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的歷史

㈠ 簡述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價值

古代絲綢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共同繪就了人類文明繁榮的壯麗篇章。古代絲綢之路成為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互鑒、共存的典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一、古代絲綢之路開創性地打通東西方大通道，首次構建起世界交通線路大網路。

古代絲綢之路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堪稱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跡。大大小小、難以勝數的中外交通線路，構成古代絲綢之路的「血脈經絡」，構築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構了古代東西方世界相互連通的交通網路，成為亞歐大陸之間最為便捷的通道。

眾多的通道使得人暢其行、物暢其流，東西方使節、商隊、僧侶、學者、工匠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沿線國家商貿與人文交流的半徑由此被大大擴展，貿易市場半徑由此被大大拓寬。

二、古代絲綢之路極大地促進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實現了東西方商貿互通和經濟往來。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生命線，通過絲綢之路，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出到沿線國家；來自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珠寶、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蘿卜、胡瓜等各類農作物絡繹不絕進入我國。

絲綢是沿線國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檔貨物。原產於我國的絲綢，在古代西方國家十分名貴。在古希臘購絲綢、穿絲綢成為富有和地位的象徵，甚至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亞狄像等身上都穿著透明的中國絲織長袍。

公元5世紀前後，我國茶葉通過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陸續傳入南亞、中亞、西亞，15世紀一經傳入即迅速風靡整個歐洲。茶葉貿易使沿線國家的貿易收入大幅增加，帶動了沿線經濟的繁榮及相關行業的突飛猛進，轉口貿易也隨之長足發展。

三、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科學技術的交互傳播，廣泛而又深刻地推動了沿線國家生產進步乃至社會變革。

絲綢之路是我國與沿線各國科學技術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歐洲近代工業革命之前，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以及煉鐵術等技術，通過絲綢之路相繼傳入西方，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因素。

我國古代造紙術大約從公元4世紀起傳入朝鮮和日本，公元8世紀傳入中亞、北非和歐洲。8世紀末，阿拔斯王朝先後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辦造紙廠，大馬士革一度成為歐洲用紙的主產地，造紙技術又傳到埃及、摩洛哥。隨著12世紀西班牙、法國出現造紙作坊，中國造紙術席捲義大利、德國、英國。

我國古代印刷術是沿絲綢之路西傳的又一重要技術。早在公元7世紀我國就發明雕版印刷，在吐魯番、敦煌等地發現了用於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製品。北宋時期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不久，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至13世紀，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將這一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歐洲第一家印刷廠在義大利設立，印刷技術迅速傳遍整個歐洲。

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贊中國火葯、指南針、印刷術，他說：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許寶騤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03頁）馬克思指出：火葯、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

三大發明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事實上，我國四大發明的西傳，為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重要條件。

四、古代絲綢之路助推了多樣性文化交流，是東西方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紐帶。

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絲綢之路橫跨亞歐非數十國，把中華、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臘、羅馬等各古老文明聯結了起來、交融了起來。

東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樂歌舞、天文歷算、文學語言、服裝服飾、生活習俗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民樂相互傳播、相互影響、相互借鑒，通過與當地音樂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機融合，不僅成為沿線國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標志，而且深深地鐫刻在了沿線各國各民族文學、戲曲、歌舞伴奏、民間生活等各個方面。

在唐代，琵琶從我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從我國傳入日本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品。

公元753年，六次東渡終獲成功的鑒真，在日本弘傳佛法，開創門派，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

早在公元1世紀初，儒學已傳入朝鮮，《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為朝鮮人的經典讀物。5世紀以前，儒學經朝鮮傳入日本，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學者。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動，與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相伴始終，絲綢之路在把多種文化、多種文明緊緊連接起來的同時，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絲路文化和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作出了不朽貢獻。

(1)絲綢的歷史擴展閱讀：

以史為鑒 合作共贏——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對內，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推進提供了契機，有助於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堪稱中國經濟升級的戰略引擎。

我國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由於起步較晚，相對落後，而中國經濟的全面振興及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中西部整體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的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路，對推進中西部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進程、維護國家安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調整城市結構和人口布局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有利於加強與沿線各國的經貿聯系與文化交流，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藉助經濟合作的深化，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勢必為我國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戰略支持和能源供應。

