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暑期學校

❶ 在北京開設國際暑期學校哪家最好

推薦GES國際暑期學校。這個暑期學校因為是教務處出具的成績單，所以確保能轉學分。它的教授都是美國名校教授，哈佛、埃默里、MIT等。好多教授還是錄取委員會成員或者獎學金項目負責人。
可以私信我

❷ 國內的國際暑校怎麼樣，學分能轉到本校嗎

這幾年國內Summer School已經比較完善了，很多一流的大學都開設了暑校。像ONPS國際暑校在中央民版族大學、青大、電權科大、台灣輔仁大學四個校區。開設5年，轉學分已經很有經驗了，去年ONPS招生人數也是國內暑校里最多的。

至於學校是否認可學分，每個學校的政策不同，一般情況下去學校相關部門審核syllabus，只要審核通過就表明學校是認可的。

❸ 海寧有什麼名人

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1892年入州學，讀前四史及駢散文。1898年到上海學習日、英、德等國文字，先攻科學，後習哲學，兼習心理學、社會學等。30歲後研究文學，後又治中國古代史，在甲骨、鍾鼎方面成績尤優，奠定了其國學大師之地位。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胡適介紹其來任教，先後指導學生研究「經學」、「小學」、「上古史」、「中國史學」、「金石學」、「中國文學」，另有普通演講《儀禮》、《說文練習》等，在清華研究院期間撰有《蒙古史》、《克鼎銘文考釋》、《韃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還由清華研究院印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種》、《人間詞話》等著作。出版有《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凡四集，四十三種）、《王靜安先生遺書》（凡四十三種，一百零四卷）、《王國維先生全集》（二十五冊）。

劉質平

劉質平（1894—1978），音樂教育家。海寧人。小學畢業後，入杭州浙江第一師范，師承藝術家李叔同，學習美術及音樂；同時從美籍鮑乃德教授學鋼琴。畢業後得李叔同資助去日本東京音樂學校習音樂並研究藝術教育。1918年回國，而李叔同於是年出家。他就繼承李志，為我國藝術界墾荒播種，數十年如一日。

回國後，他擔任上海城東女學藝術專修科主任3年。1919年夏，與吳夢非、豐子愷創辦上海藝術專科師范（至1924年止），為我國首創的訓練音樂、美術、勞作師資的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

1920年前後，兼任南通張季直創辦的伶工學社音樂課程時，研究國樂，整理崑曲、京劇及民樂樂曲。1921年秋至1931年夏，囊助劉海粟創辦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授及藝術教育系主任11年。1923年夏，應湖南省暑期學校之請，為全省中小學音樂教師講學四周。1931年秋至1937年夏，與徐朗西、汪亞塵等辦理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及附設藝術師范，任藝術教育系主任、教授。1918年至1937年間，同時任教於上海、南通、寧波，除辦理幾個藝術專科學校外，兼任國立暨南大學師范科、愛國女學師范科、南通女子師范、江蘇第二師范、浙江第四師范（後改為寧波中學）、中國體操學堂、中國女子體育學校、東亞體育專科學校、兩江女子體育師范、愛國女學體育科和新華藝專女子體育音樂系的音樂教師。

1937年夏，為上海市教育局在新華藝專代辦全市中小學藝術教師暑期訓練班，並任音樂課程六周。1937年上半年，他受命籌辦浙江音樂館，已招過新生，因抗日戰爭爆發，音樂館中途夭折。1937年秋至1946年冬，退居浙東，歷任金華師范、金華中學、碧湖浙江省臨時聯合師范音樂教師九年。1947年春，至福建音樂專科學校任教授兼教務主任一年半，專任教授二年。

我國各級學校課程標准，創始於中華教育改進社，由社員、老教育家黃炎培、經亨頤提議委託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主持。關於小學、初中、高中、簡師、普師、專科等六種音樂課程標准綱要，是劉質平起草擬訂的。
解放後，劉質平曾任山東師范學院藝術系教授兼音樂組主任、山東省音協副主席。

