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場化
把教育辦成一種生意，是對社會主義教育、對人民受教育權利的極其險惡的侵害和出賣。
2. 教育市場化是誰提出來的
2005年春，中國教育事業的地平線上，隱隱有風雷滾動。
這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被廢除的第100個年頭。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令人頗感苦澀的問題：「中國古代科舉尚且能大致體現社會公平，而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做不到嗎？」
早一年，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她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黨委書記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體上聯合撰文追問中國教育公正問題，文章發出了空前尖銳的質問：「今天有錢有勢者的子女，進入好學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們都是考上的么？我們這么多教育工作者，對此是習以為常了，還是覺得汗顏？」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教育公平：和諧社會的基石》的短評，文章引用了新出爐的《關於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清華、北大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生中，農村學生比例呈下滑趨勢。作者評價：「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擴大社會差距，那豈不是背離了初衷？」
2005春天的「兩會」，「教育公正」的呼聲與建言不絕於耳。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武漢大學博導洪可柱為領銜的31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兩季高考」的改革建議。在廣州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洪代表再次峻言「沒有教育公平，便沒有和諧社會」！
教育行政當局受的壓力無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長周濟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來抓」。同時，他也指出：「要改變現狀，就要對教育投入、規劃、政策做進一步改革，這不單單是教育部門的事情，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擾教育
梳理人們當前對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種種質疑，大致有三大層面。
首先是城鄉受教育機會的不均衡——據國家相關課題組調查顯示，近年隨著學歷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現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學者張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華20年來的招生情況，情況令人驚嘆：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佔 17.8%，與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近70%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是國家名校招生指標對廣大「外省人」的不公。
對於普通國民來說，國家正義的最重要象徵之一，就是最高學府公正地向各地國民敞開大門。但現實是，多數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於這一招生指標如何產生？循何標准？很多大學校長自己也解釋不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提出「高招指標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視」，引起公眾熱切關注，《新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北大等幾所知名大學負責人，他們均承認招生指標確實存在各地不均衡現象，但問及「是否公平」時，卻大都含糊其辭了。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稱，如果不定額分配的話，「西藏的學生就沒有辦法讀北大了」，現行制度「確保每個省都有最好的學生進入國家最好的大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公平的」。
原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則說：「對於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國內頂尖高校來說，給一個省100個名額，給另一個省50個名額，哪個公平，這不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衡量標准。」
相比起來，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的回答倒較為明確：「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復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數相對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許可權內，一般都會優先考慮高校所在地。
但公眾顯然並不認同校長們的觀點。《中國青年報》調查顯示，89.3％的人認為，目前全國重點大學招生指標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評指出：「這是以『扶弱』之名，行『濟強』之實。」
今春「兩會」上，來自湖北團的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關於「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議案中，對當下招生配額不公的具體情形，進行了一番精細的分析：