二、對外，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是加強中國與中亞、南亞，乃至中東和歐洲部分地區各國友好交流、促進區域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產物。

中國與絲路沿線各國開展的務實的、互動的區域合作，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前景廣闊。上合組織六個成員國和五個觀察員國都位於古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望惠及近30億人。

21世紀的高科技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不斷修建完善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網路通信等公共設施，宛如古絲綢之路上的現代商隊，使絲綢之路經濟帶最終成為共同發展的合作帶和命運共同體。

㈡ 絲綢之路歷史

西漢時期，人們把現今甘肅玉門關和陽關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區和更遠的地方，稱為西域。漢武帝以前，那裡小國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國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漢武帝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備聯絡被匈奴從河西走廊趕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夾擊匈奴。

渴望為國建功立業的張騫，毅然應募。公元前138年，他帶著百餘名隨從，長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設法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那時大月氏西遷已久，無意再與匈奴打仗。

張騫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的見聞，以及他們想和漢朝往來的願望。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率領使團，帶著上萬頭牛羊和大量絲綢，訪問西域的許多國家。西域各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

漢朝和西域的交往，從此日趨頻繁。張騫通西域後，西域的天馬，汗血馬等良種馬，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樂器和歌舞，開始傳入中原，漢族的鑄鐵，開渠，鑿井等技術和絲綢，漆器，金屬工具等，也傳入西域。

西域各國紛紛歸附漢朝，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政府的管轄，成為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絲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路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

(2)絲綢的歷史擴展閱讀

我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讓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新煥發了生機，做為一帶一路起點的陝西，面臨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而這條絲路的開拓者，首推兩千年前兩度出使西域的張騫。

傳統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都城長安（今西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

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數千年來，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術考察者沿著絲綢之路四處活動。

古代絲綢之路

漢朝時，西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西域自玉門關以西至蔥嶺以東，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准噶爾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巴爾喀什湖附近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包括蔥嶺以西的亞洲西部和歐洲東部一帶。

西域同內地的聯系據說開始於西周時期的第五個君主周穆王，駕八駿，率六師，行數萬里，到西方的瑤池會見西王母國君。據傳，西王母國即在西域。但是，西域同內地頻繁的聯系，則是始於西漢王朝，特別是漢武帝統治時期，所以史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公元前2世紀左右，即中原地區的秦和西漢初期，西域地區分布著36個國家，大者有幾十萬人，小者不過數千人。從地理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塔里木盆地南緣為南道諸國，包括樓蘭、且末、於闐、莎車等國。

塔里木盆地北緣為北道諸國，包括疏勒、龜茲、焉耆、車師等國；准噶爾盆地東部散布著姑師、卑陸、蒲類等一些小國。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來居住著塞人。

西漢初年，居住在敦煌祁連山一帶的月氏人，由於被匈奴所迫，西遷到此處，趕走了塞人，建立了大月氏國。不久，河西地區的烏孫人為了擺脫匈奴人的壓迫，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佔領了這塊土地。

㈢ 中國絲綢的歷史

中國絲綢的歷史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了養蠶、取絲、織綢了。到了商代，絲綢生產已經初具規模，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有了復雜的織機和織造手藝。

在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產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為絹、綺、錦三大類。錦的出現是中國絲綢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蠶絲優秀性能和美術結合起來，絲綢不僅是高貴的衣料，而且是藝術品，大大提高了絲綢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影響是很深遠的。到了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了大發展，而且隨著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貿易的推動使得中原和邊疆、中國和東西鄰邦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路從古長安出發，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戰亂，造成對黃河流域經濟的嚴重破壞，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

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模較前代大大擴充了。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元時期，隨著蠶桑技術的進步，中國絲綢有過短暫的輝煌。不但絲綢的花色品種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出現了宋錦、絲和飾金織物三種有特色的新品種，而且對蠶桑生產技術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㈣ 絲綢有多少年的歷史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版養蠶、取絲、織權綢了。真正能夠說明蠶繭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到的半個蠶繭。據考古學家李濟和昆蟲學家劉祟樂的研究，斷定為桑蠶繭。繭殼長約1.36厘米，幅寬約1.04厘米，是用銳利的刀刃切去了繭的—部分。西陰村所處的時代為仰韶時期（距今約5600—6000年），為人們研究絲綢起源提供了實物。
在河姆渡遺址中人們已發現了紡織工具，藉此可以推斷絲綢的使用至少不遲於良渚文化 。最具影響力的說法，是中國科學家在1958年的考古發現，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絲綢織品。

