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師生

A. 上聯：半部論語治天下，下聯（ ）

論語》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根據當時孔子的言行記錄整理而成的儒家經典著作，約成書於戰國前。現存《論語》20篇，約500節，萬余字。《論語》集中體現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傳世之作。二千多年來，人們不斷地研究《論語》，認識、發掘其思想，淵遠流長，經久不衰。這種研究一直延續到新的世紀。國外有學者稱：「21世紀是儒家文化的世紀。」為什麼《論語》能幾千年經久不衰，魅力無限呢？關鍵在於《論語》這部經典自身體現的價值。人們普遍認為，《論語》所反映的孔子學說，其影響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倫理道德等眾多領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大標識。有人認為，「《論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論語》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主流文化的木之本、水之源、心之魂」。除此之外，後人對於《論語》的至深酷愛和潛心研究，不能不說是《論語》生命之樹常青的一個重要原因。據載，兩千多年來，《論語》研究的各種版本已達三千多種，浩如煙海。並且，《論語》研究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發展。僅近幾年出版的研究《論語》的各類版本達幾十種之多。它們視角不一，各具千秋。綜觀眾多《論語》研究版本，可分為五種類型，提供於此，供同學們選讀：

1．注釋式。按照《論語》的篇章結構，對《論語》按順序作出注釋、譯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釋詳盡，譯文通俗。唐滿先的《論語今譯》、來可泓的《論語》、徐志剛的《論語通譯》、楊伯峻、楊逢彬的《論語譯注》等均屬這類讀本。李學勤主編的《論語註疏》，是對《論語》的點校整理，整理內容包括標點、文字處理、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2．評述式。與注釋式所不同的是，注釋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釋、譯文，評述式則是在注釋式的基礎上，加了評述。《論語今讀》（李澤厚）是原文、譯、注、記。作者說，「記」者，我的評論札記和解說也。《論語直譯》（來可泓）是原文、今評、注譯、評述。關於「評述」，作者先將這一章的內容主旨用一句話加以概括，點明主題。然後，評述分析文章的文意。作者認為，「這是用力最勤的地方」。郭竹平注譯的《論語》有「理解」一節。童升編譯的《聖算知天命〈論語〉新解》有「評析」。古棣、戚文、周英著《孔子批判〈論語〉譯說》有「解說」。《（原注）〈論語〉》有「賞析」。劉琦譯評的《論語》則在每篇尾作「評點」。

3．專題式。改變《論語》的篇章結構，確定一個主題，作出編排，加以評述。《孔子論學》以孔子「所創造的教與學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為主線，從「教學育人」、「虛心好學」、「學習內容」、「學習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舉賢論人」和「師生關系」等八個方面「綜觀」。《半部論語治天下》以「治天下」的主題，歸納成「為學篇」、「治國篇」、「修身篇」、「交友篇」、「處世篇」、「義利篇」、「治國篇」、「孝親篇」、「教育篇」等八篇。《〈論語〉與現代管理》認為《論語》是中國古代思想的寶庫，從《論語》中提煉出與現代管理緊密結合的62個經營理念。《論語菁華》認為《論語》「全面反映了儒家初創時期的政治觀、道德觀和教育觀」。該書按三個部分編寫：「政治主張」、「道德觀念」和「教育思想」。

4．組合式。將《論語》與其他相關書合編出版。《儒學十三經》介紹「十三經是儒家奉為經典的十三部古書」，十三經中就有《論語》。這是一部十三經的「導讀本」。還有「叢書」性的。有三種組合，即三種書的組合。中華千古流傳書系中有一本《老莊語錄·孔子語錄·孟子語錄》，其中「孔子語錄」是《論語》的原文、譯文。蔡志忠古典漫畫里有「大學」、「中庸」、「論語」三種。包括《論語·儒者的諍言》。還有兩種組合。如《論語·孟子》《孔子說·孟子說》。

5．專著式。屬研究《論語》的專著。台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的《〈論語〉別裁》是關於《論語》的講演錄。書中對《論語》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詳細而又生動的講道。「尤為新穎的是，作者將對原文的串講撮編為一個個歷史故事，蘊意深邃而妙趣橫生」。《論語趣談》作者著意「突出原著精華，保持一定的品格，又有可讀性，讓讀者不感到枯燥並引起一定的興趣」。《我與〈論語〉——桃花源游記》是「作者通過刻苦自學，用十幾年的時間鑽研《論語》的心血之作」。《〈論語〉之謎》，對歷史文獻浩海留下的「懸案謎團」發掘、整理、分析，有益於增加知識，開闊眼界，豐富生活。