「據不完全統計，恢復高考制度20多年來，清華、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數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則不低於500人，招生人數兩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總人口7500萬人，北京市總人口1500萬人，相差5倍。即同等條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個招生指標，北京市卻擁有25個指標，這是多麼嚴重的不公平！據統計，湖北省考生上清華、北大的平均分數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學者張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華」神話：在迄今為止的20多年間，清華大學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額始終超過蘇、皖、鄂、川4省總和，2001年則占其招生總數的18%，而當年北京高中畢業生數量只佔全國總量的0.9%。結果必然是各地錄取比例和分數線的極大懸殊。
對此，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也指出：「所謂配額制，大多是偏向弱勢群體的，只有在中國當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顧強勢群體——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鄉差異與招生指標的不公正外，還有一種不公正，它是由各種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敗」相掛鉤。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觀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幾類降分錄取：一是「定向生」，省屬院校可按規定的錄取線下降20分，收費「行情」不一，少則1.5萬元，有的重點名校高達10萬元以上。「定向生」並不「定向」，已是公開的秘密，可這種假指標仍一年年由有關部門鄭重下達；二是「二級學院」，各校收費標准不一，大體3萬元左右，錄取線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專升本」，向專科生收費賣本科資格，一般在1萬元左右。簡而言之，如此行徑，就是 「賣考分」3個字而已。
不少家長還觀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讓「上線」人數多於最終錄取數，由此產生了很大的「靈活空間」，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優先進入；至於「機動指標」、「保送生」和各種「特長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學「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積「體育特長生」舞弊事件，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擴大階層鴻溝
「三大不公」當頭，無疑使貧民子女升學門檻大為提高，向上流動的障礙增大了。
上大學，現在不但要比較智力和勤奮，還要比較身份、戶口、關系網、財力。教育本應是推動社會公正的利器，為每個不分貧富貴賤的國民，提供改善命運的願景，但面對「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卻黯淡了，它失去了傳統價值系統賦予其的道義色彩，反而造就與擴大了階層鴻溝。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7月28日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目前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職業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就此指出：戶籍、就業、人事這3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觀察家們還指出，中國經過10多年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與之相比，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卻在惡化。國民佔有教育資源嚴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會合理流動的最大障礙之一。
學者張玉林以諷刺的筆墨寫道：「近10年以來，當大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教師可以前往『新馬泰』旅遊，從而展現城市中產階級的富足和瀟灑，無數遭受工資『拖欠』的鄉村教師卻構成了各地上訪隊伍中令人矚目的群體。」
鄉村教師這支在傳統社會曾擔當社會整合作用的力量，現在卻向著「不穩定」的方向轉化，這顯然是一個「不祥的信號」。
「目前這樣一種不公平的教育資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學者陸學藝感嘆。學者朱學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後一站，理應對此前階段客觀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進行亡羊補牢，盡可能補救前衍，怎能再人為繼續擴大教育不公平現象呢？
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
我們不禁要問：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領域的不公平，使農家的孩子越來越難以考上大學，使外省青年越來越難以入讀大都會的名校，使富家子弟總能變著花樣混到文憑？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國目前這種「教育不公」的體制，很大程度上源於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優先取向」的思路殘余——
據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調查，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多億元，其中用在占總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資佔77%，而占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
相關資料顯示：城鄉分割辦學制度使農村兒童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從而使80%左右的農村適齡人口無緣參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國高等教育所獲公共資源竟遠遠多於基礎教育——為創辦所謂「一流高等學府」，上億財政撥款往往投給辦學條件已相當不錯的大學，而農村中小學校危險教室改造的經費，則要通過農民集資方式解決。這也就是說，為了造就堂皇體面的大學，其副產品可能正是鄉村中小學的凋敝！從數據上看，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平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