㈤ 絲綢的歷史

絲綢（sī chóu），一種紡織品，用蠶絲或合成纖維、人造纖維、短絲等織成；用蠶絲或人造絲純織或交織而成的織品的總稱。
在古代，絲綢就是蠶絲（以桑蠶絲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蠶絲和木薯蠶絲）織造的紡織品。現代由於紡織品原料的擴展，凡是經線採用了人造或天然長絲纖維織造的紡織品，都可以稱為廣義的絲綢。而純桑蠶絲所織造的絲綢，又特別稱為「真絲綢」。
絲綢是中國的特產。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發明並大規模生產絲綢製品，更開啟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史稱絲綢之路。從西漢起，中國的絲綢不斷大批地運往國外，成為世界聞名的產品。那時從中國到西方去的大路，被歐洲人稱為「絲綢之路」，中國也被稱之為「絲國」。

㈥ 絲綢的歷史

浙江省湖州市素以「絲綢之府」、「魚米之鄉」著稱全國。湖州絲綢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自遠古以來,盛名不衰。湖州緩絹以其精美絕倫遠銷全國、世界,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譽,其間也經歷了艱難的曲折。以古鑒今,回顧湖州絲綢發展的歷史之路,對於振興我國的傳統工業,弘揚祖國絲綢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元朝湖州籍著名書畫家趙孟鄉顧在《吳興賦》中有「平陸則有桑麻如雲,鬱郁紛紛」句,明時,一位詩人.在詠湖詩中萬「桑柔四郊綠」句,兩者形象、生動地概括了春天湖州眼野桑林遍地,綠葉疊翠的景觀,點染出湖州蠶桑種植園經濟特色,和蠶鄉的特異風光。

㈦ 蘇州絲綢的歷史

蘇州是絲綢的故鄉,太湖流域留存有新、舊石器時代的遺址,見證著絲綢歷史的悠久。園區唯亭鎮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紡織品實物殘片；吳興錢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絲織品實物；吳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紡輪和骨針 ，以及帶有絲絞紋和蠶紋的陶，這都說明了蘇州古代先輩很早就掌握了養蠶紡絲的技術。

蘇州在上古時期屬九州中的揚州，夏禹時就有絲織品土貢「織貝」一類的彩色錦帛。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國觀禮時，曾將吳國所產的縞帶贈給鄭相國子產。據《史記》載：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吳楚兩國因爭奪邊界桑田，曾發生大規模的「爭桑之戰」，說明蠶桑之利在當時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吳國都城就在蘇州，至今還保存著與絲綢遺址有關的織里、錦帆涇等地名。

三國東吳時，絲帛之饒，衣復天下，蘇州絲綢已發展成為「瞻軍足國」的重要物資。 南北朝時，有日本使者求吳織、縫織女工歸，《日本書紀》亦有相應的史實記載。

隋唐時，蘇州屬江南東道，絲綢貢品數量最多，土貢有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韓愈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當時有「蜀桑萬畝，吳蠶萬機」的說法，形容長江流域蠶桑紡織業的發達。

兩宋時期，據《宋史紀事本末》：「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於蘇杭。」蘇州、杭州、成都為當時聞名全國的三大織錦院。蘇州的宋錦最為著名，緙絲名家沈子蕃、吳子潤亦出於蘇州。《吳門表隱》記載：元豐初（1078年）城內祥符寺巷即建有機聖廟（又名軒轅宮），還有新羅巷、孫織紗巷（今古市巷裝駕橋巷之間及嘉余坊）等生產紗羅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別出土了五代北宋時期的刺綉、絲織經袱和經卷絲織縹頭。

