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歷史

① 著名古代徽商名人

1、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幼名順官，字雪岩，出生於安徽徽州績溪，13歲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杭州時，胡雪岩從上海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而為左宗棠賞識，後來又幫助左宗棠組織「常捷軍」、創辦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時，為他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達1195萬兩，采供軍餉、訂購軍火，並做情報工作，常將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報告左宗棠。備受歡迎時，官居二品，賞穿黃馬褂。

胡雪岩憑借其卓越的商業才能，利用過手的官銀在上海籌辦私人錢庄，後在全國各地設立了「阜康」錢庄分號，被稱為「活財神」。

在杭州創立了「胡慶余堂」中葯店，制「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葯店傳承至今，贏得「江南葯王」之美譽。

清光緒九年（1883年），其產業受各地官僚競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周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最終，胡雪岩被革職查抄家產，鬱郁而終。

2、汪應庚

汪應庚 ，原籍安徽歙縣潛口村（現黃山市徽州區潛口鎮)。(康熙十九年－乾隆七年），字上章，號雲谷，工詩及書法，後住揚州。雍正間，成為揚州雄資百萬之鹽商。

在揚州出資修平山堂、棲靈寺、五烈祠等。雍正九年起，海嘯成災，連續三年洲民仳離，他慷慨解囊，出銀五萬，運米數萬石救災，設葯局治病除疫，共救治九萬餘人，授光祿少卿。在歙城修「徽州學宮」，在潛口建石坊，是《平山攬勝志》的編輯者。

3、江春

江春（1720——1789）字穎長，號鶴亭，又號廣達（行鹽的旗號為「廣達」），安徽省徽州府歙縣江村外村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誥授江春為光祿大夫，正一品，並賞戴孔雀翎，時謂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業中無不以為至榮焉」。

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蘇揚州的徽商巨富，為清乾隆時期「揚州八大商」之首。因其「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的奇跡，而被譽作「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江春一生經營商業，任總商達52年之久。乾隆皇帝在兩淮鹽運使離京拜見時說「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能得到皇上的如此評價，可見當時江春的地位之高。

據《揚州畫舫錄》所記，江春任總商四十年，先後蒙乾隆賞賜「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等銜。

1789年，江春在貧困潦倒中黯然辭世，江春晚年家業衰敗，關鍵原因是長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鋪張靡費和無窮無盡的報效捐輸。

4、汪廷璋

汪廷璋，(生卒年不詳)清代鹽商。徽州(今屬安徽)人。業鹽世家。其曾祖汪鑣即僑居揚州，業鹽兩淮。

承祖業家資日漸擴大，財富積聚至千萬以上，甲第為淮南之冠，揚州城中建有多處園林別業。

熟悉鹽法，辦事干練，於輸餉、捐賑、興工等卓有成績，得清廷優遇。高宗六次南巡，參與接駕，被賜參加高曼行宮的御宴，授奉宸苑職銜。

5、胡開文

胡開文，字柱臣，號在豐，著名徽商，徽墨行家，「胡開文」墨業創始人，清代乾隆時制墨名手，徽州績溪縣人。因師從徽州休寧汪啟茂，因而是休寧派墨匠後起之秀。

先於休寧、屯溪兩處開設「胡開文墨店」，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開文得到迅猛發展，除休寧胡開文墨庄、屯溪首起胡開文老店外，先後在歙縣、揚州、杭州、上海、漢口、長沙、九江、安慶、南京等地，或設分店，或開新店。

其經營范圍幾覆蓋大江南北，至此徽州制墨業呈胡開文一支獨秀之勢。後代均延用此老字型大小。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徽商

② 徽商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唐代祁門茶市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徽商故里
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人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屬。「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巨款，代為營運，分得潤余。」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徽商大宅院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盡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沖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③ 關於《徽商》的故事。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為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起源於東晉，脫穎於唐宋，發展於元末明初，鼎盛於清代前期和中期，衰敗於清代晚期，前後長達600餘年，在中國商界稱雄300餘年。

1、《徽商》的興起：

徽州本土的主體經濟結構是山林經濟,它本身是盈缺待補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於林只為柴;境內多茶葉,但茶葉過多也只為草,因此需要輸出去,通過商業貿易,方才能換取徽民的所需。

於是為治生計,徽民們多選擇了經商作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們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總是毫不猶豫把自己在「十二、三歲」時「往外一丟」。徽人經商就這樣千呼萬喚要出來了。

