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調查
⑴ 急需一篇歷史社會調查報告！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3/16618.html
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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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社會調查學的發展歷史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科學的興起，我們一直從近代社會科學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或西方社會科學輸入影響來解讀。
近日
，來自史學界的新的聲音是，作為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清末民國時期蓬勃而興的社會調查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興起。本報及時將史學界聲音刊發出來，以饗讀者。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雖然社會調查無論是對於學術研究還是國家建設，仍是需要大力踐行的事情，畢竟已經司空見慣，基本上是一種常規化的研究手段和技術。然而當初它在中國的興起，在中國的發展，乃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卻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時期被譽為對這一運動「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員勇將」——李景漢先生，曾經非常自信地把它稱之為一場「真正的革命」，認為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的方法從根本上來革命」，「是要實現以科學的程序改造未來的社會，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國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動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
對於李景漢的這一判斷，我們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鴉片戰爭以來，面對由不斷的外力沖擊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向以「中庸」自許的國人，卻偏偏要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之間走起鋼絲來。民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於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這樣說道：「從前我國的士大夫，向來抱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態度，對於現實的社會狀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驚醒了這迷夢，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陶序》）也就是說，不管是頑固的復古主義者，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他們在討論國是之時，都把真實的國情拋到了九霄雲外。更有一班激進者，舉凡中國固有的一切，無不置於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時致力於建設工作，結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雞犬不寧。當然，李景漢並不是不主張「打倒」的復舊者，而只是認為，「打倒之主意既經拿定，不打則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後之替代物為何，否則且慢打倒」。而要做到這一點，亦即找到一條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必先從社會調查入手」，否則，要「以他國的方法解決我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是「穿洋靴於纏足」，不倫不類了。顯而易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導社會調查，正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激盪人心的轉型過程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或者說是國人的認知觀念對社會劇變的一種反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此前已然發生的種種現代化努力的一種深刻的反思，因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理所當然是當時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推動社會科學的「中國化」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在民國時期，也並不只是服務於社會改良、社會建設和社會革命的實用性工具，它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即便是當時極力反對那種「專門磨刀而不切肉」、「為調查而調查」的純學理式研究的李景漢，其調查的目標，除了隨時應付現實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懷「能在社會科學上有相當的貢獻」。（《定縣社會概括調查·序言》）這樣的貢獻大致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是「事實」與數據的生產與保存。這樣的「事實」，既不是那些經過時間的沖刷而無意識遺存下來的零散的記載、片段的回憶或個別的案例，亦非對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獵奇式的報道或走馬觀花式的表象敘述，同樣，這樣的「數據」也不是對那些靠漫無邊際搜集而來的案例作極不完整的歸總，更不是憑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產生的虛假數字，它們大都是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等社會科學學者，經過周密的問卷調查或深入的田野訪談（當時叫「實地研究」或「實地調查」），並經過系統的標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綜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後才得到的結果。在不少學者的眼中，這顯然不是所謂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然而縱觀宇內，我們又何曾能夠找到沒有人工斧鑿痕跡的「原生態」資料呢？相反，這些調查者在向社會公布其發掘的事實和數據時，每每對調查的范圍、過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較清楚的交代，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藉此對調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與否和適用范圍做出自己的判斷。我們認為，這樣一種系統的資料，遠比堆積式的案例舉隅來得真實。
其二是理論上的探索和創新。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者之欲貢獻於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實」——用李景漢的話來說，就是「好像礦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礦石開出來送給化驗師去化煉」——之外，當然還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過理論與調查之間的反復互動，從大量的事實之中提煉出新的概念，並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聯系起來，組成一個概念體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進而達致對社會共相或社會整體的認識。這就涉及到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演進過程之中所謂「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這兩大學派之間的爭論，也體現了民國社會調查的演進方向與趨勢，即從統計型的「社會調查」到民族志式的「社會學的調查」（實即人類學調查）的轉變。
清末北京街景
1939年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20世紀初祖孫三代的合影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即景
1890年前後上海的一條商業街
19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祿村農田》的導論中回顧自己從事社會調查的經歷時，對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藍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認為那個時候「極力避免理論上的發揮」，「主張調查者不要帶任何理論下鄉，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地在上射影」，結果不僅「埋沒了許多頗有意義的發現」，而且因為「在實地調查時沒有理論做導線，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經過這兩次實地研究的磨練，費孝通吸取教訓，幡然改轍，按照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布朗的指引，舍棄那種「只是某一人群社會生活的聞見的搜集」的「社會調查」，而走向「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即「依據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事實上，此處既是費孝通對自身學術道路的反省，也是對當時以李景漢、陳達、卜凱等代表的注重數據統計的調查風格的批評。費的導師吳文藻也曾尖銳地指出，對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注重，「本為科學進步極好的徵象，不幸又有人誤信『科學即測量』者，甚至亦有誤信『在實地調查以前，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即為嚴守科學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商務印書館《社會學叢刊》總序）來自同一陣營的另一位燕大學者趙承信，則把李景漢的定縣調查不僅視為「只是一個以經濟為主的統計報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種「社會運動式的社會調查」，因此並非像調查者聲稱的那樣僅是呈現「赤裸裸的事實」，不加任何解釋，而實際上是以平教會（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認定的所謂中國鄉村「愚」、「窮」、「弱」、「私」四大病為出發點的，是「結論先於調查，改良的方案也先於調查」。隨著這樣一種社會調查運動的擴散和由此促進的社會統計行為的「機關化」（即由政府機關接收最初由學者們倡導的搜集統計資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結束；從社會科學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對片段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轉向對社會整體、社會變遷或社會過程的探討，「去發現（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參見《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社會學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論，社區研究派對李景漢等人的批評，雖不無道理，卻也有偏頗之處。