元代時，在至正年間（1341——1368年），建織造局於平橋南。當時有名的蘇杭五色緞，行銷國外。盤門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有大批隨葬錦、緞、綢、綾、絹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藝精美的織錦緞被、提花龍鳳衣帶、綉花鞋、正反緞、雲龍紋及各色花紋袍襖裙等絲織品。

明代蘇州絲織業的興盛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即在蘇州設織染局，局址在天心橋東（今北局人民商場）。明代中央內府司禮監有蘇杭織造太監一員，專司蘇杭織造，派駐蘇州。萬曆年間，織造太監因一味營利，仗勢橫行，激起民變。在蘇州山塘街五人墓側，至今有明義士葛賢墓遺跡。在定陵展覽館和故宮博物院，陳列的明代絲綢產品，每匹綢緞的段首都有封簽，上面印著織造年月、織品名稱、尺寸、委官及機織工匠的姓名，大部分來自蘇州，還有參加過當時反抗宦官稅吏斗爭的工匠名字。北京慈因寺發現明代萬曆年間蘇州織造的四件錦緞等。虎丘新莊王錫爵墓出土有忠靖冠服、織銀錦帛、龍紋緙絲等。

明代蘇州絲織業極為繁盛，據張瀚《松窗夢話》載：「大都東南之利，其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機杼起家，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顯然僅有官署的織造是不夠的，民間的機戶也生機勃勃。由於絲織業的興盛，新興了一批市鎮，如盛澤、震澤等。乾隆《吳江縣志》稱：「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間倍之，以綾綢為業，始稱為市」。到明末，盛澤已經發展成為絲織手工業大市鎮，擁有人口五萬。在蘇州有盛澤綢庄所設的庄船專用船埠碼頭。舊址在閶門內水關橋臭弄口（今閶門飯店河埠），原址現稱為「盛澤碼頭」，遺跡尚存。

清代時在順治三年（1646）設蘇州織造局，分為南北兩局：南局名總織局，在葑門內帶城橋東（局址在今市十中校址及孔付使巷內）；北局名織染局，仍以明織染局址改建。官府織造的產品分為上用和官用兩種，除織造各式龍袍、莽袍、補子、緞匹、宮綢等以外，還有各種臨時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後萬壽貢、端午貢等。與官府織造發展的同時，蘇州民間絲織業也得到迅速發展。 據乾隆《長洲縣志》卷十六載：蘇州「織作在東城，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又據記載：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間（1770~1780），蘇州的民辦手工業織機已發展到一萬數千。如石恆茂英記、李啟泰、杭恆富祿記、李宏興祥記等紗緞鋪，都是在乾隆前後開設的。清代蘇州絲織產品，除宋錦、緙絲、龍袍等類外，主要有漳緞、織金、閃緞、妝花緞、摹本緞、貢緞、天鵝絨、高麗紗、花素累緞、陀羅經被、百子被面等，工藝技術均有較高水平，暢銷國內外，外銷約佔60%，銷往朝鮮、安南、緬甸、印度等國家。

1912年9月在閶門內下塘原清代寶蘇局內，創設江蘇省立第二工場，產品有江綢、提花絲光布等。1914年謝守祥等在齊門路首先創辦蘇經紡織廠，將木機改進為手拉鐵機工廠。1917年陸季皋等在倉街開辦振亞織物公司。同期又有延齡冠記、甡記、東吳、程裕源、廣豐、洽大等絲織廠相繼開設，到1921年共有綢廠十四家。1913年起蘇州開始使用進口人造絲，用於製造衣邊和織帶業原料。1922年起正式採用人絲原料，與真絲交織，生產軟緞、線綈等產品。織物品種逐步更新，織機設備亦有所改進。1922年蘇經紡織廠首先以引擎傳動，試驗改進鐵木手拉機為電力織機。1925年振亞廠亦改裝電力機試製成功。織機改進的結果，使產量大增，效果顯著，各廠紛紛改機。從此蘇州絲織工業由手工業工場轉入了近代工業的發展道路。1931年前後蘇州盛行廠絲和人絲交織的錦地縐等新產品。

