影響了中國的革命農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國農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壓下的中國農民革命取得了一個新穎的形式。」盡管宗教迷信是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弱點，但這在當時對激發群眾和組織群眾是起了作用的。本書列舉史實說明，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並未因為外國侵略者與自己共同信仰一個上帝，就放棄了愛國主義的立場或麻痹了鬥志，他們與清朝政府的對外卑躬屈膝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堅持嚴禁鴉片，最後，「現實的斗爭迫使革命的農民不能不撥開宗教的迷霧而同聯合起來的一切內外敵人進行艱苦的斗爭」，表現了農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對義和團運動，作者並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義落後性和排外主義的毒素而大張撻伐，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內外形勢，滿懷激情地描述了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壯烈斗爭，充分肯定了義和團運動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是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驅。義和團運動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農民不但是同封建勢力斗爭的強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國主義斗爭的強大力量。 本書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評價。作者認為，戊戌維新基本上是一場愛國主義的運動，盡管維新派敵視農民革命，只主張改良，但當時面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維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幟。他們對國勢危急的大聲疾呼，對改革主張的有力的宣傳，「喚起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因而使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本書還給予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高度贊揚了孫中山及其同志們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他們提出的比較完備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又專門敘述了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並指出在當時條件下，「體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以及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正是打擊了站在它背後的帝國主義。雖然辛亥革命失敗了，但「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將要進入新的階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繼續展開」。 作者在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愛國斗爭的同時，又鞭笞了陷中華民族於水火中的丑類。當我們讀到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太平天國的壯烈失敗、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和外國人「代表中國」出使外國的滑稽劇等史實時，激起了對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強烈的義憤。作者著墨不多，筆鋒上凝聚著的鮮明的愛憎，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壯地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中掙扎。歷史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怎樣才能救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用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說明：農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種代替舊秩序的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所作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才能勝利；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救中國！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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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完仰慕已久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噓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級的世界
名著呵。托克維爾猶如一位飽經世故飽讀史書的老人講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既生動有趣又別開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讀一本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感覺非常親切。不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許多「故事情節」也極其類似。有些章節只需把其中的「法國」換成「中國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請允許我從大處和細節兩個方面來論證。.
1. 新與舊
該書的核心觀點是法國大革命並不是空穴來風橫空出世，而是在舊制度母體中孕育成
熟的。許多所謂的革命成果不過是移花接木舊瓶裝新酒罷了。
我們近代中國百年風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就拿我們最引以為豪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
利而言，它不單單是共產黨獨自努力的結果，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自從中國大門被西方
的「堅船利炮」轟開後，為圖自強須學西方已成大勢。先學西方的技術，再學其體制、文
化，各個告敗之後最終不得不抓最後一根稻草了——意識形態。而當時各種思潮塵煙並起