還有觀察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和財政官員有種偏好，即人為製造「重點」。於是我們聽說這樣一種荒謬：一所普通中學不得不用10萬元的可支配經費，去面對130萬元的正常運轉需求；而它鄰近的重點中學卻可以得到1000多萬元的「教育現代化工程改造」撥款，與此相對應，在同一個城市，重點中學教職員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鄰普通中學的五六倍以上。
農村地區亦然。縣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經費通常投向一兩所高中，力求培養幾個尖子，幾個狀元，結果「樹起一根桿，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說，農村地區的教育，不僅承受了城市給予的不公正，還將這種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復制到自己體內。
這一行為的邏輯是什麼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資源的掌控者們傾向於讓自家子女入讀名校、重點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風氣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財政部門向一所重點中學每年多撥款50萬元，以換取本系統子弟優先入學的機會。
在市場經濟時代，隨著農村勞動力廣泛流動和城市化加速，這種偏袒城市居民、刻意製造學校等級的教育政策顯然已失去現實合理性。
對此，中國政府顯然已有所意識，教育部日前表示，將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於農村，從根本上促進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階段，將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國家助學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的開端，但離問題的公正解決，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
觀察者指出：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並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建成中國特色的招生考試制度」。此後，全國陸續形成包括「3+2」、「3+綜合」以及保送生「綜合能力測試」等多種招生考試。但是，改革一直沒有觸及非議最多的招生指標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問題。
武漢大學洪可柱教授對《南風窗》直言，中國現行高考制度僅僅具備形式上的公平，但實際採取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因此出現各省錄取率和分數線的極大差異，加劇了地區之間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於當前和諧社會建設和中西部崛起的國家戰略。
洪教授尖銳地指出，國立大學是依靠全體人民納稅的政府財政來維持的，理應對全民平等開放。而現在，一些大學以幫助落後地區培養人才為借口，搞分數線差異，「其真實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維護大城市的特權利益和小群體的特殊利益」。
對中國教育改革歷來存在的「虛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從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辭去教職的陳丹青教授在其辭職聲明中有這樣鞭辟入裡的分析——
近期教改種種「葯方」，均移自西方先進經驗。然實行易，見效難，因西方體制背後的深層結構——學術自主、教育私立、市場機制等—— 中國無一具備，僅片面引進「教條」，一廂情願強求，遂不免效顰畫虎，兩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斷層、教育滯後、行政結構尾大不掉、知識儲備淺薄寡陋等歷史包袱，並無本質改換，兼以「葯、症」同體之效，諸般教條如急火猛葯，過猶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將教育體制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顯然，它已掩飾不了叢生的裂縫，也無法阻止多數人對此的質疑與抨擊。
警惕擴散到系統末梢的腐敗
制度的缺陷長期沒有糾正，自然滋生大量腐敗行為。
中國的教育腐敗發現得較晚，而規模頗大。可以說，形形色色的教育腐敗，把積累下來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難堪的新高度——它幾乎扯掉了人們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長衫。
2004年，教育行業名列中紀委調查報告中的「五大腐敗重地」； 河南濮陽縣高考舞弊事件、中國音樂學院器樂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寧招生「丑聞」……都使人深深擔憂中國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於歷史沿革，從50年代起，中國教育一直在絕對壟斷當中，不僅是辦學體制、管理體制，還是教育思想、教學內容都在嚴格控制之下；同時，由於財政來源多元化，令相對短缺的資源逐漸向特權階層傾斜，使國家教育離均衡的目標越來越遠。
亂相包括中小學的亂收費和亂辦學——所謂「興趣課」，「特色班」，「名校辦民校」，「二級學院」，無一不是大行蠶食公共利益。
對高校來說，近年在招生錄取、學科設置、物資采購、基建工程、幹部聘任方面，貓膩也越來越多。
顯然，中國教育早就不是從前的「清水衙門」了。但相關的監督、制約措施卻沒及時跟進。使教育界對權力的制約落後於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進程。僅從一個小小數據就可以看出：據悉，中國不少高校，非教學的行政後勤人員竟然超過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還忽視了，教育的腐敗早已不僅存在於基建、招生這些較為明顯的環節。有教育界內部人士指出，腐敗早已滲透教材教輔的環節——對於逐利者來說，這里有一座超級大金礦。
據南洋教育集團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璽估計：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在教材、教輔等項目上花費的錢突破1000億元。根據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輔回扣率約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億的回扣流入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負責人手中！