1937年抗戰前夕，蘇州有綢廠93家，紗緞庄77家；年產綢緞共28萬8千匹。主要產品有塔夫綢、古香緞、織錦緞、喬其絲絨、毛葛、雙管綃、博士呢、碧縐、錦地縐、軟緞、中華緞等一百餘種。蘇州淪陷期間，絲織業一度停頓後，先後恢復生產，但備受摧殘。在勝利前的1945年初，蘇州絲織業尚有97戶，另有紗緞庄25戶，產品主要有大偉呢、格子畢縐、金玉緞、九霞緞、大富貴織錦被面、花素累緞、陀羅經被等等。抗戰勝利後，蘇州絲綢業有所恢復，到1949年4月蘇州解放時，尚有綢廠99戶。

建國初期，外銷斷絕，內銷呆滯，絲織業困難重重。1951年我國對東歐國家展開以絲織品換鋼材的易貨貿易，促進了絲綢外銷。蘇州塔夫綢被譽為「塔王」。國內通過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會，活躍了內銷渠道，促進了絲織工業的發展。到1951年底，生產規模已恢復到建國前舊觀。

1954年到1956年公私合營高潮中，蘇州市區原有六十四家私營絲織廠、三家公私合營廠和十八家漳絨廠先後合並，成為振亞、東吳、光明、新蘇等四家絲織廠和新光漳絨廠及二個漳絨合作社（後改東風絲絨廠）。此後絲綢業形成專業化生產體系 ，絲織機台和經濟效益都有顯著提高。

1963年試織成功第一隻合纖和人絲交織新產品「爛花綃」；1965年經過鑒定，完成了機織滌綸長絲人造血管的研究製造；光明廠製造成功自動接經機。1970年後開始建立化纖原料生產。

1980年起改變原有單一的統購統銷，改為與自產自銷相結合。1980年東吳廠引進劍桿織機；1982年振亞廠引進噴水織機等新型無梭織機，加速了絲織工業的機械化、自動化和電子控制的進程，蘇州絲綢產品也不斷得到更新。1982年花色品種已增加到十九個大類，160多個品種，2000多隻花色，產品暢銷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蘇州絲綢從建國後躍上一個新台階，從繅絲、染絲、絲織、絲綢印染和絲綢機械等企業；建立蘇州絲綢科學研究所、絲綢工學院、絲綢檢驗所和絲綢職工大學等科研教育單位，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絲綢工業體系。

九十年代末，蘇州工業進入產業調整轉型期，蘇州絲綢工業實行產業轉移，四大綢廠等也隨之完成了歷史使命。建立於1991年的蘇州絲綢博物館，之所以能建館是有賴於各大綢廠的贊助。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因此，我們不只是有責任、有義務 ，更是一種使命感，把蘇州歷史上傳統的絲綢產品來傳承下去。

可以說蘇州的歷史是與絲綢的歷史相始終。無論是新舊石器遺址，還是春秋吳王宮的織里（這是中國最早的織造官署），都無不見證著絲綢歷史的悠久。蘇州的發展也隨著絲綢業的興盛而興盛，明清時期，蘇州能成為一方大都市，都與此息息相關。蘇州至今留存有很多與絲綢相關的各個時期的歷史遺址，是蘇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記載著曾經的輝煌和榮耀。建國以後，蘇州的絲綢工業也是當之無愧的利稅大戶，在對外貿易，出口創匯，為蘇州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如果說絲綢、瓷器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張國家名片，那麼絲綢就如一位市長所說的，是蘇州的一張燙金的城市名片。

歷史上蘇州的絲綢產品一直綿延不絕，從春秋時期的吳縞，到三國兩晉時的吳綾；從隋唐時期的八蠶絲、緋綾到宋錦、緙絲；宋、元、明、清時期設置官府織造局，產品更是名目繁多：主要有漳緞、織金、閃緞、妝花緞、摹本緞、貢緞、天鵝絨、高麗紗、花素累緞等。

蘇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伴隨著歷史文化底蘊的傳統工藝產品，閃爍、繼承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光輝。這其實是前人給予的最豐厚的饋贈。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歷史文化遺產，使其發揚光大。雲錦、蘇綉、宋錦已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雲錦、蘇綉是比較成功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另一方面，是一些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產品亟待拯救，如何把歷史文化遺產轉化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商業產品，走向市場，並由市場需求而發展壯大，這正是我們所需努力的，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愧於前人，無愧於我們的歷史文化。