劉質平的著作有：《彈琴教本》（1923年泰東書局）、《開明音樂教程》一、二冊（1934年開明書店），與潘伯英、徐希一合編。《開明唱歌教材》一至四冊（1935年開明書店）。在福建音專及山東師院任教期間有《歌曲作法》一、二卷，《小學歌曲教材集》上、下冊，《中學歌曲教材集》一至三冊，《實用和聲教材》上、下冊，《對位法》、《鍵盤伴奏基本練習》上、下冊。1919年與吳夢非、豐子愷等發起組織中華美育會，出版《美育》雜志（為早期頗有影響的刊物），任音樂編輯，作有《予對吾國現有唱歌書之意見》、《歌曲研究會之成績》、《我國音樂教授的缺點》、《卿雲南風歌譜》等文章。

劉質平畢生從事音樂教育，造就人才甚眾。以早年任教於上海藝術專科師范、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為例，學有所成的學生有繆天瑞、王雲階、邱望湘、錢仁康、錢君陶、譚抒真、江定仙、喻宜喧、唐學詠、俞紱棠等。

徐志摩

徐志摩 （1897～1931）現代詩人、散文家。名章垿，筆名南湖、雲中鶴等。浙江海寧人。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返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1925年赴歐洲、游歷蘇、德、意、法等國。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後任主編。並出國游歷英、美、日、印諸國。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機墜身亡。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小說散文集《輪盤》，戲劇《卞昆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閑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

蔣復璁

蔣復璁(1898—1990)，字美如，號慰堂，海寧硤石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光煦曾孫。192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時梁啟超自歐洲購回大批圖書，與其叔蔣百里創辦松坡圖書館，復璁出任編輯。1924—1926年，在清華學校兼課。1926年北京圖書館建成，任該館編纂，負責中文圖書編目。期間刻苦鑽研，主張對傳統分類進行改革。

1930年，經浙江省政府選派，赴德留學，在柏林大學研習哲學，並攻讀於圖書館學院，同時在普魯士邦立圖書館任客座館員。1932年學成歸國。次年，派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多方奔走，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以籌措經費，並與世界各國建立交換關系，館藏外文書刊得以大量增加。1937年抗戰爆發，隨蔣百里出使意、德。次年初回國，即投入護送善本圖書西遷工作。1940年，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任首任館長。1941年初，冒險潛往孤島上海，搶救淪陷區的珍貴古籍，多方收購，達數萬冊。1945年抗戰勝利，奉命擔任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主持江南地區文教單位接收事宜。曾從戴笠手中收回舉世聞名的珍貴文物毛公鼎，又通過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收回日軍從香港劫走的珍貴古籍。此時，南京中央圖書館藏書已達100萬冊，國民政府授予勝利勛章，以為表彰。

1948年起，大陸善本圖書被分批運往台灣，復璁奉命參與其事。1950年，寓居香港教書。1951年去台灣大學講授國文。是年皈依天主教。1954年任台灣「中央圖書館」館長。1965年任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曾精印經過復制的歷代法書名畫，並主持影印出版《四庫全書》。在此期間，兼任文化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教授，並多次到美、日、韓國、前聯邦德國、比利時等國和地區考察訪問。曾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後得到過韓國成均館大學和美國聖約翰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以及羅馬教廷「聖額我略高級爵士」稱號。1983年退休時，台灣當局授予二級景星勛章。在此前後，又獲得台灣「教育部」金質獎章及「行政院」文化獎章。退休後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學識淵博，尤精圖書、博物。著有《珍帚齋文集》130餘萬字，主編有《徐志摩全集》和《蔣百里先生全集》。

許姬傳

許姬傳(1900—1990)，號思潛，海寧長安人。幼受家庭熏陶，8歲隨外祖父徐致靖讀書。徐是戊戌變法重要人物，思想開明，講授經史詩文以外，還教他弈棋、吹笛、唱崑曲、讀小說。1919年到天津，在直隸省銀行當文書。對京劇發生濃厚興趣，經常向京胡聖手陳彥衡學習譚(鑫培)派聲腔，並結交京劇界人士王瑤卿、楊寶忠、言菊朋等。

1929年南遷上海，在江蘇省財政廳當掛名差使，對戲曲鑽研益深。經常發表評論文章，前後有100多篇，頗有影響。1931年，梅蘭芳移家上海，姬傳開始與之往來。先後合編《抗金兵》、《生死恨》等劇本，在上海、南京公演。時值抗戰前夕，深受觀眾歡迎。抗戰勝利後，梅蘭芳重登舞台，姬傳正式參加梅蘭芳劇團，任秘書及編劇。建國後，梅蘭芳兼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姬傳兼任該院秘書。自1931年至1961年，梅蘭芳兼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姬傳兼任該院秘書。