李景漢之所以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偏重於事實的呈現，一方面是考慮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長，另一方面則是調查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希望等到各項問題有了徹底的調查以後，再加以「詳細的解釋和相當的結論」。而且就像社區研究派自視為一種客觀的「自然科學上的實驗法」一樣，李景漢亦同樣將用統計的方法、圖表的方式反映社會狀況，看做是「科學的態度，客觀的方法」，而非「主觀的描寫」。（見《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社會學界》第一卷，1927年）兩者孰是孰非，大約要看具體的情況而定。即便是進行社區研究，也離不開對統計手段的運用。早期統計型調查存在的一些問題，其根源似乎不是統計方法的運用，而可能是統計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覺不自覺的理論前提有誤。這一點對於人類學調查也是同樣適用。至少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僅不遜色，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國共產黨的鄉村調查，其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改造農村的道路，就與費孝通的研究結論大不相同，而後者與李景漢的看法在許多方面倒有異曲同工之處。事實上，已有學者指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區研究的燕京學派，其最初的社會調查主要就是在與李景漢持同樣主張的許仕廉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之間的爭論，與其說是社會調查的學派之爭，毋寧說是反映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內在發展的趨勢和動向。而且也正是這樣的「學派之爭」而非「門戶之見」，才是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內在動力之一。
與此相關的，便是第三個方面，即調查經驗的積累和調查方法的改進與完善，或者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調查學的建立與發展。當時從事社會調查的學者無不深知，對社會進行調查要取得圓滿的結果，是與被調查的社會本身有一個圓滿的良性運行狀態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舉辦全國性的國情調查或人口普查——這也正是當時學者的最高目標，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雜稅之免除，土匪之肅清，不良軍隊之裁汰」，即令勉強實施，也是徒勞無益。但他們也同樣明白，要建成這樣的社會，又絕非一點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於是，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選擇某一村落或縣份從事小范圍的地區調查，是為「實驗調查」。其目的，一則為正在興起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為局部地區的社會建設提供政策建議，更重要的則是在調查的組織實施、調查的設計與規劃、調查的方式與方法、調查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個方面，發現問題，積累經驗，從而使源自西方的現代社會調查更加適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社會調查體系，也為更大范圍的國情普查或人口調查奠定方法論的基礎。所以，翻閱當時的調查報告，我們往往會發現作者一般都在其開篇或結論處對整個調查過程作一番細致的交代，有時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程度，更無論那些專門用來探討調查理論、介紹實地調查經驗的專著了。於是，我們發現，這些往往出於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保留態度的社會調查，最終並沒有通過其所服務的社會改良活動，營造出一個適合社會調查的社會，但是在其所反對或質疑的革命終於打倒了一個舊社會之後，它們的成果又成為新中國社會建設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資源。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費孝通先生在質疑土地革命的理論時運用社會調查提出的「鄉村工業化」主張，不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最佳之路嗎？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吧！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把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稱之為近代中國的一場學術革命，或許並不過分，至少它也是這場學術革命的一部分。
現代社會調查的興起與統計學在中國的發生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統計學的傳入、興起與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發生、發展的關系太密切了。庚子事變以後，大批中國人到日本留學，通過他們，統計學知識大量輸入到中國來，同時與新政改革相聯系、相一致，在中國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調查、統計的潮流。民國以後，西方的數理統計學派的著作、學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影響加大，對於30年代中國社會調查的高漲，影響非常直接。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興起以後反過來對現代統計學在中國的成長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我們看到統計學這樣一個現代興起的學問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果，與社會學的本土化自覺相比確實是做得很不夠的。當時也有很多的中國人對統計學做出了貢獻，但更多的是從數理統計、從數理方法上做的。從中國的社會調查出發得出一些結論的，我們目前掌握的還是很少。
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興起
呂文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社會調查與很多的社會科學門類都有關系，而與社會學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里不能迴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孫本文寫的《當代中國社會學》，內有他對實地社會調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還有一個就是1936年燕京大學劉育仁寫的一篇學位論文，叫《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對當時中國社會調查與社會學關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鵬（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在社會學中國化的過程中，社會調查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學界逐漸把社會調查作為研究社會的一個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遺憾的是，對社會調查與社會學中國化關系的問題，學術界作專門研究的很少。
教育調查的興起與近代教育變革
畢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學化是近代新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特點，其主要觀點是認為教育是一門科學，應該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以求得精確的結果。這極大地觸發了中國教育界人士從事教育測量和調查的熱情，導致清末民國教育調查的興起，調查結果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近代教育學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別傳統「教化」，走向社會教育的歷程。
農村經濟調查熱潮與農業經濟學
鄭清坡（河北大學人文學院）：從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學的特徵及其興起發展的歷程來看，因農村經濟學應用的性質，必然要對農村進行調查以求得數據，並反施於農村改進。因此，農村經濟調查的興起發展實為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學發展的基礎。
社會調查影響民國時期經濟學
梁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社會調查與近代社會科學興起」兩者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表面上看起來，兩者的發展在時間上具有同步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或者說在100年前左右中國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科學範式，包括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教育學等等。同時，也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國才真正開始有自己數量上的統計和關於社會的調查。表面上看起來，兩者確實有一個時間上的同步，但背後實際上有很微妙的關系。就是社會調查已經從方法上影響了我們對社會的經濟知識、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統計調查方法對民國時期經濟學的意義。
我們知道中國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經濟學和經濟思想，但真正被大家認識到有經濟學這樣一個東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們明朝以後就有所謂的經世傳統，整個有清一代也有一種很強有力的思想，也就是經世思想，最後被匯編成十幾種《皇清經世文編》，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之後經過傳教士的譯介，一直到嚴復翻譯《原富》這本書並於1901年出版，中國人才開始認識經濟學，這個社會科學的範式才逐漸形成，從傳統的什麼詞章之學、考據之學慢慢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東西。但是剛剛開始認識經濟學的時候，我們並沒有相應的統計、調查資料，比如我們缺乏相應的人口調查資料，缺乏貨幣資料，缺乏當時剛剛興起的當時中國工業情況的調查，也沒有中國農業的調查。在缺乏這些具體數字、數據的情況下，經濟思想要來指導這些具體的經濟，那距離就會相差很遠。
商事習慣調查運動與中國商法學的產生
王雪梅（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清末民初中國曾自上而下地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規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習慣調查運動，研究成果很豐富，其中比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紀前期中國之民商事習慣調查及其意義》，還有張勤、毛蕾《清末各省調查局和修訂法律館的習慣調查》等等。另外還有商人自己組織的社會調查活動，由上海商務總會等發起，各埠商會也展開了商事習慣調查活動，並以此為基礎，編成《商法調查案理由書》。此書的主要內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調查習慣的立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對近代中國立法史、社會史等有著深遠的影響。