㈧ 中國絲綢的歷史

在古代，絲綢就是蠶絲（以桑蠶絲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蠶絲和木薯蠶絲）織造的紡織品。現代由於紡織品原料的擴展，凡是經線採用了人造或天然長絲纖維織造的紡織品，都可以稱為廣義的絲綢。而純桑蠶絲所織造的絲綢，又特別稱為「真絲綢」。

絲綢是中國的特產。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發明並大規模生產絲綢製品，更開啟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史稱絲綢之路。從西漢起，中國的絲綢不斷大批地運往國外，成為世界聞名的產品。那時從中國到西方去的大路，被歐洲人稱為「絲綢之路」，中國也被稱之為「絲國」。

上古傳說中，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養蠶取絲」[2-3]
，但現實中絲綢究竟是何時被發明尚具爭議。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養蠶、取絲、織綢了。真正能夠說明蠶繭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到的半個蠶繭。據考古學家李濟和昆蟲學家劉祟樂的研究，斷定為桑蠶繭。繭殼長約1.36厘米，幅寬約1.04厘米，是用銳利的刀刃切去了繭的—部分。西陰村所處的時代為仰韶時期（距今約5600—6000年），為人們研究絲綢起源提供了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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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江南絲綢的歷史簡介

公元前138年到11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兩通西域，開辟了我國和西方的國際陸路交通道路，從此，一條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境內，到達中亞、西亞、甚至歐洲的「絲綢之路」也正式開通。

通過這條橫貫亞洲大陸古代東西貿易通道，從公元前2世紀到9世紀以絲綢為主的中外貿易往來非常頻繁，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沿途各地的經濟繁榮，特別是對中國蠶桑絲綢技術的西傳起了巨大作用。

繼漢以後，絲綢之路再次得到重視是在唐代。唐代統治者直接以漢為楷模，其開放意識使他們努力參與到"國際經濟大循環"中去。在長安經常有數十萬外國巨商，在"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的思想的指導下。

長安、揚州、廣州等都市都成為了國際貿易中心，其中以長安規模最大。對外貿易的空前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唐代似乎不滿足於漢代開辟的絲綢之路，經過與大食（阿拉伯）人的共同努力，他們又開辟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建立從而加強了唐王朝同中亞、地中海東岸諸國的海上聯系。陸路和海路商渠的同時開通使唐代對外開放的意識更加強烈。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場與陸上絲綢之路的並存，有力地促進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乃至於唐王朝格外注意絲織業在紡織中的地位。

從而出現了河南、河北這樣的絲織業中心，並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絲織品，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和毫州（今安徽毫縣）的絹、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錦、揚州的錦袍等都在全國負有盛名。

(9)絲綢的歷史擴展閱讀：

長江絲綢的生產歷史悠久，絲綢品種繁多，名品迭出，在中國乃至世界絲綢文化史上佔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早在先秦時期，長江上游的川渝、中游的兩湖和下游的江南就已是中國蠶桑絲綢生產比較集中的地區。

從漢代開始，在這些絲綢生產一向發達的地區遞次出現了三大名錦和三大名綉，它們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突出代表。大約從宋代開始，中國絲綢生產的重心南移，江南、四川和黃河流域共同成為我國絲綢生產的三大中心。

特別是江南地區，至明代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絲綢生產基地，這里蠶桑絲綢的商品化生產起步早，程度高，絲綢以貿易為主要傳播形式，成為對外影響較大的商品，在世界經濟大流通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㈩ 杭州絲綢的歷史

杭州絲綢的歷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那時，杭州的先民就已能種桑、養蠶、織帛和製造原始的繅絲工具。春秋時代，越王勾踐以"獎勵農桑"為富國政策。唐代時，杭州盛產的綾類已有"天下為冠"的盛譽，成為宮廷貢品。南宋時，杭州市內呈現"機杼之聲，比戶相聞"和"都民女士，羅綺如雲"的盛況，由此而稱"絲綢之府"。1000多年前，杭州產絲綢就遠銷東南亞和阿拉伯諸國，從陸上和海上鋪設了"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