自1931年至1961年梅蘭芳逝世，30年間，姬傳一直跟隨他到全國各地演出，並出訪日本，對梅蘭芳的藝術活動出力頗多。編有《梅蘭芳文集》，並與人合作撰寫了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憶藝術大師梅蘭芳》、《梅蘭芳舞台藝術》、《中國四大名旦》等，對梅蘭芳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還著有《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燕賞齋談藝錄》等，其中頗多藝壇珍貴史料。此外，精於文物鑒賞，熟悉書畫古物。又工書法，得「二王」神韻，瀟灑自如，行家評價很高。

賈祖璋

賈祖璋(1901—1988)，海寧黃灣人。1920年，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先後在長安、袁花任教。1924年，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任標本模型檢定員。1930年，轉任編譯所博物生理部編輯。結合本職工作，刻苦攻讀生物學，並自修英文、日文。

1928年起，陸續出版了《鳥類研究》、《動物珍話》、《鳥與文學》等科學普及書籍，深入淺出，生動有趣，深受讀者歡迎。1932年，進開明書店任編輯。1936年，任《中學生》編輯。此時，經常撰寫科學小品，後結集為《生物素描》出版。又編出《中國植物圖鑒》60萬字，收插圖2400餘幅，為植物學研究所必備。還編了《初中動物教本》、《初中植物教本》。1937年抗戰爆發後，先後任教於桂林、溫州。抗戰勝利後，回上海任開明書店編輯，編寫出《開明新編高級生物學》等書。1950年隨開明書店遷北京，主編《進步青年》。不久調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1958年起任科學普及出版社副總編輯。1970年退休，移居福州。1976年，任福建省科學技術協會顧問，並當選為福建省科普創作協會理事長。1979年，當選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副理事長。一生著譯科學知識讀物30多部。所寫科學小品熔知識性、思想性、趣味性於一爐，膾炙人口。《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一文，1980年獲全國科普創作優秀作品獎。該文與《南州六月荔枝丹》、《蟬》都被選入中等學校語文課本。

賈祖璋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和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員。曾任福建省政協第四、五屆常務委員。

吳其昌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廠，海寧硤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艱困，眇一目，刻苦好學。8歲即能日記數百字。16歲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受業於唐文治。好治宋理學。以才思敏捷，與王蘧常、唐蘭合稱「國專三傑」。例假日常懷燒餅坐圖書館中，攻讀終日。1923年畢業後至廣西容縣中學任教，並扶助弟妹求學。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從梁啟超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鑽研不輟，時有著作發表，深得王、梁兩先生器重。1928年任南開大學講師，後任清華大學講師，1932年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抗戰軍興，隨校遷至四川樂山，旋兼歷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吳其昌一生愛國。在無錫國專時，慨國事日非，曾上書政府，洋洋數千言。唐文治大為激賞，改杜牧詩贊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年參加三一八反帝大遊行，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面。慘案發生時，槍彈從他耳旁飛過，當即撲倒在地，方免於難。九一八事變後，與夫人諸湘、弟世昌乘車南下，謁中山陵痛哭，通電絕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動，傳為愛國壯舉。抗戰開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國難當頭為念，堅持講課、寫作。臨終前一月，應約著手寫《梁啟超傳》，僅完成上卷而卒，年僅40歲。

吳其昌是著名的文史學家。1936年，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在所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中曾為他立傳。生平著述頗豐，治學范圍廣博，除前所述外，於訓詁、音韻、校勘、農田制度等亦有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書契解詁》、《宋元明清學術史》、《金文世族譜》、《三統歷簡譜》、《北宋以前中國田制史》以及時論、雜文集《子馨文存》等。

❹ 武漢謹德教育咨詢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武漢謹德教育咨詢有限公司是青少年科研活動平台，致力於為不同年齡階段的中國學生研發學術科研課題，幫助中國青少年獲得完善的學術技能訓練。目前武漢謹德教育咨詢的產品覆蓋了人文社科，數理工程，商業金融，藝術設計四個核心專業方向。產品包含CIS常春藤科研項目，輔仁暑期科研學校，立德計劃三個主要板塊。2013年6月，CIS科研項目正式在雲南大理大理大學運營。
法定代表人：蕭邦平
成立時間：2016-12-15
注冊資本：2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420100000720916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光谷大道303號光谷·芯中心三期2-04棟一層02室