《商法調查案理由書》內容包括各地商人對各地商事習慣的調查，再綜合各個國家的一些習慣。此書的基本原則和理念是「比較各國」和「參酌習慣」，它的制定是中國商法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商法學的正式產生。1914年北京政府頒布的《公司條例》和《商人通例》均是由《商法調查案理由書》發展而來。
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法學
邱志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從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的角度，來考慮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法學之間的關系，是我一直考慮的問題。習慣調查對於司法的、立法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據我所知，最早對習慣調查與現代法學關系進行論述的，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學家吳經熊在給前述嚴諤聲之《上海商事慣例》的序文，文中曾詳細論述了習慣調查與法學研究關系。
近代中國人口調查與人口學的建立
王大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辛丑條約》簽訂以後，為了適應變化的形勢，清朝政府加快了舉辦「新政」的速度，籌備立憲即為其中一項重要工作。而准確地了解國內的人口情況和實行完善的人口統計登記制度則是實行憲制選舉的前提。清政府藉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統計理念和技術，由民政部擬定《調查戶口章程》，這個章程就成為整體人口統計的政策上的基礎。1912年民國剛成立時，國民政府似乎也進行過一次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俗稱「民元人口調查」。經過長期不懈的探索和實踐，近代中國的人口調查已經形成了比較先進的人口統計學理念和技術。
⑶ 關於歷史的社會調查怎麼做
自己准備好一份調查問卷，方便一點的話你可以讓你父母給他們的同事填一下，去社區讓老人填一下，這樣就有兩個年齡層了，不曉得你自己的年紀，如果是學生，你可以通過郵件等形式讓你的同學填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吧。
⑷ 20世紀以來中國在社會調查方面的發展歷程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科學的興起，我們一直從近代社會科學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或西方社會科學輸入影響來解讀。
近日
，來自史學界的新的聲音是，作為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清末民國時期蓬勃而興的社會調查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興起。本報及時將史學界聲音刊發出來，以饗讀者。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雖然社會調查無論是對於學術研究還是國家建設，仍是需要大力踐行的事情，畢竟已經司空見慣，基本上是一種常規化的研究手段和技術。然而當初它在中國的興起，在中國的發展，乃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卻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時期被譽為對這一運動「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員勇將」——李景漢先生，曾經非常自信地把它稱之為一場「真正的革命」，認為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的方法從根本上來革命」，「是要實現以科學的程序改造未來的社會，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國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動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
對於李景漢的這一判斷，我們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鴉片戰爭以來，面對由不斷的外力沖擊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向以「中庸」自許的國人，卻偏偏要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之間走起鋼絲來。民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於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這樣說道：「從前我國的士大夫，向來抱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態度，對於現實的社會狀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驚醒了這迷夢，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陶序》）也就是說，不管是頑固的復古主義者，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他們在討論國是之時，都把真實的國情拋到了九霄雲外。更有一班激進者，舉凡中國固有的一切，無不置於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時致力於建設工作，結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雞犬不寧。當然，李景漢並不是不主張「打倒」的復舊者，而只是認為，「打倒之主意既經拿定，不打則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後之替代物為何，否則且慢打倒」。而要做到這一點，亦即找到一條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必先從社會調查入手」，否則，要「以他國的方法解決我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是「穿洋靴於纏足」，不倫不類了。顯而易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導社會調查，正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激盪人心的轉型過程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或者說是國人的認知觀念對社會劇變的一種反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此前已然發生的種種現代化努力的一種深刻的反思，因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理所當然是當時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推動社會科學的「中國化」
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社會調查在民國時期，也並不只是服務於社會改良、社會建設和社會革命的實用性工具，它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者社會學的「本土化」進程，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即便是當時極力反對那種「專門磨刀而不切肉」、「為調查而調查」的純學理式研究的李景漢，其調查的目標，除了隨時應付現實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懷「能在社會科學上有相當的貢獻」。（《定縣社會概括調查·序言》）這樣的貢獻大致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是「事實」與數據的生產與保存。這樣的「事實」，既不是那些經過時間的沖刷而無意識遺存下來的零散的記載、片段的回憶或個別的案例，亦非對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獵奇式的報道或走馬觀花式的表象敘述，同樣，這樣的「數據」也不是對那些靠漫無邊際搜集而來的案例作極不完整的歸總，更不是憑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產生的虛假數字，它們大都是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等社會科學學者，經過周密的問卷調查或深入的田野訪談（當時叫「實地研究」或「實地調查」），並經過系統的標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綜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後才得到的結果。
⑸ 歷史與社會 社會調查知識點
2010年4月在黃驊上班，上了將近半年了，才發了頭一個月的試用期工資，
靠，什麼東西。太不把人當人看了，別人不活了，更別說什麼福利保險了。
老闆牛逼的很，簡直就是土皇帝，即愚昧又無知的傢伙，說什麼就得像聖旨
一樣，想讓你怎樣你就得怎樣，什麼叫人權，什麼叫勞動者，在他們家眼裡
真還不如他家養的那些狗。也就是說你連狗權都沒有。受夠了，不想再屈辱
了，就散了。
中國這社會這是怎麼了？怎麼這么變態啊？要麼沒飯吃，要麼你就別當人，
而且你越賤你越有飯吃，物質生活有可能越好。我是來自火星的嘛？可我就是
想問問這他媽逼的到底是什麼社會，這社會上到底是一些什麼畜牲？他們配當
人嗎？
哎，無奈，悲哀。一種很復雜的失落感。
對了，這家公司叫黃驊榮泰模具。有人很世故的告訴我說，黃驊這的廠子都這樣，
我很無知的問他，中國的私人工廠都如此嗎？？？？？？
現在找了分外貿工作，哎，混吧。
⑹ 關於歷史調查報告怎麼寫
調查報告一般由標題和正文兩部分組成。
（一）標題。標題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規范化的標題格式，即「發文主題」加「文種」，基本格式為「××關於××××的調查報告」、「關於××××的調查報告」、「××××調查」等。另一種是自由式標題，包括陳述式、提問式和正副題結合使用三種。陳述式如《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提問式如《為什麼大學畢業生擇業傾向沿海和京津地區》，正副標題結合式，正題陳述調查報告的主要結論或提出中心問題，副題標明調查的對象、范圍、問題，這實際上類似於「發文主題」加「文種」的規范格式，如《高校發展重在學科建設――××××大學學科建設實踐思考》等。作為公文，最好用規范化的標題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題結合式標題。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體、結尾三部分。
1．前言。有幾種寫法：第一種是寫明調查的起因或目的、時間和地點、對象或范圍、經過與方法，以及人員組成等調查本身的情況，從中引出中心問題或基本結論來；第二種是寫明調查對象的歷史背景、大致發展經過、現實狀況、主要成績、突出問題等基本情況，進而提出中心問題或主要觀點來；第三種是開門見山，直接概括出調查的結果，如肯定做法、指出問題、提示影響、說明中心內容等。前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要精練概括，直切主題。
2．主體。這是調查報告最主要的部分，這部分詳述調查研究的基本情況、做法、經驗，以及分析調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種具體認識、觀點和基本結論。
3．結尾。結尾的寫法也比較多，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策或下一步改進工作的建議；或總結全文的主要觀點，進一步深化主題；或提出問題，引發人們的進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發出鼓舞和號召。
⑺ 關於歷史方面的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與基本方法
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這是調查的主要內容,最主要的是分析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然後通過前因後果得出因有的結論,主要的方法有:資料法,社會調查法.