《宋史·趙普傳》載：趙普"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筐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趙普少年時當過小吏，沒有學術，也不喜歡讀書。後來當了宰相，宋太祖經常勸他讀書。他一旦讀書以後，很感興趣，特別是晚年，手不釋卷。他一回到家，就關起門來，打開箱子，拿出書來，一讀就是一整天。第二天去辦公，一切都處理得非常順利。他死以後，家屬打開箱子一看，就只是《論語》二十篇。

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論語》載趙普對宋太宗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論語》)，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後人從此引出"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

治天下，就是管理天下。半部《論語》就可指導統治者管理天下，說明《論語》是一部宏觀管理學的精品著作，趙普讀了此書，"次日臨政，處決如流"，確實對宏觀管理有指導作用。日本一些企業家把《論語》當作職工必讀書，並用《論語》上的觀點實行企業管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可見《論語》也可以作為微觀的企業的管理學著作。

中國這種管理學，與西方管理學很不相同。中國傳統管理學是模糊的、抽象的、不容易操作的。不像西方管理學那樣明確、具體而又容易操作。中國傳統管理學有這些特點，需要高水平的人去細心體悟，才能加以應用，也才能獲得成功。如果以為管理學就是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一用就靈，那麼對於中國傳統管理學來說，則不能適應。這是需要"好學深思"，才能"心知其意"。歐洲一些人認為日本企業管理是最成功的，而這其中就有中國傳統管理學的內容。中國在兩千年前的漢代，就在遼闊的國土上管理著五千九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國，中國傳統管理學當然有很豐富的成功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思想。

北宋初年的宰相趙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但絕不是一個學問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才會有「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震聾發聵的名言傳世。

趙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鄉村教師。公元956年，為了爭

奪淮南江北地區，後周大將趙匡胤率領大軍與南唐守軍在滁州打了一場惡仗。由於得到了趙普的幫助，趙匡胤大獲全勝，為他日後的帝業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從此以後，趙普便被視作心腹，如影隨形地追隨趙匡胤建功立業。宋朝建立後，趙普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又輔助宋太祖統一了南中國。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趙普被任命為宰相，晉封為韓王。

趙普一生先後三次做宰相，這在宋代並不多見。按理說，趙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頗受倚重的開國元勛，只須照章辦事即可功德圓滿、善始善終，可是，趙普的仕途卻一波三折，並不順利。概言之，趙普的後半生是：因專橫跋扈而受制約、因貪圖錢財而受猜忌、因不學無術而受輕蔑、因結黨徇私而遭罷黜。就其秉性來說，來自大臣的不滿，來自皇帝的約束、猜忌，甚至是罷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對他的輕視。而「半部《論語》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為相時的一句牢騷不平之語。

宋初君臣認為，鑒於五代時期「大者稱帝，小者稱王」、「群犬交吠」般紛亂政局的根源在於藩鎮擁有重兵，不受中央節制。而要避免宋朝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就必須「興文教，抑武事」。為了培養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學，教養多士」，還迅速恢復和完善了科舉考試制度，加緊選拔文人充實各級官僚隊伍。宋太宗更是明確提出，要「與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風。

相形之下，趙普的學力已明顯地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傳記載：「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曾多次向趙普問及前朝制度，他都無以對答。最使趙普難堪的一件事發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經過是：「乾德建元，太祖謂古所未有，韓王（趙普）稱譽，盧（多遜）曰：『王衍在蜀，曾有此號。』太祖大驚，以筆塗韓王面曰：『爾怎得及他！』韓王經宿不敢洗」。這段話出自趙紹祖《讀書偶記》，《宋史》卷三《太祖本紀》也記載此事，卻多有不同，言太祖還說了一句話：作相須讀書人。分明是說，你趙普並不是一個讀書人，而不是讀書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來，趙普後來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趙普罷相，出任河陽三城節度使，這是他自當年滁州之戰結識趙匡胤以來，第一次遠離政治中心。太平興國六年（981年），趙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趙普由野入朝，幾年間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趙普昔日不學無術的劣勢也就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君臣們也越發認為趙普的學養不夠了。據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記載：「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就是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的「原生態」。從趙普的回答中不難看出其強烈的情緒化色彩，這完全是一種牢騷不平之語：言外之意是說，我讀書范圍是不出《論語》一書，可我當年能夠*它幫太祖平定天下，現在仍然能夠*它輔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現今滿腹經綸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個又能有我的功勞大、能力強呢？——恐怕這就是這句話的真實含義。