任先生還指出，據報道，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人民幣。但這些亂收費項目，還沒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輔的回扣在內，如果加上這個數字，10年來的教育亂收費就應是5000億元了！
這一數字，足以養肥龐大的分利集團，並阻撓動真格的教育改革——這無疑是比5000億人民幣貪污浪費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敗的實質在於權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討「陝西省3年倒下7名廳級校長」問題時，如是結論。而結合上述教材回扣的問題，更應予注意的是，雖然高官腐敗奪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種腐敗氣氛在整個系統內的彌漫，最後變成一種無形的、人人都默認的規則化運作。
假如每個班主任、課任教師都進入「售書提成」的環節，成為進入教室的「零售終端」，並享受提成帶來的好處，那麼，所謂「師道尊嚴」何由確立？腐敗就會進入整個教育生活的血管與神經末梢！
所以，在記者看來，阻擊教育腐敗，最關鍵還不在於阻擊行為意義的個體腐敗，而是要阻擊可能正演變為規則本身的系統腐敗——比「害群之馬」更大的威脅是悄然流行的「馬瘟」。阻擊教育腐敗的目的，不僅在於恢復教育的公正性，更在於恢復古老的「師生之倫」：教師的「束修」應來自「傳道、授業、解惑」的努力，至於銷售教材與文具的「營業員工資」，則分文不應苟取！
讓教育議題重返時代重心
「教育公平」改革呼聲急——有許多值得聆聽、尊重和沉思的聲音：發自廣大的民間，發自富於良知和責任感的公民們的內心。
我們不應淡忘4年前那樁「高考學生起訴教育部」的訴訟，這一事件開啟了公民參與國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東省青島應屆高中畢業生欒倩等3人起訴教育部高招生計劃違憲。她們認為，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包含了平等權和受教育權，而教育部這一行政行為，根據地域對招生人數做了不同限定，從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內的廣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
這一訴訟雖以欒倩等人撤訴告終，卻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動。隨後，山東省宣布取消省內各地區的分數線差異——這是中國招生指標松動的開端。
4年之後，武漢大學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關於「改進高考制度」的建議，包含「取消地域指標，重點高校實行聯考，全國統一錄取分數線」等一系列內容。建議公布後，深得廣大民眾支持，一時各地報紙紛紛辟出專版討論。
開春以來，還有更多溫和或激進的改革呼聲在積聚，在回盪。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議：在國家預演算法中規定，國家每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能低於4％，並應嚴格規定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恰當比例；
全國政協委員崔琳在今春「兩會」上提議：農民工子女上學收費應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公辦中小學要盡快成為吸收農民工子女上學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建議：大學應可分為國立、省立、市立，其中，國立大學向全國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傾向當地生源。楊還認為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完全違反義務教育法，造成強烈的擇校熱，應該停止。保送生、特長生、定向生、國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應予取消。
以網上論政著稱的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應從農村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完全免費制。
廣東民營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則認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級以上的公共財政，實現教育財政劃撥的整體均衡，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國民教育。
呼聲較高的教育改革籲求還包括：
——建立中央財政對經濟困難地區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門只能按照《憲法》和《教育法》對學校進行投入和宏觀規范，不能以政策方式進行具體干預和謀利；
——大學應實行政校分開的制度，鼓勵自由和創新的學術研究；
——改革高考方式和內容，壓縮考試科目、天數，增加高考次數，推行能力考試，減輕學生負擔，考試由民間機構組織，招生由大學自主；
——盡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辦大學，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對民辦教育的歧視；
——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應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學；
——立法規定社區參與義務教育學校的管理和監督……
要之，人們向教育制度大聲呼喚的，乃是一個嶄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給、公正地選擇、公開地治理的新國民教育體系。
「教育的改革，關繫到民族國家的深遠利益，有理由發動廣泛的社會力量來參與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數人的道德熱情、聰明才智，共同鑄造一個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諧社會的理想就寓於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滿激情地如是呼籲。
3. 教育該不該市場化
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行業逐步實現市場化也是必然的。只要不改變其教育的性質我覺得是可行的。
4. 教育產業化是哪位領導人提出的
教育產業化是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提出的，時間是1999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