⑻ 近代史社會調查報告
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更加完整與客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走向——21世紀中國近代史
縱觀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進步，與此前相比已屬相當迅速。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進展，在整個歷史學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雖然如此，近代史學界不少學者仍多有不滿足之處，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後發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於如何促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學者們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見解．以下是筆者的幾點淺見。
1．．在諸多研究領域熱烈爭論的「繁榮」局面難以再現，建構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應該成為基本總體目標。
在剛剛過去數年的世紀交替之際，史學界不少學者曾經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領域，總結反思上個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成績與不足，探尋和展望新世紀歷史學的發展新趨向。提出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學術見解。《歷史研究》作為中國最有影響的專業史學雜志，曾發表過多篇對各種專題百餘年研究的發展進行回顧與展望的評述文章．與此同時，另外一些歷史學專業學術刊物也有意識地組織和發表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發一組相關論文，以期引起海內外史學界關注。以此為主題的規模大小不一的學術研討會，同樣召開過多次。應該說這一工作是頗有意義的，但其對中國歷史學在新世紀發展的作用與影響尚需較長時間才能加以判斷。
在此前後，還常常聽到一些史學刊物的編輯們感嘆於8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界在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許多領域近乎於轟轟烈烈的討論，無論是在學術刊物上登載的論文，還是在相關學術研討會的討論中，一些完全對立的觀點甚至有過相當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學術爭論，呈現出十分熱烈的史學繁榮場面。當時，大多數史學雜志的來稿數量都比較可觀，當時的編輯們也不愁稿源不足。而進入90年代以後，史學研究則似乎顯得相對沉寂，甚至到處出現「史學危機」的感慨。不少史學雜志的編輯感到稿源不足，特別是比較滿意的高質量論文較少，顯得十分沉悶，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夠尋找到新的爭論點，相互進行討論和爭鳴，使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再次出現新的「繁榮」景象①。
新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礎上應該如何發展?實際上也是近代史學界普遍關注的話題。許多學者在理論、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頗具參考價值。拙意以為，要想再現80年代那種在中國近代史許多領域出現熱烈爭論的景觀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那種情況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後的特殊年代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而類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後不可能再出現了②。此外，筆者還認為，無論提出何種理論與方法，也無論在其他各個方面做出何種具體努力，走向更加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應該是2l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的一個長期的基本總體目標，甚至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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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中國近代史學科在內的史學界，在學術評論和批評方面應該說較諸80年代有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從學風方面對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評已是相當尖銳。這一方面表明學者之間不再只是對相互的成果進行頌揚，也敢於進行較為激烈的批評，史學界的學術評價機制有了較大的改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學界出現了不正常的學風，粗製濫造甚至抄襲剽竊的所謂研究成果不斷問世。另外，有些批評與反批評後來演變成了相互之間的人身攻擊，而不是正常的學術討論，這也無益於史學研究的發展。
② 這里並不是說中國近代史學界今後不可能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出現學術討論和爭鳴，而是說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樣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領域有眾多學者參與的爭論。事實上，在學術研究中出現爭鳴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也是史學研究得以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
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辛努力，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到現在可謂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有個別學者對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之後的近20年)持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未免過於偏激。然而也應該承認，迄至目前我們還很難說已經建構了一個完整和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甚至可以說離這一目標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何謂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對此問題要予以全面的詳細回答需要從多方面進行闡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義，可作以下概括：所謂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無非是通過對近代中國方方面面的問題，包括許多過去認為無關大局的小問題(實際上也未免就是小問題)都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棄對某些問題的探討；而所謂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則是研究者要重視採取客觀公正的態度，盡量避免各種主觀意識或是其他因素的影響，對各種歷史人物、事件和社會現象給予客觀的論述，從而展示出一個真正完整和客觀的中國近代史。從另一角度而言，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也可謂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關注宏觀的、綜合的、長時段的考察，也重視微觀的、具體的、實證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維度的客觀真實。①
過去，由於受各個方面種種原因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關注更多的是所謂正面主流人物與事件，很多領域的問題或者是不在研究視野之內，或者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由此留下了不少歷史空白，這當然稱不上是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即使是對那些普遍受到重視而研究較多的問題，也因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導致研究者並不是以客觀的研究態度得出合乎歷史原貌的客觀結論。近10餘年來，隨著社會史、心態史等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復甦與興起，以及多種研究理論與方法的運用，這種狀況與過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可以說，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點和不甚客觀的評價及結論至今仍然較為明顯，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繼續進行艱苦的努力。
2．努力發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與客觀的前提條件。
歷史學不同於其他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特點，決定了史料對於歷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沒有充足的史料，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雖然已是老調重彈，但在今日仍然有置於史學研究的首位加以強調的必要．因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細致，在現今依然是導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於當今職稱評定、學術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評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長了學風浮躁的短期行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盡快出成果，不願意花費較長時間去挖掘史料。特別令人擔憂的是，老一輩史學研究者那種「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優良嚴謹學風，在新時期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揚光大，甚至相反還被某些人譏諷為一種迂腐的行為。如果這種現象持續蔓延和發展，對於近代史研究來說無疑將產生十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對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長相當不利。這也正是筆者仍然呼籲重視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從正面的經驗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與客觀的前提條件。