❺ 胡適的生平事跡

胡適生平：

1、幼年在家鄉私塾讀書。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學影響。曾求學於美國，師從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

2、"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原想20年不談政治的態度。於1962年在台北病逝。

3、1910年（19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26歲）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

4、歷任：

（1）1917年（26歲）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28歲）北大代理教務長、1922年（31歲）北大教務長、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國公學校長、1932年（41歲）北大文學院院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年（47歲）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2）1946年（55歲）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1957年（66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縣南港鎮（今台北市南港區））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5)輔仁暑期學校擴展閱讀：

胡適作品：

1、胡適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一生有眾多文學作品。胡適的作品有《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胡適論學近著》、《淮南王書》、《四十自述》、《藏暉室札記》等。

2、《白話文學史》是胡適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顛覆了文言文的正統，規范。胡適講述了白話文將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始一段新的里程碑。胡適以全面全新的思路和框架結構，揭露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特徵。

《白話文學》打破了前輩文學史中狹隘的框架，把視線延伸到更廣的文學領域，提高了中國文學史的內涵，它以全新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審視了中國古代文學。

❻ 魯迅的時代背景

獨立人格往往需要獨立的經濟關系為後盾，「四大自由」必須以社會經濟選擇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闊憑魚躍」和「籠中鳥有翅難展」都可作此解。雖則經濟的富裕有時伴以精神的貧乏，然而思想自主權和表達權必須有基本的生活條件支撐。

早在1923年魯迅就公然宣稱：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或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
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魯迅又指出：「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爭取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161—164頁。）

魯迅這段話已經說過了七十多年，魯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顯學和官學，然而，關於「魯迅和要緊的錢」，關於魯迅本人為經濟權所作的「韌性的戰斗」，關於魯迅經濟生活背景的考據和分析，長久以來卻被專家們所忽略或迴避。

本文試圖在這方面有一點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實證的方法而非純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實真相，恥作無稽空談。

以簡約、明確著稱的《魯迅日記》中，貫徹始終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經濟權」明細賬。魯迅本人對於金錢的關心程度，遠遠大於幾代魯迅研究者。專家們經常引證《魯迅日記》中交友、聚會、往來信函的記錄，卻很少注意他的金錢收支賬目。本文試圖從這些枯燥、瑣碎、而又頻繁出現的銀錢數字中，從另一個新的角度解讀魯迅。

我認為：離開了經濟生活的魯迅，決不是完整的魯迅。

本文主要根據《魯迅日記（1912—1936）》和新發現的《魯迅家用帳（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1923．8—1926．2）以及《魯迅家用收支帳（1926．9—1927．12）》，參照有關史料，如民國經濟史、貨幣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並對當時北京、上海等地知識階層的生活環境（衣食住行、校園教室、書市報攤、茶室飯館、娛樂場所的費用）加以考證和簡要分析，試圖說明「經濟權」對於魯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魯迅如何擺脫「官」的威勢、「商」的羈絆，傲然超越「權」和「錢」，從而保持了他的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魯迅的經濟來源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生於浙江省紹興。幼年時，家境從小康陷入困頓。1898年他17歲時，母親變賣首飾籌集8塊銀圓的路費（當時1塊銀圓約相當於百年後70元人民幣），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免學費、膳費，每月還有少量津貼。實習期三個月內有津貼300文（相當於3角銀洋，即今人民幣30元），以後逐漸增加，第一年有2兩銀子（當時1兩＝一千文）。不久轉入路礦學堂，1902年1月畢業。在這期間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從菲薄的津貼中用500文（5角錢）買了一本嚴復譯述的《天演論》。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學。據魯迅回憶：「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圓。」（引自《華蓋集續編》）而根據周作人的回憶：「魯迅那時的學費是年額四百圓，每月只能領到三十三圓。」（引自《魯迅的故家·魯迅在東京》一書）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歲時也到日本留學。1907年周氏兄弟合譯《紅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圓（約合今人民幣12000元），合同上註明千字2圓。（據《周作人回憶錄》第201頁）同時他還有一些著述和譯文出版，後來收入《墳》和《集外集》等。