2、《徽商》發展歷程

早期的徽商從事的還只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本土盛產的茶、木、瓷土等物產輸出去,以換取徽州所缺的糧布、鹽等的互補貿易,經營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為中心的販買販賣,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幫。

明代從事的行業有糧商、布商、絲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還是鹽業,茶業、木業、典當業這四大行業。

明以後,則不僅經營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經營著全國各地的木材,並且成長性更強。

此後，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2]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

因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興起，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3)徽商歷史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

1、徽商

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時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後安徽省江南地區徽州府轄地經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團,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鬆散的安徽各地區商人個體，一般稱之為「皖商」，與徽商對應。

2、晉商

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期間，晉商曾稱雄國內商界500年之久。

3、潮商

潮商的雛形在中原移民陸續經莆田進入潮汕後開始出現，而後因地少人多原因又繼續往南洋前進，於明清形成世界級海盜團體，1850年鴉片戰爭前後，潮州商幫出資幫助清朝清剿太平軍。因此曾獲鴉片專賣特權。

4、甬商

粵商是誕生和發展於嶺南地區,然後擴散到國內各地區、世界各國家的商幫。嶺南的歷史文化滋養了粵商;近代中國的開放推動了粵商的崛起;20世紀前期民族工商業的振興,使粵商獲得了較好的發展機遇。粵商在成長、發展、壯大和轉型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色。

網路——中國古代四大商幫

④ 徽商的發展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僕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展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⑤ 徽商的歷史背景

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遷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⑥ 安徽徽商最有歷史代表的是那幾位

徽商指的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的總稱。古代商幫很多都是家族式經營，所以就只稍微列舉一些代表。
1、程十萬
徽商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合稱。程承津、程承海為宋初時祁門善和鄉人，因經商至富。鄉人號為「程十萬」，每稱津為「十萬大公」，海為「十萬二公」，言其家資以萬計也。（《祁門善和程氏譜·足征錄·書四府君派後》）。他們是徽州早期擁有巨資的商人
2、祝確
祝確亦是承蒙祖業。當時有「祝半州」之稱。不過最著名的是，他是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
3、馬曰琯
清代著名鹽商、藏書家。祁門人。從小僑居揚州，經營鹽業，為清代前期揚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個人很有詩才，與他弟弟馬曰璐合稱「揚州二馬」。為人慷慨，曾捐資開掘揚州溝渠，築漁亭孔道等。四庫全書館設立之時，他兒子捐書達到776種，為全國私人獻書之冠。他應該算是徽州儒商代表了，《清史稿·文苑傳》有馬曰琯傳，足證他的文名確為當時所重。
4、鮑漱芳
清代歙縣富竭鄉棠樾村人。棠樾鮑氏家族世代經商，在兩淮官商中具有較大影響。之所以說他，是他比較有政治頭腦，1803年在川、楚、陝三省的最後平亂中，他組織富商們捐輸軍餉有功，被任命為鹽運使，成為握有兩淮鹽業大權的顯要人物。整個嘉慶一朝，鮑漱芳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而在嘉慶、道光年間，徽商整體已逐漸走向衰落了。
5、胡光墉
字雪岩。清代績溪人。他應該算是人們最熟悉的徽商了，一生跌宕起伏，白手起家，最終在貧困中離世。集官商一身，御賜黃馬褂，被譽為「紅頂商人」，依仗左宗棠及其湘軍得勢，協助左創辦福州船政局，在杭州的創辦「胡慶余堂國葯號」，與北京「同仁堂」一起平分中國葯業秋色，成為馳名中外的中葯老店鋪。由錢庄伙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構築了以錢庄、當鋪為依託的金融網，開了葯店、絲棧，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胡雪岩一生，是非功過褒貶不一，但是無可否認，他確實是中國商界的一個傳奇。
6、程霖生
現代著名民族資本家。歙縣人。他繼承父業後在上海發展，數年以後，資金累積達白銀6000萬兩，成為上海灘上屈指可數的巨商，時稱「地皮大王」。是徽商在沒落之時的崛起人物
7、張小泉
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黟縣人。明崇禎年間，張小泉帶領兒子前往杭州開設「張大隆」剪刀鋪，並創造了獨樹一幟的嵌鋼制剪技術、產品很快暢銷全國，後為防假冒，以「張小泉」作為店名。「張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間被列為貢品，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二等獎，新中國三次全國評比均獲第一名。現在「張小泉」剪刀好像還在生產。當之無愧的老字型大小。
茶商
（1）吳榮壽 歙縣人。吳榮壽童年時就隨父學習茶葉經營，以精通制茶工藝和善於鑒別毛茶著稱。接管家業後，大膽創新，創辦許多茶號，並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漢梁為總管，在選料與配方上融婺、歙兩家為一體，製成了色、香、味煥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貢」等茶，在上海奪得綠茶評比魁首。成為徽州現代第一大茶商。
（2）胡沇源 老字型大小「胡源泰」的開創者
墨商
徽州墨業四大名家：曹素功（「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康熙御賜「紫玉光」）汪近聖 王節庵 胡開文（擅長葯墨，被稱為「葯墨華佗」，以八寶五膽葯墨著稱）
此外，如對於蕪湖漿染業有重大貢獻的阮弼，徽州工業創始人胡練九都曾是名動一時的徽商。