首先，中國近代史許多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與研究空白點的填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於新史料的挖掘，特別是系統的檔案文獻的發掘，常常能夠推動相關新領域研究的興盛，從而逐漸彌補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會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團，自清末產生後即在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但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團體，多年來卻一直沒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視，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都幾乎沒有什麼研究成果問世，這稱得上是近代史研究發展不完整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具體反映。事實上，天津、蘇州等地的檔案館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會從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檔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條件對商會開展深入研究。但是，由於很少有研究者去檔案館發掘和利用這些檔案，商會研究也就一直成為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空白點。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開沅等著名學者四處大力呼籲整理出版商會檔案，加強對商會的研究，並組織研究人員參與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學者開始重視商會檔案的發掘。幾年後，隨著天津、蘇州商會檔案的陸續出版，一批論文和專著相繼問世，商會研究很快即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內外近代史學界關注的一個新領域，也使我們能夠切實了解近代中國工商業者組織形態的發展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不僅如此，商會檔案的發掘還帶動了除商會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團的研究，包括商團(商人的新型准軍事組織)、商辦地方自治社團、商辦教育社團、商辦消防社團等，甚至還包括清末的農會也都開始有研究論文發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內學者研究近代中國紳商的成果，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商會檔案的發掘。通過商會研究的不斷深入，一部分學者又藉此進一步考察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各自發展變化與新型互動關系，探討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新課題，也取得了值得重視的成果。僅僅這一事例就足以告訴我們，新史料的發掘對於改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麼重要的影響。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觀的重要條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盡客觀的結論，除了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應該說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學界研究已久、成果頗多的一些重要問題，同樣存在著類似需要改進的情況。例如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從老一輩學者開始即進行了探討，後來又有不少學者曾專心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說不豐盛。但這並不意味著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已達到了完全客觀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關史料的挖掘上花較長時間下一番苦功夫，仍可發現已往研究中與史實不相符的一些結淪，並加以糾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專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的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曾引起海內外許多近代史學者的普遍重視與好評。該著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實研究過程中，沉下心來在史料方面盡可能進行了新的發掘，從而能夠利用這些新史料對有關鴉片戰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傳統結論予以糾正，使近代史學界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在原有基礎上走向更加客觀。林啟彥與朱益宜二入主編的2003年出版的《鴉片戰爭的再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書，也是通過發掘新史料，對鴉片戰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再探討。該書實際是多名學者撰寫的一部論文匯集，其中由王爾敏撰寫的第一章《鴉片戰爭前廣州口岸對外洋的商貿形制》，進一步論證了清代自乾隆以後的對外通商並非「一口貿易」，而是許多港口對外開放，所謂「閉關自守」的結論是對史料的誤解。林啟彥、林錦源合寫的第五章《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也是利用當時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記，並對中外相關檔案文獻進行細致的考訂，說明過往有關林維喜事件的指述，頗多誤導和失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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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曾提出「走向『總體史』的新史學」這一見解，認為「無論中西，現代史學潮流都是以『總體史』為指歸，『總體史』範式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能預見到新史學的根本範式。」見馬敏《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的範式轉換》，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其所論之「總體史」雖然是側重從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領域而言，但在某種意義上與本文所強調的「完整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走向有許多相通之處。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另一個較早就受到普遍重視，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課題。但是，近代史學界對戊戌變法的研究同樣存在相似的情況。一般人往往認為戊戌變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課題，難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取得新的進展。其實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獲得某些突破，包括糾正過去一些不客觀的結論。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關鴉片戰爭的專著之後，又耗費多年時間潛心研讀和考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有關戊戌變法的大量檔案文獻，在坐了數年的冷板凳之後，就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等問題，撰寫了長達14萬字的長篇論文，已接連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雜志發表其中的兩個部分。該文糾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實之論，也對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補證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學界好評。
這些事例都說明，要使中國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於完整和客觀，必須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艱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這樣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卻並不是很普遍。現在，絕大多數高等學校都是實施以考核教師每年教學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為發放津貼的制度，包括國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項目一般也規定承擔者三年之內必須結項，並且還要有所謂階段性研究成果應付中期檢查。這種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使得史學研究者不可能在幾年內精心致力於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勵研究者出學術精品，而是在客觀結果上助長了短期研究行為和學風的浮躁。