那麼，趙普的一句牢騷話何以會如此引人共鳴、傳之久遠？依筆者淺見，一為《論語》一書影響之廣，一為「治天下」之意識深得士子之心。《論語》一書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錄，自戰國初年成書以後，在儒家經典中並不佔重要地位。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定《詩》、《書》、《禮》、《易》、《春秋》為儒學「五經」；到了東漢因倡導孝道，在「五經」之外又加上《孝經》和《論語》，變成了「七經」，這是《論語》第一次躋身於「經」；到唐代變化較大，除了《詩》、《書》、《易》不作變動，將《禮》分作《周禮》、《儀禮》和《禮記》，另加《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稱作「九經」，《論語》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間，在「九經」的基礎上增加了《論語》、《孝經》和《爾雅》，稱「十二經」；到了北宋年間，又加《孟子》稱「十三經」，《論語》得以保留。 ——從漢代到宋代，《論語》幾次作為儒家典籍躋身「經書」之列。但是，即使同樣是「經書」，也要依照篇幅長短劃分等級，《論語》因其篇幅過短，只被看作是 「小經」，所謂「小經」就是「大經」的輔助讀物，而更多的時候，《論語》是被當作「經」之下的「傳」或「記」來看待的。所以，《論語》一書長期作為婦女兒童啟蒙課本使用，唐代墓誌記載不少婦女居家「常讀《論語》」，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詩中寫道：「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詩中講的就是這種情況。直到五代後期，趙普在滁州鄉下對村童教書，授課范圍想必不出《論語》，自己只知道《論語》，也就不足為奇了。

《論語》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抽出，連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詳作「集注」，影響深遠，《論語》歷史性地提升到「大經」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書」完全取代了「五經」，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論語》也成了士子必學之書，所以趙普這句話備受學子關注。

其次，儒家倡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要學以致用；要為帝王師，主張「格君心之非」。南宋時期的事功學派堅守了這一點，贊賞「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主張以天下為己任。後世對這種天下意識得到了很好的繼承，這正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大優點。所以，趙普的「治天下說」能夠引起士人的強烈共鳴。

綜觀趙普個人的「功名事業」，可謂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終，而他「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牢騷不平之語，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奧妙，耐人玩味。

B. 十三經和二十五史檢索系統的特點和作用各式什麼

目前最主要的古籍全文檢索系統幾乎全部集中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舊稱瀚典全文檢索系統）是迄今最具規模的中文古籍資料庫,也目前網路中資料整理最為嚴謹的中文全文資料庫。它包含整部二十五史、整部阮刻十三經、超過2000萬字的台灣史料、1000萬字的大正藏以及其它典籍，合計字數13400萬字，並以每年至少1000萬字的速率增長，蔚為壯觀。 漢籍電子文獻所有資料包括二十五史、諸子、古籍十八種、古籍三十四種、大正新修大藏經、上古漢語語料庫.大部分資料則免費開放，不僅提供查詢，還可全文瀏覽古籍。 在漢籍資料庫的一級欄目的最後，有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人文資料庫師生版，是為普及文史教育而向台灣大中......

C. 請問「國子監」是干什麼的是培養太監的還是……

是古代的最高學府，相當於現在的北大清華、中央黨校，國子監是中國古代隋代以後的中央官學，為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府。

西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始立國子學，設國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員，掌教導諸生。北齊改名國子寺。隋文帝時，改寺為學。不久，廢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為國子監，復置祭酒。唐沿此制，國子監下設國子、太學、四門、律算、書等六學，各學皆立博士，設祭酒一員，掌監學之政，並為皇太子講經。唐高宗龍朔元年(661)，東都亦置監。一度改稱司成館或成均監。宋屬禮部。宋初承五代後周之制，設國子監，招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為學生。端拱二年(989)改國子監為國子學，淳化五年(994)依舊為監。慶歷四年(1044)建太學前，國子監系宋朝最高學府。但高、中級官員子弟坐監讀書，僅是掛名，數量既少，平日聽課者又甚寥寥。自設太學和其他各類學校後，國子監成為掌管全國學校的總機構，凡太學、國子學、武學、律學、小學、州縣學等訓導學生、薦送學生應舉、修建校舍、畫三禮圖、繪聖賢像、建閣藏書、皇帝視察學校，皆屬其主持籌辦。元豐改革官制(見元豐改制)前，國子監官員有判監事、直講、丞、主簿等。自元豐三年(1080)起，改設國子祭酒(即舊判監事)、司業(祭酒的副手)、丞、主簿、太學博士(即舊直講)、學正、學錄、武學博士、律學博士等官，監內分成三案：廚庫案管太學錢糧、頒發書籍條冊，學案管文、武學生公私試、補試、上舍試、發解試等升補、考選行藝，知雜案管監學雜務。各案設胥長、胥佐、貼書等吏人多員。國子監還設書庫，刻印經史書籍，供朝廷索取、賜予以及本監出售之用。南宋在監內專設「印文字所」。國子監所印書籍稱「監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國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陸續置國子監，設分司官，由朝廷執政、侍從等官迭互充任，職事頗簡，僅出納錢糧，實際成為士大夫休養之所。崇寧四年(1105)，罷三京國子監官，各設司業一員。