周樹人在日本留學時期花費很多錢買書。據統計，當時購買的德文書籍共127種，貴重的如《世界文學史》10圓，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說《絞吏之繩》5角。購書占據生活開支的首要項目，並成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這時周樹人發表了《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並准備從事新文學運動，但卻於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國，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經濟負擔。後來魯迅在《自傳》中說：「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在家鄉做教員，月薪約3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1500元）。

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周樹人到了南京，由摯友許壽裳推薦，應首任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之召，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部員；部里供應食宿，此外每月發給30塊銀洋津貼（按購買力估算，當時一塊銀洋＝今人民幣50元）。由於政局變化，中華民國定都北京，4月底周樹人北上，8月定職為教育部四等「薦任官」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陳註：林志浩《魯迅傳》誤為「第二科科長」應更正，參看《魯迅研究資料22》第34頁），月薪200多圓，後來增加到300圓（按購買力估算，20年代國幣1圓＝今人民幣35—40元），主管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8月離開北京。在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後，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成為中產階層的自由職業者，以賣文為生，經濟收入得到保障，度過了他富裕而又艱巨的後半生。

魯迅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務員收入

中華民國一成立，魯迅就由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錄用，在教育部擔任公務員（1912—1926），時間長達14年，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起初津貼費60銀圓，不久
月薪定為200銀圓，後來增加到300銀圓。但是北洋軍閥政府由於政治腐敗、增加軍費、挪用公款而經常拖欠部員薪水和教育經費，1920年以後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發給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發給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後魯迅離開北京時，北洋軍閥政府還欠他兩年半的薪水。魯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

2. 教學收入

五四以後魯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職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後改為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集成國際語學校、中國大學、黎明中學、大中公學兼課，時間長達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500圓（發給半數銀圓、半數兌換券即紙幣），為時半年。後因意見不合離開廣州，1927年9月底經香港赴上海。此後除了有時在院校講演（如勞動大學）以外，未嘗擔任教職。

在魯迅一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這整整一年（在廈門和廣州各一個學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專任大學教授之所得。

3. 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這四年又一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次年改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摺合黃金490兩，相當於今人民幣44萬元，平均每年11萬元左右。這一筆固定收入，主要出於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秋任大學院院長，是魯迅的老上級、老朋友）對於魯迅的關懷，為他初到上海時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條件。直到1932年初被國民政府以「絕無成績」裁撤。

4. 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歷史》等論文在《河南》雜志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圓。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字是沒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時期，除1927年底—1931年擔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月薪300圓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賣文為生」，也就是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為生，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編輯費」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編輯費成為魯迅惟一的經濟來源。魯迅後期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2萬多元。作為自由職業者，這就是他堅持「韌性戰斗」的經濟基礎。

北京時期（1912—1926）

周樹人於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後立即住進「山會邑館」（當時改名為紹興縣館）單身宿舍，於燈畔寫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記：

「五日上午十一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約七時抵北京。」

次日坐騾車赴民國政府教育部報到，在社會教育司任公務員，時年31歲，正當「而立」之年。由此開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魯迅日記》就由這時展開，24年一貫（1922年的日記散失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來並於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難，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幾天間斷，但有始有終，內涵豐富，成為研究民國至抗戰前夕中國社會的寶貴史料。這是一個迄今尚待挖掘的寶庫。

我認為《魯迅日記》中最可貴而無可替代之處，是親筆精確地記載了這四分之一世紀中他每天的經濟收入情況。直到目前，為解讀20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經濟背景，魯迅的個人賬目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

為研討方便起見，我特將整部《魯迅日記》中，逐日記載的煩瑣數字加以統計、整理、歸納如下——

1912年，5—12月共收入11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時暫領取月津貼60圓；8月任命為社會教育司僉事以後，暫領取半俸125圓，到10月定為月俸220圓。）八個月來平均每月收入137．5圓。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請假回紹興老家探親）。本年共收入2586圓，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後薪俸增為240圓，但到12月僅發給九成即216圓。平均每月收入215．5圓。

1914年共收入3146圓，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發給九成，7月恢復全薪240圓，8月以後月薪增加為280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圓。

1915年共收入3263．1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公債利息少許。其中，6月以後扣四年度公債，平均每月實際收入現洋271．93圓。