3．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改進研究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促使中國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與客觀的必要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過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為主線的單一研究模式，不僅中國近代社會史、中國近代城市史和中國早期現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興盛，而且在中國近代經濟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開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也填補了許多研究空白，這是近20餘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較大進展的具體表現。①
但是，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拓寬視野，將現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於廣闊而豐富的近代中國社會進行觀察對照，又會發現即使是這些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也遠未達到涉及近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程度，仍有許多重要問題沒有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而繼續成為空白。例如近代社會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眾多學者的重視，也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時又還有不少問題尚未論及。仍以作者較為熟悉的近代社團為例，自清末民初之後，隨著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變遷。除了商會之外還先後誕生了其他為數眾多的新型社會團體，包括經濟、文化、教育、學術、慈善、公益、風俗、自治、法律及諸多行業的同業公會等各類民間社團。這些社團在各自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理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考察對象。然而迄今為止史學界的研究卻主要只是側重於商會，對清末學生及知識界社團的研究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及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一書出版，台灣學者呂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從學生運動的角度論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學生團體；對近代政治社團的研究現也只有台灣學者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書問世，對近代眾多同業公會的研究則剛剛開始起步，而對其他眾多各類社團的研究卻仍然付諸闕如，這顯然是研究視野不夠寬廣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團研究的情況舉例說明，中國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須有賴於研究視野的進一步拓寬。實際上，類似的情況絕不僅僅在近代社團研究領域中存在，其他許多研究領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現象。
這里還想稍費筆墨，附帶談談涉及中國近代史研究後備隊伍亦即研究生的培養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也直接關繫到今後中國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與客觀的發展，應該引起近代史學界的重視。近年來，中國高校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博士點和碩士點增加不少。平心而論，有些博士點的師資力量及研究條件並不令人滿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連年擴招，博士生和碩士生越來越多。一些近代史學者常常私下議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起點甚高的情況下，現在研究生數量劇增，已呈批量生產之勢，如何確定學位論文選題並保證其學術水準，不僅對研究生而且對指導教師也是一個難題，由此導致學位論文的水平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對近代史年青研究隊伍的成長頗為不利，也直接影響到今後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如果再不拓寬視野，今後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將更加困難，然而一旦將研究視野放寬，就會發現新的研究課題比比皆是．實際上，目前的狀況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導教師為確定學位論文的選題而犯難，另一方面則是許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補，並非是近代史研究已發展到無題可選的程度，而是我們的研究視野仍較為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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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詳請參閱拙文《在開拓創新中發展——近20年來中國近代史新領域、新課題研究述評》，載《史學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擴大研究視野方面，國內近代史學界值得參考借鑒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研究視野與方法。不少中國學者沒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課題，往往是國外學者率先開展研究，並先期取得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會研究，即是日本學者先於中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最早發表了幾篇論述清末商會的專題論文①。美國的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也有比較寬闊的視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內外普遍受到關注，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和深入也不無啟迪意義。例如羅威廉對晚清漢口商業發展、商人組織演變以及公共領域的考察，黃宗智對近代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探討以及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些規范性認識的質疑，都曾引起國內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視和討論。近年來，彭慕蘭對明清以降中國江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發展模式的研究，以及與黃宗智就有關問題進行的學術爭論，也相當引入矚目和發人深思。雖然中國學者應該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徑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學者的後面走，但同時也要善於借鑒外國學者有益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不斷擴大我們的研究視野。
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各方面史料進行客觀詳實的分析考訂之後得出中肯的結論，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觀與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過去由於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對近代史上的所謂正面人物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往往是溢美拔高，對反面人物及其從事的活動則常常是苛責貶低，這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例如對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從事的「新政」改革，當年的革命黨人出於動員廣大愛國志士起來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盡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動與腐朽，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當年的革命黨人對清政府及其從事的「新政」予以客觀的評價。但是，作為現今的歷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時，卻不能簡單沿用「洋人的朝廷」這種當年革命黨人的結論，未做細致的實證研究和專題考察，即將「新政」斥為假改革，視之為清朝統治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之舉，全盤予以否定。眾所周知，研究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不能不同時涉及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大政黨。而在過去的中共黨史和國民黨史的研究中，應該說無論是大陸學者還是台灣學者，由於受意識形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客觀的現象。