遼太祖置南面上京國子監，設祭酒、司業、丞、主簿、下轄國子學。中京另建國子監，設官與上京同。金代國子監下轄國子學、太學，設祭酒、司業各一員；監丞二至三員，一員兼管女直學。元初置國子監，屬集賢院，下轄國子學，設祭酒、司業，掌國子學的教令；監丞，專領監務。另建蒙古國子監和回回國子監學，以示與漢人、南人之別。

明初設中都國子學，後改為國子監，掌國學諸生訓導的政令。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在北京設國子監，皆置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各一員。清代國子監總管全國各類官學(宗學、覺羅學等除外)，設管理監事大臣一員；祭酒，滿、漢各一員；司業，滿、蒙、漢各一員。另設監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學官。光緒三十三年(1907)，並歸學部。

國子監，始於隋代，為教育機關，至清代變為只管考試，不管教育的考試機構；到清末則成為賣官機構。國子監學生，等於秀才，分文武兩種，文稱文生，武稱武生。凡依照慣例規定繳納一定數額的錢給朝廷，即可稱為「例監生」。他們有資格去見縣官，但沒有什麼實權。"（摘自黃現璠著《中國封建社會史》，1952年12月）

歷經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國子監，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的國子監街內，是中國最後一個國子監，保存至今，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D. 半部論語治天下（下聯）

一套題典出尖兵

E. 認真閱讀短文，說說造成月牙泉今非昔比的直接原因是什麼，根本原因又是什麼

是遊人和水位

F. 十三經刻石碑所刻得十三經包括哪些經傳

國子監內有十三經刻石碑共190座,原置放於東西六堂,縣位於國子監與孔廟的夾道之內。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經包括：《周易》、 《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共63萬余字。經書由蔣衡花費十二年的時間書寫而成。乾隆皇帝命和珅為主劉墉為副安排考訂蔣衡所書的經書並動工刻石。這部十三經刻石成於乾隆年間,故又被稱為「乾隆石經」。

十三經刻石-簡介
十三經刻石原置於國子監六堂之前,以為師生學習研討之用,後因國子監翻修改陳於國子監與孔廟之間的夾道內。國子監內有十三經刻石碑共190座,國子監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學家許衡,當時有學生200餘人。在這里學習的學生叫「監生」,大致有三種來源：一是從全國各地秀才中選拔的正途監生,到此作進一步深造；二是外國留學生,大致來自高麗、逞邏、交趾、俄羅斯等；三是「捐監」,掛名監生,只要交足銀子,就能領取「監照」,算是監生。

十三經刻石-《十三經》的由來
「經「的本義,乃「編絲綴屬之稱,……以竹簡為書,亦編絲追屬也」,(掌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蓋經之義,取象治絲。縱絲為經,橫絲為緯；引申之則為組織之義。……後世以降,以六經為先王之典也,乃訓經為「法」,又以六經為盡人所共習也,乃訓經為「常」。
古代典籍常由熟牛皮繩貫穿竹簡而成,形制頗似縱橫交織的紡織物,「韋編三絕」成語故事重中的「韋編」就是這種竹簡書。在戰國時代,不僅儒家典籍,其他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稱「經」。墨有《墨經》,道有《道經》,法有《法經》。武帝以後,儒學獨尊,地位超乎眾學之上,儒家典籍「五經」成為治國之法,人倫之常,「經」便從此成為儒家典籍的特稱。
「經」的內容起初僅限於孔子刪定的「六經」,即《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經》。到漢武帝時,《樂經》已經佚失,故武帝只立了五經博士。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東漢,又增加了《孝經》和《論語》,合稱「七經」。以後到唐代,《禮經》一分為三,成為《儀禮》,《周禮》、《禮記》。三部解釋《春秋經》的「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也升格為「經」,這樣加上原有的《詩經》,《書經》、《易經》,合稱「九經」。宋代以後,「九經」又增添《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合稱「十三經」。

《十三經》的內容
《十三經》是儒家學派的十三部經典著作。
十三經刻石
《周易》,十三經之首,由《易經》和《易傳》兩部分組成,《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最初為占卜之書,後世對其不斷的闡述說明,逐漸演變成一部無所不包的哲理性典籍。
《尚書》是中國歷史典籍中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關於夏商周三代。
《詩經》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共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風,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105篇,多為貴族文人所作的正樂；頌,40篇,是王侯祭祀宗廟時用的午樂。
《周禮》記載的是官制體系。
《儀禮》以「士」的日常禮儀為主,反映了古代貴族生活中吉禮、凶禮、賓禮、嘉禮四個方面的各種禮儀規范。
《禮記》是對《儀禮》的補充。
《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春秋》三傳之一,是我國編年史的初祖,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3年中,周朝和各諸侯之間的大事。
《春秋-公羊傳》不講歷史,而是對《春秋》所記史實進行褒貶評論。
《春秋-榖梁傳》也是一部對《春秋》所述史實進行評價的著作。
《論語》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典籍。
《孟子》主張的核心是「仁政」。
《孝經》儒家倫理思想。
《爾雅》對古代文獻中的詞語做出解釋。 *) =*">