，立憲主義、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等等主張都沒有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歷史證明了，只
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再拿我們最引以為恥的文革來「說事」。它究竟是歷史的逆流畸形，還是革命的繼續
？我們應從其爆發的原因說起。無論其客觀原因（國內左傾，國外「修正」）還是毛澤東
的主觀原因（打倒官僚主義、建設更加高尚的社會主義）都是大勢所定，都是革命進程的
因素「作怪」。毛澤東不過是煽風點火（也決非一時頭腦發熱）,四人幫等不過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見，歷史洪流總是逐波推進一浪接一浪，我們切不可割裂了片面來看。
2. 農民被拋棄
托克維爾嘆道：「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
世紀還糟?」接著他分析其原因是農民被各階級遺棄了，命運更加悲慘且無法自己改善。只
能通過改變國家的命運來改善自己的命運。
中國農民亦是如此，近代以來，官員致仕不再還鄉，農民中有文化有錢財有志向的都
紛紛湧向城市。農村裡只剩下一些貨真價實的土豪劣紳。除了幾個戴眼鏡的鄉村建設者和
國家征稅徵兵時會想到他們外，大多數農民也被拋棄了。政治似乎與他們無關，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現得最明顯，魯迅作品中有著鮮活的紀錄。而且因為戰爭頻頻，災禍連連，
農民的處境自然也大不如從前了。所以他們才會成為中國革命最後的主力軍。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維爾又稱：在18世紀中，文人成為法國首要的政治家，指導思想啟蒙了大革命。
中國近代文人的位置雖然沒有這么顯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視，尤其是在建國以前。從林
魏到康梁、嚴章，再到陳李等五四導師乃至以後的各色文人，是他們引進了新思想，開啟
了新風氣，啟蒙了心智，喚醒了人民，可以說，沒有他們打開窗戶放聲吶喊，就不會有雄
獅的覺醒怒吼。
4.宗教特徵
中國革命雖然不能完全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完全稱之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樣通過預言佈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樣"在社會與政府問題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說更自然的東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傾向也在當時中國人身上成為普遍占上風的激情,並且同樣作家們
首先拿儒教開刀.因為"教會制度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是他們進攻的龐大建築中最
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當宗教離棄靈魂時,它並不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讓靈魂空虛軟弱.靈魂一時充滿了感情
和思想.'"這些情感和熱情已變成一種新宗教，它產生了宗教所產生的巨大效果，使人們
擺脫了個人利己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和忠誠。」從一開始就揭示在如此眾多的人身上具有
無與倫比的忠誠的的愛國主義、無私胸懷、真正的偉大。」這是非宗教傾向有利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傾向也會造成巨大的公害：「因為與其說宗教傾向使人墮落或風尚
破壞，不如說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時的人們採取如此極端行為。」「在宗教法規被廢除
的同時，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類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態，不知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攀附，還
有什麼地方可以棲息。革命家們彷彿屬於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勇敢簡直發展到瘋狂。
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為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在執行某項計劃時他們從
不猶豫拖延。」中國的革命者似乎也是這個種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與平等
本書還有一個重大觀點，就是法國人民為了平等，寧願舍棄自由。「嚴格意義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看出我
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們眼中，私
人權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將政治自由引入與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對立的制度和
思想，這個意圖60年來產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嘗試，直到最後對這些徒勞無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終於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回到第一個目的。於是他們歸結到這樣的
思想：不管怎麼說，在一個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畢竟還能嘗到一個甜頭。」托克維爾說得
好：「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中國革命也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中央集
權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
通過以上分析，似乎應該能證明我前面所言非虛了吧。當然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但是
人們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承認，所以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套用此話，「必須承認，所有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中國的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一樣偉大、激烈的中國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徵，不能完全搬用該書來解釋比擬，但如果我們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國這場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應該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參考