大陸學者的研究是以共產黨為主線，即使是考察共產黨十分弱小而依靠國民黨發展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也都是強調共產黨的作用，對國民黨的影響與作用較少論及，而以批評居多；與此完全相反，台灣學者的研究則是以國民黨為主軸，充分肯定國民黨的歷史作用，對共產黨的積極作用極少提及，在論述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糾紛時，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國民黨一邊批評和指責共產黨。顯而易見，黨派意識長期有意無意地貫穿於海峽兩岸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自然會因此受到束縛。記得數年前一位中國大陸學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有關國共兩黨關系的演講後回答提問時，曾說明其研究考察相關問題所持的研究態度，是力圖超越黨派歧見，純以學者的眼光盡量做出客觀的分析與評論．毋庸諱言，能夠公開表示要超越黨派意識的束縛，對近代國共兩黨的歷史以及兩黨之間的關系進行客觀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勢下應該說還是需要相當勇氣的，而在研究過程和成果中真正體現這種意境者更屬少見。需要強調的是，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盡量使學者能夠不受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證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觀公正的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開放之後，上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觀和不全面的情況已有明顯改變，不少學者對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漸趨於理性和客觀，取得了許多與以往傳統結論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來大陸學者對近代國民黨的歷史以及國共兩黨關系史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細致，並陸續有學術水準頗高且比較客觀公正的成果發表，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朝著完整與客觀方向發展的一種可喜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改變過去某些不客觀的偏頗現象時，卻同時又出現了另一種非客觀的趨向。其主要表現即是一反過去對正面人物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溢美拔高以及對反面人物及其從事的活動苛責貶低，轉變成為著重批評和否定正面歷史人物，對過去認定的反面歷史人物則多予以頌揚，對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匡動乃至辛亥革命的積極作用也都予以否定。這里並不是說對正面人物和革命運動不能批評，對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論據充分，言之在理，應該說也是為扭轉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觀和不科學的狀況而作出的貢獻②。然而，這樣的研究成果雖說也有一些，但相比較而言卻並不多見。有許多所謂新成果得出的新結論，實際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實考證等方面並沒有提出真正能夠令人信服的論據，有些甚至脫離近代中國的客觀社會情境，只是根據作者自己的主觀判斷，想當然地推論出某種新結論，這就難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標新立異之嫌。類似的現象目前雖然並沒有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卻值得引起警覺。如果不加註意，則有可能使中國近代史研究從過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觀的狀況又演變成為一種新的不客觀趨向。因為盡管國人在歷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傳統，後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應該一分為二，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引發嚴重後果的事例卻又屢見不鮮。不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努力克服這種片面和偏頗的趨向，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很難順利地向完整和客觀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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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會的成立》，(日)《歷史學研究》》422號，1975年；倉橋正直：《營口的公議會》，《歷史學研究》481號；《清末商會與中國資產階級》，(日)《歷史學研究》別冊號，1976年。
② 其實將近代中國紛繁復雜、新舊雜陳這種轉型過渡時期的歷史人物以所謂「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維新」和「守舊」來進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種簡單而不科學的研究方法。因為「正」和「反」、「新」與「舊」都是相對的，而且並非十分清晰的截然兩分，常常在一個人身上是正與反和新與舊均兼而有之。這里為行文之便仍暫且沿用之。
最後應該指出，建構全面與客觀的中國近代史，並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內即可達到的目標，而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長期的目標。歷史學研究者的理想境界當然是要爭取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同時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則，首先是盡最大的努力將豐富多彩的歷史完整而真實地展現出來，而不是僅僅向人們描述一個片面的不客觀的歷史。筆者雖然忝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論著問世，甚至其中有的還受到海內外同行的關注，但自感理論分析的素養與綜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如何發展之類的宏觀問題發表看法。所以，在世紀之交史學界同仁紛紛就新世紀中國歷史學走向發表高見時，筆者主要只是從中學習，基本上沒有寫過類似的文字。現在之所以寫這篇短文，一是由於雜志編輯約稿，二是在閱讀相關的文章後覺得還有點自己的話可講。當然，這些話絕不是什麼對相關問題的總結與結論，而純屬個人並不成熟的一孔之見，有些恐怕還是老調，但也有重彈之必要，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寫出來供同行專家學者參考和批評指正。
⑼ 歷史調查報告該寫什麼
蚌埠地區名勝古跡調查報告 摘 要 蚌埠——淮河流域的一顆明珠，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許多古代的英雄曾在此留下足跡，許多美麗的故事曾傳遍淮河兩岸。可如今，英雄的足跡幾盡磨滅，美麗的故事已被人遺忘。作為淮河兒女，我們有必要了解家鄉的歷史文化，有責任宣傳它，並使之重新煥發光彩，為蚌埠的騰飛作出貢獻。 關鍵詞 蚌埠 歷史文化一、調查目的：眾所周知，蚌埠作為淮河流域的一顆明珠，地屬中原腹地，也是聯結南方和北方、東部和西部的樞紐，交通十分便利。蚌埠雖是個新興城市，但這塊土地卻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作為蚌埠市的中學生，為了更好的了解故鄉悠久的歷史、文化，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它，並讓她為蚌埠的騰飛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開展了本項調查。二、調查方法：為了實現預期的目標，我們不但查閱了大量資料，而且做了實地考察。 研究初期，我們通過圖書館、網路等途徑，掌握了一部分資料，對蚌埠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蚌埠地區較有代表性的幾處古跡——禹王宮、卞和洞、白乳泉、湯和墓、明中都皇城和明皇陵，做了更深入的實地考察。三、調查研究過程：⒈第一階段（2001年10月）：在圖書館查閱文獻資料。如：《中國文化大辭典》、《中國大網路全書�6�1社會學》、《安徽風光�6�1皖北風光》。通過網路查尋。相關網址：歷史博物館（http：//www.bta.net.cn/travel/）。通過查閱，初步掌握了蚌埠地區歷史文化起源和發展的有關情況，為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提供了線索。⒉第二階段（2001年11月——2002年2月）：實地考察蚌埠地區歷史文化遺跡，以驗證所查資料的真實性，了解這些古跡的現狀。重點考察對象：①禹王宮（蚌埠與懷遠交界處的塗山上）②白乳泉、卞和洞（懷遠荊山上）③湯和墓（蚌埠東郊龍子湖畔）④明中都皇城、明皇陵（鳳陽縣境內）⒊第三階段（2002年2月）：篩選、整理資料、圖片，總結成果，撰寫論文，反復修改，列印成文。四、初步研究成果：蚌埠是淮河流域的一個新興城市。最初是一個小漁村，因盛產河蚌而得名。古書有雲，此地乃早期祖先「採珠之地，繁衍生息之壤」，直到清末，才演變為鳳陽縣西北邊陲的一個小鎮。短短一百多年，如今，蚌埠已發展成為安徽中部的重要城市，成為祖國重要的鐵路樞紐，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默默地做著貢獻。蚌埠城市的歷史雖然不長，可這一地區卻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上至中國歷史上原始社會末期的大禹，下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都在此地留下過足跡，並在此留下了許多美麗動人的故事：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朱元璋坎坷的經歷，創業的艱難；……我們懷著對歷史的崇敬，摸著歷史的脈搏，開始了調查。⒈禹王宮禹王宮地處蚌埠與懷遠交界處，位於塗山之上，是為紀念大禹治水而造福百姓的豐功偉績所建。塗山海拔337.2米，隔淮河與荊山相峙，相傳為夏禹娶塗山氏女和會諸侯之地，也是夏朝第一代帝王啟的誕生地。塗山古稱塗山氏國，並留傳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傳說塗、荊二山原為一體，大禹治水時，劈山引水，疏通淮河，形成峽谷，並使之分離，今二山間尚有斷梅谷遺跡。