教育產業化是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推動作用；通過教育投入，可拉動教育經濟增長，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功能和特性。在經濟學上，產業特徵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場需求、產業資本、產業產品、產品質量、成本核算、社會經濟效益、價值規律等。為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要求，首先就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旗幟鮮明地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履行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務的職責。
(4)教育市場化擴展閱讀：
關於教育產業化的問題，我國學術界一直存在質疑與爭議，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教育到底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產品，或者是准公共產品？其與市場化是否兼容?市場化或產業化的程度以多少為宜？教育「是不是產業」、「是什麼樣的產業」、「能不能產業化」、「如何產業化」等。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教育產業化」的問題在於，徑直把「產業」與商業等同。把國家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舉措變形為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
目前人們常常把教育產業化作為擴大內需的催化劑。教育產業化固然可以帶動國內需求的擴大，但由於居民出於 對教育產業化帶來的未來教育「升值」的心理壓力以及「望子成龍」的心態，必然將現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入銀行，以應付 未來的支出。無疑這會阻礙居民的即期消費。
5. 教育市場化改革
人們的思想出問題了，一切向錢看，只看眼前，不看長遠
這是政府沒有從小進行品德教育的原因
主要是經濟改革造成的弊端，也許是發展太快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太大了，無法適應快節奏的生活，所以就想方設法進行造假，以便在短時間內（或者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更大的利益，從而保證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適。現在無論是吃的還是用的，沒有一種東西不可以造假或參假。比如毒奶粉、三氯氰胺牛奶、瘦肉精、毒大米、毒麵粉、毒點心（氫化奶油）、毒黃鱔等等
教育部門從學生到教授都會造假，比如假論文等
經濟適用房本來是照顧生活貧困的家庭的，但事實與政府的初衷完全相悖的，真正用於貧困家庭的可以說微乎其微。可以這么說，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經濟適用房是由富人或者有權的人士買走的。廉租房亦然。
發達國家大都從小培養孩子的誠實守信習慣，很多國家都有教會創辦的學校，可以接受基督教等對孩子認識真理和遵守誡命的習慣，因此從小都會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自我約束。而我國的孩子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無神論，所以思想上沒有任何的約束，只要對自己有利，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基本上不會考慮更多（不良後果），不會考慮是否對別人，甚至是否對自己的後代有害。
由此可見，如果人的思想沒有任何約束，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控制自己的不良行為的。
6. 警惕將中小學教育市場化，教育市場化都有哪些壞處
警惕將中小學教育市場化，此話題一出，引來了無數網友的爭議。許多網友認為，雖然每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刻苦學習知識，長大後回報社會。如果教育被市場化，學費對於之前必然會提高，那麼會增加每個家庭的負擔，大大增加了一筆不小的開支。
綜合上述，教育是不能被市場化的。不僅僅增加了每個家庭的負擔，而且會大大增加學生的輟學率，而且會影響教學的質量。破壞社會主義平衡。更是違背了人民教育的初衷。教書育人，教育出人才，培養人才，將來步入社會，去回報社會，回報祖國，這才是所有網友和老百姓希望看到的。
7. 教育市場化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教育的市場化為教育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使教育能夠更好地競爭。
8. 教育和醫療為什麼不能市場化
關系你我的健康：醫療市場化的後果和私有化的恐怖
功德菌（全球功德網）發現最近刷屏的一則新聞，非常有助於分析醫患沖突為什麼愈演愈烈。
央視記者歷時8個月，調查了上海、湖南的6家大型醫院，揭開了這個秘密。央視的調查表明，回扣竟占葯品價格40%，醫葯代表的提成佔10%。葯品的回扣一般至少要在中標價的20%以上，才能保證有一定的銷量。醫生一般只開回扣比例高、金額大的葯品。而且，他們發現，一些常用葯品，上海市葯品中標價一般是市場批發價的5倍左右，最高的超過了10倍。
看病貴一直被社會詬病，葯品貴是一個重要原因。葯品回扣雖然不能說是葯品價格高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雖然不能說每家醫院每個醫生，都有拿回扣的行為，但要是說葯品回扣是一種醫療系統非常普遍的現象，應該並不為過，央視記者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現在的醫患沖突很多，醫患關系越來越緊張，患者和醫生之間的不信任很常見。有時候沖突發展到暴力的程度，釀成惡性事件的也不時見諸媒體。
醫患沖突頻發，可能每個個案的是非對錯都有其特殊性，但大量的事件出現，至少說明一個事實，患方對醫生的信任度下降，信任度的下降，又會因為一些因素，演變為患方對醫方的對立情緒，加上患者自身的一些因素，就容易導致暴力沖突事件。
這種不信任是從什麼時候成為一種現象的呢？在公費醫療的時代，醫患之間的關系還是整體和諧的，醫患之間也不能說就絕對沒有矛盾，但整體而言是很少的。那個時候，「救死扶傷」不只是醫院牆上的標語，大多數醫生也是自覺這么做的。
那個時候醫療體系是純公益性質，開葯和檢查費用和醫生個人的利益並不掛鉤。醫生的職業定位是為人民提供醫療服務，醫生和患者之間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因為醫生的職業行為和醫生的個人經濟利益沒有直接的聯系關系，醫患之間的關系就變得很單純。
雖然現在中國的公立醫院還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主體，但不可否認，市場化已經注入醫療服務的各個環節之中了。醫生的個人薪酬激勵跟病人的治療費用直接掛鉤，有些公立醫院醫生開葯、做手術個人都有提成，醫院的這種激勵機制固然提高了醫生的積極性，單著容易導致過度治療問題的原因。療效差不多的葯，醫生就可能選擇貴的那種。一些可手術可不手術的，醫生會建議手術。