G. 《論語》如何成為經典

李零教授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引起不小的轟動。這本書我看了之後獲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請教過關於《論語》的一些看法。 總的來講，我覺得這本書的轟動原因一半在內容，一半在題目。「喪家狗」之書名非常刺激，這個詞本身出自包括《史記·孔子世家》在內的許多史籍，是別人說孔子不得志，總失敗，雖略帶譏諷，卻並無敵意，孔子自己也認可這個說法，因此這事才在當時崇儒尊孔的氛圍中載入史冊，傳到如今。李零就此發揮說：任何懷抱理想，不滿於現實世界的人，都是「喪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舉了美國的薩義德，其實類似的還有俄國的別爾嘉耶夫、法國的布迪厄等許多人也講過大意相近的話)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以社會良心自居，價值觀疏離主流，批判現實，憤世嫉俗，因而具有強烈孤獨感的那些人。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甘為「喪家狗」而堅決拒絕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說孔子是他們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2頁)。 顯然，李零對孔子的這種評價類似俄國人之評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國人之評雨果，應該說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說，在那些不把孔子當神、當「聖人」來崇拜的人們中，這是對孔子的最高評價---如果不是在知識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那些反儒的人們恰恰是流行把孔子罵成統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書甚至可以說是為孔子翻案辯誣、恢復名譽的代表作。出來找李零算賬的本來應該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經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經顧不上與李零計較了。而「狗」這個詞在今天的中國與司馬遷的時代相比畢竟有了更濃的貶義，李零沒有顧及這一點(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書名不看書的人會誤以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與過去一樣五花八門，既有「從道不從君」的清流(他們其實與孔子一樣是「喪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飯的人，後者打心眼裡就瞧不起類似雨果那樣無權無勢的理想主義者，總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權勢煊赫的「大成至聖文宣王」，連名字都可以賣出巨額「版稅」的。他們見到「喪家狗」的書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實，最近走紅的另一部關於《論語》的暢銷書，學術水平如何且不去說它(作為通俗讀物也不宜苛求)，單就這評價觀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號下幾乎把孔夫子描繪成了權勢的「看家狗」，要說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為甚了。幸有李零的書在，真還是可以給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論語》原來本非經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沒有把孔子當做堂皇的「聖人」，卻也決不像「五四」時那樣，把孔子當作反面人物來否定。在他的書里，孔子是個「懷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評孔子畢竟不同於評《論語》。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論，《論語》一書，即便在尊孔的儒家體系裡，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呢?要講《論語》，這是首先需涉及的問題。 講到儒家經典，我們知道《論語》的地位是歷經變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論語》放在《六經》之上，恐怕他也不大會高興。其實孔子以後很長(長達千年以上)一段時間，《論語》雖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書，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沒有把它當做經典的。那時儒家崇奉的是《易》、《詩》、《書》、《禮》、《樂》和《春秋》「六經」，所謂《樂》是典禮音樂，當時沒有記譜法，所以只是口耳相傳並無經書。有書的就是「五經」。那時的儒家一直就講這「五經」或者「六經」。傳承舊學的是「我注六經」，發揮新說的是「六經注我」，官方設立「五經博士」，儒者傳習也按五經分科。司馬遷總結孔子的成就說：「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論語》的記載，顯然太史公很熟悉此書，卻不提此書，他講孔子的貢獻和影響，沒有一字提到《論語》。班固釋「儒」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里仍然只提到六經。直到唐代，顏師古編《新定五經》，孔穎達纂《五經正義》，這期間人們又把「禮」學擴大為《儀禮》、《禮記》、《周禮》等「三禮」，「春秋」學擴大為《公羊》、《穀梁》、《左傳》「三傳」，三禮三傳至唐並皆入為經，連同《易》、《詩》、《書》號稱「九經」，而《論語》仍然不在其中。 當然作為儒家，把《論語》從諸子著述中拔出給予特殊地位，也不難理解。《漢書·藝文志》在沿用劉歆《七略》分類法時，把《論語》與《孝經》、小學都附於六經之後列於「六藝略」(顏師古註：「六藝，六經也」)，而不列於「諸子略」，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六藝九家」中的後三家與「六經」還是有質的區別。當時這三家都被視為「傳」，亦即解經的著述而不是經本身，正如《詩經》有齊後氏傳、韓內外傳、《春秋》經有公羊、穀梁與左氏「三傳」一樣。換言之，《論語》當時的地位與左丘明、韓嬰等人的著作相當。而東漢的王充還說：「《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以其遺非經」，明指《論語》並非經書。王充指出，那時規定五經都用二尺四寸的長簡鈔寫，而像《論語》這樣的書則只能用八寸短簡。(《論衡·正說》)李零列舉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這個說法是確實在遵行的(35-36頁)。 可見在當初儒家那裡，《論語》的地位絕對無法與「五經」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後，劉敞首倡「七經」之說，《論語》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四書」，並抬高至「五經」之前，當時又出現了「十三經」之說，也把《論語》列入。 所以，《論語》被尊為經典，並非古儒傳統，而是宋明理學的特點。即使把儒家學派當作信奉的對象，《論語》本身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討論的。 孔子之功非《論語》紹述「聖道」在六經 陳明先生說，訓詁不僅要從字詞中著眼，而且要放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去看，這個說法我很贊成。正是從歷史發展角度講，古儒崇奉《五經》而不是《論語》，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學派當時的主要事業是什麼?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論語》教人修身養性，《論語》也不是孔子自己寫的。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今天這話被許多人理解為他自認主要是教育家，培養了很多學生。這樣理解其實也不對。所謂「述」，並非講課，而是「紹述」即整理、闡揚之意。整理什麼?就是整理三代(其實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話，它的意思並不是「只教書，不寫作」，而是「紹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創作，堅信並弘揚古代的道理」。 