4. 根據1840-1949年中國近代歷史實際，談談你對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看法

1、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矛盾是錯綜復雜的，既有內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民族的，又有階級的。
在這所有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之間的民族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階級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因為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以中國封建勢力作為其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中國封建勢力則以帝國主義為靠山，二者相互勾結，共同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成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中華民族備受凌辱奴役的總根源。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因此，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
2、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歷史任務
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從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解決生產關系問題；後者是要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實現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二者之間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前者是前提，後者是目的與歸宿。
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出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度社會責任感，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挽救危亡、振興中華的艱難而執著的探索。這些探索中不乏有想在保存現有統治秩序的前提下，通過改良來擺脫危機、走上獨立富強道路的種種嘗試。如地主階級改革派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地主階級洋務派掀起的"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
這些言論主張和社會實踐，或多或少地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都無法改變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事實證明：不從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要想求得國家繁榮富強 、人民幸福富裕是不可能的。
因此，對外擺脫帝國主義壓迫以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對內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暴力革命，就成為了中國近代革命的主旋律。這場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的主要矛盾又決定了革命的主要任務。因此，革命之所以發生和以什麼方式進行，都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來決定的，而取決於當時的社會狀況。

5. . 如何正確評價這段歷史(1956年至1976年)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

他們說：走了段小小的彎路，為未來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哈哈哈哈

6. 對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看法

一

我國現階段正處於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社會階層出現迅速的分化。首先，農民階級出現重大的裂變及分化，其經濟地位、職業結構、社會分層都發生了大的變動。其次，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組合：一是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不斷發展壯大。除原有公有制企業的工人階級外，又出現了許多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人階級隊伍；二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許多新的相對獨立的階層。再次，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出現了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經濟差距明顯拉大，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沖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新形勢造成的新矛盾不斷出現。

首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來單一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契約型的多元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呈多元化趨勢。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平等的分配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由此，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的轉變改變了各類人群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無論處於何種階層的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都希望看到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利益權利能在民主氣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動，希望得到更多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擁有較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傾向。這種社會結構變動中不同階級、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帶來的摩擦與激盪的背後蘊涵著復雜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

其次，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利益多樣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導致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變革的復雜性，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這種多樣化也導致了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體在價值趨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態度和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使社會價值和社會意識多樣化趨勢表現得日益明顯。不僅如此，在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以及各種思潮相互沖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們開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評價政治現實，人們的價值取向正朝著個性化、現實化的端點移動。這種思想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影響，客觀上使主流意識形態維持社會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日益多樣化。

第三，人們對政治民主提供保證及表達渠道的要求進一步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現代化的推進，現實生活中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差別、差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依然客觀地存在著。這種現象不可能很快消除，並且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有所加大。當這種現象超越一定限度，人們的期望長期受挫折，就會構成政治不穩定的心理基礎，並在其他偶發條件的影響下，導致政治騷亂的社會氛圍。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種種現實因素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公共事務、政治事務的空間還很小，還處於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的過渡之中。大多數群眾的民主參與主要以維護其經濟權益為目的，尚未把政治參與當作一種目標、一種價值自覺地去追求，因而導致社會民主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有正當的參政議政、民主選舉、反映情況；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問題無法解決時採取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要求的，以致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二

各國政黨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所經歷的變革過程肯定不盡相同，但是也可以發現一些普遍性的規律。首先是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的變革與轉型。與階級對立時代不同的是，現在各國政黨都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階級調和，政黨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斷擴大政黨代表性，擴大執政的階級基礎。一方面擴大政黨開放性，黨員構成由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的、只容許特定階級或階層加入，轉變為向更廣的階級范圍開放；另一方面，政黨盡量代表大多數甚至全體選民的利益，提出讓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張。其次是增強政黨能力，對於執政黨來說，就是增強執政能力。西方國家大多數實行政黨競爭體制，政黨要想取得執政地位或者連續執政，必須不斷提高政黨競爭力，提高執政績效。為此，各執政黨十分注重培養和選拔黨內精英，吸引和發展高素質人才充實政黨。最後是加強黨內民主建設。黨內民主不僅對於一黨制國家的政黨來說十分重要，對於多黨制國家的政黨同樣重要，如何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是世界各國政黨面臨的共同問題。

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被賦予了主導和組織現代化運動的使命，黨和政府是發展的計劃者和推動者，擔負著促進增長、社會動員、公平分配、國家整合、政治參與等繁重的任務，因而也就承擔著相應的多重責任。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轉型期中國社會歷史條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也給中國的政黨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對黨的政治權威帶來新的挑戰。黨能否容納不同的階層？能否整合不同的社會力量？能否緩和社會沖突和不安定因素？這些都亟待我黨給予戰略性回應。黨應從各個方面不斷整合資源和強化優勢，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政黨變革必須維持和增強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強化黨的政治權威。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政治權威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確立。現今，隨著社會轉型期經濟利益的分化與新興階層的出現，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則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市場體制是一種競爭型機制，競爭是社會成員以社會稀缺資源，如財富、權力、聲望等為對象進行利益博弈。這種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動，因而對社會秩序體系形成壓迫。而要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性，既要有防止社會失范的剛性，又要提供滿足社會良性發展的彈性空間，這就要求國家一方面具有強大的權威，另一方面又能靈活反應，運籌帷幄。政黨是國家和社會關系有效協調和互動的紐帶，面對轉型過程中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需要有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政黨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權威發揮其導向、組織、協調功能，並通過必要的政府行為調動、集合、配置、優化社會有效資源，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