⑦ 徽商起源於何時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⑧ 徽商的由來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徽商應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至清代乾隆達到鼎峰，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作為中國商界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儒商」，實際始於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後商，或後儒先商，總之是商儒結合，才有了儒商之稱。 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深厚的時代背景，而儒商則孕育其中。
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後，政治經濟中心下移，促使其臨近地區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中原文化也隨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處在東南經濟活躍帶蘇浙的中心，南來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經濟向商業經濟轉化。《江南通志》亦稱徽州」咸有溪山之勝，然嶺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湍悍，，少瀦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和與日俱增的人口因數，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謀生的基本原因，而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條件是使徽商孕育發展又一成因。
徽商能迅速崛起東南，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濃郁的文化底蘊。徽州向為「東南鄒魯」、「文獻之邦」， 「新安為文公闕里，後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學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風獨茂，代代相傳。朱熹雖生於閩，宦於閩，而其文多自稱「茶院九世孫」，又稱「新安朱熹」，即不忘其舊。朱熹兩次回故里講學授徒，培養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學轉相授受，歷朝不絕，形成了宋明理學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學。徽州人無論為官、為商、為農多依朱子家禮為行為准則，數百年來，徽州文風熾盛，人文蔚起，名家輩出，風俗淳厚。在這樣的地方文化氛圍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徽商黃崇德，是一位通經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於舉業，後挾帶資金於齊東經商，一年之中盈利數倍，成為大賈。歙人閔世章少孤貧，九歲輟學。長大後發憤自學，精通文史。一日讀《史記?蔡澤傳》，對蔡澤赤手而取富貴的事跡贊嘆不絕，遂立志法其所為，隻身奔赴揚州，為一家鹽商管理帳目。數年之間，他摸清了鹽業的行情，於是自籌資金，獨立經營，後來終於成為「家資百萬」的大鹽商。從中不難看出徽州商人的過人之處：善於從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營養，將文化知識作為取勝的法寶。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先儒後商，先商後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徽商崛起的標志之一是稱雄鹽業數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這種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資，使徽商獲取了高額回報。徽商崛起的第三個因素是利用宗族勢力與地域關系形成一個群體，使其在激烈的商戰競爭中發揮很強的凝聚力與集團優勢。由此看來，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質特徵。這與地域特點明顯的區域經濟極為相似。
概括起來：徽商精神就是認祖歸宗而起源的能納百川，凝心聚力的團結精神；崇尚知識，科學預測，把握規律，與時俱進的創業智慧；循規蹈矩，依律從商契約意識；樂善好施，注重公益，誠信為本，重義輕利的行商品德；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艱苦創業的「徽駱駝」精神。