可見孔子並不標榜自己創作了什麼，就算《論語》是他的口授作品，與他整理、編輯的西周典籍即所謂「六經」相比，也並不重要。孔子也沒有標榜教出了多少學生，但很自負他傳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馬遷、班固等人強調的也是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功。按照漢儒的說法，《易》的《易傳》，包括《彖傳》、《象傳》、《系辭》、《文言》、《說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詩》三千篇，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零五篇，並皆配弦歌;《尚書》三千篇，孔子刪定為百篇;《士禮》十七篇，為孔子編定;《春秋》則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並參考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史官的「史記」(指當時的官史，並非後來那部「太史公書」)修成的(《史記·孔子世家》)。盡管這些說法具體到每一項都爭議不少，但孔子紹述古典之功是公認的。總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畢生事業的核心，就是他系統地整理了西周以來的典籍，「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載之，而不是他自己創作了什麼。 當然除了整理六經，他還幹了許多事：他曾經風塵僕僕到處游說，希望當權者按他的意圖來「從周」，他也確實立學杏壇，為傳承「周公之道」培養了許多門生。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吾從周」而為，而承載「周制」弘揚「三代」價值觀的，主要並非《論語》，而是「六經」。 不僅那時儒家的經典是「六經」而非《論語》，甚至儒門的宗主究竟是孔子還是周公，也長期存在著爭論。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認自己是聖人，是他死後子貢、宰予等一幫門生把他抬舉成聖人的。其實，子貢他們遠未達到目的。所以直到漢代，在儒家內部的經學論戰中古文經學派仍然主張儒門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師」，周公才是「先聖」。先師傳先聖之道當然也是偉大貢獻，但不能與先聖等量齊觀。盡管這種「傳經不傳道，尊周不尊孔」的論調從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看實際上是儒表法里狀態下「從君不從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從學理上講，這種說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講「從周」、強調對於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紹述者而非創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喪家只緣周變秦坑儒皆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爾這樣的西方人看到《論語》這樣充滿了淺白「大實話」的書便對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不屑一顧，固然是蔽於偏見--不讀六經，只憑《論語》來妄評儒學，這與只憑《毛主席語錄》來妄評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樣嗎?而今天有些人把《論語》抬高到近乎「儒家聖經」的程度，那也有似於當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語錄》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頂峰」一樣，今天的「《論語》熱」對於儒家，與當年的「'語錄'熱」對於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弘揚，還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幾乎花畢生精力來搜集、整理、編輯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學(《易》)、政治文獻(《書》)、社會倫理規范(《禮》)、官民文藝遺產(《詩》)和歷史紀錄(《春秋》)等，他這樣做當然並不是僅僅基於學術興趣。 孔子以及後來的孟子，都生當近代以前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發生最劇烈變化的「周秦之際」，對於這個時代的變化，他們都覺得是禮壞樂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他們感時傷懷，積郁難平，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託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和對他所想像的「三代」黃金時代的憧憬，並表達了他要「興滅繼絕」、「克己復禮」、挽狂瀾於既倒、復興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這些希望不斷破滅，滿腔悲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嘆中，懷著「吾道窮矣」、「哲人其萎」的憤懣，齎志以終。 顯然，孔子不是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和統治者，誇獎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對活著的統治者幾乎沒好話---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沒少對之歌功頌德，然而他們已經死了，不能給孔子以恩寵，而活著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哭廟罵殿」則是很不待見的。因此五四以後的激進派有稱道孔子的，說他是「革命家」，這自然是誇張，揭竿造反這種事孔子不會干。但他是當時的「異見人士」則毫無疑問。 對孔子，不管是褒還是貶，都得從這點出發。過去反孔批孔的，說孔子對現實不滿是「歷史倒退論」、「今不如昔論」，是「九斤老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狂」。幾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狀就是這個。而褒孔揚孔的，則說孔子的這種不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精神」，是「獨立人格」與「社會良知」的體現。總之，復古倒退也罷，批判精神也罷，相反的評價針對的是同一個事實：就是孔子對現實不滿。 那麼孔子對什麼樣的現實不滿?當然就是對「周秦之變」不滿。在當時的劇變中，孔子是維護周制，主張復古，宣傳「王道」，反對最終導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則是推動秦制的。周秦之變背後的思想沖突，主要就是所謂的儒法斗爭。過去我國史學界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形成的「社會階段論」曾經認為周秦分別屬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而且把秦以後的政治結構稱為「封建專制主義」。於是維護周制的孔子就被斥為「復辟奴隸制」的反動人物，而漢武帝以後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學又被斥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再這樣講了---人們一方面知道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什麼「奴隸社會」，另一方面也知道漢語傳統所謂的「封建」即封邦建國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貴族政治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帝國「專制主義」，是差異很大的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孔孟時代的古儒確對秦政式「專制主義」十分拒斥。