這種患方對醫生的不信任情緒是會積累的，還會經過人際關系的傳遞和媒體的報道渲染，迅速演變為一種社會的普遍心理。當治療的結果不盡如人意，不信任就會發展成為患方對院方和醫生的懷疑。患者認為是醫院出現了醫療事故，而院方極力辯白否認，誰也說服不了誰。患者家屬在悲痛的心情下，情緒會更加容易失去控制，對醫生的懷疑，又會進一步演變成針對醫生個人的仇恨。加上患者自己的性格因素，這樣就容易釀成暴力沖突事件。
理論上醫生的定位就是白衣天使，但是市場化因素的導入，讓醫生的現實定位出現了多重的異變。但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讓一些醫生還伴有商人的角色，和醫葯代表成為共謀。我相信不是所有醫生都這樣，但部分醫生存在這些現象，卻容易讓醫生整體的社會評價降低，讓社會產生對醫生整體的不信任。讓那些潔身自好的醫生，也籠罩在醫患不信任的氛圍里。
現在中國有幾千家葯企，葯企之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不同葯企生產的同類葯品療效都差不多，但要用誰的葯品，醫院有很大的話語權。央視調查的結論是醫生收取的回扣占葯品價格的30%到40%，但回扣只是利益輸送的一部分，而且是擺不上檯面的那部分，還有一種公開的利益輸送方式——「學術推廣」活動
從公開的資料看，葯企的銷售費用居高不下，主要生產抗腫瘤葯物的匯恆制葯，銷售費用占銷售額的38.51%，銷售費用主要包括市場費用、差旅費及車輛使用費。因為龐大的銷售費用，葯企的毛利率必須維持在驚人的水平。而患者拿到的葯品價格，經過流通環節之後，又變成葯廠出品價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所有的成本費用最後都是由患者來承擔的。
市場化最徹底的就是私立醫院，莆田系是這方面的代表。和公立醫院不同的是，私立醫院是整體都綁在市場化的利益鏈條上。醫院變成了純粹的企業，既然是企業，利潤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考慮，包括為患者看病，都是從屬於資本對利潤的追逐的，為了經濟利益甚至可以不擇手段。
要減少醫患矛盾，還是要醫療回歸公益性。中國不應該學習西方的那套醫療體系設計，應該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的醫療保障體系。古巴在這方面，就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古巴是全民免費醫療，醫療水平世界聞名，人均壽命高於美國。中國現在經濟發達了，按說已經有實力為全民提供免費醫療。古巴經濟不如中國發達，都可以做到。市場化醫療的導致的醫患互相不信任，只有在免費醫療體系中得到比較完全的解決。
央視曝光的紅包事件，衛生部門僅僅處理幾個醫生，並沒有多大作用。一旦引入市場化機制，那麼醫療的功能定位勢必要被經濟利益鏈條綁架，醫生就容易不由自主不可抗拒的為利益分配而做出有悖醫德的事情。醫療市場化是葯商和醫生利益輸送的溫床。只要那個利益鏈還在運轉，大量的醫生就很難潔身自好。當務之急，是面對問題，找出原因，讓醫療回歸公益性。泛市場化思維，以為市場化一抓就零，是一種新式教條，也應該藉助這個事件進行徹底反思了。
9. 什麼是教育改革中的市場化問題
教育市場化的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熱點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規則沖擊著社會生活中各個領域。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也迅速提高,計劃經濟體制下確立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舊的教育體制、教學模式等都受了廣泛的質疑。教育行業是否應當進行市場化、如何進行市場化等問題成為教育體制理論研究的爭論焦點。進一步加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文從教育市場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入手,主要分析了教育市場化的基本特徵、我國教育制度現狀和教育制度改革思路等方面的問題,重點闡述了教育市場化的原因、意義、內容和具體方法。 本文最後得出結論,教育市場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積極推進教育市場化進程。
10. 中國教育為何要推廣為市場化
在全球化、區域化、本土化等相互折射和對沖的過程中，不同地域、不同制度形態、不同歷史負載下的組織所面臨的來自全球化的壓力和機遇也是各不相同的。信息化全球經濟已經重新塑造了許多國家內部教育系統的角色和功能。為了應對全球市場的競爭，各國的教育系統都採取了經濟部門類市場的許多政策，但是這並不是說，各國的變革是完全一致的。在財政緊縮和國家退出的表面現象下，是各個不同的改革者按照自身利益和願望重新塑造教育系統的要求。
相對於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而言，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既與它們同處於一個共同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同時又有其獨特的具體生存環境。那麼，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所處的獨特情境是怎樣的?它對於全球化的因應策略又是怎樣的?
經濟競爭定位與中國政府的人才戰略
全球化是新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資金、技術和商品的跨國流動，使得各國紛紛基於比較優勢對自身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逐漸致力於更多技術含量的個性化產品的設計和生產，大眾化的產品生產開始轉移到中國等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總部在歐美的許多跨國企業已經將它的生產廠家轉移到那些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與此同時，像韓國、中國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區則發展起自己的製造業如日常用具、汽車、電腦等。而來自這些國家的競爭也有將美國推向更高端產品的生產和服務的趨勢，而這些，至少部分地倚重於它的研究性大學。[11]
從技術創新能力看，世界各國可以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技術創新的領先者，二是技術創新的潛在領先者，三是積極的應用者，四是被邊緣化者。對於歐、美、日等技術創新的領先者，勞動密集型甚至低端的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都要逐步轉移出去。而中國、印度、巴西等世界上主要的技術積極應用者，則競相成為發達國家轉移產業的接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