⑨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州文化

談徽州文化，我們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為一個地域的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前身經歷了從"三天子都" "蠻夷"之地屬吳、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長歷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在此後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稱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地級黃山市時止。現在我們講的徽州地域包括：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和黃山風景區；宣城地區的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等。盡管千百年來，朝代的不斷變更，名稱的不斷變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對穩定，這就為徽州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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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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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
在漫長演進的中國封建社會，徽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的產生、崛起、興盛和逐漸從頂峰消退，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必然出現，這樣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演進，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又和中華文化大背景、和長三角歷史地理條件緊密相關。古徽州山多田少人眾，許多人必須「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經營四方以就口食」。這一義，無反顧的「丟」，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一條生存新路的開辟，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一步很了不起的邁進。「徽民寄命於商」，是一種生存選擇，是一種順時應變。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為中原移民，頑強的生命力是構成徽人開拓性的重要基因。徽人不僅在儒學原典中發掘到不少「士商異術而同道」的理論依據，而且在明清實學思潮特別是王學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鮮的思想營養，「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商賈何鄙之有」的吶喊給徽人為商者「治生為先」信心的堅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現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廣闊的中國長三角大市場。南宋以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臨安(杭州)都城的繁榮，使長三角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徽商憑便利的新安江水運手段輸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產竹、木、茶、石料、葯材、紙張等有較大需求量。在長三角大市場里，徽商進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搶佔先機經營鹽業，獲得了商業的空前發展。典當等行業也在江浙兩淮遍地開花。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徽商，「賈而好儒」，將儒、官、商進行了靈動的．協調，交替為用，以儒飾賈，以仕護商，以商促仕，終於在長三角這一得天獨厚的大市場上首先創出了一片天下，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聲望。
正如葛劍雄教授所言，商的興衰，說到底一靠市場二靠商品，在某些時候，這些客觀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清道光以後，江浙兩淮的地利之便，泛長三角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崛起。受外國資本主義工商影響，這一帶新型工商業快速發展，沿海浙商、廣東粵商崛起，而傳統工商業則逐漸衰竭，一落千丈。徽商主要從事鹽、典當、茶木等傳統的商業，隨著時間推移，清廷官鹽經銷制度的改變使徽商失去了鹽業專利之優勢，機器生產方式又占盡了徽商一類傳統商人手工作坊生產之先機。特別是咸同太平天國戰亂，泛長三角兵荒馬亂，徽商昔日快意馳騁的天地已成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戰亂將平靜的徽商故里變成了拉鋸戰場和荒野廢墟，「十室九空」。這場戰亂對徽商的打擊是致命的。在變化了的時勢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式和發展思路，順應時代潮流，實現了自己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有的則定居經營之地，成了近現代的寧波商、浙商、廣商。所以梁小民教授認為，說徽商清末以後衰敗並不確切，其實是分化了。當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們則在外國列強擠壓和自身的種種局限制約之下r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需要注意的是，徽商這種從歷史顛峰的消退，徽州各縣的徽商並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後，徽商鹽業整體消退，而茶、漆、醬行業仍鼎行一時。婺源、黟縣的徽商則在道光以後的仍在各地浩浩盪盪開辟新的市場，直至民國時期，還出現了周仲友、吳榮壽，鄭吉仁、周綏之、程霖生、曹廷聲這樣一大批名傳內外的徽商。
至於有人提出，為何當代以來徽商已銷聲匿跡，風光不再?眾所周知，公私合營以後，社會主義工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長期的「滅資興無」一直發展到「堅決打擊投機倒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哪個徽人還敢執意經商「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徽商後代湮滅了當年先輩們的開拓闖勁，思想太保守太陳1日，而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市場和商品的條件。改革開放以後，深圳、廣東，泛長三角商潮洶涌，在「南下」、「東進」打工經商熱潮中， 當代徽商也正在嶄露頭角，上海碼頭的歙縣徽商，把徽菜館開到歐洲的槐塘農民，把茶葉叫響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們正在和繼續承傳徽商的優良傳統，創造新時期的更大輝煌。
因此，我們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看作一個動態的歷史演進過程，才能理解種種似乎矛盾的徽商現象，恰如其分地評析影響徽商興衰的內外因素，准確把握歷史背景，不至於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論。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縣自宋以來先後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內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經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統稱。歷史妁徽商，時間涵蓋宋以來直至民國；地域包括一府六縣以及周邊民眾之為商者，也還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經商者。「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復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系的地域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相對於晉商、粵商、龍游商等等而言的一個特定人物群體。
這樣一個跨時宋、元、明、清、民國數百年的龐大特定人物群體，在各類史志、各種宗譜、族譜、家譜及有關文獻記載上有名有姓有事跡可尋的不下數千上萬，僅一部光緒《婺源縣志》，就載有婺源徽商千餘人，那些因種種原因不見記載的徽商，其數目也不在小。要評析和把握這樣一個龐大人物群體的整體特性，准確認知其「主體形象」，似乎有幾點是需要充分註：意的：我們既要把握徽商的總體共性特徵，又要同時關注其群體內部千差萬別的個性表現，從這些豐富的個性內容中准確地歸納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我們應該堅持從徽商客觀實際，史料文本實際出發，認真對這一龐大人物群體作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多種思維方式的量化統計和分析，將個案分析和整體把握相結合，而且這種量化統計和分析必須是比較科學的，比較全面的，比較系統的，而不是主觀、隨意和嚴重殘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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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徽商的歷史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重農抑?quot;，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世紀之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詐、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