當然這並非像一些以現代觀念拔高儒家的人講的那樣是因為古儒中有什麼「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為孔孟弘揚的是以宗族認同、小共同體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於封主、封主保護封臣為基礎的周制，他們是以「封建」反「專制」、以貴族政治抵制皇權-官僚政治的。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具體相信什麼「五種形態」，但總相信歷史進化論，認為後來總比先前好，後來的秦不管是什麼「社會」，總比先前的周「進步」，而孔子要「復古倒退」，總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問題也很大，姑且不說「後來總比先前好」的庸俗「進步史觀」能否成立，就算「後來」確實更為「進步」，它也並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則社會怎麼能繼續「進步」?而這種批判利用過去的資源、採取「復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實甚為常見。中世紀晚期西歐著名的「復興」運動(過去譯為「文藝復興」不確，而且望文生義容易誤解)不就是以復希臘羅馬之古為標榜的嗎?它是「復辟」了古希臘羅馬的所謂「奴隸制」還是推動西歐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對於孔子的復古、「從周」，我們既不能閉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個超時空的神仙，捧成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話大話的「聖人」，也不能抓住「復古」就罵他「反動」，似乎「先進分子」就只有滿嘴摩登一身時髦。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加給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們論孔子，當然要討論這「古」當不當「以」，但更要討論這「今」該不該「非」。---這且按下不表。 喪家烈士魯諸儒看家好狗叔孫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勁講道德，正是因為當時宗法道德已經崩潰。這無疑是對的。在宗族認同普遍、封主-封臣關系穩定的西周，那套價值體系就像「人要吃飯」一樣被視為自然，並沒有系統化論證與大力弘揚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沒有儒家一說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系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志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統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它比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論語》---一本頭緒紛繁隨手記下的孔門師生雜感錄重要得多，也就理所當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孔、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後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後王」，匯合於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歷經坎坷，與法家和秦制激烈沖突，以至發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面壓製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並非只對孔門(首當其沖的那些方士還並非儒家)，後來儒者只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壓的重點。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沖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後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後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暴政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後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於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願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以法治國儒治心《論語》於是而為經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後，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於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的氛圍中，後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他們先是學會了「以法入禮」(瞿同祖先生曾論證過曹魏時「以禮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實際上此前數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禮」和「倫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時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時的儒家了)。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又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喪家狗」的習性尚未全泯，他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到「看家」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制」，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盡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於當真。這時《論語》的重要性就出來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聖」吧!而《論語》作為紀錄孔子「嘉言懿行」的書，恰好用作修身養性的指南。於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聖外王」其實本來源於《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並非儒家祖傳。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時只講「遠聖」(堯舜等遠古聖王)而從不言今聖。所謂「遠聖」也只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性體現出來的。亦即那時的儒學只講「外王」，而不講什麼「內聖」。只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後，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後來金元之際的高僧萬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萬松老人自知佛學不能治國，所以只為之爭取形而上領域的權威地位。但確切地說，這話與其說講儒佛關系，不如說用在法儒關繫上更合適，就是「以法治國，以儒治心」(當然這里講的以法家治國決不能混淆於今天強調現代人權法治的「以法治國」概念)。秦不用說是以「反儒」治國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後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國」，充其量不過是以「儒表法里」治國而已。於是不能治國的儒便只能「治心」了。這就是宋以後《論語》不但成了「經」，而且位列「五經」之前，乃至今天許多人談起儒家來不知有五經、但知有《論語》的原因。 （作者：清華大學教授）