其次，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高度的政治價值認同。意識形態是政治權威合法性資源結構中最為基礎的部分，它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提供道義上的詮釋。民眾對執政黨所倡導的價值觀念予以認同,意味著執政黨贏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礎。為此，必須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要在現代化的新形勢和背景下對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主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不斷進行豐富、發展和創新，使黨所倡導的政治價值理念具有兼容並蓄其他意識形態合理、科學成分的能力，擴大其包容性、滲透性，增強其內涵底蘊。在當今， 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系和經濟生活期望急劇膨脹，尤其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轉化為人民的主流意識形態，讓人們產生與黨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認知，贏得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思想的認同和支持。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時代特點和要求的現代思想教育體系，利用多維度、多層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們灌輸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政治價值觀念，從思想認同上構建黨的政治權威基礎。

第三，構建系統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合理地協調和整合社會利益。一個強大的政黨體系可以為吸收新的集團進入體系提供製度化的組織秩序，這是社會政治安定的保障。黨作為維持社會和國家平衡的杠桿，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背景下，應不斷拓展與社會的鏈接通道，及時地將現代化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成功地吸納到政治系統中來，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各項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各種體制與機制，為新興社會階層、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寬松的渠道，開發黨的政治權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資源和力量。此外，黨必須以社會公正為准繩進行社會利益整合，應通過完善體制和政策供給合理地協調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盡可能地反映和兼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認各群體差別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公共權力的職能，利用宏觀調控、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等手段編織社會利益協調機制，要鼓勵公平競爭，體現效率優先，更要重視和關心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和失業、半失業的弱勢群體，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促使社會利益分配的相對公平。

最後，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須進一步擴大。執政黨領導和推動的社會轉型是一場深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必將影響和沖擊現存的體制而誘發政治問題的產生，進而推動社會政治轉型，最終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黨內和社會兩方面看，首先是黨內民主，因為它對人民民主起著示範和帶動作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對於增強政治合法性和執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在黨內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之間、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領導幹部和黨員之間、黨員和黨組織之間建立起更加民主的關系，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積極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體的不斷壯大，必將產生廣大民眾更加迫切的政治參與要求。如果這些階層的政治要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壓力的積累，而這種壓力則直接影響到執政黨地位的鞏固。要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因此，政黨制度的不斷完善，必須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聯系起來。

一個社會是否能夠良性的運轉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是否能夠獲得協調各種矛盾和利害沖突的政黨制度。就中國而言，隨著社會轉型向縱深拓展，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促成不可逆轉的社會結構變遷。隨之而來的是新舊思想的激烈沖撞，原有階級結構的日益分化，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和利益關系的日趨復雜。如此，獲得一個與社會變遷相適應的社會整合機構——政黨制度，對超大規模的中國轉型社會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關繫到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成敗。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適應性，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實現政治發展，保障政治穩定，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揮著巨大的能動作用。展望未來，它必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中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7. 陳旭麓評價某一歷史事件時說：「它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

【答案】A
【答案解析】試題分析：緊扣關鍵詞「辛亥革命」、「文化傳統」，再結合所學知識可知辛亥革命反封建的不徹底性，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方面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故選A。B項國民革命和D項五四運動並未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C項中共一大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是在1921年成立，與材料「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現實為認識起點」不符。
考點：新文化運動
點評：解答此題的關鍵在於准確把握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和特點。新文化運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領域里的繼續。在運動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反對傳統道德。但對東西方文化存在著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偏激看法。與此相關的知識點如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主要內容等也需要掌握。