1916年共收入3276．4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債利息。3月以後月薪增為300圓。（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為母親60壽辰回紹興老家探親。）11月全以紙幣發薪，不發銀洋（魯迅特意註明：中國銀行兌換券三成、交通銀行兌換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個月的薪俸，而且紙幣對銀洋貶值，所以，雖然月薪名義上增加而實際收入卻減少了，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圓。（陳註：因反袁稱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獨立，紙幣貶值，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兌換券100元＝銀洋75圓，甚至最
低到60圓。）

1917年共收入3650圓（其中11月發給銀洋150圓，兌換券200元，這說明當月兌換券貶值到100元＝銀洋75圓）。平均每月收入304．2圓。

1918年共收入3600圓，平均每月收入3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這一年日記收入情況有兩點值得重視：

（1） 魯迅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表小說與雜文，都沒有稿費記錄。據考證，當時《新青年》同人決定義務寫作，不計報酬。

（2） 銀洋與紙幣的關系，《魯迅日記》2月1日記：「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內銀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齊壽山換泉，共券六百得銀三百五十四圓」。這表明當月中國銀行紙幣兌換券更加貶值，100元兌換券＝銀洋59圓。此記載可供民國貨幣史研究者參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圓。月薪300圓未拖欠。《魯迅日記》載「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錢庄）以銀三一二換日金券五百」，說明當時國際匯兌率1銀洋＝1．6日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圓。

1920年共收入2640圓（因教育部拖欠三個多月的薪俸，收入顯著減少，雖然名義月薪仍為300圓，但實際上平均每月僅收入220圓）。這一年夏天魯迅接受了北京大學和高等師范（後改名北京師范大學）兩校的聘書兼任講師。因魯迅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務不多，中午以後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兩次分別到北京大學和高等師范各講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課程。開始講課時魯迅是不計報酬的，後來情況有了變化，詳見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圓（其中開始有講課費88圓，教育部薪俸2490圓。雖然有資料說魯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圓，即平均月收入應增為32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實際收入更為減少），平均每月僅收入214．83圓。

1922年日記缺失，僅存斷片，據許壽裳摘錄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圓。……（陳註：由上下文估計1922年魯迅應該收到教育部薪水數目為從1921年6月七成210圓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圓，共計456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況越來越厲害，除應補發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個半月的薪水。本年實際收入數已無法確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圓（其中稿酬69圓佔3％，講課費141圓佔6．1％；兩者合計佔9．1％，教育部薪俸2094圓，累積拖欠九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僅192圓。這一年魯迅的講學活動有所增加，不僅繼續兼任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兩校講師，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其間7月7日赴西安講學，先收暑期學校薪水100圓，8月3日收講課費並川資200圓。）本年共收入2611．78圓，其中講課費826．5圓佔32．5％，稿酬版稅703．28圓佔26．9％，教育部薪俸應得3600圓，實得1095圓，因教育部累積拖欠一年又六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圓。

1924年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有了一個轉變，他的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公職收入（教育部薪俸）少於自由職業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共佔56％，超過一半；而公職收入僅佔44％，也就是不到一半。從經濟收入上說來，魯迅開始了由公務員向自由職業者的轉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圓，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圓，佔58％，講課費705．5圓佔25％，稿酬475圓佔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圓。本年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從9月開始又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擔任這些兼職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圓，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圓，佔13．6％，稿酬1177．3圓，佔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講課費401．82圓，佔9．4％，廈門大學預支的薪水和旅費2100圓，佔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圓。

通過好友林語堂介紹，1926年7月魯迅應聘擔任廈門大學研究教授，收到廈大提供的旅費100圓和月薪400圓後，於8月26日攜許廣平離開北京南下。這是他生平一大關鍵性轉折。由此，魯迅徹底擺脫了官場的束縛，從經濟上正式成為一個甘冒風險的自由職業者。

作為這一轉折有兩個重要標志，其一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人權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頂頭上司、教育總長章士釗；其二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經濟權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並將內幕公諸於眾。

1926年8月魯迅決心離開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軍閥統治的黑暗、婚姻與戀愛的矛盾）之外，還有經濟生活上的鄭重考慮。而且經濟的因素很重要，這一點，只要細讀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和《端午節》、《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以及他與許廣平的通信，就可窺見端倪。

❼ ONPS國際暑期學校的關於ONPS國際暑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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