H. 十三經由來「十三經」包括哪些書

國子監內有十三經刻石碑共190座,原置放於東西六堂,縣位於國子監與孔廟的夾道之內。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經包括:《周易》、 《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共63萬余字。經書由蔣衡花費十二年的時間書寫而成。乾隆命和珅為主劉墉為副安排考訂蔣衡所書的經書並動工刻石。這部十三經刻石成於乾隆年間,故又被稱為「乾隆石經」。

十三經刻石-簡介
十三經刻石原置於國子監六堂之前,以為師生學習研討之用,後因國子監翻修改陳於國子監與孔廟之間的夾道內。國子監內有十三經刻石碑共190座,國子監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學家許衡,當時有學生200餘人。在這里學習的學生叫「監生」,大致有三種來源:一是從全國各地秀才中選拔的正途監生,到此作進一步深造;二是外國生,大致來自高麗、逞邏、交趾、俄羅斯等;三是「捐監」,掛名監生,只要交足銀子,就能領取「監照」,算是監生。

十三經刻石-《十三經》的由來
「經「的本義,乃「編絲綴屬之稱,……以竹簡為書,亦編絲追屬也」,(掌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蓋經之義,取象治絲。縱絲為經,橫絲為緯;引申之則為組織之義。……後世以降,以六經為先王之典也,乃訓經為「法」,又以六經為盡人所共習也,乃訓經為「常」。
古代典籍常由熟牛皮繩貫穿竹簡而成,形制頗似縱橫交織的紡織物,「韋編三絕」成語故事重中的「韋編」就是這種竹簡書。在戰國時代,不僅儒家典籍,其他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稱「經」。墨有《墨經》,道有《道經》,法有《法經》。武帝以後,儒學獨尊,地位超乎眾學之上,儒家典籍「五經」成為治國之法,人倫之常,「經」便從此成為儒家典籍的特稱。
「經」的內容起初僅限於孔子刪定的「六經」,即《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經》。到漢武帝時,《樂經》已經佚失,故武帝只立了五經博士。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東漢,又增加了《孝經》和《論語》,合稱「七經」。以後到唐代,《禮經》一分為三,成為《儀禮》,《周禮》、《禮記》。三部解釋《春秋經》的「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也升格為「經」,這樣加上原有的《詩經》,《書經》、《易經》,合稱「九經」。宋代以後,「九經」又增添《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合稱「十三經」。

《十三經》的內容
《十三經》是儒家學派的十三部經典著作。
十三經刻石
《周易》,十三經之首,由《易經》和《易傳》兩部分組成,《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最初為占卜之書,後世對其不斷的闡述說明,逐漸演變成一部無所不包的哲理性典籍。
《尚書》是中國歷史典籍中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關於夏商周三代。
《詩經》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共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風,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105篇,多為貴族文人所作的正樂;頌,40篇,是王侯祭祀宗廟時用的午樂。
《周禮》記載的是官制體系。
《儀禮》以「士」的日常禮儀為主,反映了古代貴族生活中吉禮、凶禮、賓禮、嘉禮四個方面的各種禮儀規范。
《禮記》是對《儀禮》的補充。
《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春秋》三傳之一,是我國編年史的初祖,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3年中,周朝和各諸侯之間的大事。
《春秋-公羊傳》不講歷史,而是對《春秋》所記史實進行褒貶評論。
《春秋-穀梁傳》也是一部對《春秋》所述史實進行評價的著作。
《論語》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典籍。
《孟子》主張的核心是「仁政」。
《孝經》儒家倫理思想。
《爾雅》對古代文獻中的詞語做出解釋。 *) =*">

I. 十三經刻石的十三經刻石的用途

十三經刻石原置於國子監六堂之前，以為師生學習研討之用，後因國子監翻修改陳於國子監與孔廟之間的夾道內。國子監內有十三經刻石碑共190座，國子監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理學家許衡，當時有學生200餘人。在這里學習的學生叫「監生」，大致有三種來源：一是從全國各地秀才中選拔的正途監生，到此作進一步深造；二是外國留學生，大致來自高麗、逞邏、交趾、俄羅斯等；三是「捐監」，掛名監生，只要交足銀子，就能領取「監照」，算是監生。

J. 為人師者,德以配天地,出處

出自《禮記.學記》的一段：

為人師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書育人,此乃師德之本也。

拓展資料版：

《禮記》又權名《小戴禮記》、《小戴記》，據傳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

主要記載了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如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如個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學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會、禮制與刑律）、美學思想（如物動心感說、禮樂中和說），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 。

《禮記》章法謹嚴，映帶生姿，文辭婉轉，前後呼應，語言整飭而多變，是「三禮」之一、「五經」之一，「十三經」之一。自東漢鄭玄作「注」後，《禮記》地位日升，至唐代時尊為「經」，宋代以後，位居「三禮」之首。

《禮記》中記載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及思想學說，對儒家文化傳承、當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養，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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