塗山頂建有禹王廟，始建年代不晚於唐代。廟有禹王殿、啟母殿。兩側廂房陳列歷代修建的碑刻。庭內有一株古銀杏樹，曾被雷火擊傷，樹中長出兩株桃樹，蔚為奇觀，人稱「樹中樹」，有詩贊曰：「山外有山都如畫，樹中生樹不知年」。廟西南有一石矗立，極目遠眺，宛如婦人正襟危坐，人稱啟母石，又稱望夫石。相傳大禹治水，終年奔波在外，其妻塗山氏女（啟母）登山望夫，朝思暮想，化而為石。山上還有聖泉、靈泉、聚仙台、卧仙石等景點。山下有禹會村、防風冢等遺址。歷代文人曹丕、柳宗元、蘇軾、蘇轍、歐陽修、黃庭堅、梅堯臣、宋濂等都曾到此游覽，留下大量詩文。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日，為紀念夏禹誕辰，當地均舉行盛大廟會，延續至今。⒉卞和洞 卞和洞又名抱璞岩、抱玉岩，位於懷遠縣荊山東北麓。相傳為春秋時期楚國人卞和獻玉歸隱之處，唐代詩人李白有「抱玉入楚國，風疑古所聞。良寶終風棄，徒勞三獻君」的詩句詠其事。石洞由巨岩覆蓋，天然巧成。洞內寬闊如屋，可容數十人。岩壁刻有「青螺石帳」四字。夏日暑氣不侵，冬季溫暖如春。古人有「白璧連城無雙產，古洞青螺有舊題」詩句。洞口有亭，匾題「抱璞岩」，建於明萬曆年間。⒊白乳泉白乳泉又名白龜泉，位於懷遠縣城南荊山北麓，因傳說泉內有白龜而得名。宋元祐年間，蘇東坡偕子出遊至此，見泉水濃白似乳，四時不竭，水滿杯而不溢，頗為奇特，譽為「天下第七泉」並留下「荊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的詩句，後人遂改名白乳泉。經水質分析，泉水富含礦物質，表面張力大，故能滿出杯口而不溢。泉左側有望淮樓，匾額為郭沫若手書，樓內四壁鑲掛歷代名流書寫的楹聯。泉右側有雙烈祠，為紀念辛亥革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懷遠籍烈士宋玉琳、程良而建。祠側有亭，名為半山亭。白乳泉現已辟為「乳泉公園」，成為蚌埠地區主要名勝之一。⒋湯和墓湯和（1326 ～1395）是明朝開國名將，字鼎臣，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人。幼與朱元璋為同鄉好友。元至正十二年(1352)參加郭子興農民起義軍，後以功授千戶。後應朱元璋之請,出巡山東、浙江沿海備倭,築衛所城59處,徵兵民5.8萬余戍守,倭寇不敢輕犯。二十一年,還居中都(今安徽鳳陽)新第，將所得賞賜分送故交。晚年益加恭慎，終年70歲。湯和墓位於龍子湖畔，地處曹山之上，坐北朝南。墓前有陵道，道旁立有石馬、石羊若干，形態各異，栩栩如生。陵道盡頭立一祠堂。祠堂內供有湯和靈位，下通湯和墓地宮。地宮石門前卧有墓誌銘和湯和將印碑刻。石門內即主墓室，正中為湯和靈柩。若干小型人物石刻位於靈柩四周。主室旁有一側室，陪葬一童女。墓內原有大量陪葬物品，後因墓室被盜，文物大量流失，但仍存有部分有價值的文物，如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全國僅存三件的明青花陶瓷花瓶。墓室因年代久遠和盜墓破壞而塌陷，後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建。⒌明中都皇城明中都皇城位於安徽省鳳陽縣城西北鳳凰山之南，這里三山相連，向陽高亢，淮水縈回。明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朱元璋決定在他的發祥地臨濠（今鳳陽）建中都。中都皇城具有我國宮廷建築的基本格局和形制。城有三道：外城是中都城，城圍25公里；第二道磚城為皇城，城圍7.5公里；內城為紫禁城，城圍3公里，四周設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四門。主要建築有正殿——奉天殿，其左右各建樓台。交泰殿、奉先殿、柔信殿、春和殿、文淵殿等散布其間，此外皇城內還有太廟、太社、大都督府、御史台等皇家建築，整個建築成為後來北京故宮的藍本，後歷經滄桑，殿宇宮闕盡毀。現僅存殘破的午門和西華門一段城牆。1982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⒍明皇陵明皇陵，位於鳳陽縣西南7公里的太平鄉，距明中都城西南5公里，明皇陵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父母及三個哥哥、三個嫂子、兩個侄子的墳墓。皇陵陵勢若崗阜，列以石人石獸，氣勢雄偉。主要建築有皇城、磚城、土城三道，內有正殿、金門、碑亭、華表、石人石獸36對，神路，宮廳等建築。現僅存墓冢、華表、《皇陵碑》等。雖殘缺斷裂，仍巍然屹立。特別是神道兩側的石雕群像，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皇陵石刻是明代皇家陵寢中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刻工最好的石雕藝術珍品。《皇陵碑》系朱元璋御撰，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史料。皇陵石刻與明中都皇城一同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五、收獲與建議：通過本次調查研究，我們對家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從夏朝之前的禹王宮到明朝開國皇帝的中都城，從春秋時楚國的卞和隱居之處到被譽為天下第一泉的白乳泉，都是很有價值的人文景觀。面對著我們拍攝的一張張照片，對家鄉的熱愛之情、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家鄉的歷史再添光彩！同時，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⒈有些部門對古跡的保護不夠。有的古跡雖被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卻管理不善。如：鳳陽明中都城遺址出土的文物損壞嚴重，甚至遺失。有的古跡甚至無人管理，年久失修，破爛不堪，只有無奈地任憑雨打風吹去。如：湯和墓孤零零地「廢棄」在龍子湖畔，上層墓室破損嚴重，墓前碑文已完全消失，遊客已根本無法了解有關湯和的經歷。⒉政府對古跡的宣傳和開發利用不夠。由於有關部門的疏忽，古跡年久失修，破壞嚴重，遊客數量越來越少。我們在市內進行了小范圍的調查，令人吃驚的是很多人竟不知道還有這些文化遺跡。由此可見，政府對這些古跡的宣傳、開發、利用還遠遠不夠，投入資金太少。這不僅會直接導致遊客減少，旅遊業衰落，甚至會使一些古跡徹底消失，我們的子孫後代很可能再也見不到它們了。這是多麼大的遺憾！將來如何向後人交代！鑒於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政府應加大宣傳力度，讓社會了解蚌埠地區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提高它的知名度；並加大資金、人力的投入，對家鄉的歷史文化古跡進行保護、修整；還應大力發展旅遊業，充分開發利用這些文化遺產，使它重新煥發光彩，為蚌埠的經濟騰飛做出貢獻。六、備註：由於本次活動時間緊迫，我們只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更深入的研究有望在本學期完成。在此，我們對為我們的研究活動提供幫助的劉建堯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
⑽ 有關歷史的社會社會調查報告
歷史與社會調查報告-------海寧
海寧總介
在長江三角洲南翼，杭嘉滬平原南端，鑲嵌著一顆璀燦的明珠----海寧。海寧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常年平均氣溫15.9℃，平均降雨量1178毫米，日照2002.9小時，無霜期233.5天。海寧內陸面積近700平方公里，地勢平坦，河流眾多，水源豐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境內鐵路、公路、水路內接外連，四通八達，客貨運輸通暢。滬杭鐵路橫貫全境，二級站海寧站為滬杭鐵路之咽候；滬杭甬高速公路和320國道穿道境而過，它西距浙江省省會城市杭州61.5公里，東離國際大都市上海125公里，南枕錢塘江與蕭山、上虞隔江相望。由高速公路至上海外灘90公鍾，至杭州西湖45分鍾；01省道東連上海金山直達浦東，西貫杭州錢江二橋。市內河港交錯，與上海、杭州、寧波、乍浦港等形成河海相連的航運通道，水路運輸有客貨運線十餘條之多，並與京杭大運河相貫通，水網密布，四通八達。海寧現轄13個鎮，總面積618.5平方公里，總人口63萬。它以燦爛的文化，繁榮的經濟，豐富的景觀，被人們稱譽為「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皮衣之都、文
——魚米之鄉 化之邦、旅遊之地」。海寧，歷史悠久，具有六千多年的燦爛文化，數千年的歷史長河，為海寧積淀了豐厚的文化底蘊，留下眾多的文化遺產和人文景觀。而「潮文化」、「燈文化」、「名人文化」則是海寧最具特色的三大文化現象。海寧有眾多的名勝古跡和旅遊景點，現有省、市級重點文物保護點30多處。舉世聞名的海寧潮堪稱「天下奇觀」，其壯美景象無與倫比;千年古鎮---鹽官，為浙江小首批歷史文化名鎮，各類古跡、景點，星羅棋布，遍撒全市，令人流連忘返。一代偉人孫中山、人民領袖毛澤東以及眾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前來海寧觀潮並留下詩文。海寧具有良好旅遊接待條件，現有各類旅遊飯店十一家，年接待能力達70萬人次。海寧自1980年被國家列為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以來，經濟發展十分迅速，連續三屆被評為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市）之一。海寧電力資源和水資源十分充裕，能滿足工業和民用供電、供水的需要，郵電通信發達，服務項目齊全，郵電通信綜合實力在1995年全國百強評比中排行第30位。市區道路建設和舊城改造進程加快，已初顯現代化中等城市風貌。
歷史沿革
海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距今約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這里繁衍生息。三國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年）置縣，稱鹽官縣，因其境東南瀕海，歷代不斷築修海塘以御潮汐之患，至清乾隆年間，築成長達二十多公里的魚鱗石塘，海水始寧，乃易名海寧，沿用至今。新中國建立後為海寧縣，1986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撤縣設市。
名人薈萃海寧地靈人傑，名人輩出。自唐至清末，海寧共有進士366人。孕育了東晉學者干寶，唐代詩人顧況，宋代女詞人朱淑真，明代戲曲家陳與郊，史學家談遷，清代大學士陳元龍（閣老），詩人查慎行，清代數學家李善蘭，國學大師王國維，詩人徐志摩，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漫畫家米穀，學者、書法家張宗祥，訓詁學家朱起鳳，紅學家吳世昌，戲劇家沙可夫，教育家鄭曉滄，植物學家錢崇澍，中國電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電影藝術家史東山，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科學家沈鴻，英語教育家和翻譯家許國璋，美術理論家吳甲豐，香港實業家查濟民，作家金庸，古書畫鑒定家徐邦達，篆刻書畫家錢君陶等一大批名人。眾多品位高、影響大的名人，為海寧積淀了名人文化的獨特領域，在為名人文化召開的各類國際和全國性學術研討會中，名人文化的研究已從宣傳型提升到了學術研究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