8. 1956年-1976年中國近代史評價

反右運動 ( 1957－1958 ) ▪ 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 1958 )
▪ 大躍進 ( 1958－1960 ) ▪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 1962-1966 )
▪ 四清運動 ( 1963-1966 ) ▪ 學雷鋒 ( 1963 )
▪ 農業學大寨 ( 1963－1976 ) ▪ 工業學大慶 ( 1963－1976 )
▪ 文化大革命 ( 1966－1976 ) 運動一個接一個，國力衰退，社會不穩定，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9. 3. 如何正確評價這段歷史(1956年至1976年)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

中國的不斷的發展，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經歷了很多磨難，但是只要我們團結一心，為了社會主義的發展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10. 歷史中國近代民主與思想與實踐的史評論文

試論近代中國民主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_歷史專業畢業論文[論文關鍵詞]：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權思想[論文摘要]：文章立足於近代這一特定的時期，試從中國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為切入點，為進一步探索中國近代思潮的轉 ...

試論近代中國民主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_歷史專業畢業論文
[論文關鍵詞]：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權思想
[論文摘要]：文章立足於近代這一特定的時期，試從中國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為切入點，為進一步探索中國近代思潮的轉變和發展歷程提供依據。

鴉片戰爭後，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逐漸淪為列強的原料產地和商品輸出地。與此同時，「西學東漸」之風在中國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進的國家學習成為當時進步人士的一種普遍的認識。民主、民權思想就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的興起

顧頡剛曾說：「精神學說在中國極不昌盛，自從戰國以來，只有先聖先王的精神，沒有自己的精神；自從嚴復譯了《天演論》、《群已權界論》等書，其他又有『民權』、『自主』、『自由』、『平等』諸名詞見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曉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附屬品。」［1］甲午戰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了大量西方書籍。
1896年，嚴復翻譯了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進化論輸入中國，成為近代中習和西方資本主義新的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紹了西方在於「彼此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在解釋「民主」概念時說：「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國權，又一而散於萬；民主之國權，由萬而匯於一。民主有二別：用其平等，則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貴貴賢賢，則曰賢政。民有權而自為君者，謂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極盛。……夫民主之所以為民主者，以平等。［2］隨著民主思想的傳入，喚醒了中國廣大民眾獨立的人格思想，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主主義。新民本思想由於與民主思想這種屬於相近的思想范疇的「東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於嫁接到其之上，並使之符合中國的國情。西方民主這個外來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國「登陸」並在中國紮下根來。
在晚清時期，倡導君權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啟超卻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說：「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民主乃是「救時之善圖。」［3］嚴復也說：「夫所謂富強者，質而言之，無外利民雲爾，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這些思想明顯有反對君主專制、強調萬民地位為特徵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徵。由於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響很深，嚴復更易於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觀念直接嫁接到中國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賦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種功能，成為人們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種時代象徵，對中國近現代爭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轉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近代中國民權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近代中國民權思想是在日趨嚴重的危機下產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傳入中國，對傳統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變起了催生作用。主張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時，巧妙地援引了傳統民本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
梁啟超曾說：「方之三代之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5］康有為則明確指出「聖人不以天為主，而以人為主也，是天理字非勁全美者。」［6］此外，他還提倡「民史」，重視「民功」，以民為重。康有為在他的《大同書》中里所設想的在大同社會里，每一個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獨立等人權，把此當為解救人類痛苦的一劑良。他多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提出要「盡革舊俗，一意維新」，要啟民智、興民權、開議院等等主張。梁啟超也認為，伸張民權是當務之急，因為民權日衰是中國致貧致弱的根源。［7］他堅信：「民權不必待數千年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五洲而悉唯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8］此外他還提出：「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9］譚嗣同則更為勇敢地對君權進行批判，積極宣傳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君末民本、君權民授、主權在民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